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平顶山市与许昌有深刻的渊源。从文化地理发展史看，在没有当代新城平顶山市之前，平顶山境域大部分地区与其有过从属关系，平顶山文明发展史与许昌文明发展史往往紧密交织在一起，这一特征在汉末与三国时期更是如此。许昌曾经是全国政治中心、军事重心、陪都，与三国、西晋兴衰史等基础性渊源关系。而这一时期正是平顶山历史上的重要篇章、文化上的重要渊源，我们熟知的曹操许下军屯、摩陂青龙显现、关羽威震华夏，以及诸葛亮躬耕平山、诸葛拜谒留侯祠等历史故事均在今平顶山境域发生。潘民中先生专著《三国史征》中收录的《汉末魏晋一百二十年许昌城的政治存在述论》一文，专题论述了汉末魏晋一百二十年间许昌城的政治、军事地位和状况，资料翔实，考据充分，有助于我们了解许昌历史和平顶山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诸侯争霸、鏖战中原、三国鼎立历程中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时期平顶山所处的文化地理状况。（王宝郑）
汉末魏晋一百二十年许昌城的政治存在述论（上）
潘民中
许昌城自东汉建安元年（196）至西晋建兴四年（316）一百二十年的存在状态，既为汉末魏晋史研究所无法绕过，又为研究许昌城市发展史所必须关注，但至今尚未见系统成果面世。本文试就该时期许昌城的政治存在状态做点梳理，以期抛砖引玉。这一百二十年许昌城的政治存在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延康元年、黄初元年）汉末都城史称许都时期、黄初元年（220）至咸熙二年（265）魏朝四大陪都之一史称许昌时期、泰始元年（265）至建兴四年（316）西晋具有陪都性质的重镇仍称许昌时期。依次述论如下：
汉末[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延康元年）] 朝廷所在之许都
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元年（25）“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后汉书p25）自此称洛阳为京师，称西汉故都长安为西京。历一百六十五年，到灵帝刘宏中平六年（189）驾崩，董卓乱国，擅谋废立，逼献帝刘协迁都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通鉴P1912）董卓被诛后，其部将李傕、郭汜内讧火拼祸长安，“放火烧宫殿、官府、民居悉尽”。（通鉴P1960）“是时，长安城空四十馀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通鉴P1968）“董卓初死，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等放兵劫略，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汉献帝成了乱将手中争夺利益的砝码，他们任意扣留、拘禁天子、后宫和大臣。兴平二年（195）汉献帝刘协君臣乘隙逃出乱将魔掌，颠沛流离，辗转河东。建安元年春正月，占据兖州积蓄起一点实力的曹操，南略陈地。产生了迎奉天子的想法，命曹洪将兵西进，无奈中途遇阻而归。二月，曹操进军颍川，讨破汝南、颍川黄巾，立足许县。秋七月，汉献帝在大将军韩暹和车骑将军杨奉的迎护下回到洛阳。但洛阳残破，几无栖身之所，只得暂住城西中常侍赵忠故宅，“百官斩除荆棘，靠墙壁间生活。州郡各拥有强兵，粮物没有运送供给，众多官员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己外出采取自生的禾类充饥，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被兵士所杀。”（后汉书P379）这时曹操不失时机的就近带兵入洛阳，得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问计于议郎董昭。董昭的对策为其谋划并实施了迎天子都许的战略举措。“操引董昭并坐，问曰：‘今孤为此，当施何计？’昭曰：‘将军兴义兵以诛暴乱，入朝天子，辅翼三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杨奉近在梁耳，闻其兵精，得无为孤累乎？’昭曰：‘奉少党援，心相凭结，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进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奉为人勇而寡虑，必不见疑，比使往来，足以定计，奉何能为累！’操曰：‘善！’即遣使诣奉。庚申，车驾出轘辕而东，遂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始立宗庙社稷于许。”（通鉴P1984）曹操赴洛阳迎汉献帝时，凭的仅是“兗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通鉴1984）的优势，至于能否迎来，他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硬件上并未在许做诸如兴建宫殿等必要准备。献帝迎来了，于是只能让暂住在自己的军营里。要知道在残破的洛阳献帝后来还有河内太守、安国将军张杨仓促修缮起的的“南宫杨安殿”可住的，所以都许后曹操做的第一件事是先为献帝立起宗庙社稷，接着自然就是建宫殿了。总不能让皇帝久住在自己的军营里。
对曹操来说，董昭的这一对策堪与十二年后诸葛亮于刘备的对策媲美，它为曹操开启了一个新局面，当然也于历史来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从此，献帝刘协的汉朝廷有了寄身之地，结束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窘境，以许为都延续国祚二十五年；许则以汉朝都城天子所居的政治中心身份和地位，为当时海内各股政治势力所关注，并载入史册。天下虽已分崩，除了袁术甘冒大不韪于建安二年（197）初在寿春公然称帝外，其他地方实力派不管所占地盘广狭力量大小，在面上无不承认身居许都的汉天子为天下共主。自负高奇的北海太守孔融到许都任职朝廷将作大匠。袁术称帝，欲拉幼时好友沛相陈珪入伙，“术以书召珪，又劫质其子，期必致珪珪答书曰：曹将军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欲吾营私阿附，有死不能也”（通鉴P1996）。陈珪还亲自说服据有徐州的吕布拒绝袁术的拉拢向许都汉朝廷表示忠诚，诏以吕布为左将军，吕布大喜，即遣陈珪的儿子陈登赴许都奉章谢恩，并求任徐州牧。连北方势力最大的袁绍虽与曹操不共戴天，但对许都汉献帝的诏命也是不敢不接受的。建安元年（196）十月，刚迁许都的汉献帝“诏书下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深自陈诉。戊辰，以绍为太尉，封鄴侯。绍耻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表辞不受。操惧，请以大将军让绍”（通鉴P1988）。按东汉官制，大将军班在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下，但中叶以后，母后临朝，外戚执政，每假兵权以自重，而大将军遂为中央最高之官。建安元年（196）九月，献帝车驾出轘辕而东，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至是遂以大将军让绍。建安二年（197）“三月，诏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袁绍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通鉴P1996）。说明袁绍还是愿意在许都汉朝廷挂个职务的，只是争争高低而已。袁术称帝，本来属于袁术部下的孙策脱离袁术在江东自立，五月“曹操遣议郎王誧以诏书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使与吕布及吴郡太守陈瑀共讨袁术。策欲得将军号以自重，誧便承制假策明汉将军”（通鉴P1999），孙策很看重许都汉朝廷给予名号在社会影响上的含金量。建安三年（198）“孙策遣其正议校尉张纮献方物，曹操欲抚纳之，表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以张纮为侍御史”（通鉴P2008），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后，冬十月，“曹操闻孙策死，欲因丧伐之。侍御史张纮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操欲令纮辅权内附，及以纮为会稽东部都尉。纮至吴，太夫人以权年少，委纮与张昭共辅之。”（通鉴P2037）孙权对许都汉朝廷的臣服和任职，一直保持到汉献帝禅位于魏文帝曹丕。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袭杀关羽，遂定荆州后，许都汉朝廷以“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三国志P1121）刘表盘踞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馀万”，他“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三国志P211）的名号是汉献帝在长安时给的，“天子都许，表遣使贡献” （三国志P211）礼仪不缺。刘表和袁绍一样，资格比曹操老，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满，但他不像袁绍主动向曹操发起进攻，他奉行“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 （三国志P212）的处世原则。屯兵南阳的张绣虽南与刘表合作，北抗曹操的征讨，但在曹操与袁绍官渡相持时投降了许都汉朝廷，得拜扬武将军。在北方公孙瓒有点野心，拒绝称帝的刘虞曾举兵袭瓚，献帝都许后，袁绍把公孙瓒灭了。刘的虞从事渔阳鲜于辅“将其众奉王命。以辅为建忠将军，督幽州六郡。”（三国志P247）辽东的公孙度虽乘乱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犹立汉二祖庙，接受许都汉朝廷给的武威将军、永宁乡侯的封拜。“米贼”张鲁虽久居汉中，自有传承，也接受了许都汉朝廷“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三国志P263）益州刘璋出身汉宗室，献帝在长安时任奉车都尉，兴平元年（194）诏“以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三国志P867）刘璋暗弱，为州大吏等捉弄，局势动荡，许都汉“朝廷闻益州乱，以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征璋为卿。”（通鉴P2043）虽然刘璋并未到许都朝廷任职，也说明益州还是在汉朝廷治下的。西北关中经过李傕、郭汜之乱，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腾最强。韩遂、马腾都参加过李傕、郭汜之乱，韩遂先后任过镇西将军、安降将军，马腾任过征西将军、安狄将军。献帝都许后，于建安二年（197）侍中、尚书仆射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繇至长安，移书腾、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通鉴p1996）表示服从。即便远在极南的交州，在刺史张津遇害后，汉朝廷还赐玺书给交趾太守士燮：“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后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时天下丧乱，道路断绝，而燮不废贡职，特复下诏拜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三国志P1192）可见，乱归乱，大汉的一统江山，在以许为都，以献帝为天子的格局下，名义上还是维持着的。有名义上的维持与连名义上的维持也没有是截然不同的。东汉末帝献帝刘协九岁即位于中平六年（189），历初平、兴平、建安三个年号共三十一年，其中建安年号的二十五年是在许都度过的，占了他皇帝生涯的六分之五，不谓不长。东汉国祚自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称帝算起，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禅位于魏文帝曹丕，共历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其中献帝都许二十五年占全部国祚的八分之一，可谓不短。
因汉献帝都许使许有了“许都”之称。当时朝廷的公文是这样称谓的，如十八年（213）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的策文中罗列曹操的十大功绩时就有“韩暹、杨奉专用威命，君则致讨，克黜其难，遂迁许都，造我京畿，设官兆祀，不失旧物，天地鬼神於是获乂，此又君之功也。”（三国志P37）可知不仅将许称作许都，而且把许及其周边地区是称为“京畿”的。史书也是这样记载的，如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众攻曹仁於樊。“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P941）过去用以称谓首都洛阳的“京师”、“京都”，现在也都移来称“许”了。建安四年（199）刘表遣从事中郎南阳韩嵩诣观察动静说：“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韩嵩对曰：“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犹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通鉴P2018）在这里韩嵩是以“京师”来称许都的。上引绥南中郎将董督交州七郡领交趾太守士燮“遣吏张旻奉贡诣京都”，是以“京都”来称许都的。
曹操迁汉献帝都许之后，当然对其带来的朝廷班子是进行了一番改造的。东汉朝廷随侍皇帝身边的内廷官员是侍中，出纳王命的办事机构是尚书台，尚书台有尚书令和尚书。外廷的高层行政架构是三公制，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民事，司空掌水土。三公之上有大将军，辅佐皇帝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在洛阳动迁来许之前，曹操就已杀掉了侍中台崇和尚书冯硕。都许后，罢免了原来的司徒淳于嘉、太尉杨彪、司空张喜。曹操以大将军凌驾于三公之上，“诏书下袁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绍上书深自陈诉，戊辰，以绍为太尉，封鄴侯，绍耻班在曹操下，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表辞不受。操惧，请以大将军让绍。丙戌，以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通鉴P1988）曹操之所以退一步，他清楚天子在自己掌握之中，名号的大小高低不是根本，关键在于把自己的意志顺利转换成皇帝的诏命发出去，“百官总己以听”（后汉书P38）。
因汉献帝在许都，许都就成了全国各地实力人物关注的重心。世上事一旦有人创始成功，便会有更多人感知到它的价值而欲效法于后。在欲“挟天子以令诸侯”上，袁绍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在兴平二年（195）十二月汉献帝君臣流离在河东之时，沮授就“说袁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鄴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绍不从。”（通鉴P1969）思想平庸目光短浅的袁绍认识不到汉帝的政治价值，反而认同郭图、淳于琼汉帝是个包袱的愚蠢看法，错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机。到曹操抢占先机迎汉献帝都许后，施行“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略，“袁绍每得诏书，患其有不便于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曹操以许下埤湿，雒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通鉴P2003）这时曹操正忙着三番五次的用兵南阳，进攻张绣，是个突袭许都的好时机，田丰说袁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书，号令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通鉴P2003）袁绍脑子仍转不开圈，对田丰的建议不于理睬。到建安四年（199），曹操已打败了东南的袁术，稳住了西北的马腾、韩遂，解决了东北面的吕布，西南面的张绣也主动投降，许都的四方都比较稳固了，这时袁绍想起攻许了。“绍简精兵十万、骑万匹，欲以攻许。沮授谏曰：‘近讨公孙瓚，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舡，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尔！’授曰：‘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瓚坐而受攻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配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绍纳图言，图等因是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骑都尉清河崔琰谏曰：‘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可攻也！’绍不从。”（通鉴P2015）建安五年（200）春正月，曹操东出讨伐刘备，“冀州别驾田丰说袁绍曰：‘曹操与刘备连兵，未可卒解。公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遭难遇之时，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事去矣！’”（通鉴P2024）待曹操解决了刘备，“还军官渡，绍乃议攻许，田丰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通鉴P2025）冬十月，许攸“说绍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馀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可拔也。许拔，则奉迎天子以讨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取操。’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操。”（通鉴P2033）结果袁绍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吃败仗，最后是官渡大败。不过，袁绍的意欲袭击许都夺取汉献帝这宗政治资源，确也给许都造成相当的危机，建安四年七月，“许下诸将闻绍攻许，皆惧。”（通鉴2016）“操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可见许都臣僚多有与绍暗通款曲者。（通鉴P2036）建安五年八月，“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三国志P20）十月，曹操的军粮仅可支一月，“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通鉴2034）。曹操官渡大胜实际上是一场险胜。除了袁绍的欲袭击许都争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图谋，据有江南的孙策也曾产生过这个想法，《三国志》卷四十六《吴书·孙策传》载：“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三国志P1109）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远征辽东乌桓，消灭逃到那里的袁尚和袁熙，彻底解决北部边患和袁绍的残余势力。“操之北伐也，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及闻操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三国志P213裴注引《汉晋春秋》）可知刘表也存有袭击许都掌握天子于手中意念，只是见事迟缓徒增后悔而已。刘备不仅曾建议刘表袭许，待他的势力壮大起来后，更有袭许的具体行动。刘备在建安十九年（214）取得益州领益州牧，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占领汉中，七月称汉中王，健全起军政集团领导班子，遂遣益州前部司马犍为费诗到江陵授予留守荆州的关羽前将军印绶。“关羽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众攻曹仁于樊。”（通鉴P2160）以配合孙权攻合肥的军事行动。关羽发起的攻樊之战进展顺利，迫使正在关中对付刘备的曹操于东返洛阳。洛阳以南“陆浑民孙狼等作乱，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通鉴P2163）可见关羽北攻的目标不仅仅是樊城，袭取许都才是真正目的。不然的话，曹操便不会以“议徙许都”来应对。
曹操迎献帝都许后，许都这个汉朝政治中心内的政治核心是弱君与强臣的组合，这不言而喻。可君虽弱他是君，在道义上他是强的，不然的话你也不会费尽心机要把他弄到手；臣虽强你也是臣，在制度上你是弱的，你的意志只有变成他的诏命发出去别人才会接受。这样以来，许都之内就有两套政治班子，以献帝为首的汉朝廷和以曹操为首的司空府，行政运作起来必然会产生矛盾。《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在冬十月下载：“帝自都许以来，守位而已，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魏公操恶而杀之。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惧，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复朝请。”（通鉴P2133）“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这条材料出自《世语》，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年（197）征张绣“遂还许”引《世语》曰：“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三国志P15）《世语》将此事放在建安二年未免太早，此乃小说家言难以全信；而《资治通鉴》将之系在建安十九年（214）又未免太晚，仅为与伏皇后给父伏完书事泄连叙之方便。但这件事的则是可以肯定的。正因为如此，曹操在建安九年（204）八月占领邺城领冀州牧后，就以邺为驻节地，再也不回许都了。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在建安九年之前，曹操每次出师征讨，结束后总要“还许”，共有八次：建安二年正月征张绣，“遂还许”（三国志p15）；九月攻袁术，“公还许” （三国志p15）；十一月征刘表将邓济，三年春正月，“公还许” （三国志p15）；秋七月，大败张绣、刘表联军，“公还许” （三国志p16）；四年八月进军黎阳，九月“公还许” （三国志p17）；五年八月官渡对峙，“议欲还许” （三国志p15）；六年九月，破绍后，“公还许” （三国志p22）；八年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 （三国志p23）。建安九年得邺之后，不再还许了，变成了“还邺”，共有六次：建安十年正月冀州平，秋八月征故安赵犊，十月“公还邺” （三国志p27）；十一年八月东征海贼管承于淳于，十二年二月，“公自淳于还邺” （三国志p28）；八月征三郡乌丸登白狼山，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 （三国志p30）；十五年东在邺作铜雀台（三国志p31）；十六年冬十月自长安北征安定杨秋，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 （三国志p36）；冬十月征孙权，十八年夏四月，“至邺” （三国志p37）；二十年十一月征张鲁，二十一年春二月，“公还邺” （三国志p47）。由此看来，曹操“自此不复朝见”当发生在建安八年五月之后建安九年得邺这段时间。建安九年得邺之后以邺为驻地不再还许，当然不复朝见了。曹操在其尚以许都为驻地期间，作为在都的首席执政大臣，无论他心理上多么不情愿，该朝见皇上还是得朝见的，长时间不朝见皇上会造成很大的负面政治影响，何况外有实力强大的对手袁绍虎视眈眈，伺隙寻衅发起政治和军事攻势呢！以曹操的胸怀、智慧和政治灵活性，不会因小失大，把自己与所挟天子的不可调和矛盾过早的公诸于世人面前。以邺为久驻地后，情况自然就不同了，有了不复朝见的客观条件和借口。
得邺之后，曹操为什么会选邺为驻节地？这是因为邺是汉朝北方重镇，冀州首府，袁绍经营多年，使其成了汉朝北方大半个国土冀、并、幽、青四州的政治中心，对中原和南方有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早年曹操与袁绍起兵勤王讨卓的时候，二人对何方可据有过讨论，“绍问操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通鉴P2056）当时，袁绍以渤海太守首倡义兵，加上出身四世三公之家，根基硬，影响大，以北方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做上诸军盟主，视冀州和首府邺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故有是说。曹操的回答并非要故意否定袁绍之言，他何尝不知道冀州及其首府邺的战略地位重要，无奈自己资格浅、身份低、实力弱，远不具备获取的条件，所以只能无可奈何的摘不到葡萄不说葡萄甜了。其实从那时起在曹操内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期冀着获取冀州，占有邺城，在迎汉献帝都许之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许踞于中原之中，作为国都若在和平时期号令天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却是个四战之地，无所凭倚，无险可守，在战乱年代最容易陷入四面危机之中。邺就不同了，正如袁绍所言“南据河，北阻燕、代”，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也广阔。更何况在当时传统神秘文化中是有说法的，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张璠《汉纪》言：“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三国志P13）这里的“晋、魏”是地域称谓，“晋”大致指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今山西省范围，魏则指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魏郡地面。在东汉冀州所辖九郡，魏郡为首郡，邺是冀州的首府，可首先是魏郡的首府。献帝都许后，这个汉朝廷专业执掌预测的侍中太史令王立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三国志P14）曹操听说后“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三国志P14）这个信息在曹操潜意识中的印记当然是再强不过的，如此一来曹操选邺为驻节地就成了必然。
在许都，曹操以三公之一司空之名开府，作着首席执政大臣，行挟天子以令天下之实。而他本人所真正据有的地盘仅初创时期所获兖州和后来拓展的豫州一部分包括陈国、颍川和汝南局部。建安九年（204）八月定邺，九月“天子以公（曹操）领冀州牧，公（曹操）让还兗州。”（三国志P26）“让还”是说把他创业之始获得的兖州还给汉朝廷了。胡三省注《通鉴》言“当时政自操出，领则真领，而让非真让也。”（通鉴p2056）曹操自此常驻邺，自然会把司空府全套班子带到邺，而在许都则可能留下一个司空府空壳和少量留守人员，以配合曹操在邺对许都政事的遥控。随着北方统一的推进和完成，建安十三年（208）春正月，“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三国志P30）据裴注引《献帝起居注》载，献帝是派太常徐璆到邺授于曹操丞相印绶的。徐璆历任汉朝任城、汝南、东海三郡太守，曾被袁术扣留。袁术死后，徐璆获得被袁术窃据的传国玉玺，来到许都交给献帝，得拜卫尉太常。因此曹操曾以丞相之位虚让过徐璆，当然徐璆不会接受。“八月以光禄勋山阳郗虑为御史大夫。”（通鉴P2080）郗虑任着献帝汉朝廷的二把手大臣，却是个曹操的铁杆班底。曹操由司空转身为丞相，实事上成了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半君半臣。在邺的真正司空府和在许都的空壳司空府自然都变成了丞相府，行使着汉朝的最高行政权力。建安十六年（211）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三国志P34）建安十七年（212）春正月，“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钜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三国志P36）扩大魏郡的管辖范围是为封曹操为魏公做铺垫的。建安十八年（213）“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钜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三国志P39）此前曹操的爵位为仅为县侯，食万户。现在成了魏公，一下子土兼十郡，俨然国中之国了。“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庙。”（三国志p42）这本来是天子才能享有的待遇，曹操成为魏公也可以享受了。“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三国志p42）应该说这些官署本是献帝内廷的配置，曹操也名正言顺的拥有了。曹操“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三国志裴注P42）这是公开的曹操私家的办事班子。建安十九年（214）三月，汉献帝命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持节到邺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三国志P43）。使曹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得到制度上的固定。建安二十年（215）九月“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三国志P46）“封拜诸侯守相”本是皇帝专操的权力。献帝都许之后，曹操尽管很强势，可要“封拜诸侯守相”，得取得献帝的同意并由献帝发诏命公布于世。现在好了，曹操可以自行以献帝的名义“封拜诸侯守相”了。至此汉献帝向曹操出让天子权力的程序算是走完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夏五月“天子进公爵为魏王。”（三国志P47）建安二十二年（217）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三国志p49）曹操已成准皇帝，只剩下举行登极即位的仪式来划句号了。
可是，一生强势大智大勇的曹操最后关头宣布不干了，在奔向皇位的道路上仅剩一步之时嘎然而止。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抄断关羽后路，置关羽于死地，为曹操解除了樊城危机，也占有了荆州，决定向曹操俯首称臣。曹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硃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通鉴P2172）为什么曹操把孙权劝其代汉称帝说成是“欲踞吾著炉火上”烤他？为什么这时曹操要把数十年来朝思暮想孜孜以求的代汉为帝留给儿子去完成？这与以曹操为首的强臣集团同以献帝为核心的弱君集团矛盾长期积累和爆发关系密切。除了上引“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魏公操恶而杀之”之外，从“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悦，爽之兄子也。时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故作是书。”（通鉴P2064）也可以看出来。但这些具体表现仅为矛盾的日常积累，而矛盾的集中爆发在前期有建安四年（199）献帝衣带密诏董承与刘备谋诛曹操。“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刘备“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服等同谋。”（通鉴P2023）董承是随侍献帝从长安到洛阳，从洛阳到许都的近臣兼外戚，刘备则系与吕布征战失利败走许都投曹操任以豫州牧、左将军。“承等与备谋未发，而备出。承谓服曰：‘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但足下与我同不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服曰：‘惶惧不敢当，且兵又少。’承曰：‘举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我腹心办事者。’遂定计。”（三国志P875注引《献帝起居注》）建安五年（200）春正月，“董承谋泄；壬子，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操欲自讨刘备。”（通鉴P2024）“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通鉴P2133）在后期有建安十九年（214）十月，伏皇后与父完书，“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鸩杀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馀人。”（通鉴P2134）建安二十二年（217）“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时关羽强盛，京兆金祎睹汉祚将移，乃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谋杀必，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通鉴2154）建安二十三年（218）春正月，“吉邈等率其党千馀人，夜攻王必，烧其门，射必中肩，帐下督扶必奔南城。会天明，邈等众溃，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共讨斩之。”（通鉴2154）事件的详细情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注》曰：“时有京兆金祎字德祎，自以世为汉臣，自日磾讨莽何罗，忠诚显著，名节累叶。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遂与耿纪、韦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结谋。纪字季行，少有美名，为丞相掾，王甚敬异之，迁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祎慷慨有日磾之风，又与王必善，因以间之，若杀必，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时关羽强盛，而王在邺，留必典兵督许中事。文然等率杂人及家僮千馀人夜烧门攻必，祎遣人为内应，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为谁，以素与祎善，走投祎，夜唤德祎，祎家不知是必，谓为文然等，错应曰：‘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祎，其帐下督谓必曰：‘今日事竟知谁门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会天明，必犹在，文然等众散，故败。后十馀日，必竟以创死。”《献帝春秋》曰：“收纪、晃等，将斩之，纪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晃顿首搏颊，以至於死。”《山阳公载记》曰：“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P50）不仅许都的弱君集团有此激烈的反抗，“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鄴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通鉴2162）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鄴；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通鉴2162）虽然记载简略，魏讽袭邺的具体政治倾向不明。但毕竟是一起不小的政治事件。加上建安二十三年“南阳吏民苦繇役，冬，十月，宛守将侯音反。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音遣骑追之，飞矢交流，余以身蔽衮，被七创而死，音骑执衮以归。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魏王操命仁还讨音。功曹宗子卿说音曰：‘足下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音从之。”（通鉴P2156）功曹宗子卿所言“顺民心，举大事”说明侯音之反政治上是对准曹操强臣集团统治而发的。加上陆浑民孙狼的响应关羽等。在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取得准皇帝名义后的建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从官方到民间，可谓是四处冒烟，反对魏王曹操的浪潮一起加一起。尽管这些反抗事件都被曹操镇压下去了，但在其思想上不会不产生极强的刺激，引发其深刻的反思，联系袁术称帝的下场，自己这个年已六十六岁的老病之躯没必要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周文王会比作周武王更安然得体一些。于是就来个脑筋急转弯，政治急刹车，不再迈出登上皇位那最后一步。司马光对此论到：“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通鉴P2174）
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220）春正月，曹操从郏之摩陂返回洛阳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曹操的夫人魏王后卞氏命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在许都的汉献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通鉴P2177）二月丁卯，曹丕安葬了父王之后，着手筹备代汉为帝的庄重政治仪式，完成乃父留给他的政治任务。“冬，十月，乙卯（十三日），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通鉴P2182）禅位大典是在许都南七十里曲蠡繁阳亭筑坛举行的。“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阳，辛未（二十九日），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改元，大赦。”（通鉴P2182）十一月，癸酉（初一），已成魏皇帝的曹丕在许都“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通鉴2182）汉献帝刘协离开居住二十五年的许都，赴河内山阳自己的封地。东汉一百九十六年国祚是在许都画上句号的。当然也给西汉、东汉合称的大汉王朝四百二十六年国祚画上了句号。十二月，魏文帝曹丕初营洛阳宫。戊午，迁都洛阳。许进入作为魏朝陪都的新时期。
魏汉易代的政权和平交替和交接使许作为汉末首都的历史使命终结。魏文帝曹丕“欲改正朔，侍中辛毘曰：‘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时群臣并颂魏德，多抑损前朝；散骑常侍卫臻独明禅授之义，称扬汉美。帝数目臻曰：‘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通鉴P2182）由曹操、曹丕父子与汉末帝刘协在许都共同创行之“禅让革命”政权和平过渡范式，为此后四百年间历代王朝替改所遵奉，行禅让不改前朝制度也成为一项重要原则。
曹魏[黄初元年（220）——咸熙二年（265）]政治军事副中心陪都许昌
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220）冬十月十三日（乙卯），汉献帝在许都宣布禅位于魏。二十九日（辛未），魏王曹丕在许都南七十里曲蠡繁阳亭受禅坛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十一月初一日（癸酉），在许都已禅位的汉献帝刘协接受新即位的魏皇帝曹丕开出的“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通鉴p2182）的政治待遇，使皇位交接顺利实现。许都作为汉末建安年号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使命也宣告结束。许都对于汉朝是重要的，因为它而得以延续国祚四分之一世纪，最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实它对于魏朝也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
汉魏禅代是经过严密顶层设计和论证的，在保存下来的禅代文献中，当时的高端智库对许都在禅代中于汉于魏的作用有明确的论证：“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春秋佐助期》曰：“汉以许昌失天下。”故白马令李云上事曰：“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於许。”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徵绝于许，乃今效见，如李云之言，许昌相应也。…《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许字。两日，昌字。汉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今际会之期在许，是其大效也。…”（三国志P64裴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根据父亲曹操的遗愿，魏皇帝曹丕是要以东汉昌盛时期的故都洛阳为首都的。黄初元年（220）十二月，“初营洛阳宫，戊午（十七日）幸洛阳。”（三国志P76）魏朝将首都移往洛阳，汉末建安故都许在魏朝廷的政治地位怎么摆放？黄初二年（221）春正月，壬午（十一日）“改许县为许昌县” （三国志P77），“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三国志P77裴注引《魏略》）诏命许县所在的颍川郡因“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於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三国志P77裴注引《魏书》）“复颍川郡一年田租。”（三国志P77）这样，汉末故都许都在新朝魏朝的政治地位就明确下来了。
在魏朝首都中都洛阳的东西南北四大陪都中，长安是东汉时的陪都，谯是魏朝的帝乡，其地位无法与邺和许昌相比。邺自建安九年（204）曹操常驻之后，虽成为汉朝事实上的政治军事中枢所在，但即便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魏王，邺成为大汉国中之最大诸侯国魏国之都，若从名分上说邺最多只算建安中后期汉朝廷的副政治中心，名分上的汉朝政治中心在许都。汉魏禅代是在许都完成的。国家的首都是从许昌迁至洛阳的。加上江南的吴国是魏廷战略进攻和防御的主要目标，而在魏朝五都中许昌距南部边防最近且东西适中，战略地位重要。因此，魏文帝、魏明帝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上是把许昌放在首都洛阳副中心位置的。
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十一月初一日癸酉正式走完代汉为帝程序，行使魏朝皇帝权力，到黄初七年（226）五月十七日丁巳崩于洛阳宫嘉福殿，黄初年号虽历七年，而事实上在皇位上的时间只有五年半多一点。在这五年半里，他的行止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黄初元年（220）十月庚午（二十八日）“升坛即阼，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十二月戊午（十七日）幸洛阳”，临朝掌政。这一个半月是在许都的。黄初二年（221）十二月“行东巡”，离开洛阳。计在洛阳待了十二个月。黄初三年（222）春正月，“庚午（初五）行幸许昌宫”，三月甲午（三十日）自许昌宫“行幸襄邑”，四月癸亥（二十九日）“行还许昌宫”，在襄邑一个月。冬十月，“帝自许昌南征”。按《二十史朔闰表》这一年闰六月，包括在襄邑的一个月，共驻许昌宫十个月多。“十一月辛丑（十一日）行幸宛”，黄初四年（223）“三月丙申（初八日）自宛还洛阳宫”，“九月甲辰（十九日），行幸许昌宫”，在洛阳七个月另十天。黄初五年（224）“三月，行自许昌还洛阳宫”，在许昌六个月。“秋七月，行东巡，幸许昌宫”，在洛阳四个月。“九月，遂至广陵”，计在许昌两个月。“冬十月乙卯（初六），行还许昌宫”，黄初六年（225），“三月，行幸召陵，通讨虏渠。乙巳（二十八日），还许昌宫”，闰三月，“辛未（二十四日） 帝为舟师东征。五月戊申，幸谯”，召陵在许昌南数十里及今天之漯河召陵区，在召陵的几天仍应看做在许昌，这次在许昌自黄初五年（224）十月初六从广陵行还许昌到黄初六年（225）闰三月二十四日为舟师东征离开许昌，在许昌共近七个月。曹丕舟师东征结束后本来还是要返回许昌的，黄初七年（226），正月，“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遂不入。壬子（初十日），行还洛阳宫”，待到“夏五月丙辰，帝疾笃，丁巳（十七日）帝崩于嘉福殿”，最后这一段在洛阳历时四个月另七天。曹丕在位的五年半六十八个月（包括黄初六年的闰三月和黄初三年的闰六月）时间里，身在首都洛阳的时间是二十七个半月，在许昌的有近二十七个月，且他所发动的三次南征攻吴的军事行动，都是从许昌出发的，许昌明显成为对吴用兵的后方军事中心。
在首都洛阳的四个陪都中，邺是曹丕政治上成长起来的地方，从建安九年（204）十七岁起就跟随父亲曹操在邺生活，建安十六年（211）二十四岁汉献帝命其“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三国志p34），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逝嗣位丞相、魏王，迎父亲丧于洛阳葬邺西高陵。于六月离开邺引军南巡，回一趟老家谯，就到许都启动禅代程序。可在位的五年半期间没有回邺的记录。谯是帝乡，可除代汉前夕延康元年（220）六月南巡，于七月甲午“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于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通鉴P2180）匆匆离开外，在做皇帝期间就黄初六年（225）闰三月辛未（二十四日）舟师东征，五月戊申（初二日）幸谯，“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通鉴P2225）。在谯待过三个多月。长安则根本没去过。从而可以看出曹丕对许昌的重视程度和黄初年间（220——226）许昌在魏朝政治军事地位是仅次于首都洛阳的。
魏文帝曹丕死时才四十岁，所以他生前没有急于考虑储君问题，直到黄初七年夏五月病危才立儿子曹叡为太子。曹叡立为太子没几天的当月十七日（丁巳），曹丕驾崩，曹叡继位明帝。魏明帝曹叡在皇位的时间跨十四个年头（黄初七年五月丁巳〈十七日〉——景初元年春二月丁亥〈初二日〉）共历三个年号：太和、青龙、景初，实际在位十三年另八个半月（连闰月在内共168个月）。在这十三年另八个半月里，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记载：从黄初七年（226）夏五月丁巳（十七日）登上皇位到太和二年（228）二月丁未（十七日）“行幸长安”，他一直在洛阳二十二个月。其中太和元年（227）二月辛巳（十一日）“立文昭皇后寝庙於邺”，他可能回过一次邺，但停留时间极短。在长安坐镇指挥应对蜀军北进的战事，右将军张郃大破蜀军于街亭，太和二年（227）夏四月丁酉（初八日）“还洛阳宫”。若路途用时不计，在长安驻跸一个月另二十天。太和四年（230）八月辛巳（初五日）“帝行東巡；乙未（十九日），如許昌。”（通鉴P2261）从太和二年（227）夏四月丁酉（初八日）到太和四年（230）八月辛巳（初五日）出洛阳东巡，共在洛阳近二十八个月。太和四年（230）八月乙未（十九日）到許昌，“冬十月乙卯（十一日），行还洛阳宫。”这一年闰九月，魏明帝曹叡首次驻跸许昌两个月另二十天。明帝曹叡于太和四年（230）冬十月乙卯（十一日）从许昌回到洛阳宫后，到太和六年（232）二月遭遇爱女曹淑夭亡之痛事，“欲幸许”（通鉴P2275）改变环境以缓解悲伤。“三月，癸酉（初七日），行東巡”，在洛阳近五个月。于当年“ 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通鉴P2276）这次在许昌期间，曾于“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摩陂在许昌外围今郏县东南一带，系建安年间开辟的军屯基地，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从洛阳南下征关羽，驻此指挥樊城前线战事。太和六年（232）十二月，许昌宫景福、承光二殿竣工，“帝還許昌宮。”在摩陂驻了三个月。太和七年（青龙元年、233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观龙，於是改年；改摩陂为龙陂，赐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今年租赋。”这次临幸摩陂未停留就回许昌宫了。青龙二年（234）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眾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秋七月，明帝自许昌“御龍舟東征。”（三国志P104）八月辛巳（二十九日），“帝還許昌宫”。 （三国志P104）东征在外一个多月。东征前后洛阳接连遭受崇华殿大火、地震、大疫等灾害，同时在“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魏明帝于青龙三年（235）八月丁巳（十一日）“还洛阳宫”。（三国志P106）从太和六年（232）三月离开洛阳，到此时还洛阳，其中青龙元年闰五月，所以明帝曹叡这次在首都之外逗留了四十三个半月。在这四十三个半月中除东征孙权的一个月，其它四十二个半月基本都是在许昌度过的。明帝曹叡回到洛阳只待了两个多月，就于青龙三年（235）十一月丁酉（二十二日），再次“行幸许昌宫。”于青龙四年（236）“冬十月己卯（初十日），行还洛阳宫。”这一年闰正月，这次计在许昌驻跸十二个月。不久，“十二月乙未（二十六日），行幸许昌宫。”，在洛阳仅待两个半月。景初元年五月乙巳（初九日），“行还洛阳宫。”在许昌四个月另十多天。这次回到洛阳后未再出都，景初三年春二月丁亥（初二日）崩逝于洛阳宫嘉福殿。景初二年闰十月，明帝曹叡最后在洛阳居住十九个月二十多天。总计魏明帝曹叡在洛阳七十九个多月；在许昌六十一个半月；在长安近两个月；可能曾去过邺城一次，但即去即回，没有逗留；不曾到谯。可见魏明帝对许昌的看重也是仅次于首都洛阳的。在许昌驻跸期间军国大政都是在许昌决策和处置的，对吴的军事行动以许昌为后方中心，开展了一次从许昌出发的成功东征，大败了孙权的北进图谋，保卫了合肥新城和寿春，加强了南部边防。对内曹叡驻跸许昌为扩筑洛阳城，扩建洛阳宫提供了便利，同时既给许昌宫增建了景福、承光二殿，扩大了许昌宫的规模，提升了档次，较之建安年间的汉皇宫更加辉煌壮丽，而且对许昌外围的重要军事基地摩陂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改号龙陂，减免了屯田部民和编户的租赋。
真正意义上的魏朝就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两代二十年，政由己出。许昌不仅是首都洛阳的政治副中心，而且是对吴攻防的军事中心。明帝以后的三少帝均是少不更事，仓猝即位，权臣当政，立废由人的主。第一个少帝曹芳为明帝曹叡的养子，外人不知其由来，或说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青龙三年（235）立为齐王，景初三年（239）正月丁亥朔，明帝病危，乃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年八岁。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曹芳在位近十六年，《中国历史纪年表》称其为邵陵厉公。历正始、嘉平两个年号。正始年号用九年另四个月，嘉平前占正始十年（249）的后八个月，后延至第二个少帝曹髦正元元年（254）的前十个月。正始时期，曹爽当政；嘉平时期司马懿掌权。明帝病危托孤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最后的既成事实是“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通鉴P2346）辅政。曹爽是已故大司马曹真的儿子，魏宗室出身，年轻少壮，但阅历浅政治经验不足。司马懿历事曹操、曹丕、曹叡三朝，资格老，政治智慧丰富。曹爽作为首辅专权自恣，在其身边一群浮华之徒的怂恿下，急切地转司马懿为太傅，有意冷落司马懿；司马懿则隐忍不发，韬光养晦，冷眼静观，等待时机。这样，曹芳在位的前期十年间，内部可谓相安无事。期间最大的内政是“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二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困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通鉴P2253）这个决策得到司马懿支持，尽管其实施无疑会减弱许昌的物质基础，加强淮南的粮食生产和战略储备，但许昌作为首都洛阳副中心的根本格局没有动摇。
正始五年（244）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的长史李勝和尚書鄧颺欲使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通鉴2358） 这次抱着捞取更大政治资本的仓猝军事行动，自然以失败而告终，“五月，引軍還。（蜀汉）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通鉴P2360）军事上，曹爽轻率决策，盲目出征，无功而返；政治上幼稚无知，不测深浅，忘乎所以；私生活上又一味追求享乐，把持不住自己。史载：“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弟羲深以为忧，数涕泣谏止之，爽不听。爽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通鉴P2373）司马懿伺机对曹爽出手。正始十年（249）春正月甲午，机会来了。“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弟中領軍羲、武 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通鉴2375） 太傅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爽罪惡於帝。拥着魏帝在洛阳城外的曹爽“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通鉴P2376）曹爽的老乡大司农桓范脱逃出城直奔曹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 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曹真字）佳人，生汝兄弟，籖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通鉴2377） 曹爽没有听桓范的劝告，而是接受了司马懿的条件，交出了皇帝，束手就擒，连同他那整个集团的所有面上人物都被诛灭。这个历史事件的有关记载使我们知道，首都洛阳有武库，作为汉末故都、魏朝第一陪都的许昌有武库的别库，许昌之武库别库储有足量的军事装备，必要时这些军事装备可以将相当数量的军队装备起来投入战场。幸亏曹爽兄弟是一帮庸才，没有胆识，没有魄力按桓范的劝告行事，要不然魏就要分裂了，内战就要打起来了，许昌就会遭殃了，历史就会成另一种样子。
司马懿通过政变成功夺取魏朝廷辅政大权以后，经济实力雄厚，战略地位重要的淮南前赴后继爆发了三次由镇将领导的事变，史称“淮南三叛”。这个名称是司马氏集团加在他们头上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是最终胜利者。其实“淮南三叛”反叛的不是魏朝廷，他们是为捍卫魏朝廷反叛司马师集团的。领导这些事变的核心人物或多或少都与曹爽集团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许昌地处淮南上游，所以或在事变的策划者的意图里或在平定事变的司马氏这边，都有意无意加重着许昌政治存在的分量。
司马懿打掉曹爽集团后，于正始十年（249）四月乙丑宣布改元嘉平。正始十年也就成为嘉平元年。此时“淮南三叛”的第一场正在酝酿，其核心人物是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司空王淩和他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王淩的资格同司马懿一样老，曹操时任过丞相掾属，曹丕时任过兖州刺史，明帝时任过扬州、豫州刺史，正始初镇扬州，后拜司空。令狐愚正始中为曹爽长史，出为兗州刺史后带兵驻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淩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強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通鉴P2384）“ 以兴曹氏。”（三国志P759裴注《汉晋春秋》）“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通鉴P2384）楚王彪，曹操子，黃初三年（222）徙王东郡白馬，有点野心。“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凌阴谋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谢王，天下事不可知，原王自爱’！彪亦阴知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三国志P759裴注《魏略》）嘉平三年（251）夏四月壬辰，“王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通鉴P2388）司马懿交替使用软硬两手。“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淩西詣京師。”“五月，甲寅，淩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懿穷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通鉴P2389）“六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如楚王彪為變也。〕”（通鉴P2391）由王淩、令狐愚领导的，旨在反对司马懿振兴魏王朝的事变虽然被司马懿粉碎了，但可证明许昌在当时官场大员心目中的重要政治地位是非同一般的。
王淩死后，司马懿左右下的魏朝廷“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通鉴P2390）胡三省注曰：“王淩死而用諸葛誕，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豈不知誕之乃心魏氏哉！大敵在境，帥難其才也。”（通鉴P2390）这就埋下了继发事变的种子。嘉平三年（251）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通鉴P2391）司马师弟司马昭则以安东将军镇许昌。嘉平四年（252）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通鉴2394） 嘉平六年（254）二月司马师对曹爽余党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皇后父张缉等实施清除，“皆夷三族。”（通鉴P2414）六月，姜维寇陇西。“帝以李丰之死，意殊不平。安东将军司马昭镇许昌，诏召之使击姜维。九月，昭领兵入见，帝幸平乐观以临军过。左右劝帝因昭辞，杀之，勒兵以退大将军；已书诏于前，帝惧，不敢发。”（通鉴P2416）司马昭遂引兵入城，与乃兄大将军司马师策动废立。冬十月，迎立高贵乡公为帝，改元正元。在这次政变中，镇守许昌的安东将军司马昭带兵入洛阳发挥了重要作用。
接着，正元二年（255）就爆发了第二次淮南之叛。第二次淮南之叛的领导人物是扬州刺史文钦和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骁果绝人，曹爽以乡里故爱之。钦恃爽势，多所陵傲。及爽诛，钦已内惧，又好增虏级以邀功赏，司马师常抑之，由是怨望。”（（通鉴P2419）镇东将军毌丘俭“素与夏侯玄、李丰善，玄等死，俭亦不自安，乃以计厚待钦。俭子治书侍御史甸谓俭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家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矣！’俭然之。”（通鉴P2419）正元二年（255）春，正月，“俭、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移檄州郡，以讨司马师。又表言：‘相国懿忠正，有大勋于社稷，宜宥及后世，请废师，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护军望，忠公亲事，皆宜亲宠，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俭又遣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诞斩其使。俭、钦将五六万众渡淮，西至项；俭坚守，使钦在外为游兵。”（通鉴P2419）司马师非常明白，俭、钦将五六万众西至项的目的显然是要进一步占据许昌，所以就“率中外诸军以讨俭、钦，以弟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召三方兵会于陈、许。”“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通鉴P2420）这里明确称“许昌军”，可见驻扎许昌的魏朝中央军是仅次于首都洛阳军的主力部队。胡三省注曰：“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通鉴P2421胡注）王基建议应迅速进占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通鉴P2421）司马师从之。俭、钦进退失据，钦投降，俭落荒被杀，传首京师。诸葛诞军至扬州首府寿春，“诏以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通鉴P2424）平定第二次淮南之叛后，“司马师疾笃，还许昌，留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监诸军事。卫将军昭自洛阳往省师，师令昭总统诸军。辛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昭俱发，还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诏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通鉴P2424）司马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这一招很厉害，确保了司马昭获得对洛阳魏朝廷的控制权。
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发动第三次淮南之叛。“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素与夏侯玄、邓飏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毌丘俭相继诛灭，诞内不自安，乃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众心，畜养扬州轻侠数千人以为死士。因吴人欲向徐堨，请十万众以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吴寇。司马昭初秉政，长史贾充请遣参佐慰劳四征，且观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见诞，论说时事，因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贾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岂可欲以社稷输人乎！右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还，言于昭曰：‘诸葛诞再在扬州，得士众心。今召之，必不来，然反疾而祸小；不召，则反迟而祸大；不如召之。’昭从之。甲子，诏以诞为司空，召赴京师。诞得诏书，愈恐。”遂“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馀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为闭门自守之计。”并积极同吴国联络归附事宜。（通鉴P2436）“司马昭奉帝及太后讨诸葛诞。”胡三省注曰“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通鉴P2436）六月，甲子，“车驾次项，司马昭督诸军二十六万进屯丘头，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围寿春。”（通鉴P2436）结甘露三年（258）二月，乙酉，克寿春。“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马胡奋部兵击斩之，夷其三族。”（通鉴P2442）就现今可见的历史记载，这次事变双方都不曾及许昌。诸葛诞一方是以谋取通吴为其出路的，这就把他自己钉在了道义的耻辱柱上，较之王淩的谋立楚王曹彪于许昌，毋丘俭西进项欲再进许昌，无疑是等而下之的。王淩资格老，身经四朝，阅历丰富；毋丘俭身经百战，明帝时三征辽东一出玄菟，平定公孙渊，大败高句丽王宫，拓疆万里。诸葛诞则无法与他们比肩，无怪乎史家把他视作三国时代诸葛家族三杰“龙虎狗”中的狗了。淮南是魏朝对吴的南部边疆，他的后方基地是许昌，离开许昌这个后方，它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但在司马昭一方，所督诸军二十六万中许昌军肯定是主力，挟魏帝和太后到达项，必然是经过许昌的，无疑问许昌是平叛大军的坚实后方。次年司马昭逼杀魏帝高贵乡公，另立十五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司马氏集团以许昌为后方基地成功进平“淮南三叛”，使司马氏集团对魏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控制力达到全盛，为五年后的代魏立晋扎牢了根基。许昌也由文帝、明帝时期对吴攻防的后方军事中心拓展为掌控经济力量雄厚的江淮广大地区的后方军事中心。
西晋[泰始元年（265）——建兴四年（316）]具有陪都性质的军事重镇许昌
许昌对代魏而立的晋王朝来说，是根基之地和发迹之所。黄初五年（224），秋七月，魏文帝曹丕幸许昌宫，时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的司马懿随行。八月，自许昌“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三国志P84）观兵吴疆。司马懿“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晋书P4）次年，曹丕“复大兴舟师征吴，复命帝（司马懿）居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临行，诏曰：‘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陽，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于是帝（司马懿）留镇许昌。”（晋书p4）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宣帝纪》后所《制》语特称：“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晋书p21）魏明帝即位，改封司马懿舞阳侯，舞阳属许昌所在的颍川郡，颍川郡治所即在许昌。明帝末，因征辽东公孙渊有功，增封司马懿食昆阳。增封之昆阳与原封之舞阳毗连，同属颍川郡所辖。正始二年（241），吴三路北侵，魏帝曹芳命司马懿“督诸军南征”（晋书P14），大获全胜，秋七月，“增封（司马懿）食郾、临颍，并前四县，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晋书P14）郾、临颍为许昌近县，也属颍川郡。嘉平元年（248）春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解决曹爽之后，二月魏帝曹芳以司马懿“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晋书P14）至此，司马懿的封地食邑已占了以魏朝陪都政治副中心许昌为首府的颍川郡所辖十五县的一半以上，魏朝的副中心事实上已成为司马集团的中心。司马懿卒，其职位和食邑都为其长子司马师所继承。正元二年（255）正月，镇东大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发动淮南之叛。司马师“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尚书、荆州刺史、扬烈将军王基与司马师会於许昌。司马师坐镇许昌，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与各路大军进讨。淮南平，司马师目瘤之疾恶化，其弟卫将军兼中领军司马昭从洛阳来许昌省兄疾，司马师命弟总统诸军后于闰正月辛亥（二十八日）在许昌崩逝。司马昭欲护兄丧回洛阳，魏帝则命其镇许昌。司马昭早在嘉平二年（250）成功抵御蜀汉姜维攻陇右之后，就因功“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晋书P32）。这次司马昭用钟会之策，表面上同意留镇许昌，为内外之援。暗地里“自率师而还”洛阳，（晋书P32）屯驻于洛水南岸。因此保证了把乃兄“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晋书P33）这个魏朝核心权力过渡到他的手中。魏元帝景元四年（263），相国司马昭决策了灭蜀之战，次年魏朝廷进位其为晋王。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无不是以许昌为依托进而控制洛阳魏朝廷的。
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位相国、晋王，依四十五年前汉魏禅代来克隆魏晋禅代。十二月壬戌（十三日），魏帝禅位于晋王司马炎，晋朝建立，改元泰始。丁卯（十八日），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朝廷的陪都邺入晋成了魏逊帝退居地。泰始二年266）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通鉴P2500）意思就是禅代不改制，晋当沿袭魏朝制度。魏朝施行五都制，晋朝也应是五都制，可史籍没有明确文字。魏朝五都中有帝乡谯，晋朝既没有废除谯陪都，也没有把自己的帝乡河内温县升格为陪都，但有晋一代的政治实践标明谯已经不再是首都洛阳的陪都了，同时也没有把温作为陪都的具体事例，只有长安、邺、许昌是颇具陪都性质的重镇，晋人也时常以陪都的名义提到它们。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历四个年号：泰始、咸宁、太康、太熙，前后跨二十六年，实际在位为二十四年另五个月。司马炎在位的二十四年另五个月是晋朝的最辉煌时期，特别是太康年号的十年，可以说是晋朝统一了天下的全盛时期。藩王在晋朝的政治军事领域地位很高，权利很重。许昌是由主要藩王领军镇住的。泰始四年（268）九月，久驻淮南的大司马石苞“辟河内孙铄为掾，铄先与汝阴王骏善，骏时镇许昌，铄过见之。”（通鉴2507）据《晋书》司马骏本传记载：汝阴王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儿子，“咸熙初徙封东牟侯，转安东大将军，镇许昌。武帝践祚，进封汝阴王，邑万户，都督豫州诸军事。吴将丁奉寇芍陂，骏督诸军距退之，还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代石苞镇寿春。寻复都督豫州，还镇许昌。迁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代汝南王亮镇关中。”（《晋书》P1124）咸宁三年（277），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伦为赵王，督邺城守事……”（通鉴P2546）。 汝南王亮亦为司马懿子。“武帝践祚，封扶风王，邑万户，置骑司马，增参军掾属，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咸宁三年，徙封汝南，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开府、假节，之国，给追锋车、皂轮犊车，钱五十万。顷之，征为侍中、抚军大将军，领后军将军，统冠军、步兵、射声、长水等营，给兵五百人，骑百匹。迁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寝疾，为杨骏所排，乃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出镇许昌。”（《晋书》P1591）司马亮这次镇许昌的具体时间在“太康十年十一月，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杨骏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为侍中、大司马、假黄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通鉴P2594）可知，当时许昌是作为任职“都督豫州诸军事”藩王驻地的；关中长安则是“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驻地。太熙（四月改永熙）元年（290）三月甲子，晋武帝司马炎“疾笃，未有顾命，勋旧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骏因辄以私意改易要近，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其新所用者，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时汝南王亮尚未发，乃令中书作诏，以亮与骏同辅政，又欲择朝士有闻望者数人佐之。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去，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与。会帝复迷乱，皇后奏以骏辅政，帝颔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华廙及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诏，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成，后对廙、邵以呈帝，帝视而无言。廙，歆之孙；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镇。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笃，己酉，崩于含章殿。”（通鉴P2599）“汝南王亮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出营城外，表求过葬而行。或告亮欲举兵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与石鉴、张劭，使帅陵兵讨亮。劭，骏甥也，即帅所邻趣鉴速发。鉴以为不然，保持之。亮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通鉴P2600）由此可知，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长安、邺、许昌三重镇中，许昌距洛阳最近，且道路平易，所以在政治上与洛阳的信息互通就更密切一些，其地位显得也更重要一些。
晋武帝司马炎之后，惠帝在位十八年，改了十一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永熙、第二个年号永平，各用一年。第三个年号“元康”用了十年，元康元年（291）八月庚申，“太子太师何劭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这是非藩王镇许昌的特例。（《晋书》卷四《惠帝纪》P91）元康年间贾后干政，但外朝有张华、裴頠维持运转，尚称安定，以后就不行了。惠帝司马衷弱智，皇后贾南风却是个悍妇。永康元年（300）春正月癸亥朔，贾后“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遣东武公澹以千兵防卫太子，幽于许昌宫，令持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诏宫臣不得辞送。”（通鉴P2637）“太子至许，遗王妃书，自陈诬枉，妃父衍不敢以闻。”（通鉴p2637）三月，“太子既废，众情愤怒。有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皆尝给事东宫，与殿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通鉴P2638）孙秀言于右军将军赵王伦曰：“太子聪明刚猛，若还东宫，必不受制于人。明公素党于贾后，道路皆知之，今虽建大功于太子，太子谓公特逼于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虽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衅，犹不免诛。不若迁延缓期，贾后必害太子，然后废贾后，为太子报仇，岂徒免祸而已，乃更可以得志！”伦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间，言殿中人欲废皇后，迎太子。贾后数遣宫婢微服于民间听察，闻之甚惧。伦、秀因劝谧等早除太子，以绝众望。癸未，贾后使太医令程据和毒药。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毒太子。”“太子自废黜，恐被毒，常自煮食于前；虑以告刘振，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绝其食，宫人犹窃于墙上过食与之。虑逼太子以药，太子不肯服，虑以药杵椎杀之。有司请以庶人礼葬，贾后表请以广陵王礼葬之。”（通鉴2639） 夏四月，赵王伦、孙秀命翊军校尉齐王冏入宫捕贾后，灭贾氏，并杀大臣张华、裴頠，“于是赵王伦称诏赦天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文辅魏故事。置府兵万人，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子馥为前将军，封济阳王；虔为黄门朗，封汝阴王；诩为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百官总己以听于伦。伦素庸愚，复受制于孙秀。秀为中书令，威权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诏追复故太子遹位号，使尚书和郁帅东宫官属迎太子丧于许昌，追封遹子虨为南阳王，封虨弟臧为临淮王，尚为襄阳王。”（通鉴P2642）五月己卯，谥故太子曰愍怀。六月壬寅葬于显平陵。秋八月，齐王冏以功迁游击将军，冏意不满，有恨色。孙秀觉之，且惮其在内，乃出为平东将军，镇许昌。贾南风幽惠帝太子于许昌宫，毒杀太子于许昌宫，是惠帝时期“八王之乱”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政治事件，某种意义上说是“八王之乱”发展成大混战的导火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称许昌为“许昌宫”的。这意味着晋朝是保持许昌陪都地位的。
“八王之乱”自惠帝永平元年（291）贾后谋杀杨骏，灭其族，改元元康。以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均录尚书事辅政，以楚王玮为卫将军，汝南王亮与卫瓘谋夺楚王玮兵权杀玮，贾后命楚王玮杀亮、瓘，又以矫诏专杀为罪，杀玮始。至永康元年（300）夏四月赵王伦命翊军校尉齐王冏入宫灭贾氏，杀大臣张华、裴頠始，次年春正月，赵王伦逼惠帝禅位，自立为帝，改元建始，齐王冏起兵反赵王伦，成都王颖在邺、河间王颙在长安、常山王乂在 起兵响应，发展成大混战。到光熙元年（306）十二月，河间王颙被南阳王模部将杀害结束。前后凡十六年。后段大混战的六年，主要是镇住长安、邺、许昌的藩王凭实力相互攻伐以去谋取首都洛阳和朝廷最高权力的。所以洛阳、长安、邺、许昌也就成了重灾区。
永宁元年（301）春正月乙丑赵王伦即帝位。癸酉，“孙秀专执朝政，伦所出诏令，秀辄改更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行夕改，百官转易如流。秀以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各拥强兵，据方面，恶之。（按：冏镇许昌，颖镇邺，颙镇关中）乃尽用其亲党为三王参佐，加冏镇东大将军，颖征北大将军，皆开府仪同三司，以宠安之。”（通鉴2653） 三月，开府许昌的镇东大将军齐王冏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移檄征、镇、州、郡、肥、国。三王兵起，伦、秀大惧。洛阳城内发生骤变，惠帝复立，赵王伦被囚。六月乙卯，齐王冏帅众入洛阳，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威震京都。甲戌，“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河间王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齐、成都、河间三府，各置掾属四十人，武号森列，文官备员而已，识者知兵之未戢也。”（通鉴P2661）齐王冏不是首先进入洛阳的，首先进入洛阳的是成都王颖，其次是河间王颙，但齐王冏以其镇许昌的实力甲士数十万首倡讨赵王伦，而占据了洛阳惠帝朝廷的第一把交椅。“齐王冏既得志，颇骄奢擅权，大起府第，坏公私庐舍以百数，制与西宫等，中外失望。”“冏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嬖宠用事。”（通鉴P2670）太安元年（302）秋八月，河间王起兵反齐王冏，成都王颖应之。长沙王乂袭杀冏，掌理朝政，但事无巨细，皆就邺谘大将军颖。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反长沙王乂，东海王越擒长沙王乂，以颖为丞相，越为尚书令。颖还邺，颙立颖为皇太弟。戊申，“诏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舆服御皆迁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颙为大宰、大都督、雍州牧”。（通鉴P2695）太弟颖僭侈日甚，劈幸用事，大失众望。东海王越挟惠帝攻邺。越败，颖迎惠帝入邺。这时武帝族弟范阳王虓都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通鉴P2673及P2697胡注），北军中候苟晞奔范阳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兖州刺史。王浚、东嬴公腾起兵攻邺。邺中大震，百僚奔走，土卒分散。颖遂将帐下数十骑奉帝御犊车南奔洛阳。帝既还洛阳，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拥兵专制朝政，太弟颖不得豫事。豫州都督范阳王虓、徐州都督东平王楙等上言：“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则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通鉴P2704）张方拥帝及太弟颖、豫章王炽等趋长安。永兴二年（305）秋，七月，东海王越传檄山东征、镇、州、郡云：“欲纠帅义旅，奉迎天子，还复旧都。”（通鉴P2709）是时，越兄弟并据方任，于是范阳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为盟主。颖故将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众至数万。及公师藩起，汲桑与石勒帅数百骑赴之。范阳王虓遣其将苟晞救邺，与广平太守谯国丁绍共击藩，走之。八月，司空越以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越帅甲士三万，西屯萧县，范阳王虓自许屯于荥阳。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虓领豫州刺史；乔以虓非天子命，发兵拒之。虓以刘琨为司马，越以刘蕃为淮北护军，刘舆为颍川太守。乔上尚书，列舆兄弟罪恶，因引兵攻许。东平王楙在兖州，征求不已，郡县不堪命。范阳王虓遣苟晞还兖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东诸侯，与刘乔合。（通鉴P2710）太宰颙发诏，令东海王越等各就国，越等不从。会得刘乔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诏称：“刘舆迫胁范阳王虓，造构凶逆。其令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各勒所统，与刘乔并力；以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与吕朗共会许昌，诛舆兄弟。”（通鉴P2711）丁丑，颙使成都王颖领将军楼褒等，前车骑将军石超领北中郎将王阐等，据河桥，为刘乔继援。进乔镇东将军，假节。刘弘遗乔及司空越书，欲使之解怨释兵，同奖王室，皆不听。时太宰颙方拒关东，倚乔为助，不纳其言。“乔乘虚袭许，破之。刘琨将兵救许，不及，遂与兄舆及范阳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为乔所执。”（通鉴P2712）范阳王虓自太安元年（302）镇许昌，至此离开许昌奔河北，在许昌四年，以许昌的政治影响和实力方参与到晋朝廷核心争斗之中。光熙元年（306），春正月，及刘乔败，颙惧，欲罢兵，与山东和解。恐张方不从，犹豫未决。颙于是使郅辅送书于方，因杀之。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阳，复羊后。辛未，大赦，改元。八月，以司空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范阳王虓为司空，镇邺；平昌公模为镇东大将军，镇许昌。冬，十月，范阳王虓薨。太傅越以东燕王腾为车骑将军、都督邺城诸军事，镇邺。十一月庚午，惠帝崩。癸酉，太弟即皇帝位，是为怀帝。十二月，河间王颙被模所害。“八王之乱”结束。
在八王之乱发展为大混战的六年间，许昌先是齐王冏镇驻，后由范阳王虓镇驻。虽然也参与了不少战事，但较惠帝在长安、洛阳、邺之间被抢来虏去所遭受的破坏要相对少许多。洛阳遭受祸害的记载如：“张方入京城，大掠，死者万计”。（2686）。“颖进兵逼京师，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踧，米石万钱。诏命所行，一城而已。”（通鉴2690）“帝遂幸方垒，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割流苏、武帐为马帴，魏、晋以来蓄积，扫地无遗。”（2704）“张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众情喧喧，无复留意。”（通鉴2704）“颙惧，退入长安，急召张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馀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通鉴2693）有关邺的如：“长沙厉王乂屡与大将军颖战，破之，前后斩获六、七万人。”（通鉴P2692）“候骑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土卒分散。”（2700）“王浚入鄴，士众暴掠，死者甚众。使乌桓羯硃追太弟颖，至朝歌，不及。浚还蓟，以鲜卑多掠人妇女，命：‘有敢挟藏者斩！’于是沈于易水者八千人。“（2701）长安则是：“祁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杀二万馀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实食之。”（2719）惠帝被折腾得狼狈不堪：“石超军奄至，乘舆败绩于荡阴，帝伤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人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杀！’对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杀绍。血溅帝衣。帝堕于草中，亡六玺。石超奉帝幸其营，帝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通鉴2696）“颖遂将帐下数十骑与志奉帝御犊车南奔洛阳。仓猝上下无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之，于道中买饭，夜则御中黄门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2700）许昌城及其所居民人与之相比，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了。
晋朝的自乱，使匈奴刘渊坐大，他乱方楔入中原。永嘉元年（307），怀帝观览大政，留心庶事；太傅东海王越不悦，固求出藩。三月庚辰，越出镇许昌。南阳王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诸军事，镇长安；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仍镇邺。五月，匈奴刘渊部将汲桑南击兖州。太傅越使苟晞及将军王赞讨之。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为晞声援。九月，苟晞追击汲桑，破其八垒，死者万馀人。太傅越还许昌，加苟晞抚军将军、都督青、兖诸军事，丁绍宁北将军、监冀州诸军事，皆假节。癸卯，越自为丞相，领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诸军事。以晞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领青州刺史，封东平郡公。永嘉二年（308）三月，太傅越自许昌徙镇鄄城。夏四月丁亥，刘渊部将王弥人许昌。五月，王弥自轘辕北出，败官军于伊北，京师大震，宫城门昼闭。永嘉三年（309）十一月甲申，王弥南出轘辕，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永嘉四年（310）十一月甲戌，太傅越帅甲士四万向许昌，东屯项，自领豫州牧。永嘉五年（311）二月，石勒攻新蔡，杀新蔡王确于南顿；进拔许昌。三月，丙子，东海王越薨于项。夏四月，石勒率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馀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石勒引兵出轘辕，屯许昌。六月，匈奴刘曜入洛阳，迁怀帝于平阳。豫章王端，太子诠之弟也，东奔仓垣，苟晞率群官奉以为皇太子，置行台。端承制以晞领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自仓垣徙屯蒙城。抚军将军秦王业，吴孝王之，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许昌。“建兴初，诏籓行留台事。俄而籓薨，帝更以组（藩弟）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又兼司隶，复行留台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晋书P1160）太兴初，荀组自许昌率其属数百人渡江，东晋元帝司马睿给千兵百骑，组先所领仍皆统摄。许昌是西晋王朝在中原坚持到最后的政治据点。王夫之《读通鉴论》在讨论西晋被灭于长安时说：“长安、自汉以来，芜旷而不可为奥区久矣。聪、勒之不急犯而据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为天子之都，而后刘聪欲固获之矣。帝不入关，长安未即亡也。当其时，石勒已舍淮、襄而北矣，雒阳虽生蔓草，而陈、汝、蔡、邓犹凭楚塞以为固，东则连寿、泗而与江东通其津梁，西则连关、陕而与雍、凉、系其络脉，此率然之势，首尾交应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权定都于陈、许、宛、汝之閒，二虜之不敢即犯辇毂明矣。疋、綝怀土而挟之以西，人无能与争，而但思逋散，则不亡何待焉？故嗣兴于丧乱之余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亟处危地以徼幸，非怯也，所系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倾也。”（读通鉴论P386）强调晋愍帝若“不舍中州，而权定都于陈、许、宛、汝之閒”，与江淮联为一体，尚不至于那么快就被匈奴刘聪灭掉。而“陈、许、宛、汝之閒”适宜定都的地方无疑是许昌，因为许昌与陈、宛、汝相较毕竟有着一百二十的为都根基，荀藩、荀组兄弟建行台于许昌并能坚持下来就是很好的证明。
永嘉之乱，匈奴汉王刘渊、刘聪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东出的战略要地邺和晋怀帝、晋愍帝所在的洛阳、长安。史载此三城所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汲桑长驱入邺，“遂烧邺宫，火旬日不灭；〔胡注：袁绍据邺，始营宫室，魏武帝又增而广之，至是悉为灰烬矣。〕杀士民万馀人，大掠而去。”（通鉴P2728）司马越撤出洛阳，“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通鉴P2755）“洛阳饥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通鉴P2762）王弥进洛阳，“入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士民死者三万馀人。遂发掘诸陵，焚宫庙、官府皆尽。”（通鉴P2763）“关西饥馑，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通鉴2767）建兴元年（313）夏四月，愍帝在长安即位，“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通鉴P2794）建兴四年（316）刘曜攻陷长安外城，“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太仓有麹数十饼，麹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通鉴P2834）只是因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监视朝廷，遥控朝政，许昌成为事实上的副中心，才招致王弥、石勒南袭许昌。尽管王弥一入许昌，石勒两拔许昌，许昌所遭受的破坏比着洛阳、长安、邺，算是轻而又轻，史笔不屑一书的。
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读史方輿纪要》论河南许州引“说者曰”：“ 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论道：“许州西控汝、洛，东引淮、泗；舟车辐集，转输易通；原野宽平，耕屯有赖。曹操挟天子于此，北并幽、冀，南抗吴、蜀。”“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读史方輿纪要P2183）许昌地理位置所蕴含政治军事价值的发现者和初掘者是三国大政治家军事家曹操。顾氏对许昌城的历史还作了恰如其分的系统梳理：“许昌城在州东三十里。周时为许国。秦许县，属颍川郡。陈胜将伍逢军于此，章邯击破之。汉仍曰许县。后汉章帝封马光为侯邑。建安元年，献帝都此。曹丕黄初二年，改曰许昌，为五都之一，岁尝临幸。每伐吴，命司马懿留镇于此。明帝睿太和六年如许昌，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等殿，后亦数临驻焉。晋为颍川郡治。永嘉末，屡为石勒所攻陷，既而荀组建行台于此。”（读史方輿纪要P2184）许昌城由中世纪早期中原一个普通县治，到中世纪中上期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副中心一百二十年的政治存在和实践充分验证了许昌地理位置所蕴含的政治军事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