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潘民中先生关于三国战争史的研究是卓有成就的，集中体现在其对官渡之战、汲获之战的研究上。首先是官渡之战研究有创新。在三国史和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尽人皆知，自古研究者甚众。潘民中先生不拘泥他论，认为战役发生时曹军的人数有争议，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进行详细论证，认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是可信的。这种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深入探究的行为正是史学家的精神，也是真正的“学问”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潘民中先生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脚踏实地，引领鹰城文化界开创当代文史挖掘的新境界，为培育鹰城文化自信做出了极大贡献。（王宝郑）
官渡之战曹方兵力考实
潘民中
官渡之战是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但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究竟少到何种程度？史学界的论著却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三种：（一）三、四万人。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云：“曹操集结在官渡一带的军队，最多不会超过三、四万人。”柳春藩先生《三国史话》同此。《历史教学》1980年第11期李恩普《试谈三国时三大战役的异同》一文说“曹操二州之地，三万兵员”，基本上也是这种认识。（二）两万左右。《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在袁曹官渡之战一目里，介绍说“曹操以两万左右兵力，出奇制胜，击败袁军十万。”一些普及性历史读物也多持此说。（三）万余人。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称“曹军大约只有一万多人”。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说“曹操以一比十的劣势兵力，在官渡大败地广兵强的袁绍”。当时袁方兵力十万，史有明文。将范老的说法换算成具体数字，就是万人。如此众说纷纭的原因何在？
关于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投入的兵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有记载的。建安五年（200）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力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只是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对这条记载提出了质疑，才使之成了疑案。裴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馀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於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窃以为裴松之所列曹军“不得甚少”的三条论据，有点牵强，并非坚不可摧，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首先，裴松之在其所列第一条论据中，将曹操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同用于官渡之战的兵力混为一谈，就欠妥当。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官渡之战袁曹双方所投入的兵力，只是他们各自拥有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袁绍克公孙瓒后，据有四州之地，“有众数十万”，“精简卒十万，骑万匹”南向（《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曹操用于官渡战场的更不会是他的全部军队。因官渡之战时，曹操的根据地颍川是四战之地。西南有刘表在其侧后，袁绍曾派使者联络刘表，请其配合攻许。即使曹操知道刘表无能为，也绝不会不布置一些军队于西南线，以防万一。东南隔江淮有孙策窥伺许都，欲趁曹、袁相持之机，“密治兵，部置诸将”，“袭许，迎汉帝”（《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这是个劲敌，曹方“众闻皆惧”。曹操势必也要于江淮布置相当的兵力，以求有备无患。西北有诸将盘踞关中，这也是曹操的一桩后顾之忧。使他不得不派钟繇“属以西事”（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托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尽管卫觊认为不必以兵入关，曹操还是“遂从繇议”（ 《三国志·魏书·卫觊传》）。东北方面，以徐州叛变的刘备虽在官渡决战前已被解决了，但也不能不驻扎一些军队镇守。《通鉴纪事本末》卷九载：建安四年（199）“秋八月操进军黎阳。使臧覇等将精兵入青州以扞东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还许，分兵守官渡。”《三国志·魏书·臧霸传》也载：“时太祖方与袁绍相拒，而霸数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专事绍，不以东方为念。”可见，曹操在兖州一带布防有臧霸、于禁等重兵。总之，袁绍克公孙瓒并有四州之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尚只以数十万众中的十万用于官渡战场，何况曹操四面临敌，需处处设防呢？《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载：曹操言“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故知，曹操用于官渡之战的兵力同样只会是一部精锐之师，数量仅占其全部兵力的几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都是可能的。同时，我们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时公兵不满万”的上下文意看，也可以断定是指其在官渡与袁军对峙的兵力，而非指其全部武装力量。至于裴氏用“绍为屯数十里，公分营与之相当”，来证明曹兵“不得甚少”，也需加以斟酌。这里的营当指“营垒”。用现代军事术语讲，就是前沿阵地工事。“公分营与之相当”的意思是说，曹操分筑了与袁军相当的营垒工事，用来抵挡袁军的进攻。并非说曹军每个营垒中的兵员就一定与袁军相当。固然，“结营相守“的阵地战与”摧锋决战“的运动战不同，但以此就认为“结营相守“的阵地战双方兵力就一定不相上下，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军事史上不乏强弱对阵的阵地战。
其次，裴松之以袁绍“理应当悉力围守”，使曹军“出入断绝”，而没能做到，来断定曹兵“不得甚少”，也是值得商榷的。裴氏忽视了袁绍是个不懂军事的庸才。建安五年（200）春正月，曹操东征刘备，袁绍“理应”听从田丰的建议，袭击曹操后方，直下许都。但“绍辞以子疾，不许”，坐失良机。此后，曹军连挫袁军先锋，斩颜良、文丑，还官渡。袁绍“理应”听从沮授的建议，以持久战拖垮曹军。但绍不仅没有如此做，反而“连营稍前，逼官渡”，全线推进，急于决战。当淳于琼北迎运粮车时，袁绍“理应”接受沮授的提议，“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以防曹军抄袭。但绍置之不理，结果乌巢遭袭，粮草被烧，琼军覆没。这些事件告诉我们，不能因为袁绍理应“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事实上没有做到，就断定是“力不能制，曹军不得甚少”。我们认为袁绍没能对曹军“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一方面是由于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好为虚势，不知兵要”（《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另一方面是因袁曹官渡对垒对曹操一方而言是外线作战，曹军背靠自己的后方，且有自己的侧翼，因而袁军无法使曹军出入断绝。徐晃的出击袁军运粮车和曹操自率五千精兵袭乌巢，均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侧翼迂回穿插作战，出奇制胜。尤其后者，是曹操趁袁绍“屯军无严备”，“轻兵袭之，不意而至”，“步骑五千，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通鉴纪事本末》卷九《曹操篡汉》）。之所以能“扬旌往还，会无抵阂”，非袁绍“力不能制”，而是智不能制，术不能制。军队再多，若主帅“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仍难免吃败仗。故以袁军面对曹操的奇袭束手无策为由，认定曹操兵力不得甚少，是站不住脚的。
其三，官渡决战，袁军惨败，曹操坑杀绍众七、八万。裴氏以为“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这里忽视了起码的军事常识，古人言“兵败如山倒”。当袁军粮草被毁，军心动摇，失败投降，解除武装之后，是很容易被处置掉的。若机械地理解为：八万人奔散，让八千人去一个一个绑缚，当然不可思议。关于坑杀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谓：“凡斩首七万余级。”《后汉书·袁绍传》：“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资治通鉴》记作：“余众降者，操尽坑之，前后所杀七万余人”。从诸书所载可知，这七、八万人当包括战役第一阶段，曹军声东击西时所消灭的袁军先锋颜良、文丑两部，及第二阶段曹操出奇兵烧乌巢时破淳于琼部“皆斩之”。史载文丑部就有“五、六千骑”（《资治通鉴》卷六十三），加上颜良部，最少也有万余。淳于琼部有“兵万余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合计就有两三万人，其余四、五万才是最后决战时袁将张郃、高览“诣曹营降”者，“绍军惊扰，大溃” （《通鉴纪事本末》卷九《曹操篡汉》），绍及谭等主帅仓皇渡河，众兵士被抛在河南岸，丧魂失魄束手就擒的。在这种情势下，曹操以八千全副武装乘胜向前的精锐之师，处置四、五万失去抵抗能力的败军之士，恐怕不是多么费难的事。这种情况，在军事史上屡见不鲜。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秦以两路奇兵共三万人，大败赵军于长平，坑杀四十万。公元383年，前秦、东晋淝水之战，刘牢之以精兵五千挫败前秦军五万于洛涧，歼敌一万五千。谢石等继进，仅以数万兵力就击败十倍于己的前秦军，“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死者十七八”（《资治通鉴》卷一0五）。由此可见，裴氏第三条论据也是难以成立的。
若说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时公兵不满万”一条材料尚不足以论定官渡之战曹方兵力的话，那么请看另两条记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云：“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彧以为绍悉觽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荀彧所言“以至弱当至强”，表明曹袁双方的兵力对比甚为悬殊。若是二三万或三四万对十万，就难以称得上以至弱当至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言：“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在这里荀彧把“以至弱当至强”具体表述为“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虽然，“十分居一”是个粗略的比数，但经参预曹操核心军事机密的荀彧说出来，就具有了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当时袁军有“精兵十万，骑万匹”，曹方兵力十居其一，当在万人左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建安五年（200）八月官渡之战时曹操“兵不满万”的说法是可信的，应该作为判断官渡之战曹方兵力的主要依据。从而得出结论：官渡之战曹操以万人左右的兵力打败了拥有十万精兵的袁绍。
(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