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书听了一遍，马上又看了一遍，因为实在太传奇了，传奇到以我的人生经验和认知只有将信将疑。一个出身于极端摩门派教徒家庭的孩子塔拉从没上过一天学，从小在垃圾场上拆破铜烂铁，常常受铁条插进大腿这个级别的分钟要命的伤，被哥哥语言和行动重度施暴。然后一个动念人生开挂，自学考上杨百翰大学，继而成为剑桥硕士，哈佛博士的故事，这本书比尔盖茨写书评推荐过，大概原因之一塔拉是盖茨奖学金受益者。
不仅仅是完成阶级跨越这么世俗，不仅仅是励志这么单纯，更不是怎样用一手烂牌打出王炸的方法论，不然我也看不下去。对一个完全没正常有接触过文明社会，没有和同龄人相处经验的女孩来说，与其说自学代数更难，不如说完成文明进程更难。而且她不是这个敌对现代文明的家庭走出来的唯一的孩子，她家出了三个博士，这是什么改命基因啊。
塔拉的爸爸显然有双向情感障碍，并以宗教的名义，把家庭成员禁锢在一座山中，孩子不上学，有病不去医院，活在受到政府武力攻击和世界末日的臆想中，这是很多极端教派的共同路径。其中来自家庭的暴力、血腥、惨案，惊得我肉跳，让人怀疑人类这是个什么物种啊。
要命的是，这一家人经历那么多大灾大难，都可以大难不死，成为占山为王，富可敌国的传奇。一切都解释不通，除非真的有庇护和神迹。这个家庭生产的精油、中草药膏、使用的顺势疗法这些东西，其实离正常生活并不远，远的是它们成为排他性的生存和治愈手段，加之他们家人轮番一次次从必死无疑中活过来，治愈让现代医学无力的重创，让周围人心服口服，以至于像信仰神一样信仰他们。
作者对这些无比矛盾的存在的描述，不是勇往直前告别扭曲原生家庭的直线式的表达，而是有禅宗中无常即常常即无常的影子。
自传体的《你当像鸟一样飞往你的山》出来以后，塔拉最依赖哥哥泰勒做了回应，他喜欢这本书，但是认为有些情节与事实不符。泰勒说，极端家庭，父亲不信任政府，捍卫持枪权都是事实。但他们父母不是从来没上过学，都上过一年左右大学教育，泰勒自己上大学也是父亲鼓励的，说家中需要一个工程师。塔拉书中所写的所受虐待，多数发生在他离开家后，之前则远没有这么严重，意思是他质疑书中描写的真实度。
泰勒的声明是很多人质疑《你当象鸟一样飞往你的山》的依据。我倒是觉得，来自亲人的质疑很正常，这还是来自她最信赖的哥哥的声音，如果来自她病态极端的父母，他们认为的事实肯定完全相反。
首先来自这样的家庭，塔拉没点妄想症没点精神病不太可能，她写的自传，估计百分之六十真实，百分之十臆想，百分之十杜撰，百分之十记忆错误，百分之十模糊地带。就算正常人的书写，如果有真实人物蓝本，都会让被书写人有被污蔑的感觉，他人视角就是地狱视角。就算完全写实，作者选择性书写也是常态。自传自传，那个自字，就是笔在自己手中的意思，没强调真实以及事实。
二
这一段因为《我的阿勒泰》电视剧爆火的李娟。她的文本创作算是散文体的纪实文学，她笔下的阿勒泰，会被当成田园大片看，足够诗情画意，足够远方，足够异域风情，足够激荡想象力。
李娟在凤凰卫视的直播采访中说，我写的细节是很短暂我很偶然的，不是我的常态，所以我在文字里尽量放大渲染它，去延长它，这些东西都是沧海一粟。但我体验到了幸福。我的讨好型人格也体现在文字上去，希望读者喜欢和接受。我做不到恣肆做自己，甚至损伤自己都感受和自尊，也要希望读者喜欢。
所以我有时候很讨厌我自己，很讨厌《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因为写的太讨巧了，那里面的确有我真实的感情，真实的意愿在里面，在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我精确地衡量的别人的情感，把握了别人的态度，这是一种算计式写作，当然也是真实的。像《乡村舞会》像《木耳》，都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但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写得挺好。我对自己有些失望有些厌弃。
李娟比其他写作者，有更多写作批判自觉。注意一下她的关键词，“算计式的写作”，“精确地衡量的别人的情感”，“把握了别人的态度”。阅读自传体写实体体文学时候都不要忘了这些，作者知道你们想看什么，会集中和放大地投喂什么，真实的远方，远远不止这些，真实的生活不是不够艰苦，一定是更加日常更加日复一日和不动于衷。
三
对专业作家来说，自传也是创作，也存在作品优劣问题。斯特凡·茨威格说过，在一切艺术形式中，自传是极少可能成功的，因为它是一切艺术形式中最有责任心的一种。
茨威格的《三作家传》，他说 “害怕别人讥笑，随时随地都会把一部自传引上最危险的歧途。”“艺术家最难于真实塑造的不是他同时代和任何时代的人，而是他的‘自我’。自我描述的成功率很低的，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种大胆行为的不可估量的困难。用书面语言描绘出个人的活灵活现的画像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
茨威格还讲了两个例子很好玩：让·雅克·卢梭看起来彻底坦白、懊悔地承认，他这位著名教育小说《爱弥儿》的作者，让自己的子女在育婴堂里变坏了。不过事实上，这种貌似掏心掏肺的供认，只不过是掩盖更让他羞耻的生理真相，那就是他很可能从来就没有孩子，因为他没有能力生育孩子。这个翻转很狄更斯啊。
托尔斯泰宁愿在他的忏悔里痛斥自己是嫖客、凶手、窃贼、奸夫，而不肯用一字一句承认这样一件小事，他一生中对他的伟大对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并向来对后者毫不宽容。想必对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来说，世俗的名状清晰的错或者说罪可以和盘托出，但涉及思想上的误判刻薄才是完全无法启齿的。
戈特夫里德·凯勒曾就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段讥讽过所有的自传作品。他说：“这个人承认七种大罪，可是有意隐瞒他左手只有四个手指头；那个人讲述和描写他的一切色斑和后背上的小胎痣，惟独对他所作的一次使他良心不安的伪证讳莫如深。”这有点类似娱乐圈公关，如果明星恶性出轨了，公关团队由于时候会抛出该明星身上更戏剧更吸引人的一些岔子，来转移视线。
这么说，不仅仅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人类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人类自己会把她打扮得尽量得体，最多抛出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低质量品格和过往，掩盖真正死也不能说的讳莫如深的内心羞耻。
有几个人有张爱玲写《小团圆》的勇气呢。但就算张爱玲的《小团圆》，不用胡兰成出手《今生今世》，让张爱玲的妈妈或者姑姑批注的话，估计也得是另外一本书。
茨威格说，在写自传的这个最虚荣的人本人（而且恰恰是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完人，不是像他想在他人面前表现的那样完美无缺。因此，他很想让他的丑恶的秘密、他的不足之处和他的狭隘浅薄跟他一起灭亡，同时他又希望他的形象活在人间。可见，羞惭是每部真正自传的永久的敌人，因为羞惭企图以妩媚的态度诱使我们不去真实地描述自我，而是按照我们希望被看到的样子去描述自我。
后面的私货：
我当记者时候，采访过一些名人，如果交流得好，话到深处，总会碰到禁忌，我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话，这事我不会说，活着时候不会说，死后也不会说。这差不多就是碰到需要修改的记忆之处了，不会对别人说，有朝一日自己用文字或者什么其他方式表达的话，比如自传，那一定是修改编辑过的，或者说买一藏一，用比较体面的弱点，把永远无法面对的黑暗掖好。这么说来说自我描述，也就是自传的确有一种不可能性，因为记忆是不可靠的，是会被修改的。不用名人，我们自己对自己昨天的经历，表达出来，都不可能百分百准确，都有意无意放大或缩小局部。
在这个基础上，回头再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从那样的家庭出来，修改记忆，编辑时间，不可能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