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猎到游牧：读王敖的《子虚赋》
臧棣
如何想象世界，说白了，其实就是如何面对生存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世界曾是一座园林。也就是说，通过布置一座园林，宇宙的面貌也就被仪式化了。园林是宇宙的无声的代言者。园林也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表白，它既包含多种变体，又无限开放。它可以是皇家猎苑，可以是宫廷花园，也可以是私家花圃，或是桃花源。其实，园林作为一种解释世界的原型，不独为中国文化所有。《圣经》文化的基本隐喻也包含着对园林的想象：伊甸园即被塑造成人类的理想环境。及至近代，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所称的“象征的森林”，也可归入此种人文视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象征的森林”不过是把“园林”作了原始主义的处理；让“园林”在原型意义上脱去袖珍的审美外套，纵容“园林”回归到一种高贵的野性状态。
如何回归？波德莱尔使用的是寻求对应物的方法。而王敖在《子虚赋》这首诗中显示了另一种路径：即通过语言的幻象能力，通过创造诗意的记忆，通过还原生命情境的基本面貌，我们或许能回到一种觉醒状态。王敖在《子虚赋》中所作的基本工作，就是暗示，生命只有作为一种情境才能实现它的意义，它包含的审美能量也才能被释放出来。
从古至今，诗，一直在酝酿自身的力量，把生命带入情境。这种努力也反映在最优异的中国古典诗歌写作中：人生的境界不是一种人格现象，而是一种审美状态。《子虚赋》这首诗所采用的回忆视角，就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回溯。表面上是回溯，是“沿着血液回忆”，进而翻越“家”与“门外的世界”的界限。这种翻越也是借回忆来重新安排自我和外界的关系。调整后的关系涉及到“梦”与“醒” 这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这也是生与死之间的意识较量。较量的场域，既是我们的身体，但又不限于此，它也是我们所置身的一种生存情境。对此，诗人提供的最新的描绘是：
……门外的世界是
绿色的葫芦，我曾在那里边插秧，边幻想——
划出一个奇迹，……
这里，“边插秧，边幻想”非常出色地暗示出了劳作和梦想的关系。劳作的本质就是梦想，劳作就是“我有一个梦”。梦，幻想，也离不开劳作。幻想和劳作互为本质。劳作就是幻想的能量释放。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东西。当然，这东西也确实看起来有点古怪。它或许就是司马相如在他的《天子游猎赋》中所说的“怪物”。然而，在我看来，这则典故却包含了最好的审美政治的隐喻：没有这怪物，我们就不会有生命的奔跑；没有这样的奔跑，我们也就不会走出宇宙；不会去渴望实现一种生命的超越。换句话说，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为王敖的这首诗提供了什么本事的话，那么，这个本事就是“游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游猎即劳作。所以，游猎并非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也不放说，没有这样的游猎，我们的感觉就不会敏锐到无畏。没有从游猎到游牧的转变，正如王敖在诗中显示的，我们就不会“咬开”我们的“炼狱”。
此外，对当代诗歌而言，王敖的《子虚赋》还有一种特殊的示范作用，亦即作为诗人，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不是鼓捣什么口语化和拒绝隐喻。你是不是诗人，这是命定的，这是一种无边的隐喻。如果你是，你就必须要学会在幻象的意义上使用语言。否则，就按维特根斯坦讲的，最好保持沉默。
附诗
子虚赋
我静卧在家里，门外的世界是 绿色的葫芦，我曾在那里边插秧，边幻想—— 划出一个奇迹，然后把它忘记，就像我入睡以后 也会在水面行走，但什么也不创造—— 每当我醒来，都会发现几道伤痕—— 让我翻动身体，沿着血管去回忆 梦里发生过什么，我滚动几个酒瓶，听听它们
地震前的回响，我拿出一小瓶去年的花粉 它们仍让我打喷嚏，最后我咬一个桃子 如果这就是炼狱，我会继续追着自己 不知去向，无法返回吗？身边的这枚行星 它是划破我手臂的小齿轮吗？ 而我的眼睛，是地球外的一种水母，最喜欢看火焰 还有醒来的茫然，带着丝丝痛楚——那是不存在的怪物 和我激烈碰撞后的一滩水，比我更快地变成了烟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