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巴塞利兹最新个展"A Confession of My Sins"（我的忏悔）目前正在白立方伦敦柏蒙西进行，这也标志着艺术家时隔八年后再次重返这一空间举办个展。本次展览呈现了巴塞利兹一年来在工作室紧密创作的成果，一系列新作中包括了多幅大型油画及精选纸上作品。
现年86岁的艺术家回顾了其过去60年的创作实践，并在暮年之时反思了他一生的生活经历及艺术创新，在向重要的灵感和主题致敬同时，亦挖掘出了他年轻时的绘画参考。"我把自己童年早期画的老鹰、雄鹿、母鹿、狗等都放在了文件夹里，"巴塞利兹说道。"我时不时看着他们，然后思考那是一段好的时光，还是一段糟糕的时光？"
在多幅引人注目的个人肖像作品中，艺术家以自己和妻子作为探索的主题——这也是他近期绘画的重点。在画廊9x9x9展厅中，《床上的画家》（Der Maler in seinem Bett usw., 2023）与一系列纸上作品一同陈列，以柔和、幽暗的白色调描绘了艺术家和他的妻子埃尔克·巴塞利兹 (Elke Baselitz)。黑暗的背景笼罩着两个坐着的人物，让人想到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为其母亲绘制的肖像画《灰与黑的排列，1号》（Arrangement in Grey and Black No. 1）。巴塞利兹十分着迷于惠斯勒的肖像画，认为"它有一种力度"——形成于人物灰暗的服装与柔和的墙面的对比，以及用于强调人物质朴特性的平整构图。
正如艺术家所思考的那样，作为油画人物的对应物而展出的纸上作品，犹如"一条横亘于两个池塘间水坝"，这一隐喻也反映了巴塞利兹童年所成长的环境——一个坐落在森林湖泊间的萨克森州（Saxony）村庄。巴塞利兹重返童年故土的风景图像，描绘了如《蓝眼鹿》（Blaue Augen Rehe，2023）中的当地动物，亦让人联想起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兹·马克（Franz Marc）的动物习作。
作家马丁·盖福德（Martin Gayford) 在收录于展览图册中的一篇文章表示，对于巴塞利兹而言，人类和非人类的区别几乎不存在。对于乔治·斯塔布斯 (George Stubbs) 描绘一匹马的肖像作品《Whistlejacket》（1762)，巴塞利兹十分迷恋画中的马所表现出的惊人个体性。他说道："我觉得这很棒。当你在动物园或是站在关着猿或黑猩猩的笼子前，你可能会发现某个相似之处。但你真正应该发现的是一种个性。"
法国诗人及剧作家安东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是巴塞利兹最早也是持续关注最久的对象之一，他的形象也出现在本次白立方2号南展厅的两件画作中。《机器两次描绘安东尼·阿尔托》（Die Maschine malt zweimal A.A.，2023）呈现了一个充满异样感的中性人物的双重形象，他们其中一个或是两个人都可能是诗人阿尔托，而他们的长发也类似于1940年代阿尔托的发型。第二件作品《阿尔托波浪形卧室中的藤条沙发之外》(Beyond the Rattan Sofa in Wave Form Artaud’s Bedroom，2023）则直接提及了阿尔托的名字，任何残留的人物痕迹都陷入了一堆纠缠的黑色线条中。
巴塞利兹对阿尔托的痴迷着实对他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为了打破战后德国的自满情绪，巴塞利兹与他的战友欧根·舍内贝克（Eugen Schönebeck）起草了《混乱宣言》（Pandämonische Manifeste，1961-62）。这份结合了文字和图像的艺术家宣言充满幻想与争议性，而阿尔托及其有关危机的激进美学主张正是宣言的重要试金石。
个人与危机的对抗推动着巴塞利兹和他的创作，而抽象在其中起到了废除图像的作用。"我出生于一个秩序、景观、民众以及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他在描述战后德国时如此说道。然而，巴塞利兹将他所经历的破坏用于不断重塑中，在这组新作品中引入了新的元素，例如开始使用尼龙袜作为拼贴材料——这也令人想到了达达主义艺术家汉娜·霍赫(Hannah Höch)。盖福德写道，"要在八十多岁时开始使用拼贴的手法，这需要很大勇气。"巴塞利兹坚定地表示："我只讲述我的过去，一直如此。可以肯定的是，那也是我，但是一个不同灵魂、带着不同意图的我。"
回顾25年前与巴塞利兹的第一次相遇，盖福德回忆起艺术家曾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画家在作画时真正在做的是描绘一个他们当时所在的情景：他们画的是动作。"巴塞利兹的最新作品证明了这一观察十分具有先见之明，在他的许多画作中出现了明显统一的棱角分明的标记。这是因为巴塞利兹长期在地上作画，辅助他行动的助行架以及装有其他工具的手推车在画布表面留下了移动后的条纹。如今，这些印记成为了艺术家时间的记录，从字面和隐喻层面都指向时间的流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