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波澜壮阔的三国史中，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以隆中对三步走战略惊服刘备，震惊天下，事实上，此后刘备如顺水行舟，又如春竹节节高，借得荆州，取得西川，出兵中原，按照既定方略扎扎实实推进，成就蜀国霸业。诸葛亮的三步走战略历来研究甚多，而潘民中先生以其独到的视野，撰写《诸葛亮“成霸业，兴汉室”三步走战略得失论》一文，对“成霸业，兴汉室”三步走战略本身内在逻辑和实施之得失做了深入浅出的探索和论述，可谓高屋建瓴，令人醍醐灌顶。读读此文，再读三国演义，再论三国历史，就会有身临其境的全局观感观，会对诸葛亮的“大棋局”战略规划有完整的认识，对这一战略实施的主观客观条件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对诸葛亮作为“谋圣”地位有更为明晰的判断。（王宝郑）
诸葛亮“成霸业，兴汉室”三步走战略得失论
潘民中
学界对建安十二年（207）刘备拜晤诸葛亮，诸葛亮对策的内容，已做过不少研究，但窃以为言犹未尽。本文拟从对策为刘备所规划的“成霸业，兴汉室”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实施之得失，三步走战略对策的历史作用等三个方面试抒浅见，聊充“事后之诸葛”。
一、 诸葛亮对策为刘备规划的“成霸业，兴汉室”三步走战略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
刘备问计于诸葛亮的主旨是：在“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形势下，我的战略取向应该是什么？诸葛亮紧扣这个主旨，在深刻分析当时天下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成霸业，兴汉室”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占有荆州，取得一个立足点；第二步兼并益州，跨有荆、益二州，建立起自己巩固的根据地，成就一番霸业；第三步等待时机成熟，从荆、益两个战略支点同时出兵北向，摧毁曹氏势力，夺取中央政权，兴复汉室。通过前后关联的这三个战略步骤，要达到次第两个战略目标：一使刘备势力发展成为能够与曹操、孙权比肩量力的军事政治集团，三分天下有其一，即成就一番霸业；二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攻灭曹氏集团，兴复汉室，统一全国。三个战略步骤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占有荆州是进一步兼并益州的前提；跨有荆、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是出兵中原兴复汉室的基础。
诸葛亮的规划符合当时刘备的主客观条件，是切实可行的。当时的曹操、孙权不仅分别据有一块相当大的地盘，有可靠的财源支撑，有数量多素质高的军队，而且在各自身边都聚集了一批具有雄才大略的一流政治人才，形成两大军事政治集团。而刘备则过着漂泊无定寄人篱下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稳固的财源。虽然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几员素质不错的军事将领，但兵力有限，不具备与曹、孙抗衡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刘备身边缺乏有政治远见的一流人才。所以，当时的刘备充其量只能算一支游军，既构不成一个军事集团，更谈不上是一个政治集团。在如此低的起点上，要想实现“成霸业，兴汉室”的宏伟目标，必然需经历一个漫长的，逐渐充实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包括夺取立足点，建立根据地，开辟可靠财源，聚拢高素质军政人才，壮大实力，将自己完备到能够与曹、孙较量的军事政治集团的程度，然后才有可能谈得上兴复汉室一统天下。
二、三步走战略实施之得失
与诸葛亮晤谈之后，刘备基本上是按照三步走战略一步一步实践的。总结起来，“占有荆州”部分实现，“兼并益州”获得圆满成功，“两路出兵中原”泡汤。三步走战略的成败得失，分析起来原因是很复杂的。
占有荆州战略设想没能完全实现，有其特定的主客观原因。从客观上看，荆州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兵家所必争。正如诸葛亮所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荆州是中原通往江南的要道。已完成统一北方战略任务的曹操要进取江南一统天下，必须先占领荆州。事实上建安十二年（207）刘备拜晤诸葛亮时，曹操已将进攻荆州作为自己的战略重点了。荆州位居孙权江东六郡的上游，从长远利益考虑，孙权只有控制住荆州，才能保证江东的安全。在赤壁战前，孙权曾于建安八年（203）、建安十二年（207）、建安十三年（208）春三次进击盘踞在荆州江夏郡的黄祖，表示了他对荆州的觊觎。早在建安六年（201），鲁肃就给孙权献策说：“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1）建安十三年（208）春甘宁也对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2）刘表死，鲁肃又进说孙权：“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3）曹操、孙权都把注意力对准荆州，这就决定了刘备想要占有荆州将是十分困难的。建安十三年（208）冬，在曹操进攻荆州，刘琮投降的局势下，虽然刘备与孙权联合起来，取得赤壁抗曹的胜利，但曹操收缩之后并未完全放弃，仍占据着荆州北部大片地方，包括江夏郡北半部、襄阳、新城、南乡、南阳诸郡。刘备与孙权共同据有荆州的南半部。其中刘备的实际控制区只有江南四郡，即桂阳、长沙、武陵、零陵。荆州的政治中心、荆州通往巴蜀的咽喉南郡郡治在孙权手中。孙权的南郡太守周瑜率部屯驻江陵，要利用控制江陵的有利条件西进益州。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卒，一贯主张孙刘联盟的鲁肃继任，刘备抓住时机，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的控制权。至此，刘备才勉强占有了荆州三分之一的地盘。从主观上讲，刘备优柔寡断错过了占有荆州的有利时机。刘备从建安六年（201）来到荆州，至建安十三年（208）刘表病死，在荆州居住了八年时光。八年间刘备虽然时时处处受到刘表的猜忌制约，但其所作所为尤其是建安七年（202）北拒夏侯惇于叶获全胜，在荆州士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从刘备拜访襄阳名士司马德操，颍川徐元直向其推荐诸葛亮，以及曹操攻荆州，刘琮投降，琮左右及荆州士人多归之等等事例，可以得到证明。凭此人心之向背，刘备是有可能取得荆州的。刘备取得荆州的机会，一失于刘表病危，再失于刘琮降曹。《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载：“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4）《魏书》曰：“表病笃，讬国於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5）刘备的不忍之心，使其没有接受刘表的委托，而让刘表的不才幼子刘琮代父而立作上了荆州刺史。到刘琮降曹操，“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讬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6）刘备南撤，“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7）假若刘备不失去这两次机会，就可以据有一个完整的荆州，然后来个逆取顺守，以荆州方千里之地，十余万带甲之众，北拒曹操，南联孙权，西取益州，那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在实施三步走战略的过程中，兼并益州一步非常成功。成功的原因有四：其一抓住曹操进攻汉中张鲁，刘璋畏惧求援的时机，果断挥师入川；其二诸葛亮留守荆州，后方巩固，“调其赋税以充军实”，给刘备入川以有力支持；其三有法正、张松等内应得力配合。益州别驾张松力劝刘璋结援刘备；法正则力促刘备入川，“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8）其四杰出人才庞统的适时策划。当刘备对取益州犹豫不决时，是庞统坚定了他的决心。庞统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车骑，北有曹操，难以得志。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诚得以为资大业可成也！”（9）当刘备表示不忍袭击刘璋时，庞统献上袭取成都的上中下三策。刘备采纳了中策，一举得手。兼并益州之后，“备领益州牧，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置左将军府事，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北海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伊籍为从事中郎，零陵刘巴为西曹掾，广汉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10）一个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11）包括原益州人才董和、黄权、李严等在内的军事政治集团形成了。三年之后，刘备又在法正辅佐下不失时机地从曹军手中夺取战略要地益州门户汉中。至此，刘备实现了三分天下鼎立一方的一期战略目标。
在三步走战略中，第一步占有荆州，第二步兼并益州，成就霸业，是立即可以施行的近期目标。第三步两路出兵兴复汉室则是远景规划。而这个远景规划的实施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建立根据地；第二个条件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内修政理”，搞好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建立稳定的后方；第三个条件是“外结好孙权”，建立好同盟关系；第四个条件是“天下有变”，等待有利天时。“天下有变”的具体内容，诸葛亮没说明，但不言而喻是指曹操集团内部发生政治危机。在这四个前提条件中，第一个条件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夺取汉中后就基本具备了。第二、三两个前提条件在足够的时间内，经过主观上的努力也可以创造，唯独第四个条件是不以刘备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天下有变”可能来得早，也可能来得晚，若来得比较晚，即在刘备将第二、三两个条件都创造出来之后到来，那就得心应手了。可如果来得比较早，即在第二、三两个条件尚不具备时到来，第三三个战略步骤实行起来就会困难重重。而历史事实恰是后者而非前者。在建安二十二年（217）至二十四年（219）间，曹氏集团内部危机四伏，事变迭起，曹操疲于奔命，内外不能兼顾。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曹植争储达到白热化；建安二十三年（218）春许都发生了京兆金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策动的反对曹操的军事政变；冬十月南阳守将侯音利用吏民苦徭役组织了反曹斗争；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保卫汉中失利，陇上诸郡将据郡自立。曹操内忧外患交加，身染重病。对刘备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刘备抓住了这个机会，于建安二十四年（219）三月取得汉中进攻战的胜利；五月迅速扩大战果，占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七月称汉中王，立即命令关羽北进。八月关羽全歼于禁七军，围曹仁于樊城，吕常于襄阳。曹操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纷纷向关羽投降。“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12）但众所周知，关羽这次很有希望地北进，在孙权、曹操合谋夹击下迅速失败，落了个丢地丧身的下场。分析失败的原因：一此次北进缺乏统一部署。只有关羽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而没有刘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实际上是偏师进攻。故而，曹操得以集中兵力南下对付关羽。若荆州、益州两路出兵夹击曹操，就会使曹操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为什么刘备没有出兵秦川？说到底是因其在益州刚立住脚，内政尚未修理。诸如同益州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还没搞好，政权根基不牢，一旦出兵秦川，恐怕后方不稳，被釜底抽薪。另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协调同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即“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尚未落实。在刘备看来，荆州经营有年，比较稳固，既不愿失去“天下有变”提供的良机，又无法如对策所言两路出兵，只得作出命令关羽孤军北进的决策。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措置本身就已注定了此次进攻的失败。二孙权背盟联曹，袭击关羽后方。正当关羽全力北进频频得手之时，孙权在背后对关羽进行了一场突然袭击。这是关羽北进失败的直接原因。孙刘联盟是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由远见卓识的诸葛亮和鲁肃一手建立起来的。但到曹操赤壁大败缩回北方后，孙刘两家则在荆州时常发生利益冲突。在孙权一方，鲁肃在世时尚能以联盟大局为重，没有过分之举，但待鲁肃病逝，吕蒙代肃镇陆口后，指导思想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吕蒙力主袭击关羽独占荆州，说动孙权作出进攻关羽的决策。为了袭击关羽不惜给曹操暗送秋波。在刘备一方，自从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与张飞、赵云西上益州之后，刘备把荆州的军政全权托付关羽。关羽乃一介武夫，义气用事，同孙权的关系搞得很僵，最终导致孙刘联盟的破裂。就是说，关羽的北进是在没有“结好孙权”的保证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孙刘联盟的巩固，就没有关羽出兵中原的胜利。
不少人都把诸葛亮的北伐视作他实践“兴复汉室”战略思想的壮举。固然，诸葛亮北伐之时，实现了“兴复汉室”远景规划的第二、三两个条件是具备了。诸葛亮南征南中，“和戎”、“抚越”均已获得成功；同孙权修复了联盟关系，内政治理得也很好。但第一个条件却发生了变化，荆州已经失去，根本谈不上“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了。况且，此时汉魏不仅已完成政权过渡，而且曹魏进入了全盛时期。魏明帝即位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觽，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13）可谓政由己出，君臣一体，上下同心，经济繁荣，政局稳定，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政治危机。所以，诸葛亮五次伐魏，均以无功而还。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两路出兵，兴复汉室”没有结果，致使攻灭曹氏一统全国的二期战略目标未能实现。
战略、策略地制订属主观范畴，而战略、策略地实施则是客观的活动。客观与主观完全吻合的事情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无论怎样圆满的主观运筹， 在其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不断变化着的各种因素制约，使之无法完全变为现实。我们在评价某一战略、策略优劣长短的时候，不能过分苛刻，不能因其没有完全实现就否认其价值。对待诸葛亮对策也应这样。
三、三步走战略对策的历史作用
诸葛亮对策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虽然没能完全实现，但其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强调人谋的重要性，使刘备确立了积极延揽政治人才，组织自己智囊团的指导思想。对策开宗明义强调人谋的重要性：“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诸葛亮把曹操与袁绍相比，分析曹操得以以弱胜强的原因，除了天时因素外，人谋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里直言不讳地肯定曹操不仅能聚拢人才，而且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委婉地批评刘备对人才重视不够。刘备从初平年间（190——193）起兵加入豪杰行列，到建安十二年（207）初拜晤诸葛亮，虽然在天下大乱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活动了十六七年，但身边除了关羽、张飞、赵云几员武将算得上一流人才外，像样的政治人才、谋略之士几乎一个没有。这正是其东西飘零一事无成的重要原因。诸葛亮强调人谋，使刘备受到深刻启发，要想有所作为，非广揽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才不可。此后，刘备不仅与诸葛亮情好日密，而且相继聚拢了庞统、法正等谋略之士，建立起自己的智囊班子，使自己的势力发展完备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智囊班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曹操大军压境，刘备被迫南逃要投靠吴臣的困难形势下，是诸葛亮谋划了与孙权建立联盟，共同抗曹，终于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刘备从而赢得了一块生存之地。若不是诸葛亮的谋划，刘备仍难以摆脱四处飘零寄人篱下的命运。庞统、法正则在兼并益州和进取汉中等重大决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强调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使刘备确立了建立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在对策中，诸葛亮列举了群雄竞争获胜者曹操和孙权的事迹。曹操一开始就很重视根据地建设，初平三年（192）应鲍信之邀，到兖州任兖州牧，打败黄巾，从此以兖州为根据地，东征徐州，南略陈地，扩大地盘。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都许以后，把根据地转移到豫州，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建起巩固的后方。然后西战张绣，北攻袁绍，东平吕布、袁术，逐渐形成“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孙权以江东为根据地发展自己，“国险而民附”。通过总结曹操、孙权事业的成功，启发刘备反思自己的势力之所以没有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正是因为无根据地，才只得或漂泊无定，或寄人篱下，没有经济保障，谈何壮大实力。从而确立建立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此后，刘备开始为占有荆州兼并益州建立根据地而努力。赤壁大战，刘备联合孙权击败曹操，立即引兵南徇四郡，接受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的投降。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都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资。刘备在漂泊十八年后，至此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随后，又从孙权手中争取到了对南郡的控制权，进而入川兼并益州，跨有了荆、益，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三分天下。诸葛亮对策，成为刘备从漂泊无定寄人篱下，到立足一方与曹、孙抗衡的转折点。
第三，提出联孙抗曹的策略思想，促进鼎立局面的形成。诸葛亮在对策中分析天下大势，对待“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曹操，在跨有荆、益之前，取“不可与争锋”的策略；跨有荆、益之后，两路出兵，兴复汉室，把曹氏势力作为主要进攻对象。曹操这个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兴复汉室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要对付曹操这个异常强大的敌人，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诸葛亮明确提出，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要“外结好孙权”。对策的次年，即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就实践了这个策略，联合孙权，抗拒曹操，赤壁一战，大获全胜，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此后，刘备在联合孙权问题上出现过摇摆。最有代表性的是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得益州，孙权派诸葛瑾向刘备讨要荆州。刘备不许，酿成吕蒙与关羽争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战争。孙刘联盟出现第一次危机。章武元年（221）秋七月，为了报关羽被杀之仇，刘备自率大军东征孙权。孙权遣使求和，刘备不许。这是孙刘联盟的第二次危机。孙权为了迎战刘备，向曹操称臣，以免后顾之忧。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刘备大败，痛定思痛，才真正认识到诸葛亮对策主张联孙抗曹的价值，在病危之中，决定与孙权言归于好，恢复孙刘联盟。从此，以孙刘联盟抗击曹氏为机制的三国鼎立格局最后确立。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联孙抗曹的策略思想，就没有刘备跨有荆、益的成功；没有联孙抗曹的策略思想，就不会有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诸葛亮对策自从陈寿写入《三国志》以后广为流传，被视为古代杰出政治家最了不起的丰碑之一，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所借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3）《三国志》卷四十五《吴书·鲁肃传》。
（2）《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甘宁传》。
（4）《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
（5）《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
（6）《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注引孔衍《汉魏春秋》。
（7）（11）《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
（8）《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法正传》。
（9）《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
（10）《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
（12）《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
（13）《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本文原刊于《许昌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