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OP创新区研究院产业运营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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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于12月3日发布的文章《深度关注丨护航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揭示了产业园区招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乱象。
其中，湖南省永州市纪委监委在全市产业园区开展“镜鉴”以案促改专项活动，深入剖析了宁远高新区的治理问题，堪称产业园区发展的警示典型。
宁远高新区的前身是宁远工业园，曾采用“中介招商”模式，导致大量资源浪费，腐败问题频发——
2017年至2020年间，宁远工业园与深圳无界产业园合作签约36家企业，实际入驻仅13家，其中1家债务缠身，3家涉嫌违法，最终9家停产倒闭。这场“招商盛宴”中，无界公司以每平方米150元收取招商服务费，其中50元成为“好处费”，分别贿赂给副县长邓传文和园区党工委书记蒋崇庆。
结果是：中介公司牟利，干部受贿，企业拿补贴，却空耗财政资金。
经查，二人帮助无界公司非法获取3055万元招商服务费，并分别收受140万元和190万元贿赂。2017年至2022年间，当地政府为这13家企业支付了2.59亿元奖补和1784万元退税，而企业缴税仅1747万元，这直接损害了地方居民的利益：
一方面，地方财政用于奖补的资金实际上来源于纳税人，招商的失败直接形成巨额财政损失；另一方面，资源浪费和营商环境恶化也削弱了园区对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导致区域经济增长乏力，最终让整个社会为其买单。
追根溯源，核心问题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透明监督。园区领导班子成员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破坏地方营商环境。此外，宁远高新区当时过于追求表面繁荣，将“满园”作为考核的核心指标，忽视了招商企业的质量与匹配度。这种“面子工程”心态不仅让资源错配成为常态，也让园区的发展方向严重偏离了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宁远高新区的治理转型，堪称一场“刮骨疗毒”式的反腐风暴。
2023年，园区启动了“镜鉴”以案促改活动，纪委监委深入挖掘，曝光并迅速处理了一系列腐败案件，快速止住“出血点”。
更重要的是，督促改变盲目招商，推动制度革新，如规范“三重一大”决策流程、优化招商模式。同时，严查历史遗留问题：追回违规发放的奖补资金1.21亿元，盘活6千多亩闲置土地。”
目前，宁远高新区现有298家企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尤为突出。
前三季度，宁远新签28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合同引资超49亿元；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达9.2%。
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谭双喜介绍，宁远高新区正探索产业基金招商新模式，由县财政局、县产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鼓励基金管理人或通过社会化募资方式组建产业基金，采用直投、子基金混合运作模式直接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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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腐败治理是其中一个老生常谈但始终关键的问题。
在宁远高新区的案例中，党政领导干部和中介机构联手从招商中获利，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还让园区的长期发展背上了信任赤字。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园区也屡见不鲜，权力集中和监督不足是主要诱因——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决策流程随意，资源分配不公开，直接导致了利益输送和资源浪费。
而透明化治理是破解园区管理乱象的关键。
美国著名的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Susan Rose-Ackerman曾说，“腐败往往发生在信息不对称和透明度缺乏的地方。提高透明度和加强公众监督是减少腐败的关键。”
一个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是——浙江义乌，义乌市近年来在数字化改革中迈出了关键一步，其最新上线的 招商智管系统 已成为招商引资领域的一面旗帜。
招商智管系统围绕“精准招商、项目落地、绩效评价、要素调配、优企服务”五大核心功能模块设计，提供了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工具。系统实现了从招商线索的收集、跟踪，到项目的落地和运营的全链条闭环管理。
每位招商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浙政钉”平台快速报送招商信息，了解最新政策，成为“全员招商”模式下的高效工具，而企业端则通过“企业直通车”与政府无缝衔接，实现从项目洽谈到落地运营的全程在线互动。
这一平台不仅提升了办事效率，还有效杜绝了人为干预。
“浙政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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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传统招商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局限性日益显现，特别是中介招商看似效率高，却常因利益输送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质量参差不齐。
但随着《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出台，真正的竞争力在于硬实力——真刀真枪吸引到企业与人才的实力。
世界级的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对城市也有深刻的研究，他在《Winning Global Markets: How Businesses Invest and Prosper in the World's High-Growth Cities》一书中说到：
没有几个城市认真研究过大中型跨国公司在投资城市选择方面有何偏好，对它们的决策过程更是缺乏了解，比如：
（1）影响大中型跨国公司决定投资城市的选择和业务扩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它们的决策过程是怎样的？
（2）影响企业、投资者和专业人才进行决策的其他因素有哪些？
（3）什么（信息，渠道等）对于企业选择投资城市的决策过程有影响力？
如果我们把企业看做是城市的“用户”，城市要从企业这个“用户”的角度去考虑影响企业发展，那么最重要的因素是哪些？
是市场吗？是人才吗？是供应链吗？是产业集群吗？是潜在的社会跟文化价值吗？
我们是否清楚目标企业的城市战略？是否了解它们的核心痛点？
我们是否具备针对性的优势和产业基础，以赢得这些目标企业的青睐？
科特勒总结了11种帮助城市吸引跨国企业的区别性特征，涵盖了城市规模、人口特征、物流运输、激励政策、产业集群、供应链等多个维度。
当然，这上面说的是跨国企业。
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企业是哪些，自己手上有哪些牌，并且这些牌面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真正的硬实力。
我们来看看三个硬实力要素：
人才、供应链、产业集群。
1，人才
过去，通过各种政策吸引来的项目很多最后都不了了之，原因有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留不住人。
沃顿商学院的彼得·卡普利教授就指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选址问题已经被‘人才’驱动：能否吸引到公司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他进一步说，硅谷很贵，但企业搬到那边是因为优秀的人才在那里。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大多数科技企业来说，选址问题核心驱动力是人才，更极端的，由一两位明星人才驱动的。
虽然大城市更容易吸引人才，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城市没有机会。
许多千亿级县城虽然规模不大，但他们在机缘巧合下选择了一个有未来的细分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做到极致，吸引到了核心的人才，核心的企业，当最顶尖的人才、技术、企业都聚集于此，那么这个城市就是这个行业的“首都”。
而吸引人才的方式也是多元的，不仅仅是通过“挖墙角”，还可以通过建立教育机构、职业培训以及完善生活配套设施等方式，不断优化和丰富人才生态系统。
2，供应链
2018年7月，特斯拉宣布在中国上海建立超级工厂。
为何选择上海？因为在全球范围内，能让特斯拉在4小时车程内打造“朋友圈”的地方屈指可数，而长三角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世界级的汽车产业链，能够满足特斯拉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高标准需求。
目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实现零部件本地化率95%以上，带动上游360家供应商、60家中国供应商进入特斯拉全球供应商体系。
Tesla美国工厂内部
特斯拉的鲶鱼效应带动了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完善了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全生态链：上海提供大脑“芯片”和智能网联，常州供应“心脏”动力电池，宁波则贡献“身体”的一体化压铸等关键零部件……
随着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从单打独斗到嵌入产业生态协同发展，企业选址的逻辑变得更加精细化——
比如，吉利在打造极氪时，就选择了将工厂设在杭州湾。这个选择并非偶然。杭州湾新区不仅连接了杭州、宁波和上海的“黄金三角”，高效地连接长三角的各大产业链节点。
而蔚来眼中的“性价比之王”在安徽，安徽共享长三角整体的产业协同效应，但它的造车和运输综合成本相较于沪苏浙低5%到10%，这对成本敏感的制造业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
可以看到，在长三角这个城市群内，新能源头部企业不再集中于某一城市，而是在整个区域内进行更为均衡的布局。
的确，上海作为总部和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位依旧稳固，但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选择在南京、宁波、合肥等地建立分中心，寻求成本和效率的最优解。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群内的各城市需要充分了解自身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切入点。
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成为“总部”或“研发中心”，但每个城市都可以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供应链核心、制造基地或物流枢纽等——把自己放在更大的区域视角去考虑自身的优势，依托独特优势，与城市群共成长。
3，产业集群
有位管理学家说过，企业经营最关键就是看两个指标：
“营收”、“成本”
所以企业选址无非也围绕2个因素——
成本更低；有更多的机会做大收入；
这两个诉求，在产业聚集的环境中更容易实现，
因为聚集会带来几大好处：
首先，企业们可以通过共享降低成本；第二，集群让招聘人才变得更加容易。
更重要的是，当人们聚在一起时，他们就会自动相互学习，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学习：当显性知识大致相当时，隐性知识就是竞争的关键要素。
黄奇帆先生在一次分享中提到了三种类型的集群化发展：
1. 产业链上下游集群：
2. 同类产品和同类企业的集群：
3.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群：
富有产业集群效应的环境容易吸引企业，集群也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并且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
所以很多企业就选择扎堆在一起，而且一旦扎下来，一般都不会动。
对于城市来说，分析自身已经有哪些产业集群，并且在发展中不断审视和优化自身的战略定位，推动产业集群的升级与跃迁；同时在招商时，不应仅仅关注单个企业的引入，更应思考如何通过引入某些关键环节的企业，来完善和强化本地的产业链条，从而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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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力的基础上，就可以出资本的牌。
因为在所有的关系中，资本所构建的关系往往是最为牢固的，同时在所有推动产业发展的因素中，资本所扮演的角色尤为关键，特别是在硬科技(tough tech)领域，资本的投入几乎决定了初创企业的命运。
MIT的The Engine与投资研究机构Pitchbook:《2023硬科技图景》
我们之前说到，硅谷的繁荣，离不开其强大的风险投资生态。
很多初创公司在本土或其他地方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移植”到硅谷来继续壮大。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因为硅谷不仅有钱，有关系网，还有具备收购能力的大公司和各类顶尖人才。
硅谷形成的“科技+资本”的创新模式，而这也是硅谷得以继续繁荣的秘诀之一。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也在加速推进“资本招商”战略。
通过资本的纽带，将当地的链主企业网罗到一个产业天团中来，借他们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相关企业，一方面基金为被投方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助力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另外一方面，产投服务通过资源引导对接，企业也能更好地在当地扎下根来，而不是优惠政策激励下的“候鸟”。
数据显示，2020年底，全国创投类引导基金设立数量524支；到了2023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数量累计达到2086只，增长非常迅速。
今年6月，北京设立了总规模达5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涵盖先进制造、新材料、商业航天、低碳产业等多个领域。上海也推出了总规模达1000亿元的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首批14只产业专项基金正式签约。与此同时，广州通过“市场+资源+应用场景”的新模式，推动资本协同型招商……
各个地方政府的举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资本驱动”的新招商时代。
业内普遍认为，通过资本的引导能实现更精准的产业投资，符合市场化规律的同时，优化了资源配置，推动了区域内产业的升级与结构调整。
然而，资本运作并非没有挑战。
最大的挑战在风险：
任何投资都不可能100%成功，现在人人都在学的合肥也有很多失败的项目，不过经过这些实战洗礼，人家合肥现在的投融管退都算是有相对成熟的体系了，即便是当年出手京东方、蔚来，他们也采取了抄底的谨慎策略，而不是盲目追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能复制合肥的成功经验。
此外，目前许多涉及投资的国企在国资委框架下管理国有资产，这套体系侧重于资产的增值和保值，而创业投资很难在短期内满足流动性和回报率的要求。如果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时间线和风险都将大幅提升。
尽管如此，资本这条路依然是要走下去的。
为此，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完善制度、扫清障碍。
今年以来，四川、广东、湖北、上海等地相继为国资创投“容错机制”开绿灯，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以前国资创投亏损容忍度普遍仅为20-30%，而如今最高已攀升至80%，政策“松绑”力度非常之大。
安徽早在2022年设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的亏损容忍度分别为80%和40%。今年以来，成都高新区推出容亏率高达80%-30%的全生命周期基金政策，武汉、湖南等地也相继制定容错机制，科技创新项目的亏损容忍度最高达60%。
各地正在探索更加灵活的容错机制，为国资投资注入新活力，助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
的确，招商环境已经大变天了，唯有坚持专业、坚守实力、拥抱长期主义，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不仅是对地方政府的挑战，更是整个社会对转型的期待。
我们相信，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真正实现从“内卷”到“共赢”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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