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聪明智慧，勤劳勇敢，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其中有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类，那就是运河文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战天斗地、改天换命的精神，开凿运河就是集中体现。但世人知道郑国渠，知道隋唐大运河，却很少知道三国鼎立期间也开凿有睢阳渠、平虏渠、泉州渠等运河。潘民中先生在《三国史征》中收录有《曹操在统一北方战争中修凿的四条运河》一文，不仅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史实，而且对开凿运河的背景、作用进行了阐述，也让我们对曹操的大谋略有了新的认识。（王宝郑）
曹操在统一北方战争中修凿的四条运河
潘民中
各家通史和魏晋断代史，对曹操屯田积谷为其统一北方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军粮着墨较多，而对如何把大批军粮源源不断地运到战争前线却很少详究。本文试就曹操在统一北方战争中修凿的几条运河作点考述，以供大家参考。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十个月，军队的粮饷考陆运供给。《三国志·魏书·任峻传》载：“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抄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阵以营卫之，贼不敢近。”用这样的办法运输，费人多，效率低。因此，到战役后期，曹方军粮遂呈危机状态。《魏书·荀彧传》称：“五年，与绍连战。太祖保官渡，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彧，议欲还许。”《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也言：许攸“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柰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曹操采纳了许攸奇袭乌巢焚毁袁军积聚的献策，才得以转危为安，取得官渡决战的胜利。事后，曹操审慎地吸取了军粮运输供不应求的教训，在继续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将凿运河通水运提到战略布署的重要位置，随着战线的不断向北推进，先后修凿了四条运河。
治睢阳渠。《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正月，公军谯，“遂至浚仪，治睢阳渠。”睢阳渠是在睢水的基础上修治的。睢水是古代鸿沟的支派之一，于浚仪县（今开封市）从鸿沟（即狼荡渠）分出东流，经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北，宁陵（今河南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至下相（今江苏宿迁），注入泗水。经泗水，可北通徐州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古邳镇），南下广陵（今江苏扬州）。一般认为，曹操治睢阳渠是为了发展灌溉事业，开辟屯田。其实不然，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治睢阳渠前后的情况，便可窥其用意。建安五年，曹操在军粮殆尽，几欲撤退的危险形势下，取得官渡之战胜利。当时“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冀州诸郡多举城邑降”。按理说，这正是乘胜追击，一举夺取冀州的好时机，但曹操没有冒然北进，而是果断收兵回师了。曹操不是不想尽快灭袁，而是后方补给跟不上，无法一鼓作气打下去。《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载有曹操的表文，曰：“及绍破败，臣粮亦尽，以为河北未易图也，”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四月曹操又曾“扬兵河上，击绍仓亭军，破之”。这次曹操仍没有乘胜北进，九月就回许了。此次罢战的原因，虽然主要是刘备略汝南，危及许都，但北上灭袁的准备不成熟，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魏书·荀彧传》言：“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今山东梁山县北），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春正月，曹操带着军队回了一趟故乡谯（今安徽亳州），返至浚仪，修治了睢阳渠，然后重新进军官渡，北上灭袁，全面铺开了平定冀州的战争。显然，修治睢阳渠是曹操进军河北平定冀州战略布署中的关键一环。若治睢阳渠只是为了发展灌溉，大可不必在军情紧急，大军出征前夕，来做这种缓不济急的工作。所以说，治睢阳渠的主要用意不是为了发展灌溉，而是为了将睢阳、下邳等地区的粮谷运往北征前线。建安七年，睢阳、下邳已经成为曹操的巩固统治区了，睢阳一带有较好的自然条件，粮食生产情况良好，稍后的事实可以佐证这一点。《魏书·卢毓传》说：“文帝践阼，徙黄门侍郎，出为济阴相，梁、谯二郡太守。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而谯土地墝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国（今河南商丘）就沃衍，失帝意。虽听毓所表，心犹恨之，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这条材料虽记的是魏文帝曹丕时事，但可说明睢阳土地沃衍，多美田。这样的条件，曹操不会不利用来发展农业生产。应该说，早在建安年间这里就已成为曹操的一个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了。只是尚有余地，文帝时卢毓又广垦殖。下邳在陶谦牧徐州时就是一个盛产粮食的地方。《魏书·陶谦传》载：“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封赡，流民多归之。”注引《先贤行状》云：“州牧陶谦表（陈）2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
注引《吴书》录陶谦兴平二年（公元196年）上献帝书称：“臣前调谷百万斛，已在水次，辄勑兵衞送。”曹操建安五年击败刘备控制的下邳后，自然会在原来粮食生产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故下邳也是曹操的一个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修志睢阳渠正是要把这样两个粮食生产基地与北征前线联系起来，使军粮能够顺利西运，以供征袁之用。《魏书·夏侯渊传》载：“绍破，使督兖、豫、徐州军粮。时军食少，渊传馈相继，军以复振。”可见，睢阳渠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通白沟。白沟本是黄河北岸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发源处接近淇水，东北流下接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以下的清河。淇水由黎阳西八十里延津渡附近入黄河。曹操为进攻袁尚、袁谭平定冀州，在淇水入黄河处用大木枋做堰，决之使东入白沟，以通粮运。《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早在八年十月曹操乘袁谭、袁尚内讧之机，伪许援谭，得以占据冀州的南大门——黄河北岸的军事重镇黎阳。至此时，治白沟通粮运，准备大举攻邺，进而平定冀州。建安九年二月，曹操大军兵临邺城之下，至八月围攻邺城半载有余，最后一面决漳水灌城，一面阻击袁尚回救邺城之援军于西山。袁尚大败，溃逃中山（今河北定州），邺城援绝粮尽，守将开城纳降，曹操终于占领邺城。某种意义上说，攻邺之战的艰巨性不亚于官渡大战。邺城是冀州的首府，是袁氏经营十余年的老巢，邺城的得失决定着曹、袁在北方的胜负。袁尚是尽最大力量固守的。曹操大军围攻邺城半年有余，军粮消耗之大可想而知，而始终没有再像官渡之战是那样感到匮乏，与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先治睢阳渠便利东粮西运，再通白沟以南粮北调有密切关系。袁谭盘踞在白沟下游清河岸边的南皮（今河北南皮北），曹操得邺后挥师北上，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春正月攻袁谭于南皮。《魏书·武帝纪》载：“初讨谭时，民亡椎冰，令不得降。”裴松之以为“讨谭时，川渠水冻，使民椎冰以通船。”可知攻南皮之战，曹军的军粮补给也主要是靠水运，甚至要破冰行船。这里所言“川渠”，无疑是指“白沟——清河”水道。白沟——清河又成了继续北进的主要军粮补给线。
凿平虏、泉州二渠。平虏渠起自呼沲河，北入泒水通潞河，南与白沟下游东北流之清河相接。泉州渠自潞河下游北通鲍丘水之泃河口，因在泉州（今天津武清南）地界故名泉州渠。这两条运河是曹操北征乌丸前夕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所开。《魏书·武帝纪》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北征乌丸是平袁战争的继续，是统一北方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役直接关系着能否消灭袁氏残余势力，根除后患，制伏乌丸，巩固北部边防安全的大事。为旗开得胜，曹操作了充分准备，谏议大夫董昭建议凿二渠通粮运。《魏书·董昭传》称，太祖征乌丸，“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平虏、泉州二渠凿通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三四月间，曹操率师北上，五月到无终（今天津蓟县）。军粮源源不断地通过白沟、平虏渠、泉州渠运到前线，保证了供给。曹军堑山堙谷五百余里，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八月，白狼山一战，斩塌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袁尚、袁熙东窜公孙康处，公孙康畏曹军威势，斩之传首曹操。至此，统一北方的战争基本结束。平虏、泉州二渠的作用大矣！
总之，睢阳渠、白沟地修治，平虏渠、泉州渠地开凿，在曹操统一北方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为战争的步步胜利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同时这四条运河的修凿，也为沟通淮河——黄河、黄河——海河水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四百年后隋开凿南北大运河不能说没有借助曹操所修凿四条运河的基础，大运河永济渠的南段正是沿用了曹操所通白沟，中段则基本走平虏渠故道。通济渠中段从汴州到睢阳也差不多是沿睢阳渠走向疏凿的。应该说，曹操修凿的四条运河在华中、华北水运工程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本文原刊于《许昌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