吴敬琏:中国经济两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
文化
2024-11-29 12:29
重庆
导语(刘胜军):吴敬琏是一位具有高度学习和反思能力的学者。从计划经济年代“苏联模式”的信徒,到耶鲁访学后的“认知革命”;从早期的市场经济倡导者,到后来坦言“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的觉醒者;从“吴市场”到“吴法治”,吴敬琏一直与经济改革实践同行。吴敬琏对中欧(CEIBS)有着深厚的缘份和特殊的情感:1984年,中欧前身中欧管理中心(CEMI)首届MBA学生入学,刚从耶鲁大学学术访问归来的吴敬琏加入CEMI任教,并成为学术委员会唯一的中方成员;吴敬琏向中欧建议开设“中国经济”课程,并受任教授这门课;他曾在中欧任教长达33年,有着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责任感,“我要站在这个讲台上,继续让更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能改变多少人是多少人”;2007年,吴老捐资设立了“吴敬琏学术基金”,每年捐出自己在中欧全部的工资收入。在校友积极响应下,到2023年该基金累计已超过1600万元;他是中欧首位“终身荣誉教授”,更是万千桃李心中高山仰止的终身之师;2015年,吴老又捐赠1000万元设立“中欧吴敬琏经济学教席”。在今年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大会上,吴老被授予“中欧30周年杰出教授贡献奖”,这背后是中欧人对他的尊重和感恩。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社会的支柱是士农工商,商是最末位的。但在市场经济里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靠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主要角色就是企业家。企业家最大的职能就是能够寻找、判断商机,而且根据判断敢于冒着风险去组织资源。所以一个市场经济能不能够有效地运作,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它有没有一个高质量的企业家群体。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起来的,所以重农抑商一直是当政者治国的一个重要信条,这对企业家的成长,对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来说却是弱项。而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是在几百年的打拼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它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社会机制。农耕社会却是一个熟人社会,它依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所谓人格化的交易,靠的是关系,关系是重大的生产力。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面,人与人的关系是高度社会化的,分工是深化的,所以它的运转要依靠契约精神,法治是契约履行的保障。于是就有许许多多新的社会观念、新的制度安排,这些要靠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去逐步形成,可能会推进很慢。因为我年老体衰就不可能对现状有很多接触,但是从我在中欧和过去工作的经验中,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似乎我们的学员也好,社会上关心现实问题的人们也好,都存在一种偏差,就是太急于、太着重于要对现象的问题做出解答,而忽视了这些现象问题背后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不搞清楚的话,现象和问题虽然五光十色、变动不居,但其实背后的基本问题是重复出现的。那有什么样的基本问题呢?我在中欧的教学后来编辑为一本书,叫《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分析了中国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另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或者叫发展方式,对于这两个问题必须抓住。当然这两个问题也千头万绪,一个体制问题就千头万绪,什么是它的核心呢?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主导作用还是市场起主导作用。市场起主导作用,是靠竞争形成的价格,通过这种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来引导资源的流动,使得资源能够配置在最有效的地方。用这样的基本问题去分析体制问题,对许多现象上的问题就容易看得清楚它的症结在哪里。
比如说,根据中央对去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分析,我看最重要的就是“预期转弱”。所谓预期转弱就是说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都不愿意做创新,不愿意投资,不愿意去冒风险。这里的问题就是要看一看为什么企业家的信心不足?他们希望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或者用党政领导的说法,就是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或者说形成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另外一个基本问题,是所谓增长方式或者发展方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就是,到底是依靠大量的投入资源,或者说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增加需求来拉动增长,还是主要靠通过改革开放提高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来实现增长。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其实在改革开放后这 40 多年中反复出现。用第一种方法就是放水,如果不能同时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杠杆率居高不下,爆雷的风险增大。所以要解决这些现象层面的问题,就要对基本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使得朝野能够合作一致地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当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很难在这种大的决策上发挥重要作用,可是作为企业家,至少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看清楚以后,并不是既然我无能为力,天下兴亡是肉食者的事情,跟我无关,于是就躺平了,或者采取逃避的方法。我们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积极的因素在经济里面仍然存在,而且全球在面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所以在一些领域中,创新创业的空间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对于大方向从长远的发展看有信心,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那些可能的生长点,运用企业家的配置资源、利用机会的能力,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理想主义者通常有很崇高的理想,但是往往也有一个毛病,就是认为乌托邦是能够很轻易地实现的,我对此不那么乐观。从长远看,我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和波动,所以从短期看,人们的理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2014年吴敬琏夫妇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及西南联大博物馆从我们 40 多年的经历看,波折是反复出现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多数人都认识到,停滞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又会形成一个共识,重新再推动改革开放。而且这个否定之否定往往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往往比上一轮还要更加完善。从这个大趋势来看,我认为人类的理想还是会占上风。更多探讨可进读者群交流。高质交流,闲人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