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人们又把“龙”，比作封建皇权的压迫。近代的时候，“龙”早已不只是本国的“龙”了，那是一头来自于西方的魔龙，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是它的龙头，各国政府是它的龙身，殖民地买办阶级是它的龙尾，贸易、枪炮、军队......是它凶残的爪牙。
正是屠龙少年毛润之及其同志们带领中国人民的坚持探索和实践，才能彻底将恶龙掀翻在地，一剑封喉。
屠龙少年毛润之告诉人们：问题的关键不是恶龙本身的问题，而是存在一个让恶龙生生不息的土壤。恶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自私自利、弱肉强食、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体系。
一天不打碎这个体系，就有人天天向往着成为恶龙，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严防死守，恶龙终究会诞生，或者说，大家都会成为恶龙的一部分。但是，只要生产关系变了，“恶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屠龙少年，教会了我们一切，让我们明白了自己的力量。然而眼下的新情况，又该如何面对？新的社会压力不断撕扯着整个社会，不确定的未来，艰辛的生活，我们又当如何？
上下求索，我们不禁发问，屠龙少年毛润之何以参研出一整套屠龙战略战术？
破解屠龙少年毛润之的精神世界密码，殊为必要！
这都要从毛主席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一个生活方式谈起，那就是——酷爱读书。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主席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主席在波澜壮阔的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风云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博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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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刻也不停下来。
毛主席是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十一次，用时两小时五十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四时三十七分，七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很感人，已经不仅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了。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毛主席在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
对此，毛泽东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去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
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
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
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和“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毛泽东的书单》是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此书从毛泽东所阅读过的书目，探寻了他从懵懂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经历；揭示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孕育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历程；讲述了毛泽东反对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探索过程。
毛泽东的精神和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终其一生对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阅读思考的结果，是马列主义的种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的结果，是伴随各种错误思潮倾向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之对立、斗争、批判的结果。
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的书单》，就是要追寻伟人成长的道路学习成长，学习他那种学习他人思想、形成自己思想的学习方法，以学习为武器，以学习为方法，无目的不读书，无思考不读书，无结果不读书，使读书真正成为我们成长的阶梯、生活的习惯及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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