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期推荐潘民中先生文章《河内人才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该文集中考证论述了曹魏政权中的河内郡人才群体，包括司马懿之外的韩浩、司马朗、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司马芝、张范、张承、司马孚等，并对他们对曹魏政权构建中发挥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进行了阐述，丰富了我们对曹魏政权发展历史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最早的类书《皇览》编纂者王象的考述和涉及“建安七子”的描述，让我们对曹魏文坛有了一个独特视角的了解。该文堪称是潘民中先生的人才理念在其史学研究中的集中体现。（王宝郑）
河内人才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潘民中
东汉一代，河内郡地处京畿。这里背依太行，面瞰黄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东北冀、幽二州诸郡，北方的上党、太原，西面的河东、京兆、冯翊，通往京师洛阳的大道在这里交汇，交通发达。优越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史称：河内“表里山河，土广民殷，又多贤能。”（1）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在重整山河，统一北方，建立曹魏政权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延揽河内郡人才。河内人才在曹魏政权中占有显要的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本文所论河内人才，是指建安年间（196——220）为曹操所用，步入政坛的河内籍士人。他们是韩浩、司马朗、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司马芝、张范、张承、司马孚等（司马懿虽属河内人才，但其事迹显赫，众所周知，本文不拟作为研究对象）。先分别述其身世于下：
韩浩，字元嗣，河内人。“汉末起兵，县近山薮，多寇，浩聚徒众为县籓卫。太守王匡以为从事，将兵拒董卓于盟津。时浩舅杜阳为河阴令，卓执之，使招浩，浩不从。袁术闻而壮之，以为骑都尉。夏侯惇闻其名，请与相见，大奇之，使领兵从征伐。”（2）曹操发现韩浩是个人才，迁护军。
司马朗，字伯达，出身于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世家大族。其高祖司马钧系汉征西将军，曾祖司马量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祖父司马俊官至颍川（今河南禹州）太守，父司马防“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3）司马朗“年二十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成皋令，以病去，复为堂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时，民有徙充都内者，后县调当作船，徙民恐其不办，乃相率私还助之，其见爱如此，迁元城令，人为丞相主簿。”（4）出为兖州（今山东兖州）刺史。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县人。《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载：“林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其妻常自馈饷之。”（5）董卓之乱，常林避难上党，耕种谋生。曹操据有冀（今河北中南部）、并（今山西）二州，并州刺史梁习把常林推荐给曹操。曹操任以南和（今河北南和）县长，政绩卓异，超迁博陵（治所在今河北安平）太守、幽州（今京津及河北北部地区）刺史。
杨俊，字秀才，河内获嘉（今河南获嘉）人。少年时代从大学者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边让学习，受到器重。关东牧守进攻董卓，河内为战场。杨俊带领宗族避居密县（今河南密县）。后转徙并州。并州刺史梁习将之举荐给曹操。初任曲梁（治所在今河北省永年县广府镇）长，入为丞相掾属。曹操封魏公，置官属，杨俊任中尉。曹丕时，迁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太守、征南军师。
王象，字羲伯，河内野王（今河南沁阳）人。出身贫寒，曾“为人仆隶”（6），因牧羊时偷偷读书，而遭主人箠楚，但仍坚持自学不改初衷，策划给你喂一方名士。后避难并州，受刺史梁习举荐，曹操录用为县长。后受到曹丕垂青，拜散骑侍郎，迁常侍，封列侯。
荀纬，字公高，河内人，家世不详。关东起兵，避难并州，刺史梁习荐之于曹操，初任县长，建安中“名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7）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县人，与司马朗同族。董卓之乱，司马芝偕母避乱荆州，居南方十余年，耕读为生，毫不懈怠。曹操平荆州，以芝为菅（今山东邹平）长。严肃吏治，打击豪强，迁广平（今河北广平）。不畏权贵，奉公执法，升大理正，历甘陵（今河北清河县）、沛（今江苏沛县）、阳平（治所在今山东冠县东古城），所在有政绩，官至大司农。
张范，字公仪，出身河内修武（今河南修武）世家名门。其祖父张歆为汉司徒，父张延为太尉，两世三公。范恬静乐道，忽于荣利，不应诏命，董卓乱起，避地扬州（今江苏扬州）。曹操平荆州，遣使迎范，因疾未归。曹操自荆州还，拜范议郎，参丞相军事。
张承，字公光，张范的胞弟。汉灵帝时以方正征拜议郎，迁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都尉。董卓作乱，随兄范避乱扬州，不为袁术所屈。曹操平冀州，表张承为谏议大夫。建安十八年（213），张承以丞相参军祭酒领赵郡（今河北邯郸）太守。曹操西征，承参军事。
司马孚，字叔达，河内温县人，司马朗的弟弟。“温厚谦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8）转太子中庶子，累官司空、太尉、太傅。
这些河内士人，或生于世家望族，承继家族传统以成器；或出身寒微，凭发愤自励以成才。他们的声名、才学在建安初年已为世人所知，自然为以“为国失贤则亡”持论，唯才是举的曹操所瞩目。或直接征辟，或经人荐举，试以微职，才干得到证实后，擢拔要职，成为曹操政权倚重的官员。
二 河内人才入仕后，一般都政绩优异仕进顺利，在曹魏政权中占有显要地位。
其一，在建安中期以前，十人中有七人在曹操身边即丞相府任职。韩浩以护军衔从曹操征柳城，胜利凯旋，改为中护军，置长史、司马。常林“入为丞相东曹掾属。”（9）司马朗初辟司空掾属，后为丞相主簿。杨俊“入为丞相掾属。”（10）荀纬“建安中召署军谋掾。”（11）张范“参丞相军事”（12）。曹操每逢出征，总是让张范和邴原辅佐曹丕留守。张承任“丞相参军祭酒”（13）。这些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高层次的政治军事决策和行动。
其二，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策命曹操为魏公。参预劝进的三十名大员是曹操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河内人才丞相参军祭酒张承、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在其列，与曹操的亲族曹仁、夏侯惇，勋臣荀攸、钟繇为伍。魏公曹操初置尚书、六卿，建立自己的政府机构，常林位居五尚书之一。杨俊为中尉，掌邺都治安；司马芝为大理正，掌平治诏狱，占据六卿中的两个位置。
其三，从建安十六年（211），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14），到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魏王太子，河内人才中的四人先后被选侍左右。常林为五官将功曹，王象、荀纬为太子庶子，司马孚任太子中庶子。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这些人才成为魏朝廷的政治骨干。常林迁少府，少府定员一人，秩中两千石，掌皇帝用品，封乐阳亭侯，转大司农，官正三品。王象拜散骑侍郎，迁常侍，封列侯。荀纬迁散骑侍郎、越骑校尉。散骑常侍定员四人，常侍皇帝左右，典章表诏命，平尚书奏事。司马孚转为中书郎、给侍常侍，宿省内，直接参与机密。
其四，在建安年间，河内人才中的司马朗任兖州刺史，常林任幽州刺史。此时，州刺史事权颇重，掌管一方军政，为方面大员。另外，常林在建安年间曾任魏郡东部都尉，司马芝在黄初年间（220——226）曾任河南尹。魏郡为邺都所在地，是曹魏代汉之前的政治中心。河南是曹魏代汉以后的都畿。这两个职位非一般郡守可比。曹氏父子把它们委给河内人才，足见河内人才在曹魏政权中地位之显要。
曹魏政权中的河内人才，除杨俊一挫于在中尉任上对魏讽谋反防范不力，遭到左迁；再挫于因称美曹植，遭曹丕忌恨，被杀外。其余仕途都很顺利，入为中枢近臣，参谋朝政；出任郡太守、州刺史，担当方面重任。河内人才之所以能在曹魏政权中占有显要而且巩固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都有着出众的才华，但不能否认也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河内人才同曹氏关系深厚。河内人才是以温县司马氏和修武张氏两大名门望族为核心的。司马氏、张氏于曹操或有知遇之恩，或为其所敬重。司马朗、司马孚的父亲司马防早年任尚书右丞，曾荐举曹操任洛阳北部都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载：“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15）曹操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得势后倚重司马朗、司马孚兄弟，应该说这是潜在因素之一。张范、张承的父亲张延，灵帝中平年间为太尉，遭宦官谗害，下狱死。这时的曹操因功拜骑都尉，对朝政颇多了解，“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16）曹操对张延的行事很钦佩，对其被害很同情。平定冀州后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派人查询并迎接张氏兄弟到身边，委以重要职位，甚见敬重。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其次，河内人才同曹魏政权中其他大臣的关系处得很好。夏侯惇是曹操的亲族，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受曹操亲重。韩浩初为夏侯惇部属，精明强干，才智超群，得到夏侯惇赏识，由夏侯惇推荐给曹操，任要职。韩浩与夏侯惇关系始终很好。崔琰出身于清河大族，被曹操辟为别驾从事，历任东西曹属、尚书、中尉，甚有权威。司马朗、张范同崔琰关系密切，史称“琰与司马朗善。”（17）崔琰曾评价张范说：“议郎张范，秉德纯懿，志行忠方，清静足以历俗，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18）董昭是曹操最贴心的大臣。司马芝与董昭有姻亲关系，董昭是司马芝的妻伯父。梁习历事曹操、曹丕、曹睿三代，入为大臣，出宰方面。王象、荀纬、常林是梁习举荐进入仕途的，他们同梁习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
再者，河内人才内部团结。河内人才在入仕前相互就有着深厚友谊，入仕后能互通声息，互相关照。常林与司马氏兄弟的父亲司马防亲善，司马氏兄弟对常林非常尊重，关系融洽。司马懿“以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19）杨俊同司马氏兄弟自幼就很好。《杨俊传》载：“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20）杨俊在中尉任上因魏讽反叛被左迁南阳太守。曹丕登极，王象利用自己同曹丕的亲近关系，举荐杨俊说：“伏见南阳太守杨俊秉纯粹之茂质履忠肃之弘量体仁足以育物笃实足以动众克长后进惠训不倦外宽内直仁而有断。自初弹冠，所历垂化，再守南阳，恩德流著，殊邻异党，襁负而至。今境守清静，无所展其智能，宜还本朝，宣力辇毂，熙帝之载。”（21）后曹丕收捕杨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22）“时象见诏文，知俊必不免。乃当帝前叩头，流血竟面，请俊减死一等。帝不答，欲释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顾谓象曰：‘我知杨俊与卿本末耳。今听卿，是无吾也。卿宁无俊邪？无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缩手。”（23）杨俊被杀的命运虽然没能挽回，但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曹魏政权中的河内人才是联为一体，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的。
综上所述，曹魏政权中的河内人才以乡里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人才集团。他们内部团结，外部联系广泛，从而保证了仕途的顺利和地位的稳固。
三 河内人才以其各具所长的才华活跃在曹魏政权中，对三国鼎立时期北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社会经济方面，曹操以兴立屯田发展生产打下了削平群雄统一北方的物质基础，而大兴屯田的首倡人就是河内韩浩。董卓乱后，接踵而至的是牧守混战。战乱使农民流离失所，田园荒芜，经济凋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描绘当时的情况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24）在这种境况下，谁有充足的粮食，谁便具备战胜敌人夺取天下的基本条件。韩浩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卓识，率先向曹操提议，募民屯田，解决粮食问题。《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注引《魏书》称“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太祖善之。”（25）韩浩兴屯田的建议被曹操采纳，交枣祗实行，屯田很快见了成效。“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26）为屯田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二个人是司马孚。司马孚于黄初年间任河内屯田中郎将。他利用自己熟知本郡山川地理的优越条件，改造沁水中下游水利工程，使屯田规模扩大，粮食产量提高。《水经注·沁水注》记载其事颇详：“沁水甫径石门，谓之沁口。《魏土地记》曰：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有沁水，左径沁水城西，附城东南流也。石门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为魏野王典农中郎将之所造也。按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沁水，源出铜鞮山，屈曲周回，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臣辄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累方石为门，若天旸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臣孚言。诏书听许。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故石门旧有枋口之称矣。”（27）曹魏有记载的屯田区虽有二十余处，但只有河内屯田区距国都洛阳最近。经过司马孚改造扩充后的河内屯田区效益可观，对促进河内经济繁荣，保证国都洛阳的粮食供应以及京畿地区的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到了魏明帝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商业逐渐兴盛，屯田部民弃农经商，屯田制度出现危机。司马芝时任大司农，深感这个问题严重。他在给魏明帝的奏章中称：“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内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熯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今诸典农，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课其力，势不得不尔。不有所废，则当素有余力。’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28）魏明帝采纳了司马芝的意见，制订了一系列措施，使屯田生产出现新的兴旺景象。邓艾的淮水南北大规模屯田开发，正是在这种决策指导下进行的。屯田的振兴保障了曹魏在三国中实力最强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河内人才也多建树。常林为官清白廉正，吏治整肃。“宰南和，治化有成，超迁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绩。”（29）张承“领赵郡太守，政化大行。”（30）司马芝入仕任菅长起就重视以法治国，抑强扶弱。“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芝乃驰檄济南，具陈其罪。”迁广平县令，“迁广平令。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讬。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在大理正任上提出“刑罪之失，失在苛暴”；“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的法治原则，得到曹操的赞许。芝时常教导属官：““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於上，吏祸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31）司马芝执法不阿，在审理一起涉及皇族曹洪和临汾公主的案件中，拒绝了包括卞太后在内的说情，依法严断。这是需要一点气魄和胆量的，在一般阿谀之徒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司马芝在大理正任上十一年，“数议科条所不便者”（32），为曹魏政权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司马朗也很有才干，任堂阳（今河北新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迁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33）曹操是在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的烂摊子上建立起建安政权的。如何才能尽快拨乱反正，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长治久安？这是一个重大而严峻的政治课题。司马朗通过深入研究，提出州郡领兵的政略。州郡领兵，军费由地方负担，减轻了中央的财政压力。无战事，州郡兵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有战事，则以州郡为单位由刺史、太守率领，作为方面军调赴前线，协同作战。此议被曹操采纳，社会效果很好。韩浩为扭转劫质之风，建立了奇功。东汉安、顺二帝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制度陵替，劫质之风盛行，对社会危害很大。一次吕布“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召军吏诸将，皆案甲当部不得动，诸营乃定。遂诣惇所，叱持质者曰：‘汝等凶逆，乃敢执劫大将军，复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汝乎？’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持质者。持质者惶遽叩头，言‘我但欲乞资用去耳！’浩数责，皆斩之。惇既免，太祖闻之，谓浩曰：‘卿此可为万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后有持质者，皆当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34）
在文化方面，建安文坛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棵璀璨的明珠。曹操父子文才盖世，在他们周围聚拢了众多诗人、文学家，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建安文坛。钟嵘《诗品》描绘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於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35）在建安文学人才群中，有河内王象和荀纬。《杨俊传》注引《魏略》称：“建安中，（王象）与同郡荀纬等俱为魏太子所礼待。及王粲、陈琳、阮瑀、路粹等亡后，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36）曹丕代汉，于黄初初年下诏使王象领秘书监，负责编撰《皇览》。“象从延康元年（亦黄初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用是京师归美，称为儒宗。”（37）《皇览》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部类书。王象是我国类书编纂的初创人。荀纬少喜文学，其主要文学活动在建安时期，文学成就略逊于“建安七子”，而与弘农（今河南灵宝）杨修齐名，很被曹丕看重，称得上建安文坛一员名将。原有诗赋著作，但均散佚不存了。晋人荀勖著《文章叙录》，对荀纬的生平行事和文学成就有很高的评价。
曹魏政权中的河内人才为当时的北方统一，社会秩序重建，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他们的存在和活动是有益于历史进步的，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参考文献
（1）（9）（19）（29）《三国志》卷二十三《常林传》。
（2）（25）《三国志》卷九《夏侯惇传》附《韩浩传》注引《魏书》。
（3）《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
（4）（33）《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5）《三国志》卷二十三《常林传》注引《魏略》。
（6）（10）（20）（21）（22）《三国志》卷二十三《杨俊传》。
（7）（11）《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荀勖《文章叙录》。
（8）《晋书》卷三十七《安平献王司马孚传》。
（12）（13）（26）《三国志》卷十一《张范传》。
(14) 《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1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16）（24）《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17）《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
（18）《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
（23）（37）《三国志》卷二十三《杨俊传》注引《世语》。
（27）《水经注》卷九《沁水注》。
（28）（31）（32）《三国志》卷十二《司马芝传》。
（34）《三国志》卷九《夏侯惇传》。
（35）钟嵘《诗品》卷首。
（36）《三国志》卷二十三《杨俊传》注引《魏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