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潘民中先生除了对三国军事史的研究成就很重要体现在对官渡之战、攻邺之役和夷陵之战的研究上。而不同的战役在社会运行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官渡之战、攻邺之役是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重大战事，而夷陵之战是发生在三国鼎立时的重大事件。世人皆知，孙刘联盟推动形成三国鼎立，而对蜀吴之夷陵之战了解甚少。潘民中先生对蜀吴夷陵之战时曹魏没有介入的问题，撰写《曹魏对蜀吴夷陵之战取观望态度原因初探》文章，进行了深入考证，得出了当时魏国曹丕政权内忧、外患、实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原因，令人信服，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蜀吴联盟是三国鼎立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基石问题。（王宝郑）
曹魏对蜀吴夷陵之战取观望态度原因初探
潘民中
建安十三年（208），孙刘联合抗曹的赤壁之战使三国鼎立之势基本形成。此后，孙刘结盟对付曹操就成为三国鼎立局面持续存在的前提。孙刘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抵御曹氏的进攻，但两家的联盟却能构成足以与曹氏抗衡的军事实力。什么时候孙刘联盟发生危机，什么时候就成为曹魏对他们进行各个击破的最佳时机。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袭取了刘备的荆州，黄初二年（221）七月刘备兴兵报吴，孙刘盟国火拼，夷陵之战爆发，曹操统一天下的良机到来。趁机攻吴则吴灭，袭蜀则蜀亡。《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载：孙权遣使求降，曹丕以问晔。晔分析当时形势：“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衆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乆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曹丕听罢刘晔之论，说：“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事实上从黄初二年（221）秋七月至三年（222）闰六月，长达一年的蜀吴夷陵之战期间。曹丕既没有按刘晔的谋划兴师攻吴，陷吴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与蜀瓜分之。也没有照自己决策的去袭蜀之后，置蜀汉于死地，迈出统一天下的关键一步。而是自始至终取观望态度，眼看着蜀吴之间你死我活地拼杀，眼看着蜀吴重新恢复联盟关系，从而失去良机。表面上看，这是令人费解的，但若加以深入研究，则完全可以找到其原因所在。
北边不靖 兵力难以集中
蜀吴夷陵之战期间，曹魏北部边境从西北的凉州到东北的幽州，时常出现动乱。曹丕不得不把相当数量的兵力和第一流军事将领用于保护北部边境安全。这样就使其难以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乘机攻袭吴、蜀。
黄初元年（220）春正月，曹操病逝洛阳。冬十月，曹丕取汉而代之，登上了皇帝宝座。在这个政权更替的非常时期，本来比较稳定的北部边境出现了地方势力及少数民族的骚动。
在西北边境，黄初元年（220）有河西诸郡的变乱。《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载：黄初元年五月，曹丕“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西平麹演结旁郡作乱以拒岐。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皆自称太守以应演。武威三种胡复叛。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则，则将救之，郡人皆以为贼势方盛，宜须大军。”苏则作为曹魏的西北重将，设法动员了凉州所有兵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这次河西诸郡的变乱平定下去了。
不久，更大规模的动乱又出现了。黄初二年（221）五月，关中冯翊被称谓“山贼”的郑甘、王然等反，震动整个西北。要对付这次反叛，单凭驻守西北的武装力量已无济于事，不能不动用中央精锐部队和第一流军事将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二年五月，郑甘复叛，遣曹仁讨斩之。”曹操死后，曹丕拜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手握重兵，独当一面。郑甘乱起，升曹仁为大将军，从荆州调往关中，镇压之。《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载：“文帝即王位，赐爵关内侯，转为镇西长史。又行征羌护军，护左将军张郃、冠军将军杨秋讨山贼郑甘、卢水叛胡，皆破平之。关中始定，民得安业。”郭淮在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为门下贼署，后转为丞相兵曹议令史，从征汉中在征西将军夏侯渊失败阵亡，军失主帅人心浮动的危急时刻，淮表现出非凡才能，临危不惧，从容收散卒，推荡寇将军张郃为军主，“诸营乃定”。张郃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归曹操后，得到重用，二十年间南征北战，与张辽、徐晃等齐名，成为曹魏能征善战的著名将领。拿出郭淮都护张郃讨郑甘，分量是很重的。
关中郑甘叛乱还诱发了凉州羌胡等少数民族的动荡不安。《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载：“凉州卢水胡伊健妓、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曹丕速命张既为凉州刺史，并对张既说：“卿谋略过人，今则其时，以便易从事，勿复先请。”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继其后。《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十一月辛未，镇西将军曹真命觽将及州郡兵讨破叛胡治元多、卢水、封赏等，斩首五万余级，获生口十万，羊一百一十一万口，牛八万，河西遂平。”这次西北平乱之战，历时半年，从“斩首五万余级”、“ 获生口十万”看，曹魏投入的总兵力最少不下十万。张既曾从曹操战马超，定关右，被任为京兆尹、雍州刺史，以后又征张鲁，平宋建，与苏则一起平定曲演之乱，是曹魏放在西北的得力将领。曹真是曹氏宗族中的一员猛将，曹丕做皇帝，依之为臂膊，让真出任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足见西北局势之严重。
在东北边境，则有鲜卑诸部地侵扰。《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载：黄初二年十二月“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割地统御，各有分界。轲比能部落近塞，中国人多亡叛归之。”《三国志·魏书·田豫传》载：“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自高柳以东，獩貊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三国志·魏书·牵招传》载：“文帝践阼，拜招使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干数。”面对鲜卑族的侵扰和边民的亡叛，曹丕不能不命将遣兵驻守，使田豫为持节护乌丸校尉，牵招、解俊持节护鲜卑校尉，屯昌平。田豫曾为曹操的军谋掾，从鄢陵侯曹彰为相平代郡，深通兵略，智勇双全。牵招曾任曹操从事，从曹操东征乌丸，西平汉中，将兵督青徐州郡诸军事，击东莱贼，宁静东土。牵招在护鲜卑校尉任内，招诱降服，怀来鲜卑十余万落。
在曹魏开国之初的黄初元年（220）至三年（222），由于北部边境不靖，直接威胁着曹氏对已有版图的统治和新建政权的巩固，所以曹丕不得不把诸如曹仁、曹真等自己信得过的军事统帅；苏则、郭淮、张郃、张既、田豫、牵招等久经沙场，勇猛善战，足智多谋的第一流军事将领；相当数量的中央和地方部队，用于镇压和安抚雍、凉、幽、并诸边境州郡地方势力及少数民族的反抗和侵扰。尽管蜀吴夷陵火拼为曹魏击破二敌统一全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无奈曹丕抽调不出足够的武装力量趁机对吴或蜀发动有效的进攻。
家事不谐 有内顾之忧
蜀吴夷陵之战爆发时，曹丕虽然已成为曹操的合法继承人，取汉而代之，建立曹魏王朝，做上了皇帝。但几年前因争夺太子之位所产生的同临淄侯曹植、鄢陵侯曹彰之间的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且又由此派生出曹丕同卞太后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曹丕。
象其他封建政治家在选择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过程中出现过犹豫、反复、曲折一样，曹操在立储问题上也曾长时间存在着矛盾心理。也正是曹操的犹豫、徘徊的矛盾心理埋下了曹丕与曹植，甚至包括曹彰在内兄弟阋墙的种子。《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建安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脩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注引《魏武故事》也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灾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曹丕与曹植较量的这一回合，以曹丕夺得嗣位，曹植失宠而告终。
但到了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曹操病死于洛阳，政治空气顿时又紧张起来。以曹丕及其得力亲信臣僚为一方，以曹植、曹彰兄弟为一方，矛盾激化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太祖东还，以彰行越骑将军，留长安。太祖至洛阳，得疾，驿召彰，未至，太祖崩。”注引《魏略》曰：“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载：“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注引《魏氏春秋》曰：“彰问玺绶，将有异志。”《三国志·魏书·陈矫传》载：“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曹彰是曹操诸子中唯一一个深通谋略，亲帅军队，南征北战者。彰与丕有嫌隙，而与植关系较好。不管曹操死时驿召彰的真正用意如何，曹彰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洛阳，问先王玺绶所在，确实有以武力排摈曹丕，拥立曹植之意。只是由于曹丕集团中的臣僚贾逵、陈矫等“临大节明略过人”，处置得力，才使曹彰的图谋无法施展。曹丕得以匆匆继承王位。这第二回合，曹丕又占了上风。
曹丕做上魏王后，立即着手剪除彰、植集团的党羽，削弱彰、植集团的势力。《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二丁是曹植的重要党羽。这是贬抑彰、植的信号，接着令“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载：“文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显然，曹操死后卞太后开始参与丕、植之间的政治矛盾，并把砝码加在了曹植一端，矛盾复杂化了。卞太后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曹丕解决彰、植集团的进程，而且要设法限制卞太后。《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三年（222）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髃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曹丕此诏是针对卞太后干预了自己对彰、植的无情贬抑而发的。目的是摘掉卞太后以其特殊地位插手朝政的权力，以便于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整治乃至诛灭彰、植。
此后，曹丕加快了铲除彰、植的步伐。曹彰于黄初四年（223）朝京师，暴疾而卒。《世说新语·尤悔篇》言：“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跳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不管《世说》此言细节是否真实，曹丕处心积虑地要诛灭彰、植确是事实。
黄初二年（22）至三年（222），蜀吴夷陵激战的岁月，恰是曹魏宫廷矛盾和斗争尖锐复杂之时。曹丕迫不及待地利用已到手的皇权，图谋除掉过去曾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产生过威胁，现在对自己的权位仍有危害的胞弟彰、植但卞太后以其特殊的身份干政，处处给曹丕的不情之举以阻挠和掣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尖锐复杂的宫廷矛盾造成曹丕的内顾之忧，使他不敢冒然出师，乘机进攻吴蜀任何一方。待到黄初三年（222）曹丕得以发布“太后不得干政诏”，次年又谋杀了曹彰。这场宫廷矛盾斗争基本结束时，蜀吴之间的战争状态不仅也已解除，而且在共同感到曹魏威胁的基础上，闪电般地重建起联盟。历史给曹魏提供的统一良机白白失去了。
禅代仓猝 余悸未消
蜀吴夷陵之战爆发的黄初二年（221）秋七月，上距汉献帝禅位曹丕只有九个月。表面看来，曹丕已经顺利代汉而立，奠定了自己的一统江山。事实上禅代仓猝，近乎军事政变。前景如何？长期以来朝野存在的拥汉反曹力量及其思潮，使曹丕余悸未消。曹操在其晚年加快了取汉而代之的步伐。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自立为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杀汉献帝皇后伏氏，灭其及二皇子。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获得承制封拜诸侯守相的权力。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自进号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获得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有十二旒，乘金跟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等，与天子一样的仪仗，只差最后登上皇帝宝座一步了。这激起朝野反曹拥汉势力的强烈不满。建安二十三年（218）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共同发难，攻击为曹操留守许都的丞相长史王必的军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三辅决录注》载：“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着，名节累叶。鷪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此次反曹斗争虽被镇压下去了，但不久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在曹操的大本营邺都又发生了丞相掾魏讽谋诛曹氏之举。时曹操率兵征汉中，曹丕居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说》载：“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韂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告之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三国志集解》卷一注引袁宏《后汉纪》载：“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反曹派这两次行动虽均未成功，但对曹氏和朝野士人的振动却是极大的。曹操看自己公开代汉阻力尚大，只得采取“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明智态度，把取汉而代之的任务，留给儿子曹丕去完成。
曹操死后，曹丕急不可耐地以近乎武装政变的手段，才完成了代汉而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曰“南征”者，系史家为曹丕讳也，实为进军许都以武力保证顺利废帝自立。卢弼《三国志集解》对此有所揭示：“是时，孙权破关羽定荆州，曹公表权领荆州牧。权遣校尉梁寓奉贡，曹权方睦，何以有南征之事？何焯谓丕将行禅代之事，托词南征，治兵以备非常。诚然。”度支中郎将霍性担心发动军事政变难达目的，劝曹丕说：“愚谓大王且当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业可成。而今创基，便复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扰，扰则思乱，乱出不意。臣谓此危，危于累卵。”曹丕做皇帝心切，不但听不进霍性的劝告，且把霍性一杀了之。七月在故乡谯郡大饷六军，十月行至许都附近的曲蠡，遂以大军包围许都，逼汉献帝交出了皇帝玺绶，让出了皇位。曹丕以非常手段夺取皇帝宝座，并非万事大吉了。复杂的矛盾还存在，社会大有动荡不安之势。《三国志·魏书·刘晔传》载：“晔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荅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俗或未咸，说明曹丕代汉之初社会上还广泛存在着恋汉恶曹的思潮，长期以来形成的反曹势力远未肃清，他们对曹丕仍构成一种潜在威胁。
长期以来，拥汉势力反曹斗争的影响，魏代汉后恋汉恶曹势力及其思潮的继续存在，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发生作用，搞得曹丕坐卧不宁。不得不花费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大精力去稳定社会秩序，转变社会舆论。因此，在黄初二——三年蜀吴夷陵之战期间根本无暇顾及进攻蜀、吴之事。
天灾频仍 元气未复
建安时期，战争连绵，天灾频仍，瘟疫时常流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状况不佳。就曹魏初年的经济实力而言，不具备在短期内吞蜀灭吴一统天下的条件。这是蜀吴夷陵之战期间曹魏取观望态度的又一重要原因。
曹氏控制的中原在东汉末年既是遭受黑暗腐朽统治破坏最严重的区域，又是牧守混战的中心战场，社会生产力遭受了无法描述地摧残。大量人口死伤逃亡，田地荒芜。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苦心经营，大兴屯田，使现存劳动力与土地重新结合，社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战争连绵，军费开支过大，徭役赋税沉重地压迫着农民和屯田部民，整个社会抵御天灾的能力极其有限。在天灾瘟疫袭来的时候，人们只能消极待毙。张仲景《伤寒论序》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从张仲景家族人口变化的情况，可以看出建安前期社会人口损失之厉害。此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大疫，更使曹操的军政人才凋伤，兵员锐减，农业劳动力损失惨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
为官为宦者尚不能免，军民死亡之惨重程度可想而知。《续汉书·五行志》注引曹植语曰：“建安二十二年疫疠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兵员和农业劳动力锐减给曹操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曹操令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以这次大疫为转折，曹操晚年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除前所言吉本许都之变、魏讽邺都之变外，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进攻汉中，曹操西征，南阳吏民苦于徭役繁重，宛城守将侯音起兵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曰“是时南阳闲苦繇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同时还有陆浑民孙狼的起义。《三国志·魏书·管宁传》附《胡昭传》载：“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曹操正是在内外交困之中病危死去的。《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记载了曹操死时的社会反应：“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搔动。羣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
正是在这种人心思乱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曹丕代汉而立了。社会生产的不景气，使曹丕的政治一开始就陷入重重困难之中。《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时，曹丕自言“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短褐不完。”《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文帝践祚，定都洛阳，为了充实洛阳人口，“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讥，群司以为不可。”曹丕为了使代汉的大魏有点升平气象，于黄初二年（221）三月“复五铢钱”。汉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时行五铢钱，至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乱起，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曹丕于是年三月复之，行不足五个月，到了八月就不得不以“谷贵，罢五铢钱。”从货币的不稳定状况，可以透视出黄初初年曹魏国力的虚弱和曹丕政治的困难。黄初三年（222）蜀吴夷陵之战结束后，曹丕欲兴师征吴。侍中辛毗分析，当时曹魏要想拿出足够吞灭吴蜀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是不可能的。《三国志·魏书·辛毗传》载：“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子阳僭号，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蠢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末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
辛毗作为当事人，所言肯定会有充分的根据，应该说辛毗对曹魏黄初三年实力的分析，无疑也适用于夷陵之战期间。在夷陵之战期间曹魏要乘机进攻吴蜀是力不从心的。
总之，曹魏对蜀吴夷陵之战取观望态度，是魏国边患、政争、实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制约的结果。治三国史者往往忽视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无疑有助于三国军事、政治及鼎立均势的研究。本文不揣冒昧提出这些看法，以期引起学者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