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曹操达成统一北方伟业的重要标志事件是攻占冀州首府邺城，基本消灭袁氏集团，这就是官渡之战后曹氏、袁氏两大集团又一次大决战。潘民中先生认为，后世对官渡之战研究多，而对攻邺之役关注少，因而撰写出《曹操攻邺之役研究》一文，进行探讨，对攻邺之役的时间、准备、历史作业及参战将领做了有根有据的考证。读此文，可以让我们对曹操统一北方历程中这一重要事件有更深刻的理解，再读《三国演义》时，也会对文学中的历史有进一步的认识。（王宝郑）
曹操攻邺之役研究
潘 民 中
（平顶山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平顶山 ４６７０００）
［摘 要］攻邺之役的胜利对曹操统一北方具有决定意义。官渡之战获胜后，曹操信心倍增，把进攻目标确定为冀州首府邺城。经过充分准备，进展顺利，三个阶段都达到了预期目的。曹操麾下著名谋臣、战将几乎都参加了此次战役，他们在曹操统一指挥下各施所长，分工协作，形成强大合力，赢得了胜利。攻邺之役的胜利使曹操的实力走上鼎盛，决定了他对北方的统一。
［关键词］曹操 攻邺之役 统一北方 决定意义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奠定曹操统一北方基础的官渡之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对曹操统一北方起决定作用的攻邺之役却言之甚少。本文试就攻邺之役的准备，攻邺之役的进程，攻邺之役胜利的历史作用作点研究，以就正于方家。
攻邺之役的准备
安五年（２００）十月，曹操在官渡以绝对弱势兵力，被动应战，打败袁绍绝对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消灭袁绍精锐７万人，“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者”。［１］（p21)这使曹操悟到了攻取袁氏集团政治中心邺城的可能性。于是，便有意识地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攻邺城的准备：
一、巩固周边防务，消除隐患，力避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精通兵法的曹操深知要进攻邺城必须巩固自己统治区域的周边防务，消除一切可能爆发的隐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攻邺之役打响后，自己不会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因此，曹操在巩固周边防务上下了很大功夫。
在南边。官渡之战时，袁绍曾派遣刘备深入许都以南，骚扰曹操的后方。刘备“徇濦强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1](p274)在举众响应刘备的力量中汝南共都最强。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于建安六年（２０１）九月“遣蔡阳击都，不利，为都所破。”[1](p22)曹操决定亲征刘备，以安定南方。“备闻公自行，走奔刘表，都等皆散。”[1](p22)刘备投奔刘表后，建安七年（２０２）冬，刘表使其北侵至叶（今河南叶县旧县），以牵制曹操北进攻邺。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2](p2047)夏侯惇遭遇刘备伏击，大败，赖留守于后的李典驰援，方击退刘备，救出夏侯惇，巩固住防线。此后刘表、刘备未敢再轻举妄动。
在西边。建安七年（２０２）五月，袁绍惭愤发病，呕血而死后，曹操加快了北进攻邺的步伐，继袁绍之位出任冀州刺史的袁尚派其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与并州刺史高干、匈奴南单于联合进攻曹操占据下的河东，并“发使与关中诸将马腾等连兵。腾等阴许之，援所经城邑皆下。”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南单于于平阳。”[2](p2045)钟繇大破来援南单于的郭援，迫南单于投降，巩固了西部防务。
在东边。当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时，曹操所委任的琅邪相臧霸多次以精兵骚扰属于袁绍地盘的青州，防备袁绍的青州兵力从侧面进攻，使曹操得以专力对付袁绍，“不以东方为念”。[1](p537)曹操欲北攻邺城，让臧霸在东边继续发挥重要的防务作用，到曹操攻下邺城，“破袁谭于南皮”[1](p537)，臧霸才前往会贺。
二、规范奖惩制度，激励将士斗志。
官渡之战，曹操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为险胜，当时许下及军中有不少人与袁绍暗通书信，预备后路。曹操清醒地知道，防御战的险胜不等于进攻战的必胜。要攻取邺城，彻底消灭袁氏势力，必须进一步激励将士斗志，提高全军战斗力。而激励将士斗志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强化奖惩，严格奖胜罚败。为此，曹操抓紧颁布了一系列命令，用来规范奖惩制度。
建安七年（２０２）春正月，曹操忙里偷闲回了一趟家乡谯郡（今安徽亳州），颁布《后无后将士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悽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1](p22)表面看，这道命令是专对谯地出身将士的，但执行起来，其它地方出身的将士必定也要参照享受。如此富有人情味的命令，无疑能够赢得全军将士的向心力。
攻邺之役开战前夕的建安八年（２０３）五月二十五日，曹操又颁布了专对全军将领的《赏功罚罪令》：“《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1](p23)此令改变了初创事时期只赏功不罚罪的旧规，明确了今后命将出征，执行“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这对出征将领明显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激励其变压力为动力，勇往直前，运用谋略，务求必胜。
紧接着，曹操还颁布了《有事赏功能令》。“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1](p24裴注)此令是针对当时议者“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1]（p24裴注）的论调而发得，旨在强调战争时期要论功行赏，以功定禄，以功授职，激励将士保持昂扬斗志，英勇作战，以战胜为荣。
三、疏通粮饷运路，保证前线供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冷兵器时代，交战双方的胜负，往往取决于粮饷供应的充足与否。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尤其如此。官渡之战，曹操是在粮饷仅够支持一个月的危急情况下，成功偷袭袁绍的粮饷存储基地乌巢，而取得险胜的。这样的战机不可能在攻邺中再次出现，因此曹操为保证攻邺之役的粮饷供应做了充分准备。
建安七年（２０２）春正月，在“军谯”之后“遂至浚仪，治睢阳渠。”[1](p23)睢阳渠的治理，最便捷地沟通了泗水下游一带产粮区经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西北行达河内入黄河的运路，再转而顺黄河而下，就可以达黎阳（今河南浚县）前线了。
建安九年（２０４）春正月，在攻邺之役就要打响之机，曹操率军“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1](p25)这是一条直接服务于攻邺之役的粮饷运路。通畅的水路运输，高效率地保证了攻邺前线的粮饷供应。
四、利用谭、尚矛盾，瓦解袁氏阵营。
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甚至有意识地扩大敌人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阵营，实施各个击破，在军事斗争中是屡试不爽的战胜敌人的一大策略，曹操深通此道。袁绍在世时就已形成的长子袁谭、少子袁尚两大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袁绍死后，逐步升级。从建安七年（２０２）九月到建安八年（２０３）二月这段时间，袁谭、袁尚之间尽管有矛盾，尚能并力抵御曹操对黎阳的进攻。自建安八年（２０３）夏四月曹操采纳郭嘉建议：“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今权力相侔，各有党与。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2](p2048)缓兵待变之后，袁谭、袁尚的窝里斗遂演变为相互攻伐。最后发展到袁谭向曹操求援以攻袁尚的地步。曹操求之不得，迅速回师河北，插足其间，“为子整聘谭女”，[2](p2052)以援谭为由，围攻邺城，打击袁尚。
五、进行试探性进攻，以寻求有利战机。
曹操深知攻邺之役是一场大战，一场恶战，一场攻坚战。必须作到知己知彼，捕捉有利战机。而要做到知己知彼，准确把握战机，进行试探性进攻，是不可缺少的。
早在官渡战胜后不久，曹操就于建安六年（２０２）夏四月，“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破之。”[1](p22)这是曹操举行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目的在于摸清袁绍官渡大败后的防御能力。建安七年（２０２）五月袁绍死，袁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1](p23)秋九月，曹操“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1](p23)这是曹操第二次试探性进攻。目的是把握袁绍死后，袁氏阵营的设防情况。建安八年（２０３）三月，曹操进行了第三次试探性进攻。这次“攻黎阳，与袁谭、袁尚战于城下，谭、尚败走，还邺。夏四月，操追至邺，收其麦。诸将欲乘胜攻之。”[2](p2048)曹操细思时机还不成熟，遂采纳郭嘉建议，缓兵还许，留其将贾信屯黎阳。这次试探进攻的实质性收获是占领了黎阳，为攻邺准备了必要的地利条件。黎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位于黄河北岸，既控扼着黄河上最大渡口，又是邺城的南部门户。只要把黎阳掌握在手中，进攻邺城的主动权就稳操手中了。
经过建安六年（２０１）至建安八年（２０３）三年的充分准备，曹操对攻邺之役稳操胜券胸有成竹了。
曹操攻邺之役的进程及参战将领
建安九年（２０４）二月，曹操挥师“进至邺，为土山、地道以攻之”，[2](p2053)攻邺之役正式打响。至八月二日曹军进入邺城，经过巷战占领邺城，攻邺之役胜利结束。前后历时半年有余，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安九年（２０４）二月至四月，为进攻邺城，扫清外围阶段。
建安九年（２０４）二月，袁尚留审配、苏由守邺城，再次率军攻袁谭于平原（今山东平原南）。曹操见进攻邺城的时机到来了，便挥师北向，迅速推进至距邺五十里的洹水扎营，压迫邺城。袁尚留守邺城二将之一的苏由感到袁氏大势已去，遂与曹操暗通消息，愿为内应，配合曹操拿下邺城。但因行事不密，被审配察觉，审配与之战于城中。苏由失败，出奔曹操。曹操快速进兵邺城，从邺城南面，堆土山，掘地道，发起进攻。审配见状，遂于城内挖壕堑阻截曹军的地道攻势。攻守激战正酣之时，审配手下将领冯礼私开突门纳曹兵３００人入城。审配发觉，即速命令守城士兵从城上以大石下击突中栅门，使栅门闭合。已进入城里的曹兵全被消灭。
袁尚属下的武安长尹楷屯兵毛城（今河北涉县西北），通上党（今山西长治）粮道，源源不断地从北面向守邺袁军输送粮饷。袁尚部将沮鹄屯兵邯郸，为守邺袁军之后援。曹操攻邺一时难以奏效，遂留曹洪继续攻邺，自己则率兵进击武安、毛城、邯郸，以扫清外围，孤立邺城。曹操进击武安、邯郸，一举而下，打掉了邺城的北面后援；顺利地击败尹楷，攻破毛城，卡断了上党通往邺城的粮道。袁尚的易阳（今河北邯郸东北）令韩范、涉县长梁岐见尹楷、沮鹄被曹操消灭，遂举县投降。曹操采纳徐晃“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宜旌赏二县，以示诸城”的建议，[2](p2053)赐韩范、梁岐爵关内侯，用来招诱更多的降者。黑山帅张燕遣使表示愿助曹操攻邺，曹操拜张燕平北将军。
此一阶段，曹操在攻邺不能速胜的情况下，迅速将主力用于清扫邺城北部外围，断绝邺城与外部的联系，达到孤立邺城的目的。
第二阶段，建安九年（２０４）五月至七月，为围困邺城，打击袁尚回援阶段。
曹操在扫清邺城北部外围军事支点守敌，占领邯郸、武安、毛城、易阳、涉县之后，于五月对邺城实施了全封闭包围。改急攻为围困，毁掉了上一阶段攻邺之工事土山、地道，在邺城周围凿堑壕四十里。初凿故意浅一些，让守城袁军感道很容易逾越。审配在城头看后大笑，认为对自己构不成什么威胁，因之也不出城与曹军争斗。谁知一夜间曹操令凿堑至宽深各达两丈，引漳水灌满堑壕，“绝内外以久困之。”[2]（p2053胡注)至七月，“城中饿死者过半”[1]（p2053)，危在旦夕。
袁尚获悉邺城危急，遂从平原撤兵，还救邺城。为使审配知道其救援消息，派主簿李孚潜入邺城。李孚扮作曹军都督，混过包围圈，城上守兵用绳索引之入城。审配见到李孚，得知袁尚回援邺城，悲喜交集，“鼓譟称万岁”[2](p2054)。李孚请审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谷”，“夜，简别数千人，皆使持白幡，从三门并出降。”[2](p2054)李孚夹杂其中，突围而出，回见袁尚复命。袁尚从李孚口中获知城中危急境况，驱兵依西山速进，东至阳平亭，距邺城十七里，临滏水列阵。“举火以示城中，城中也举火相应。”[2](p2055)审配出兵城北，欲与袁尚配合突围。曹操迎头痛击袁军。审配败还城中；袁尚撤至曲漳扎营。曹军进围袁尚。袁尚畏惧，遣阴夔、陈琳向曹操乞降。曹操不受，志在全歼。袁尚退保祁山（今河南安阳西），曹操紧追不舍，再次将袁尚包围。袁尚部将马延、张顗临阵降曹，袁军溃散，袁尚逃奔中山（今河北定县）。
这一阶段，曹操实施围城打援，消灭了回援邺城的袁尚主力，置邺城于死地。
第三阶段，建安九年（２０４）七月末至八月初，为占领邺城，生擒审配阶段。
建安九年（２０４）七月末，袁尚祁山溃败，逃亡中山。曹军缴获袁军全部辎重和袁尚的日用器物。曹操将所获袁尚印绶、节钺及衣物，遥示守城袁军。守城袁军黯然失色，精神崩溃。审配急令士卒：“坚守死战！曹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2](p2055)作垂死挣扎。曹操巡视围城官兵，差一点被审配的伏弩射中。八月初二日，审配的侄子东门校尉审荣夜开城门，接纳曹军入城。审配与进入城内的曹军展开激烈巷战，力尽被俘。曹操遂占领邺城。
进入这一阶段，曹军夺取邺城已成定局，即使审荣不开城门，邺城迟早也是要被攻破的。
官渡之战，曹操以绝对弱势兵力被动迎战袁绍十万精兵的强势进攻。攻邺之役则不同，曹操以优势兵力主动进攻袁氏集团的政治中心冀州首府邺城。为了攻取邺城，曹操对自己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作了总动员。留名于史的曹操的谋臣、战将几乎都参加了攻邺之役。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叙述曹操攻邺之役全过程，仅载有曹洪、徐晃姓名，以致后世史家在言及攻邺之役时，对参战谋臣、将领也多语焉不详。这里据《三国志·魏书·列传》梳理于下：
参加攻邺之役的谋臣有：
军师荀攸。“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1](p324)从曹操对荀攸的评价可以看出，荀攸不仅参加了攻邺之役，而且其谋划对形成攻邺之役作战方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冀州牧、参司空军事贾诩。“袁绍围太祖于官渡。太祖粮方尽，问诩计焉出。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围绍三十余里营，破之。绍军大溃，河北平。太祖领冀州牧，徙诩为太中大夫。”[1](p330)这里虽然详于官渡之战，略于攻邺之战，但可以肯定贾诩是参加了攻邺之役的。贾诩的参谋重在坚定曹操的必胜信念。
司空军祭酒郭嘉。“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军至西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攻，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1](p434)郭嘉的计谋对曹操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寻求有利时机发动进攻，起着决定作用。
魏郡太守董昭。“从讨颜良，良死后，进围邺城。袁绍同族春卿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长在扬州，太祖遣人迎之。”[1](p438)董昭以元长的名义作书于春卿，详陈利害，劝其弃暗投明。董昭在分化瓦解敌人，加快攻邺胜利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参加攻邺之役的将领有：
建武将军领河南尹夏侯惇。“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邺破，迁伏波将军，领尹如故”。[1](p268)夏侯惇在攻邺之役中是作后卫的。
颍川太守、行督军校尉夏侯渊。“绍破，使督兖、豫、徐州军粮。时军食少，渊传馈相继，军以复振”。[1](p270)夏侯渊在攻邺之役中是负责军粮供应的。
广阳太守、议郎督骑曹仁。“河北既定，从围壶关。”[1](p275)说明曹仁也参加了攻邺之役。
厉锋将军曹洪。“累从征伐，拜都护将军。”[1](p278)本传甚略，但《武帝纪》言之凿凿，[1](p25)曹操挥师清扫邺北外围时是留曹洪坚持继续攻邺的。
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程昱。“乃引军与太祖会黎阳，讨袁谭、袁尚。谭、尚破走，拜昱奋武将军，封安国亭侯。”[1](p428)程昱以有胆量著称。曹操对他的评价是“程昱之胆，过于贲、育。”[1](p428)在攻邺之役中程昱发挥了一往无前的作用。
行中坚将军张辽。“从讨袁谭、袁尚于黎阳，有功，行中坚将军。从攻于邺，尚坚守不下。太祖还许，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复从攻邺，邺破，辽别徇赵国、常山，招降缘山诸贼及黑山孙轻等。”[1](p517)张辽应是攻邺的主将之一。
行游击将军乐进。“从击谭、尚于黎阳，斩其大将严敬，行游击将军……从围邺，邺定，从击袁谭于南皮，先登，入谭东门。”[1](p521)乐进也是围攻邺城的主将之一。
偏将军于禁。“绍破，迁偏将军。冀州平，昌豨复叛，遣禁征之。”“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太祖每征伐，咸递行为军锋，还为后拒。”[1](p523)在攻邺之役中于禁无疑是勇往直前的先锋。
偏将军张郃。“授以众，从攻邺，拔之。”[1](p525)张郃原为袁绍部将，官渡战后，归曹操。曹操任之以偏将军从攻邺。张郃在攻邺之役中所起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偏将军徐晃。“太祖既围邺，破邯郸，易阳令韩范伪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飞矢城中，为陈成败。范悔，晃辄降之。既而言于太祖曰：‘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今日灭易阳，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无定时也。愿公降易阳以示诸诚，则莫不望风。’太祖善之。别讨毛城，设伏兵掩击，破三屯。从破袁谭于南皮，讨平原叛贼，克之。”[1](p528)徐晃在清扫邺城北部外围之敌中因势利导立了大功。
裨将军李典。“从围邺，邺定，与乐进围高干于壶关。”[1](p534)李典在黎阳之战时与程昱共同负责军粮运输，到攻邺之役时，李典成为围攻邺城的主将之一。
都尉许褚。“从围邺，力战有功，赐爵关内侯。”[1](p542)
从参加攻邺之役的谋臣、将领之多，可以看出曹操对攻邺之役的重视程度较官渡之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曹操将其麾下的人才资源作了统筹安排，合理配置，让他们各自的智勇都发挥到了极致，并形成了强大的合力，以最小的代价圆满完成了攻占邺城的战役任务。
攻邺之役胜利的历史作用
曹操攻邺之役取得胜利，历史作用极为明显。
其一、攻邺之役胜利，消灭了袁氏集团的有生力量，使曹操的实力达到鼎盛，决定了其对北方的统一。
众所周知，官渡之战，袁绍投入的兵力是“精卒十万，骑万匹。”[1](p195)曹操以弱胜强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3](p26)事实上袁绍用于官渡之战的兵力，仅占其全部有生力量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被曹操消灭的部分占其总兵力的比重就更小。
初平二年（１９１）韩馥拱手将冀州送给袁绍时，冀州的实力在各州中是最强的。据韩馥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称：“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1](p191)耿武等所言虽不免有点夸耀，但也不是不着边际的虚言。冀州的实力是雄厚的。
建安四年（１９９）袁绍兼并公孙瓒之后，出长子谭为青州刺史，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甥高干为并州刺史，势力达到鼎盛，有“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1](p195)这里说袁绍的总兵力达数十万。官渡之战损失七万最严重的说也不过算断了一指。
官渡之战后进攻邺城之前，荀攸对袁氏集团实力的估计谓：“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1](p324)荀攸的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官渡之战后袁氏集团大量有生力量还存在。
袁尚从袁绍手中继承下来的冀州所拥有的实力无疑是袁氏集团的中坚。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带甲精卒，在冀、青、幽、并四州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绝对优势。攻邺之役曹操取得胜利，不仅袁尚留守邺城的审配、苏由所部全军覆没，而且袁尚回援邺城的万余精兵也被消灭。建安九年（２０４）九月曹操领冀州牧，兴奋异常地对别驾崔琰说：“昨安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1](p367)袁曹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应该说，攻克邺城，占领冀州，使曹操的实力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走上鼎盛，真正具有了统一北方的能力。
其二、攻邺之役胜利，曹操据有了袁氏集团政治中心冀州首府邺城，使袁氏势力失去了精神支撑，迅速走向土崩瓦解。
邺城不仅是冀州首府，而且是袁氏集团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政治中心，在袁氏势力心目中具有极强的精神支撑作用。曹操攻取邺城，使袁氏势力的精神支柱顷刻崩溃，尤其广大中下层官兵深切感到袁家是没有指望了，袁氏集团迅速走上土崩瓦解。
建安九年（２０４）八月，曹操占领邺城。十月，高干以并州降。十二月，曹操对盘踞平原的袁谭发起进攻，袁谭望风而逃，走保南皮，曹操入据平原，略定诸县。次年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谭勉强应战，士卒多死，曹军攻克南皮，袁谭出逃，被斩杀。幽州刺史袁熙部将焦触、张南见袁氏大厦已倾，遂发动叛乱进攻袁熙，袁熙、袁尚逃奔辽西。“焦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而盟”，[2](p2061)投靠曹操。夏四月，黑山贼帅张燕率其众十余万降曹操。
可以说，曹操自取得攻邺之役胜利后，没有再遇到袁氏势力任何实质性的抵抗。
其三、攻邺之役胜利，曹操占领北方战略重镇邺城，具备了在许都之外建立由自己完全掌控的政治中心的地利条件。
建安二年（１９７）二月，曹操击败颍川黄巾各部，在许县（今河南许昌东）站住脚根，利用许县周围广阔的良田和优越的水利条件，广开屯田，至秋实季节“得谷百万斛”。[1](p489)恰在这时，“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1](p13)洛阳残破难以存身。曹操乘机奉因迎汉献帝至许县，遂以许县为都。以许县为都，对汉献帝来说是身不由己的选择，对曹操来说也只是为不失时机地把汉帝弄到手中所采取的政治权宜。许县原本只是颍川郡的属县，虽在西周、春秋为许国国都，但秦汉时期连郡治都未作过，且为四战之地，“天下有变，常为兵冲。”[1](p308)从行政根基和地理形势上说，许根本不具备作国都的条件。邺城的优势则十分明显。从地理形势上说，南有黄河天堑作屏障，西有太行山险为依靠，北有燕赵大地作支撑；从行政根基上看，邺为华北重镇，不仅是魏郡的郡治所在，而且是冀州的首府。
初平元年（１９０）曹操起兵参加以袁绍为盟主的讨卓联盟时，同袁绍有过一次关于各自前景预期的交谈。“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1](p26)袁绍讲的是地利，曹操讲的是人和。袁绍时任渤海太守，还是讨卓联盟的盟主，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门，门生故吏遍天下，时任冀州牧的韩馥就是袁家的故吏。所以在当时袁绍就心中有数地看好冀州邺城的地利。而曹操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论职衔，当时的曹操不过一个未到任的骁骑校尉；论实力，曹操只有五千人马。在讨卓联盟中曹操的身份最低，实力最弱，是唯一一位没有自己地盘的将领。故而，曹操要从人和的角度表达自己期望。要成就一番事业，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曹操何尝不知道冀州邺城所具备的地利优势，所以曹操在取得了迎汉献帝都许的政治优势和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军事优势后，对占据邺城，据有冀州的地利优势已是极为关注的了。
从建安元年（１９６）九月迎汉献帝都许，到建安九年（２０４）九月领冀州牧建霸府于邺城，曹操在许都以汉朝廷司空、行车骑将军的身份“奉天子以令不臣”[1](p374)。许都是汉朝廷的政治中心，曹操虽说手中掌握着汉朝廷的实权，但身为大臣，汉朝廷的礼仪制度是不能不遵奉的。比如出征离都须朝见请旨，搬师回都得陛见复命。建安二年（１９７），曹操出师征讨张绣，按礼制上朝觐见汉献帝。汉献帝恢复汉朝仪规，“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1](p15裴注）“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4]（p19)对曹操刺激很大。这些形式上的礼制不能说不是一种制约。另外，在许都汉朝廷中还不乏对汉献帝忠心耿耿的朝臣，他们时不时地会给曹操出些难题，甚至图谋发动政变诛掉曹操。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虽然曹操事前发觉了此事，“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2]（p2024)但使他不能不从长计议防备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因此他下决心要在许都之外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治中心，邺城是最好不过的地方。攻邺之役的胜利，使曹操获得了建立霸府的地利条件，曹操迫不及待地在邺城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中心。从此以后，许都、汉朝廷、汉献帝真正成了一块虚置的招牌，一切军国大事都由曹操的霸府来决策，既不需要请旨，也用不着再回复。史书记载也由此前频出的“公还许”一变而为此后频出的“公还邺”，曹操连许都的城门也懒得进了。
在汉献帝从关中回到洛阳的时候，沮授曾建议袁绍迎之都邺，称：“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2](p1970)袁绍缺乏政治敏锐性，没当回儿事，被曹操抢占了先机。曹操时不我待地采纳了毛玠的建言：“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1](p374)屯田许下，迎汉献帝都许。“奉天子以令不臣”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同的。“奉”是尊奉，意为：拥戴，辅佐。“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在拥戴天子的前提下，按照规范的礼仪制度，正常的运作程序，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天子的意志，然后在天子的授意下由自己来实施。应该说“奉天子以令不臣”是褒义的。“挟”为挟制，意谓用强力逼迫别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把天子作为自己手中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不择手段地强迫天子按自己的意见办事，甚至打着天子的招牌自行其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贬义的。曹操建霸府于邺城之前，基本上是按“奉天子以令不臣”行事的，但在邺城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中心后，开始了他肆无忌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程。正因为此，建安十二年（２０７）诸葛亮才在《草庐对》中称曹操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攻邺的胜利使曹操终于摆脱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制约回归到袁绍能为而未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上来。
综之，官渡之战打胜后，曹操信心倍增，遂把冀州首府邺城确定为进攻目标。经过长达三年的充分准备，攻邺之役进展顺利，三个阶段都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辉煌战果；曹操麾下留名于史的谋臣、战将几乎都参加了此次战役，他们在曹操统一指挥下各施所长，密切协作，形成强大合力，赢得了战役的胜利；攻邺之役的胜利，使曹操的实力走上鼎盛，决定了他对北方的统一。
[参考文献］
［１］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２］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３］曹操集［M］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４］卢弼 三国志集解［M］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