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圈里，一些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整天粉饰北大的人早都删除了，但今天还是看到有人转发陈平原的文章。（详见：陈平原谈两关）
该文展现了文科学者面对政商届的压抑、委屈和不甘，但也折射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
比如，下面的段落：
“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
这位老同学实在令人赞叹，能说出“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 这样精准的金句。可惜，陈平原未能由此进行起码的自我反省，而是以“官员”为标准进行了道德上的辩解，这也是文科教授总是以政商利益为参照系的一种自卑加自恋的反映。
文章最后的一段是这样的--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陈平原显然没做到他主张的，名位和金钱这两关都没过。2008年-2012年，他自述：“一个偶然的因素，我成了北大、中大的双聘教授。半年北京，半年香港，说起来很惬意。” （陈平原：《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
后来，陈平原痛陈该系教学不行，“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四年，任期很快就要到了，总结这四年没有达成的目标，第一条就是：“以教学为本”无法真正落实。” （陈平原访谈）
实际情况是，这四年就是2008年-2012，陈平原作为系主任接受香港高薪，长期不在学校，系务都交给了有侵犯学生历史的沈阳。如今有何颜面为教授的道德塌方辩护？
但如果跟政商界相比，陈平原就觉得自己所得的那些约等于零。所以还是借题发挥，戴上民国知识分子的面具来安慰自己，说“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