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共情关怀，不要共情忧伤

伊芙·埃克曼（Eve Ekman）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奥舍整合医学中心（Osher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的研究员，正在开辟一个帮助医生调整共情的项目。

她开始这项工作纯属偶然。10年前，伊芙还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在旧金山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上夜班。这是一项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但伊芙从艺术和大自然中找到了慰藉。她说：“我看到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于是总会努力用美来平衡。”

她知道医院正通过共情训练来缓解医生的压力，认为这会有效果。她想：如果想放松一下，就去喝杯啤酒吧。2006年，她的父亲、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与一位学者达成一致，共同主持一个名为“培养情感平衡”的教师培训项目。但就在项目开始前，她的父亲保罗病倒了，伊芙同意替他代劳，这无意中改变了她的生活。

从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认识到了全心投入的医护人员承受的负担。而当他们转而以疏离的关怀为目标，忽视自我感受时，新的风险又出现了。专业医护人员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用安东尼·巴克的话说，“未经审视的情绪”会以有害的方式突然出现。忽视自我感受的医生做出的诊断不太准确，且更有可能将沮丧发泄在患者身上。未经审视的情绪也会影响医护人员的生活，使他们更容易失眠，也更容易与家人发生冲突或酗酒。

好消息是，医护人员可以与自身的情绪合作，而不是对抗。巴克鼓励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内心，像诊断患者的病情一样诊断自己的情绪。当护士遇到一个与自己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白血病患者时，她可能会感受到巨大的悲伤，此时，她应该留意那些压倒自己的迹象。要做到这一点，医护人员必须准确地调整自己对患者的感受。心理学家将这种能力称为“情绪粒度”（emotional granularity），在这方面，一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被试写两周的日记。每天，他们都会回忆自己经历的最强烈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让他们感到多么快乐、开心或愉悦，又有多么紧张、愤怒或悲伤。

有些人的内心对情绪很敏感，如与伴侣吵架会让他们很生气，有些羞愧，还有些悲伤。另一些人则会对自身的情绪进行整体体验，例如，当某天感觉不太好的时候，他们只是觉得糟糕而已；他们会将所有的负面情绪汇集在一起。那些能够准确定位自己感受的人可以更轻松地控制自己，并从困境中恢复过来。

通过了解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改变情绪，就像一个手拿详细地图的人可以找到走出森林的道路一样。情绪粒度高的人在其他方面也会获益。例如，与情感生活更迟钝的人相比，他们酗酒、参与暴力、罹患抑郁症或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更低。

科学家曾以看待共情的方式来看待情绪粒度，并将其看作一种特质：人要么拥有，要么不拥有。但新的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学会识别自己的情绪感受。在某个研究项目中，研究人员教给学生一组精确描述情绪状态的单词，然后帮助他们反思自己的感受。通过该项目检验的学生被老师评为更友善、更冷静，他们的成绩也有所提高。

保罗·埃克曼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绘制出了愤怒、恐惧、惊讶和其他情绪的特征，而他的作品使他成为心理学界的巨人，同时也影响了流行文化：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和电视节目《别对我撒谎》（Lie to Me）都是基于他的思想制作的。这也意味着，他的女儿伊芙成长在一个对感受高度敏感的家庭。在急诊室，伊芙注意到同事在共情方式上的不同：有些人共情过度，变得愤世嫉俗，精疲力竭；有些人则几乎不为所动。伊芙想：他们在疏离与悲痛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我们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接替父亲进行情绪与正念训练后没几天，伊芙就得到了答案。她意识到这些练习远远超出了放松的范围：它们是调节情感生活的一项古老的技术。在有些人看来，同情意味着关心他人而不承担痛苦。伊芙说：“这种分离很合理，但如果分离太过了，就成了‘是那个人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而如果这种分离没有发生，我们就会与周围的苦难过度共情。”

此外，心理学家也对共情痛苦（empathic distress）与共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做了类似的区分。

共情痛苦是情绪共情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替代性地承担他人的痛苦来感受他人的情绪。共情关怀则意味着因他人产生情绪，并想要改善他人的生活。共情痛苦和共情关怀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他人的痛苦伤害了你，你完全有理由帮助他们，以便让其感受好一些，但不需要与其共同经历痛苦。二者之间只存在微弱的联系：一个经历过深度痛苦的人不一定会对他人产生深度关怀，反之亦然。

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也会激发不同的行动。容易共情痛苦的人会逃避他人的痛苦，如拒绝做志愿者，因为这将导致他们自身处于情绪化的状态之中。倾向于共情关怀的人则不会如此。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读到一个悲惨的事故，事故发生在一个同龄人身上，然后研究人员分别对他们的共情痛苦和共情关怀的程度进行了评估。之后，他们将有机会帮助受害者。研究人员进行了这样的设计，以便一些学生能够很容易地选择不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永远不会面对受害者本人，而其他学生则不能。

结果显示，那些经历过共情痛苦的人在别无选择时会提供帮助，在可能的情况下则会选择逃离；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经历过共情关怀的人都会选择提供帮助。

对照顾他人的职业人员来说，了解这些状态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共情痛苦会促使人们逃避他人的痛苦，但照顾者如果不放弃自己的岗位，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事实上，在不同类型的共情中，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只有经历共情痛苦之后，才会产生职业倦怠。共情关怀则提供了一种与患者进行情感交流的方式，而不用担负患者的痛苦，这使得倾向于共情关怀而非共情痛苦的医护人员更不容易遭受共情性伤害。

换句话说，共情并不一定会导致职业倦怠的产生，相反，经历合适的共情或许还会预防倦怠的出现。

有一天，我问莉兹，对于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目睹的种种苦难，她是否曾对自己坚持下去的能力有过怀疑。她回答道：“我没有怀疑过，这就是我从事这一行的原因。我喜欢照顾危难中的人。”当然，她指的不是从冰激凌中得到的欢乐，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帮助家庭度过最艰难时刻的能力。莉兹是一个精神力量强大的人，她认为那些时刻“优雅而美丽”。

莉兹曾告诉我：“所有这些情境都有其目的和意义。”与她共度一段时光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她有一个与共情关怀密切相关的高共情基准点。多年来，这一点使她既帮助了那些家庭，也保持了自己的乐观。

有天赋的人常常很难想象缺乏天赋的人的情况，就像数学家可能不明白那些不理解复杂方程的人的感觉。我不清楚莉兹是否知道，如果没有她那顽强的毅力，这项工作将会多么艰难。她告诉我：“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特质。”

如果接受罗登贝瑞假说，那么拥有像莉兹一样的共情特质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一系列相应特质的人，就是为照顾他人的职业而生的，而其他人则应该找其他的工作。但就像人们可以从整体上提升或降低共情一样，人们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没有莉兹一样的基准点的人，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来应对紧张的情况，以便使自己免于精疲力竭，也可以通过改变照顾方式来帮助自己。

正如前文所述，神经学家塔妮娅·辛格和她的团队通过一系列练习来帮助人们建立共情，他们还利用这些练习促使人们产生特定类型的共情。

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中的一些成员正通过共情训练来减少痛苦。正如一位护士描述的那样：“当你与某个家庭进行紧张的交谈时，你会想到自己有所依靠。而这么做会避免让你陷入不良的循环中，在这个循环中，你承担着他们所有的情绪。这种做法会将你与他们分开一些。”她还用自己的祈祷语对练习进行了补充：“这不是我的悲剧。”

研究人员现在正系统地测试共情训练对医护人员的影响。在大约十几项研究中，完成了基于共情训练项目的医护人员感到疲惫和痛苦减少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同时在实践中报告了更多的共情。伊芙正将这些要点联系起来。

她认为，通过共情关怀，医护人员可以在联结他人与保护自我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在伊芙的工作室里，住院医生练习放弃无益的共情，这种共情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拯救患者的英雄般的需求，但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产生羞愧。虽然伊芙现在只评估自己项目的效果，但新证据表明这个方向的前景很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践行了与此类似的项目的医学生报告说，他们对患者更为关心了，自己也更少抑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