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 1909.11.19-2005.11.11
有人问我：美国企业界为何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风行“德鲁克神话”？
很显然，在财富日益异化为目的的物欲主义时代，组织、个人，尤其是企业家阶层，需要在锈铜铸就的物质丰饶的精神“荒原”找回一种意义，找到一种超脱于物质的关于商业的意义，关于组织存在的意义，关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德鲁克正是这样伟大的“意义诠释者”。
——田涛 《在悖论中前进》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科开创者，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奠定了现代管理学和社会生态学的基础，他的思想也影响和启迪了130多个国家的创业者和管理者。在德鲁克诞辰115周年之际，我们跟随华为管理顾问田涛一同回顾德鲁克的思想成就。
犹如田涛在新书《在悖论中前进》中的提醒：当我们将德鲁克的文章当作“包治百病”的管理的灵丹妙药时，当企业家将德鲁克的著作当作“芝麻开门”的管理敲门砖时，当某些人嘲弄德鲁克的著作不能立竿见影时，也许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并未真正了解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德鲁克。
《在悖论中前进》，将中外管理学思想、田涛个人思想与华为实践经验三合一——这是田涛25年担任华为管理顾问的深刻洞察，更是他40年管理思想的沉淀与思考。
田涛认为，“100多年以来，在每个经济时代，似乎都有某些管理假设和管理理论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假设和理论将每个阶段的管理学者们互为悖论地连接起来，德鲁克是传统工业时代与信息技术时代的两栖思想家，他深谙旧时代管理哲学的成就与缺陷，也洞悉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管理假设与理论，但它又是深植于传统假设与'旧理论'的老树之上的”。
如果德鲁克健在，任正非应该邀请他访问华为，德鲁克也许有兴趣研究作为一家东方的科技型大企业，过去30年左右，华为是如何管理以知识型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者的。
——田涛 《在悖论中前进》
注：以下内容摘自《在悖论中前进》
德鲁克，一位悟道醒世的管理布道师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彼得·德鲁克，一个独立于学府殿堂，同时独立于企业实践的“思想蝙蝠”。
无论是对“实验派”还是“实践派”而言，德鲁克都是那种栖飞于华丽檐屋之上的孤独的哲人，总是以那种上帝使者的口吻居高临下地为企业和企业家指点迷津，不容置喙甚至武断地指划道路。
有人问我：美国企业界为何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风行“德鲁克神话”？很显然，在财富日益异化为目的的物欲主义时代，组织、个人，尤其是企业家阶层，需要在锈铜铸就的物质丰饶的精神“荒原”找回一种意义，找到一种超脱于物质的关于商业的意义，关于组织存在的意义，关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德鲁克正是这样伟大的“意义诠释者”。
泰勒以降的管理研究，无论是实践派还是学院派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工具，大多受到以牛顿思想为主轴的自然哲学的暗示，以及受到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机械世界在精神层面、现实层面压倒性的胜利，很长时间让世界显得冷淡，非人化了。没有“宗教斗篷”带给人心灵的温暖，也缺乏可以嵌入全然一新的机械世界的新的道德秩序。个体普遍陷入赤裸裸的真实性中：追求财富增长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泰勒展现给整个管理世界的乌托邦愿景，也只不过限定于员工财富利益最大化与雇主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
这样的管理哲学虽然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是冰冷的、非人性的。它是如此冷酷和单向度，以至于将财富最大化变成了强加于我们人类幸福的唯一责任。坦率地说，在19世纪、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我们没有多少选择，因为人们生存于巨大的物质匮乏中，而且“上帝死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鲁克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管理学家，不厌其烦和不厌其详地指引人们：我们需要重建精神秩序，需要彼此相爱，否则，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将使人类异化成为畸形的“经济人”，那将是人类的末日。
100多年以来，在每个经济时代，似乎都有某些管理假设和管理理论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假设和理论将每个阶段的管理学者们互为悖论地连接起来，德鲁克是传统工业时代与信息技术时代的两栖思想家，他深谙旧时代管理哲学的成就与缺陷，也洞悉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需要一种新的管理假设与理论，但它又是深植于传统假设与“旧理论”的老树之上的。
事实上，德鲁克是在复活一种古老的梦想：我们最终要在尘世建立起一个完全自由的、善的社会。这一思想的源头来自《圣经》。
我个人以为，理解德鲁克有三把思想钥匙：一把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把是霍博兄弟的《清教徒的礼物》，一把是德鲁克青年时代的巨著《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此著作是德鲁克后面几十年全部管理思想的基石。
韦伯是伟大的意义制造者，他系统性地赋予商业活动以神圣性与泛宗教伦理；霍博兄弟是否受到韦伯影响无可考据，但他们著述的《清教徒的礼物》中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生目标不管多么模糊，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建造人间天国”，从而为商人、企业家阶层确立一座高耸于财富追求之上的使命与价值观的“十字架”：商业不仅仅是创造物质价值，而是物质与精神追求的复合体。
霍博兄弟认为，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都可以从自身文明体系“寻根”，从而构建有自身特色的使命与价值观，比如儒家哲学之于中国企业，武士道精神之于日本企业。霍博兄弟的思想明显受到了德鲁克的影响，而德鲁克也在生前对《清教徒的礼物》充满了期许。
无论是韦伯还是霍博兄弟，尤其是德鲁克，他们都是卓越的理想主义、人道主义管理思想家，毕其整个学术生涯将信仰、理想、爱与善意的玫瑰花揉捏、搅拌进世俗追求的“欲望之锅”中，期待财富创造的全部活动过程变得更人性化，个体和组织的活动界面变得更友好，商业和各种组织的生存环境变得更美好，更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与和谐发展。
不少企业家和管理者在阅读德鲁克的某些著作时，常常有“阅读不下去”的感受，这样的感觉也无疑是真实的。这也许是“道”层面的德鲁克与“术”层面的德鲁克的割裂所造成的。
当德鲁克的思想盘旋于形而上的“天空”时，他是“上帝般的存在”，他让那些执念于用金币堆积生命的庸常之人觉悟或自惭，让灰色的组织之树变得灿烂明亮；但当德鲁克从思想的天空降临于实践的大地时，德鲁克的某些认知、某些言之凿凿的断论、某些操作性的看法、某些琐细寡淡的文字表述，则是“平凡学者论平凡事”，“上帝的神通”不再神通。
当我们将德鲁克的文章当作“包治百病”的管理的灵丹妙药时，当企业家将德鲁克的著作当作“芝麻开门”的管理敲门砖时，当某些人嘲弄德鲁克的著作不能立竿见影时，也许我们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并未真正了解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德鲁克：
他是一个意义创造者与诠释者，而不是工匠或者解决具体问题的管理工程师；他是管理哲学家，而不是管理咨询师；他是悲天悯人的思想家，而不是街头摆摊的“卜卦先生”或者天桥玩杂耍的“魔术师”。
如果德鲁克健在，任正非应该邀请他访问华为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德鲁克在将近30年前说过：过去100年，非知识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提升了50倍，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管理知识型劳动者。
如果德鲁克健在，任正非应该邀请他访问华为，德鲁克也许有兴趣研究作为一家东方的科技型大企业，过去30年左右，华为是如何管理以知识型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动者的。
华为向美国企业学习到了许多管理知识型劳动者的道与术，同时华为自身也形成了一系列对知识型劳动者进行管理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创新性的理念、制度与方式，这包括又不仅包括：既要给人的大脑“称重”和“定价”，又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既要给人的大脑产生的当期结果与贡献“定价”，又要给人的大脑产生的预期价值“定价”，还要给人的大脑产生的无法预期的价值“定价”，同时还要给人的大脑产生的“失败的成果”进行“定价”。与此同时，还必须对知识型劳动者进行系统的、高频度的使命牵引和愿景激励以及价值观管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知识型劳动者的激励管理，必须是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相融合的多元激励。必要条件包括：薪酬、奖金和福利，股权激励，权力激励。而这三重必要条件的基座是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的公正性。
第二，激励的必要条件并不能让劳动者，尤其是知识型劳动者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在必要条件的前向激励下，还必须构造激励的充分条件：使命激励和愿景激励。
第三，良好的激励文化与激励机制应该立足于让有饥饿感的人有责任感，让有责任感的人有获得感，让有获得感的人有成就感，让有成就感的人有敬畏感（敬畏法律、制度、规范等），让有敬畏感的人有使命感。
彼得·德鲁克，曾经以长达18个月的时间观察、解剖和研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他虽不是企业人，但他是与生动丰富、跌宕起伏的企业实践、企业故事贴得最近的伟大旁观者，是一个理性而有温度的实践解剖者。
——田涛 《在悖论中前进》
本期策划：Burt
编辑：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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