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诸葛亮是寓居躬耕于平顶山的历史名人，明清时仍有“诸葛遗墟”胜景。潘民中先生关于诸葛亮的研究十分用心，撰写了几篇文章从不同方面进行论述，成为其三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除了已经推荐的《平顶山诸葛遗迹之研究》一文外，我们将连续推出其他几篇相关文章，以飨读者。本期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时间小考》。三顾茅庐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具体实践并不知晓，而史无确载，且有异议。潘民中先生以其缜密的思维，严谨的考证，得出了刘备三顾茅庐时间在建安六、七年，实可信矣。读者读此文，不仅查之纤毫，亦可了解刘备屯新野、遭曹兵追击时，曾经激战于叶之史实。时夏侯惇、于禁屯兵于叶，刘备胜其，北侵于叶。（王宝郑）
刘备三顾诸葛亮时间小考
潘民中
刘备三顾诸葛亮，诸葛亮与之畅论天下形势，提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战略构想。这一三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发生于何时？陈寿《三国志·蜀书》之《先主传》、《诸葛亮传》均未作明确记载。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将之系于建安十二年（207），根据是裴松之对《诸葛亮传》载建兴五年（227）《出师表》所作的按语。《出师表》有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一年矣。”裴松之按：“刘备以建安十三年（208）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裴氏的推算表面上看天衣无缝，其实不然。
首先从《出师表》的句法结构看。“尔来二十有一年矣”明显是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言的，非指“三顾臣于草庐”的时间。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诸葛亮集》以及各种录有《出师表》的选本，无不在“遂许先帝以驱驰”与“后值倾覆”间用句号断开，分为两个复句。“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与“后值倾覆”同在后一个复句之中，就是明证。其次从《出师表》的文意看。因为《出师表》的主旨是告诫刘禅应以国事为重，所以诸葛亮在自陈以兴复汉室为己任时所追叙与刘备的交往，自然是重在与刘备相识后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往事。至于叙及“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为“受任”、“奉命”作铺垫。“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只能是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起的。再次，陈寿著《三国志》时不会不注意到作为原始材料《出师表》中的“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若真如裴松之推算的那样简单，恐怕陈寿早依之在作为《蜀书》纲领的《先主传》中明书刘备三顾诸葛亮这起重要事件的年份了。陈氏慎重处理，隐而不言，说明陈氏也认为“二十有一年”只是“受任”、“奉命”的时间，而非“三顾”的时间。那么，怎样来看待《出师表》中从“受任”、“奉命”算起“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与事实上只有二十年的不相符呢？我们说，诸葛亮回忆叙述二十年前的事，在时间上多说一年并不奇怪。直到今天，人们在回忆自己早年的往事时，多一年少一年也是常有的事。史书中错一年半载的事更是屡见不鲜，如《蜀书·诸葛亮传》所附陈寿《上诸葛亮集表》中有“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之言，而事实上这一年诸葛亮已二十八岁了。
裴松之所推算的刘备三顾诸葛亮于建安十二年（207）既然不足信，那么刘备三顾诸葛亮究竟发生于何年呢？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三国志》的有关记载中找线索。《蜀书·诸葛亮传》载：“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具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刘备是在屯驻新野期间三顾诸葛亮的。那么，让我们考察一下刘备到荆州依刘表的全过程及其屯驻地的变迁情况。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对垒官渡，派刘备至汝南骚扰曹操的后方。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于建安六年（201）九月南征刘备。刘备遣糜竺、孙乾与刘表联络投靠事宜，“表自郭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刘备入驻新野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建安七年（202）曹操令夏侯惇、于禁驻兵叶（今河南叶县旧县），摆出欲进攻刘表的架势。刘表趁机命刘备率部北上屯驻博望（今河南方城博望镇）以拒夏侯惇、于禁。久之“刘备北侵至叶”，设伏兵，诱夏侯惇、于禁深入，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巩固了荆州北部边防，赢得刘表的信任。刘表命刘备从博望撤回，屯驻与自己所住襄阳仅一水之隔的樊城。且有“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即便摄荆州’”的记载。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表，刘表卒，其子刘琮背着刘备遣使请降，刘备“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从建安六年（201）到建安十三年（208）刘备依刘表的八年间，只有建安六年末、建安七年初是屯驻在新野的。也正是在此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应该说，此时的刘备在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后延揽人才的欲望特别强烈，曾访士于司马德操。司马德操给他介绍了“此间有伏龙、凤雏”。徐庶归刘备也在此时，在徐庶进一步推荐下，刘备三顾了诸葛亮。很难想象，刘备这样一位十分爱才又急需求才的政治家，会如裴松之所推算的，迟至在荆州呆了六年之后的建安十二年（207），才去接触司马德操、庞德公、诸葛亮、崔州平、徐庶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集团。
我们说刘备三顾诸葛亮在建安六、七年间，还有一个佐证。《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九州春秋》也作如是记载。这条材料告诉我们：诸葛亮与刘备初次相见的时间在“曹公方定河北”之年。“方”在古代汉语中作副词用时意为“正在”或“将要”。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后，稍事休息，便于建安七年（202）秋九月发动了平定河北冀州的战役。《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复“进军官渡。绍自军破后，发病呕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曹操）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魏略》所称“曹公方定河北”，无疑当指此役而言。这就是说备、亮初次相见在建安六年九月至建安七年九月之间。此时诸葛亮二十二岁，刘备“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是自然的。《魏略》为曹魏京兆尹鱼豢撰。高似孙《史略》称：“魏氏别史五家，盖可与陈寿《志》参考而互见，亦一时记载之隽也。而鱼豢《魏略》特为有笔力。”鱼豢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说曹操“方定河北”时亮、备初次相见，不会是无根浮词，应该说是有其事实依据的。《九州春秋》系司马彪所撰，记汉末事。《史通·六家篇》云：“汉室失御，英雄角力，司马彪录其行事为《九州春秋》，州为一卷，合为九卷。”司马彪是西晋著名史学家，亲历汉末、魏晋世事，治史态度严谨。《九州春秋》也言亮、备初见于曹操“方定河北”之年，一定不虚。虽然裴松之以先入之见和思维定势对《魏略》、《九州春秋》所载诸葛亮主动前往求见刘备持怀疑态度，但我们不能囿于裴氏成说而决然摈弃《魏略》、《九州春秋》关于亮、备初会时间的记述。
刘备于建安六年、建安七年间屯驻新野时三顾诸葛亮后，二人“情好日密”。但当时刘备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尚未取得独立发展的基本条件，且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与刘表关系颇好，诸葛亮是随其叔父投靠刘表的，诸葛亮的岳母与刘表的后妻蔡夫人又是亲姐妹，关系错综，所以诸葛亮并未立即出山到刘备幕下供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刘表死，刘琮降曹，“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当阳大败，于是就有了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事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