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七擒孟获是诸葛亮一生伟业的华丽篇章，是诸葛亮实施其大棋局战略中的重要步骤，由此奠定了西南民族融合、疆土稳定的良好基础。潘民中先生认为三国史研究中对诸葛亮南征之役问题研究多有不足，撰写《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一文，进而对南征之役的战略重点、所及地区及善后成效等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探讨阐述，读此文，可以让人们对家喻户晓七擒孟获问题有更多的认识，对蜀国史、三国史乃至中国史有更清晰的认识。（王宝郑）
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
潘民中
南征之役是诸葛亮军事政治生涯中最成功最完美的一笔，历来为研究三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及历史人物诸葛亮者所称道，但时至今日有关南征之役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试就南征之役的战略重点、南征之役所达最远地、南征之役的善后措施及其成效，谈点一孔之见，若有不当之处，诚乞方家赐正。
南征之役的战略重点是打击汉族大姓耆帅及地方官吏反叛势力
通常认为，诸葛亮南征是实践当年他与刘备对策中的战略构想“南抚夷越”，「「〈[1]」913也就是说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是打击南方四郡少数族的叛乱。其实不然，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是打击南方四郡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中的反叛势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反、正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叛乱一方来看。其一、南方四郡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叛乱势力是将矛头直接对准蜀汉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政治意图明显；且里通外国，与孙吴中央和毗邻地方政权相勾连。对蜀汉政权的危害极大。汉族大姓耆帅叛乱势力的代表人物雍闿公然否定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签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闿又降于吴”， 〈[1]1047在国外寻找政治靠山。不仅杀害益州郡（郡治驻味县在今云南曲靖）太守正昂，甚至把蜀汉中央政府派往益州郡的新任太守张裔送给吴国。“吴主孙权追用闿为永昌太守，遣故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州际。”〈[2]241地方官吏反叛势力的代表朱褒，以郡丞身份自署牂牁（郡治且兰在今贵州黄平南）太守，肆无忌惮地杀害蜀汉中央派驻牂牁巡察的官员，举郡反叛。“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雋（郡治邛都在今四川西昌），欲以安之，褒犹不复改，遂以郡叛应雍闿。”〈[1]894少数族酋长叛乱势力的代表越雋夷王高定则仅仅乘刘备崩逝之机，“攻杀郡将焦璜，举郡称王以叛”， 〈[2]240 据境自守而已。既未与其它郡县协同扇乱，更未同外国联络，而且当雍闿与其勾连时，高定部曲还“杀雍闿及士庶”， [2]241可见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蜀汉的威胁较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叛乱势力要小得多。
其次从征讨一方看。一、诸葛亮南征兵锋所向直指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反叛势力。参与南征的三路大军，东路由门下督马忠率领趋牂牁，平朱褒，向益州；中路庲降都督（驻益州郡）李恢从驻地平夷，兵指益州，进击雍闿；西路由诸葛亮亲率，先平越雋夷王高定，然后南下与马忠、李恢会师益州。尽管诸葛亮所统主力首先解决的是越雋夷王高定，但不能以此断定消灭夷王高定是战略重点。因为越雋是西路军南下道路所必经，解决高定只是捎带而为之，最多算是初试锋芒。从整体部署来看，此次南征的战略重点是三路大军会师的益州郡。二、什么是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诸葛亮自己最清楚。他在后来北伐前夕的上疏，即《出师表》中，将南征之役表述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1]920可见“五月渡泸”之后的战事才是战略打击的重点。而击杀越雋夷王高定是在“五月渡泸”之前完成的。“五月渡泸”以后，诸葛亮所率主力“进征益州”，[2]241与马忠、李恢合攻益州这个南方四郡叛乱的策源地和汉族大姓耆帅叛乱势力的老巢，“生虏孟获”。 [2]241孟获是在雍闿被越雋夷王高定击杀后，“收闿余众以拒亮”， [3]2224成为汉族大姓耆帅叛乱势力代表的。（关于孟获为汉族大姓的族属问题，作者有专文考证）司马光《资治通鉴》在述及南征之役的结果时说：“益州、永昌（郡治不韦在云南保山）、牂牁、越雋四郡皆平。”[3]2224益州是放在最前边的，越雋却放在最后。显然，司马光也认为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在平定益州汉族大姓耆帅叛乱势力。
从反、正两个方面来看南征之役的战略重点为打击汉族大姓耆帅及地方官吏反叛势力，是不容怀疑的。
南征军所达最远地为今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
关于南征军所达最远地，历来说法不一。1、今云南弥勒、开远之间南盘江南流东着大弯道地区。《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在：“于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与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1]1046缪钺《三国志选注》释“盘江”曰：“即《水经注·叶榆水》所说的盘江。盘江源出律高县，律高县在今云南省泸西、弥勒两县境。杨守敬说：‘郦氏之所为盘江者，今无其水，据其所叙，似今弥勒瀑布河倒流入叶榆者。’”[4]743结合今天的地理状况看，南征军李恢一路所达最远地当在今云南弥勒、开远之间南盘江南流东折之大弯道地区。2、今云南昆明滇池东南岸。《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载：南征军诸葛亮一路七擒孟获，“遂至滇池”。 [1]921《资治通鉴》也取是说。胡三省注曰：“滇池县属益州郡。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曰滇池。”[1]920考今之地理，滇池县当在晋云南昆明滇池东南岸。3、今云南大理。唐樊绰《云南志》载：“孟获据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关隘。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由漾滭而北，破佛光，驻军大理。尽览形胜，以定规划。”[1]237此说南征军诸葛亮一路曾达到洱海南大理城。4、今云南保山。这是南征军诸葛亮一路所达最远地的又一种说法。《云南通志志》载：“诸葛亮经会川，历三绛、弄楝、叶榆，西抵永昌（今滇西保山县一带），遂生擒获。”[7]27今人对南征军所达最远地也不乏关注者。除采认《汉晋春秋》、《资治通鉴》最原始最稳妥观点者，如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曰：“三里大军在滇池会合”外。[6]89有学者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入手探讨，结合滇缅边境地区有“八莫”一名，以及缅甸语称本国为“不毛”（音），提出南征军诸葛亮一路实际达到了今滇缅边境缅甸一侧的“八莫”地区。[7]34该地区当时属永昌郡。
南征军所达最远地为“八莫”一说，虽仅为一种推测，但也不是找不到史料支撑。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有多处涉及诸葛亮南征的文字。作者曾在这一区域为官，又十分爱好考察史地，所言都有比较确实的根据。是书称：“诸葛孔明南征至江头城。”“缅人于壬辰岁以贡物入，余时在澜沧。……盖先是张宪使文耀遣黎邦桂入缅探事，黎说之而来。据邦桂对余云：‘莽酋应龙在五层高楼上，柱皆金髹，呼邦桂与席地坐，谓渠未尝侵中国，乃其部下为盗也。渠亦是汉地，乃诸葛孔明所到，有碑立江头城。’”[8]127清人张澍编《诸葛亮集》，搜罗历代文献所载诸葛武侯遗迹甚全，但未及《广志绎》是其疏漏。考明代江头城地望，在今缅甸境伊洛瓦底江中游瑞丽江汇入口之杰沙。从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三册之标示看，江头城地望在永昌郡西南边界之外。[10]25——26但据《广志绎》所言推之，当时此地也应属永昌郡西南边境县份哀牢的辖区。说诸葛亮南征军曾达这里，从南征的大局上看也不是不可能。《通鉴》载：三路大军南征“击破诸县”，“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3]2225尽管作为统帅的诸葛亮不必亲临每一郡每一县，但南征军各路所部肯定会分别达到每郡每县，不然就不会称作“击破诸县”、“四郡皆平”。在进至永昌郡哀牢县的一支南征军向南推进至西南边境后来叫江头城的地方也是合乎情理的。
南征之役的善后措施及其成效
南征之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诸葛亮以杰出政治家的睿智采取了一系列高明的善后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以往论者对南征善后措施及其成效的某些内容已给预了一定关注，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还有一些内容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或探讨不够深刻，或认识不够全面。
其一、调整行政区划，加强郡县政权建设，提高掌控能力。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据成都后，很重视稳定南部诸郡的政局，设置庲降都督，专责统驭南方诸郡，派得力人选任都督及各郡太守，以加强对南方诸郡的统治。但南方诸郡境域辽阔，交通阻塞，夷汉杂居，易动难安。刘备崩逝后，南方诸郡所出现的汉夷两种势力的动乱，引发诸葛亮的深刻思考 ，要巩固蜀汉政权对南方诸郡的统治，有必要对原来的行政区划作调整。调整行政区划分两层：第一层增加郡一级行政区划数量，缩小每一郡的管辖范围。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为云南郡（郡治弄栋在今云南姚安），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郡治宛温在今云南丘北、砚山之间）。”[1]894由原先的四郡增为六郡，与原来相比增置了云南郡和兴古郡，[1]894方便了郡一级政权对辖区属县的控制。对此已有论者言及。第二层新拓置了一些县份。对此言者尚少。据钱仪吉《三国会要》考证，南征之役后新置县份涉及建宁郡新置有存马、新定、修云；牂牁郡新置有广谈；永昌郡新置有永寿、雍乡、南涪。共新置七县。[9]679这些县级政权的建立，自然强化了对这些原本处于边远蛮荒地方的管理。讨论诸葛亮南征之役后对南方诸郡行政区划的调整，忽视新县份的设置是不够全面的。
在调整行政区划的同时，诸葛亮对南征之役中降服归顺的汉族大姓耆帅及少数族酋长加以任用，吸纳入郡县政权。这就是《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所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1]921一般认为《汉晋春秋》所言“渠率”是专指少数族酋长。事实上这里所言“渠率”除少数族酋长外，还应包括南方诸郡有影响的汉族大姓领袖以及夷化汉人和汉化夷人头目在内。与少数族长期杂处的汉族大姓，特别是夷化汉人和汉化夷人与少数族关系密切，任用他们的头领为郡县吏，既有利于安抚汉族大姓族众，又有利于羁縻少数族部落。这应是诸葛亮所任用“渠率”的主体。对于汉族大姓领袖的任用，是有明确记载的。《华阳国志》称：“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2]241当然一些有影响的少数族部落酋长也在任用之列。只有这样兼顾了汉族大姓、夷化汉人和汉化夷人领袖人物以及少数族部落酋长的任用，才能称得上“纲纪粗定，夷汉粗安”。 [1]921若单指少数族部落酋长的话，怎能叫“夷汉粗安”呢？
其二、创新机制，协和夷汉关系。诸葛亮通过南中之役，对南方诸郡的社会矛盾有了深刻而全面的把握。既抓住了汉夷反叛势力相通的一面，重拳打击汉夷反叛势力。又发现了夷汉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汉族大姓占据城邑、平川，拥有巨量财富，而少数族居处险恶，勇猛彪悍，对汉族大姓的富足时有觊觎，深入思考了如何利用夷汉矛盾，创新管理机制，协和汉夷关系，从而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华阳国志》载，诸葛亮平定南方诸郡汉夷叛乱后，“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大姓富豪）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于汉。”[2]241如此通过劝导汉族大姓拿金帛财物聘用强悍夷人为私家部曲的办法，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夷汉的利益矛盾。同时蜀汉政府对拿出金帛财物数额大，聘用强悍夷人多的汉族大姓给予官职，并准予世袭，以资鼓励。通过这样的连环利益关系调整，创新了使夷人服从于汉人的新机制，达到了协和夷汉关系的目的。
其三、作图谱，启发、引导、规范夷人融入文明社会。蜀汉时代的西南各少数族基本上仍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尽管部落内部，部落与部落之间，都有其习以为常的自身结构和运行秩序，但从观念到行为与蜀汉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文明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和厚厚的隔膜。语言不同，文字不通，更加剧了这种距离和隔膜。这种距离和隔膜正是各少数族与蜀汉地方政权矛盾、摩擦，甚至公开反叛行为产生的根源。为了从深层次上解决南方诸郡少数族部落同蜀汉地方政权间的矛盾，诸葛亮通过对少数族社会状况的考察研究，抓住夷人“论议好譬喻物”的习俗，以作图谱的形式在少数族部落秩序与蜀汉政治秩序间架起一道桥梁，用来缩小二者的距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隔膜。《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载：“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卹；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卷。”[2]247作图谱这种方法因夷之俗，故其内容易为夷人理解、接受。图谱形象地把少数族部落纳入到天地授命的蜀汉政治架构之中，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启发引导将自身的少数族部落社会与蜀汉政权接轨，使部落社会秩序自觉地服从于蜀汉国家政治秩序，从而规范少数族的社会行为。此举收到了单纯军事平定所无法收到的效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颁发给夷人的瑞锦、铁卷，“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安如之。”[2]248
向来论者对《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引《襄阳记》所叙“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1]984这一南征之役及其善后工作的成效多有质疑，列举史籍所载南征之役后到诸葛亮病逝南方诸郡少数族反叛的若干材料，来证明南征之役及其善后工作的成效有限。诚然，诸葛亮南征之役及其善后措施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化解南方诸郡的社会矛盾，解决南方诸郡的社会问题，但我们没有理由惑疑南征之役及其善后措施之卓有成效。只要认真审视一下历史记载，便会发现：一、南征之役后至诸葛亮病逝，甚至其后，南方诸郡没有再发生汉族大姓耆帅和郡县官吏反叛事件。这说明南征之役战略重点要解决的汉族大姓耆帅和郡县官吏反叛问题，获得了相当成功。从这个层面上讲，《襄阳记》所言“终诸葛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当为不虚。二、南征之役后至诸葛亮病逝，南方诸郡所发生的少数族叛乱事件都是局部的纯粹少数族叛乱事件，规模较小，影响不大，更没有发生与汉族大姓一时并起相互煽惑的大动荡。蜀汉政权仅凭南方诸郡守将手中的武装力量就很快将之平息。这说明南征之役对南方诸郡少数族酋长叛乱势力的震慑是有力的，所采取的善后措施确实起到了和协南方诸郡夷汉关系的作用。大多数少数族部落与蜀汉地方政权的关系是平和的，甚至说是融洽的。南方诸郡的执政能力确实得到了加强。
要之，诸葛亮南征的战略重点不在打击少数族酋长叛乱势力，而在平定南方诸郡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叛乱；南征军所达最远地不是滇池，而是今天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南征及其善后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此后南方诸郡没有再发生汉族大姓耆帅和地方官吏的反叛，少数族叛乱的次数和规模也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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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三册）.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
【作者简介】潘民中（1951——2024），男，河南鲁山人，历史学教授，平顶山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原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