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诸葛亮能成为一代名臣，与其重视人才的思想与重用人才的实践是分不开的，未出茅庐，即有《隆中对》，其中大篇幅论及人才队伍问题。潘民中先生将其重视人才理念称之为“尚贤”，大概是认为与平顶山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墨子的尚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撰写《光武二十八将与诸葛亮的“尚贤”思想》一文，收录在《三国史征》著作中。该文从诸葛亮与光武二十八将的关系进行专题论述，从而找到其中的“尚贤”思想渊源，并对其重要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躬耕南阳的重大收获”，非常可信。从现在行政区域看，这其中有冯异、铫期等多位东汉开国大将与平顶山有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平顶山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王宝郑）
光武二十八将与诸葛亮的“尚贤”思想
潘民中
（平顶山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平顶山 467000 ）
［ 摘 要 ］ “光武二十八将”的主体是南阳一带人才群。诸葛亮寓居颍川昆阳八年，躬耕南阳十二年，对南阳一带人才群及其产生的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得出南阳人才群“忠贞智勇，无所不有”，“光武中兴”内在机理是“君明臣贤，谋合议同，共成王业”的结论，从而确立了“尚贤”思想，并用于指导鼎立一方的治军、治国实践 。
［ 关键词 ］ 光武二十八将 南阳 诸葛亮 尚贤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上唯独刘汉王朝能够一波三折，在西汉衰亡之后皇室刘秀建立东汉实现“光武中兴”，在东汉衰亡之后宗室刘备建立蜀汉与魏、吴鼎足而立。光武帝刘秀是靠着以“二十八将”为代表的开国功臣打得天下的。这对辅佐刘备建立蜀汉王朝的诸葛亮产生了什么影响？“光武二十八将”主要是南阳一带人，诸葛亮是怎么接受其影响的？本文试作点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 光武二十八将”中的南阳一带人
提起东汉的开国元勋，一般都称之谓“云台二十八将”。因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三年（公元６０年）“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 [1] （ P1438 ） 而得名。究其实云台宫悬挂的功臣画像不只二十八人，而是三十二人，在二十八将之外“又益以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1] （ P1438 ） 故若以“云台”称之，就不是“云台二十八将”，而应谓“云台三十二将”。
那么，“二十八将”是因何而称的呢？考之史籍，“二十八将”是建武十二年（公元３６年）吴汉在取得平定割据于蜀地的公孙述，“斩述首传送洛阳” [2] （ P682 ） 之后，于次年正月振旅而还，夏四月至京师。这标志着光武帝刘秀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斗争，至此基本上实现了天下一统和东汉政权的巩固，今后的工作重心将从军事统一向政治治理转移，“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 [1] （ P1381 ） ，“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 [3] （ P13 ） ，“封余功臣三百六十五人” [1] （ P1381 ） 。因此，要称“二十八将”应以“光武二十八将”最贴切。“光武二十八将”的地位和声誉是昆阳大战之后，特别是刘秀以更始之命巡行河北，建武元年（公元２５年）六月即位称帝之后，长期统一战争中逐渐形成的。“光武二十八将”的排序则是建武十三年（公元３７年）“大飨将士更封功臣”最后确定下来的。
光武帝刘秀籍贯南阳，起事于南阳，所以在追随他南征北战为中兴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中南阳一带人占相当的比重。仅以“二十八将”为考察对象，他们的籍贯分布为：南阳郡１１人，颍川郡７人，关中（包括左冯翊、右扶风）３人，河北（包括幽、冀二州）６人，山东１人。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八将”中南阳郡人占４０％，比重最大。颍川郡与南阳郡相毗连，是刘秀走出南阳后最先涉足的地方，昆阳大战就发生在颍川郡昆阳县，“二十八将”中颍川人占２５％。若把南阳郡、颍川郡合起来作为“南阳一带”来看，“二十八将”中南阳一带人就占了６５％，可称绝对多数。
“二十八将”中的１１位南阳郡人是：太傅高密侯新野（今南阳市新野县）邓禹、中山太守全椒侯棘阳（今南阳市南郊黄台岗东）马成、大司马广平侯宛县（今南阳市区）吴汉、左将军胶东侯冠军（今南阳市邓州冠军）贾复、琅邪太守祝阿侯西鄂（今南阳市北郊石桥）陈俊、骠骑大将军参蘧侯宛县（今南阳市区）杜茂、征南大将军舞阳侯棘阳（今南阳市南郊黄台岗东）岑彭、建义大将军鬲侯宛县（今南阳市区）朱祐、信都太守阿陵侯宛县（今南阳市区）任光、捕虏将军扬虚侯湖阳（今南阳市唐河县湖阳）马武、骠骑将军慎侯安众（今南阳市邓州白牛东南）刘隆 [2] （ P599-790 ） 。这１１人中有４人即吴汉、杜茂、朱祐、任光都是南阳郡治所在地宛县人。马成、岑彭的籍贯棘阳，陈俊的籍贯西鄂，均与宛县紧邻，按今天的政区说都在南阳市区之内。“二十八将”中的７个颍川郡人是：积弩将军昆阳侯襄城（今许昌市襄城县）傅俊、左曹合肥侯襄城（今许昌市襄城县）坚镡、征西大将军阳夏侯父城（今平顶山市宝丰县李庄乡古城）冯异、上谷太守淮陵侯颍阳（今许昌市襄城县颍阳镇）王霸、征虏将军颍阳侯颍阳（今许昌市襄城县颍阳镇）祭遵、卫尉安成侯郏县（今平顶山市郏县）铫期、城门校尉朗陵侯郏县（今平顶山市郏县）臧宫 [2] （ P599-790 ） 。东汉时的颍川郡辖１７县，这７人的籍贯都集中在颍川郡的南部。颍川郡南部与南阳郡北部接壤。从这一点来说，用“出自南阳一带” [4] （ P469 ） 来统称“二十八将”中的南阳郡１１人和颍川郡７人是有道理的。
出自南阳一带的这１８人在“光武二十八将”中不仅占绝对多数，而且其地位和在“光武中兴”中所发挥的军事、政治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二十八将”排序的前三位都是南阳人；前七位中有五位是南阳人；前十四位中有１１人出自南阳一带。这就是南阳一带人在“二十八将”中所居地位的最好说明。至于他们在“光武中兴”中所发挥的军事、政治作用，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没有以邓禹、吴汉、冯异为代表的南阳一带杰出军事人才群就没有“二十八将”，也就没有“光武中兴”。《读通鉴论》的作者王夫之说：“光武以支庶之余，起于南阳，于其人士周旋，辛苦百战以定天下，其专用南阳人而失天下之贤俊，虽私而亦不忘故旧之道也。且南阳将吏，功成爵定，亦未闻骄倨侈汰以乱大法，夫岂必斥远而防制之。” [5] （ P169 ） 即使在天下大定，“功臣并不用，以吏事责三公” [1] （ P1382 ） 的情况下，仍让邓禹、李通、贾复这三位南阳籍的元勋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
诸葛亮论“光武二十八将”
建安时期，邺下文士有品评历史人物优劣的风气。曹植作《汉二祖优劣论》传于世间，称世祖光武帝“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不敌良、平。” [6] （ P105 ） “尔乃庙谋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于时战克之将，筹画之臣，承诏奉令者获宠，违命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 [6] （ P104 ） “是以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旌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征，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 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近优也。” [6] （ P104 ）
此论传至诸葛亮之手，诸葛亮对曹植为优光武而贬抑“二十八将”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于是作《论光武》一文，畅谈自己的看法：“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议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阔疏，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7] （ P46 ）
平心而论，诸葛亮的观点较之曹植要全面、客观、深刻得多。曹植为优光武劣高祖而抑“二十八将”，扬韩、周、陈、张。即为“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俊异”。诸葛亮则既肯定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又强调“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即既肯定君明，又不忽略臣贤，是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客观的。正是明君贤臣的最佳结合才成功了“光武中兴”。诸葛亮之所以有如此全面、客观、深刻的认识，我认为与其身世、阅历、学识有密切关系。
诸葛亮出身于两汉世家。先祖诸葛丰在前汉元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到后汉灵帝时亮父诸葛珪任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于皇室宗亲荆州牧刘表有旧，后被袁术署置为豫章太守。可以说诸葛亮家族是与两汉王朝的兴衰同呼吸共命运的，对两汉王朝的兴衰史最关注，对两汉王朝兴衰原因的思考最深入，认识最深刻，且世代相传，成为家祖传统。诸葛亮从父、祖那里接受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诸葛亮１５岁随叔父诸葛玄依荆州牧刘表躬耕南阳之前，曾在颍川昆阳平顶山下住过八年。平顶山下有诸葛亮父、祖的坟墟，隋开皇三年（公元５８３年）断石幢有记载。 [8] （ P96 ） 平顶山下北邻父城、郏县、襄城、颍阳，这里是“二十八将”中７位颍川人的故乡。这八年中诸葛亮从当地父老口中了解到不少“二十八将”中颍川郡七人的身世、功业和影响。兴平二年（公元１９５年）之后的十二年是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时期。南阳既是光武帝的故乡，又是光武帝起事的地方，还是后汉的南都。随着年令的增长，志向抱负的确立，学识的丰富，自比管仲、乐毅，以天下为己任的诸葛亮对后汉王朝的成败得失思考的更多。“光武二十八将”中故里在南阳郡的１１人当然就成为诸葛亮重点考察的对象。何况这１１人中７人的故里就在南阳郡治宛县及其周边。从史籍中读到“二十八将”是一种体认，在“二十八将”中南阳一带人才群的故里生活，直接感受产生一代雄才的环境，从父老乡亲的口述中感受其生动鲜活的胆量和智慧，是一种更重要的体认。应该说诸葛亮在《论光武》中的思想就是这种思考和体认的结晶。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阅历，就没有其对光武君臣配合默契铸造“光武中兴”内在机理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
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重大收获
诸葛亮寓居颍川昆阳八年，躬耕南阳十二年，对“光武二十八将”中南阳一带人的身世、生平、功业进行深入的考察，得出“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的结论，并拓而展之，再现“光武中兴”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仔细品味，达到了若指掌的程度，在其出山之后的治军、行政中随时随地结合实际借鉴征引。建安二十六年（公元２２１年），群下劝刘备称尊号，刘备未许，亮说曰：“若吴汉、耿弇等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9] （ P916 ） 刘备于是即帝位。章武三年（公元２２３年）刘备病逝，诸葛亮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魏加紧对蜀的和平攻势，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而作《正议》，有言：“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 [9] （ P917 ）
诸葛亮寓居颍川昆阳八年，躬耕南阳十二年，通过对“光武二十八将”中南阳一带人的深入考察，不仅使“光武中兴”的史实烂熟于胸，可以随时随地引喻，而且把握住了“光武中兴”的内在机理“君明臣贤，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进而升华为“尚贤”思想，在《论光武》中予以表述，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治军和行政。早在《草庐对策》中诸葛亮就以“尚贤”思想来分析当时的天下大势，说孙权是“国险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9] （ P912 ） 说刘璋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9] （ P913 ） 说刘备是“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 [9] （ P913 ） 为刘备规划未来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州。” [9] （ P913 ） 将兴复汉室的一半重任寄托于一位贤能“上将”。[9] （ P913 ） 在建兴五年（公元２２７年）率诸军北驻汉中的上疏中更是以“尚贤”思想为指导，告诫刘禅，安排中枢事务，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9] （ P919 ） 让刘禅明了蜀汉王业离不开“忠志之士”的支撑。反复叮咛刘禅：“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禕、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充，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9] （ P919-920 ） 就是到了建兴六年（公元２２８年）春街亭残败之后，冬十一月诸葛亮上疏刘禅仍以“尚贤”思想分析当时的局势：“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9] （ P923 ） 于是决定趁贤将能臣尚未全部凋零之前抓紧北伐，复出散关。
诸葛亮深知三国之间的较量最终是人才优劣众寡的较量。人才的主体是良将贤臣。蜀汉要想鼎立一方，谋求生存和发展，必须“尚贤”。而诸葛亮“尚贤”思想的确立则是其寓居颍川昆阳八年，躬耕南阳十二年，对“光武二十八将”中南阳一带人才群深入考察及对“光武中兴”内在机理细致研究的重大收获。
要之，“光武二十八将”的主体是南阳一带人才群。南阳一带人才群“忠贞智勇，无所不有”。刘秀正是依靠这个人才群，实现了“光武中兴”。“光武中兴”的内在机理是“君明臣贤，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诸葛亮寓居颍川昆阳八年，躬耕南阳十二年，对“光武二十八将”中南阳一带人才群及其产生的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光武中兴”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确立了“尚贤”思想，并用于指导鼎立一方的治军、治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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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诸葛亮集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8] （清同治辛未）叶县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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