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承, 周芳丨“技术—组织”联合情境如何促进双元创新协同——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文摘科技 2024-11-12 15:01 湖北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年第20期”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李继承, 周芳. “技术—组织”联合情境如何促进双元创新协同——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20): 131-140.

摘要：数字技术冲击给组织带来巨大变革,在此情形下,企业如何把握数字技术与组织情境的联合作用,实现数字环境下协同创新,成为制造企业亟须关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TOE框架,基于知识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双元创新理论,探究技术—组织联合情境对企业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法对制造企业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关系发挥正向链式多重中介作用;③组织惯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双元创新协同的正相关关系,且对动态能力中介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对知识管理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制造企业把握数字化转型重点方向、促进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提升、实现双元创新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组织惯性;双元创新协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JL117);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H2021G011)

作者简介：李继承(1968—),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科技与创新管理;周芳(1998—),女,黑龙江绥化人,哈尔滨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科技与创新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23040601

0 引言

在当前国际国内动荡变革的新环境下,创新形式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渐进走向突变,基于互补性资产的协同创新作为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发展的关键途径,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市场环境冲击倒逼企业采用协同创新策略摆脱短期利用式创新市场适应能力弱、长期探索式创新投入成本高易失败的两难困境,以构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数字时代背景下,数据资源的高效流通与无限利用为突破传统资源约束、促进制造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新发展契机,赋予双元创新协同新动能。基于双元创新理论,双元创新协同建立在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协同交互作用之上,旨在通过对现有知识、技术的深耕以及对新兴知识、技术的拓展创新,实现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1]。因此,数字经济背景下,实现制造企业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着力提升双元创新协同性。

双元创新协同受多方因素的影响,TOE框架融合目标主体的技术特征、组织情景及环境因素,能够系统阐释创新效果的作用机理。数字技术变革导致企业面临更加繁杂动荡的外部环境,在此情形下,如何发挥技术情境与组织情境的联合作用,推动数字化环境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协同创新,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现实问题。数字化转型作为技术情境的关键因素,是指数字技术引发的组织内部系统性变革,它能重构企业业务流程、组织结构与价值逻辑,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2],是当前制造企业摆脱竞争劣势,实现提质增效的主要路径。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实施步伐,以数字化带动经济发展,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只有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关键优势,把握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新一轮转型升级。

任何新技术的引入往往都伴随着组织变革,由此引发的企业创新行为需要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作为支撑。已有研究认为,知识基础和动态能力是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视角。复杂模糊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企业丧失原有资源优势,组织内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无法达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促进企业与外界主体知识互联,加速现有知识应用和新知识搜寻[3],还能作为企业动态能力进化的激励因素[4],整合外部新资源,助力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因此,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作为双元创新协同的组织情境因素,能够塑造组织能力和行为,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基于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知识管理以知识为核心,聚焦于知识获取、共享与整合,旨在通过知识创造实现价值提升[5]。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创新过程建立在特定能力的基础上,即对创新知识、资源进行吸收、整合与重构的能力[6]。此外,组织惯性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权变条件,这种惯性普遍存在于组织结构与活动之中,表现为“一致性的行为模式和消极应对环境变化的倾向”,无形中会给企业适应性变革带来阻碍[7],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

现有关于双元创新协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组织结构、组织学习文化与高管团队特征等内部情景,鲜有研究从内外部结合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组织情景促进双元创新协同的内在机理。因此,本文根据TOE框架,基于知识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双元创新理论,构建“技术—组织”联合情境(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的理论模型,并将组织惯性纳入研究框架,使主效应机制向更深层次推进。本文立足于制造企业,采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旨在助推制造企业摆脱组织惯性陷阱,充分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提升复杂环境下的适应力和竞争力,进而实现双元创新协同。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协同

数字化转型以数据为核心要素,有利于企业突破传统资源约束,缓解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对组织资源的争夺[8],提高现有资源创新转化效率,实现不确定性情境下颠覆性技术开发与创造,赋能制造企业不断优化管理变革,促进协同创新。首先,数字化转型的无边界性、强渗透性特征能够深化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的互动联结,实现外部环境变化与政策趋势实时追踪,促使企业以更强的情境意识和认知能力抢占创新机会[9],为双元创新协同提供支撑。其次,数字化转型能够使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有效解决企业转型过程中的两难困境。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企业感知和获取创新所需知识、技术资源[10],通过不断筛选与吸纳,拓宽企业知识存量和知识边界,提升企业技术学习能力。数字化转型还能延伸企业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降低搜寻过程中的资源损耗,加速前瞻性异质资源共享与融合,借助新资源优势拓展企业双元创新体系。再次,数字技术与企业运营深度融合能为组织发展提供强大的行动潜力。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嵌入组织运营流程和管理体系,通过对内外资源重新编码,逐步实现价值链数字化,以数字化带动现有业务流程不断优化,进而提升企业运营效率[11]。同时,通过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积累,产生“量变聚集引发质变”效应,逐步打破企业原有商业逻辑,实现业务流程、结构模式颠覆性变革与重塑[12],进而激发双元创新协同。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

1.2 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动态能力

知识管理是指企业通过对内外知识的获取、更新与整合,改变知识内在耦合关系促进全新技术或知识产生的过程。一方面,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企业在海量信息数据中搜寻与获取知识的效率,不断扩充企业知识储备,为知识整合提供广泛的知识来源。同时,数字资源的高粘附性和强渗透性能够为企业吸附与整合其它资源提供基础,便于企业跨越组织边界在不同主体间进行知识学习与交互[13],倒逼企业拓宽知识转移渠道,提升知识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组织流程的深度嵌入能够打破不同部门间的知识壁垒,加速知识共享、转移与整合。数字化平台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网络特征还能降低不同创新主体间的知识传递门槛,促进企业内部知识与外界环境交流和学习(孙国强等,2021),避免企业陷入知识闭塞窘境,达到强化知识管理的目的。

动态能力是企业获取、整合并重构资源的行为取向,有利于保持组织稳定性与灵活性,应对不确定性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构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以技术嵌入带动数字技术与价值活动深度融合,打破企业传统资源获取渠道,解耦对传统资源和价值链的依赖,激发企业自主创造性[14]。同时,数字化转型能打开企业异质性资源涌入的突破口,降低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难度和成本,使互补性资源可及,提升企业快速响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关联性特征能使企业以较低成本实现资源识别、搜索与获取[15],数据的可编码性便于企业对数据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动态更新,加速异质性资源选择性集聚,提高企业资源协调整合能力,加速资源优化配置与重构,进而塑造更高层次的动态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知识管理。

H3：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

1.3 知识管理、动态能力与企业双元创新协同

数字技术变革导致单一创新模式无法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需求,基于互补性资产的协同创新对组织资源与能力协调提出更高层次要求。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企业均难以实现资源自给自足,当内部知识不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从外部获取知识能够拓宽知识宽度与深度,进而在价值创造活动源头对创新产生影响(毛义华等,2021)。同质化知识聚集能够提高知识利用深度,提升知识转化效率;而异质性知识获取则能够拓宽企业知识边界,有利于企业挖掘新的创新机会。然而,零散、流动知识的简单堆积并不能真正为企业所用,只有不断进行知识重组与整合,使知识经历内隐化、显性化或组合化才能形成新知识[16],并通过质变激发双元创新协同。不仅如此,知识的频繁互动、联系与共享还能加速知识流动与循环,持续增加知识存量并诱发新知识的产生,助力企业以新知识优势识别创新战略机遇,协调组织行为,进而增强知识创造能力。

动态能力是解释企业如何将获取的资源转化为创新竞争优势的重要视角。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企业感知能力越强,意味着其越能行之有效地识别和搜索战略资源,提高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敏感度,进而迅速识别和抓住宝贵的创新机遇[17]。资源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有不断进行资源融合与重组,才能加速资源更新与储备,降低企业创新决策风险和不确定性。资源整合能力关乎企业改进或创新产品服务所需资源的合理性,能够加速资源选择性集聚,促进异质性知识、技术资源融通与应用,将所获资源转化为创新性产品、服务和技术,从而激发企业双元创新行为。资源重构能力通过解耦资源本身的联结关系创造新资源组合,将外部知识技能转化为组织内部资源,优化和重构产品、技术与流程设计[18],强化组织内部对外部的适应和协调,进而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知识管理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

H5：动态能力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

1.4 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与内部成员互动以及与外部主体的联结程度,影响创新所需技术、知识和资源,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决策。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在更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知识搜寻与获取[19],通过层层筛选与吸纳,建立创新知识资源库并不断扩充知识容量,以丰富的知识元为创新机会识别、创新能力培育奠定知识基础。同时,数字化平台作为密集性知识交流、转换的窗口,能为企业提供增加异质性知识资源内外融通的机会,促进知识资本积累与创造,拓展双元创新边界[20]。另外,数字技术的可视化特征还能加速隐性知识显性化,促进内部认知与外部环境相互渗透,从某种程度上重塑知识应用过程,促进双元创新协同。基于此,本文认为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关系中发挥一定的传导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整合与重构能将数字技术洞察的潜在价值加以实现,作用于组织行为与决策。数字技术作为企业与外部主体资源交互、共享的连接纽带,能强化知识资源吸收、整合与利用,通过调整原要素耦合关系,实现新资源调配与重组,进而以新资源优势推动企业结构范式变革[21],助力双元创新。此外,数字化转型的网络化特征有利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洞察与把控,通过变革资源配置实现更具柔性的协调整合能力,驱动企业创新策略动态调整[22]。嵌入式数字技术的联合运用还能加速要素资源流动、共享与聚合,为企业突破传统要素边界束缚、创造新价值体系、实现双元创新协同提供便利。基于此,本文认为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关系中具备一定的传导机制。

另外,企业知识资源的获取、解释和配置需要通过动态能力发挥作用,即知识管理有助于构建动态能力。已有研究表明,知识管理通过广泛的知识获取,借助知识转移促进新旧知识融合,强化企业感知、整合与重构能力,进而实现动态能力调整[23]。同时,能力本身也是企业知识集合的过程,塑造和更新动态能力的方法主要来源于知识技能的获取、学习与吸收。可见,数字化转型不仅会对双元创新协同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知识管理与动态能力的双重中介作用对其产生间接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协同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7：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协同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H8：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协同关系中具有正向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1.5 组织惯性的调节作用

组织惯性是组织的一种内在属性,是指企业面对环境变化倾向于保持原有状态,沿用原有思维模式或经验解决问题,而不是根据环境变化自主改变。信息技术的应用往往伴随着组织变革,这种变革容易受组织惯性的影响,导致组织排斥外部知识与资源,造成内部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趋于一致,产生威胁僵化效应,从而影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因此,组织惯性是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动态能力作用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情景变量。

组织惯性会带来一定的资源和程序惯性,也会形成制度、流程、文化惯性,这些惯性会阻碍企业转型进程[24],导致组织内部形成同质化倾向的知识舒适圈,相似信息的无效流动会影响知识应用过程。组织惯性越强的企业越容易形成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使企业陷入路径依赖,制约企业双元创新协同。此外,认知惯性容易使企业对外部知识价值产生认知偏差,导致企业偏向于使用内部资源,抵制外部知识吸收与利用,在进行跨组织学习时常面临惯例纷争,影响知识管理过程。

组织惯性还会使企业萌生惰性、现状偏见,导致组织产生维持现状的强烈倾向,阻碍企业获取新兴数字资源,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提升[25]。一方面,组织惯性使企业倾向于围绕现有资源和能力进行深耕,而忽视新资源的重要价值,导致企业资源固化,影响企业动态能力提升[26];另一方面,组织惯性会使企业墨守成规,阻碍企业获取正确资源,使资源配置方式始终按照原有路径运行,不能依随环境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导致资源转化与重构效率降低,限制动态能力提升[27]。

组织惯性是组织面对重大外部变化进行内部调整的能力,当惰性在组织行动中逐渐盛行时,组织会陷入“僵化”,导致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不够灵活[28]。过度依赖组织惯性会使企业按照原有思维习惯分析问题和配置资源,削弱创新主动性,产生负面效应,抑制组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导致创新迟钝。组织惯性越强,双元创新协同面临的阻力越大。当组织惯性持续增强时,企业排斥数字化资源等知识吸收利用的效应越强,最终会削弱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9：组织惯性对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10：组织惯性对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11：组织惯性对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组织惯性会抑制企业创新,使企业错失外部机遇,导致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基础与洞察力受限,抑制双元创新协同。在不同组织惯性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不同,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也不同。随着组织惯性的不断增强,企业愈发受限于以往的知识、经验和运行模式,越会抑制企业创新主动性,致使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愈发被削弱。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2：组织惯性对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协同关系的中介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H13：组织惯性对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协同关系的中介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数字经济背景下,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文选取我国已实施数字化转型和双元创新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研方式收集相关数据,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态势以及双元创新活动开展有全面了解的中高层管理者作为问卷调研对象。本文样本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导师团队MBA班成员、往届校友群与被调查者取得联系,以网络问卷形式向所在企业发放问卷;二是通过蜂鸟数据调研结构获取部分样本。最终将两种来源问卷进行汇总,共计发放问卷570份,回收问卷48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47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6%。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从企业年限看,5～10年占比最大,为39%;从企业员工规模看,300～1 000人占比最大,为42.1%;从产权性质看,民营企业占比最大,为29.8%;从所处行业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占比略高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总体来看,样本覆盖多个制造业企业,问卷数据具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

2.2 变量测量

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结合本文研究内容设计测量题项。为保证量表质量,选取10～20位制造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进行小范围预调研,对问卷语义设置和逻辑表达进行完善,并对预调研问卷信效度进行检验,最终形成正式调研问卷。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1代表“很不同意”,5代表“很同意”。

(1)数字化转型。借鉴Li等[29]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情景,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运用分别设置3个题项,典型题项如“贵公司投入数字化转型所需基础设备”“贵公司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对现有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和升级”等。

(2)双元创新协同。借鉴He等[30]和Jansen等[31]的研究成果,将创新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两类创新的平衡与互补反映双元创新协同。双元创新平衡为5减去两类创新差值的绝对值,双元创新互补为两类创新值的乘积,并对变量采取无量纲化处理,共包含8个题项,典型题项如“贵公司经常主动引进或开发全新的产品和服务”“贵公司能够利用现有技术和能力对现有产品和服务不断进行小幅度改进”等。

(3)知识管理。借鉴Wang等[32]和Zheng等[33]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内容,从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整合3个维度测量,共包含9个题项,典型题项如“贵公司与合作伙伴能够互动获取相关技术研发知识、专有技能和经验”、“贵公司能够整合来自不同部门、团队和员工个人知识的能力”等。

(4)动态能力。借鉴卢启程等(2018)的研究成果,从感知能力、整合能力和重构能力维度进行测量,共包含9个题项,典型题项如“贵公司能够及时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顾客需求变化信息”“贵公司能够成功整合现有资源并产生新资源组合”等。

(5)组织惯性。借鉴董晓松等[33]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文研究内容,选取认知惯性、结构惯性、知识惯性、行为惯性和资源惯性5个维度,共包含5个题项,典型题项如“贵公司管理层为应对外界变化制定新战略时主要依赖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战略”等。

(6)控制变量。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产权性质和所在行业为控制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企业划分办法,按照人员数量将企业规模划分为小于300人、300～1 000人和1 000人以上3类;参照以往研究,将企业年龄划分为5年以下、5～10年、11～20年和20年以上4类;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将企业划分为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5类;根据企业所在主要行业将其划分为：消费零售/服装/家具/贸易、电子通信/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工程机械、电子计算机/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和其它4类。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事前控制和事后检验。在事前控制上,问卷题项尽可能采用表述清晰的国内外成熟量表,采用匿名方式收集数据;在事后检验上,主要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问卷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5个,且最大因子方差贡献率为37.7%,小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4 信效度分析

为保证问卷设计的有效性,借助SPSS25.0和Amos26.0进行量表信效度分析,结果见表1。从中可见,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s a系数在0.874～0.924之间,均大于0.8,表明问卷信度较高;变量KMO值在0.875～0.950之间,均高于0.7,整体模型拟合度指标(χ2/DF=1.436;RMSEA=0.030;GFI=0.906;IFI=0.974;CFI =0.974)均在参考范围内,表明结构效度较高;测试题项因子载荷值在0.682～0.823之间,大于0.6,且各变量组合信度CR远大于0.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0.5,表明变量收敛效度较高;对角线上AVE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变量区别效度较高。

表1 信效度检验结果

注：表中对角线粗体部分为变量的 AVE 开根号值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从中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0.6之间,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在1～2之间,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及双元创新协同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1、H2和H3;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与双元创新协同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H4和H5。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p<0.01、p<0.05,下同

3.2 主效应检验

利用Stata 16.0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M1、M2和M3为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56,p<0.01;β=0.051,p<0.01;β=0.065,p<0.01),表明制造企业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构建3条路径促进双元创新协同,假设H1、H4和H5得到验证;M7和M9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数字化转型(β=0.562,p<0.01)与知识管理显著正相关,表明数字技术运用能够拓宽知识获取渠道,加速知识交流与共享,进而提升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假设H2得到验证;同时,数字化转型(β=0.526,p<0.01)与动态能力显著正相关,表明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更具柔性,企业得以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并动态调整内外资源,进而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假设H3得到验证。

表3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p<0.01、p<0.05、p<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M4和M5为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回归的全模型,用以检验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效应成立条件,结合M4检验结果发现加入中介变量知识管理后,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作用减弱(β=0.039,p<0.01),且知识管理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作用依然显著(β=0.030,p<0.01),表明知识管理在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6得到验证;同理,加入动态能力后,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作用减弱(β=0.030,p<0.01),且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作用依然显著(β=0.049,p<0.01),表面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7得到验证。

同时,采用Bootstrap检验方法,设定5 000次重复抽样,进一步检验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两者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通过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12 6,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显著;同理,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H6和H7得到进一步验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04 1,95%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双元创新协同关系中具有显著链式中介效应,假设H8得到验证。

表4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3.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M6、M8和M10为组织惯性分别对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以及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惯性乘积项对双元创新协同(β=-0.036,p<0.01)、知识管理(β=-0.248,p<0.01)及动态能力(β=-0.253,p<0.01)的影响作用显著为负,与M1中数字化转型系数符号相反,说明组织惯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及双元创新协同的促进作用,假设H9、H10和H11得到验证。另外,以调节变量均值及均值正负一个标准差表示调节变量水平,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见图2和图3。与低组织惯性相比(β=0.672,p<0.01),高组织惯性下数字化转型对知识管理的正向作用被显著削弱(β=0.176,p<0.01);同理,相较于低组织惯性(β=0.648,p<0.01),高组织惯性下数字化转型对动态能力的正向作用也被显著削弱(β=0.143,p<0.05)。

图2 组织惯性对数字化转型与知识管理的调节作用

图3 组织惯性对数字化转型与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3.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Process中的Model8,在控制企业年龄、规模、产权性质和所处行业情况下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5、表6所示。表5中数字化转型与组织惯性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与数字化转型符号相反,假设H10和H11再次得到验证;表6结果显示,当组织惯性取值不断增大时,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逐渐降低,说明组织惯性对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起负向调节作用,但组织惯性调节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在95%置信区间[-0.006～0.001]包含0,表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假设H12未得到验证;而组织惯性调节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在95%置信区间[-0.013～-0.005]不包含0,表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显著,且调节的是前半段路径,假设H13得到验证。

表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6 不同组织惯性水平下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数字时代背景下,制造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越来越依赖于互补性协同创新,数字化转型是驱动企业协同创新的重要引擎,而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则是推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双元创新理论,构建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双元创新协同研究框架,探究制造企业“技术—组织”联合情境促进双元创新协同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得出如下结论：

(1)数字化转型、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协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双元创新协同的重要源动力,而知识管理和动态能力则是实现双元创新协同的重要途径。

(2)数字化转型对知识管理、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通过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的多重链式中介作用对双元创新协同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双元创新协同,还能通过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的多重传导作用间接促进双元创新协同。

(3)组织惯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知识管理、动态能力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动态能力中介效应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对知识管理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组织惯性越强,数字化转型对知识管理、动态能力促进效应的削弱作用越强,进而对双元创新协同的抑制效应越强。研究结论为构建双元创新协同理论框架,指导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开展协同创新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

4.2 理论贡献

现有数字化创新研究多探讨数字化对创新行为及创新绩效的影响,鲜有文献从双元创新协同视角揭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作用及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基于双元创新理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重要作用,厘清了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拓展了企业双元创新理论。其次,基于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搭建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桥梁”,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协同之间的传导路径,挖掘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的前置因素。将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纳入研究框架,揭示两者发挥的链式中介作用,不仅丰富了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相关研究,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明确了重点方向。最后,从组织惯性角度探究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双元创新协同的边界条件,明晰了不同组织情境条件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协同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在高组织惯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推动知识管理、动态能力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协同的路径为何会受到阻碍,为制造企业正确应对组织惯性提供了相关理论支撑。

4.3 管理启示

(1)企业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战略性布局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化发展驱动制造企业协同创新。制造企业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和数字化人才供给,为企业数字化架构提供支撑,促进创新性产品、服务及行为的产生。加快数字化平台建设,利用平台网络特征与外部创新主体互动联结,驱动企业以信息资源优势抢占创新机遇。积极建立技术嵌入式运营模式与创新流程,实现数字化布局与全流程管理,推动价值链协同创新发展。

(2)企业应重视知识管理作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基础作用,积极利用平台延伸性拓展知识获取渠道,增加知识资源存量。培育学习型组织氛围,鼓励员工主动学习、分享和应用知识资源,增加知识资源流量,拓展知识资源应用广度和深度。引入先进的知识管理系统,加强知识管理流程与能力建设,使知识资源与企业核心业务流程紧密结合,以知识增值促进双元创新协同。

(3)企业应将动态能力视作变革创新的保障机制,高度重视动态能力在不确定性情境下推进组织持续创新的关键作用。充分把握技术特性,通过跨组织学习和组织内部沟通反馈建立洞察环境的长效机制。通过更新和重构资源塑造更高层次动态能力,使企业借助先动优势提升对环境的响应速度和响应质量,为创新活动提供保障。

(4)企业要警惕组织惯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考虑由组织惯性导致的同质化陷阱。积极引导组织成员利用数字沟通、数字管理强化数字认同实践,在潜移默化中打破既定流程结构、渠道联结和资源配置方式,克服组织惯性产生的僵化效应。积极运用外部获取的新技术、新知识,补充与强化组织成员认知,打破认知惯性产生的现状偏见与行为固化,加快推进协同创新。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采用非面板数据,未考虑随时间变化的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法对两者因果关系作进一步验证。其次,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是线性还是非线性作用关系,囿于样本范围和容量有限,研究结论缺乏一定普适性,未来可采用大规模样本探究其作用关系。最后,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除本文所涉变量外,可能还存在其它变量,未来应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不同前因变量组合对双元创新协同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 FANG C, LEE J, SCHILLING M A.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the isolation of subgroup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 2010, 21(3)：625-642.

[2] ZHUO C, CHEN J.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vercome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dilemma：effect, mechanism and effective boundary[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3, 190：122378.

[3] ACHARYA A, SINGH S K, PEREIRA V, et al.Big data, knowledge co-cre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in fashion industr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8, 42：90-101.
[4] WARNER K S R, WAGER M.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Long range planning, 2019, 52(3)：326-349.
[5] 刘平峰,王雨婷,苏超超.大数据赋能企业知识管理创新机理与路径研究——基于华为案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122-131.
[6] SCHOEMAKER P J H, HEATON S, TEECE D.Innovatio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leadership[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8, 61(1)：15-42.
[7] GILBERT C G.Unbundling the structure of inertia：resource versus routine rigid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5)：741-763.
[8] 李瑞雪,彭灿,吕潮林.双元创新协同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J].科研管理,2022,43(4)：139-148.
[9] 毛荐其,牛文祥,刘娜,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J].科学决策,2023,30(4)：1-14.
[10] YANG M,WANG J,ZHANG X.Boundary-spanning search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 mediating roles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7：290-299.
[11] LI F.Lea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three emerging approaches for managing the transi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20, 40(6)：809-817.
[12] CARUGATI A, MOLA L, PLE L, et al.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IT in times of pandemic：from dealing with emergency to institutionalising crisis practices[J].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20, 29(6)：762-777.
[13] 刘景东,许琦,伍慧敏.网络情境下企业双元能力的动态适应与创新绩效[J].管理工程学报,2023,37(3)：16-25.
[14] 张昊,刘德佳.数字化发展对先进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J].中国软科学,2023,37(3)：150-161.
[15] NAMBISAN S.Digital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6)：1029-1055.
[16] 喻登科,张婉君.企业组织知性资本、知识管理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绩效[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9)：122-131.
[17] 宁烨,郭梦瑶,王释鹤.海外子公司双元嵌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能力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11)：16-22.
[18] 曲小瑜.制度环境、动态能力与高管认知影响中小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组态效应[J].科研管理,2022,43(11)：103-110.
[19] 张振刚,张君秋,叶宝升,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39(11)：114-123.
[20] 肖仁桥,沈佳佳,钱丽.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24)：106-115.
[21] 丁小洲,郭韬,曾经纬.创业者人格特质对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23,20(2)：240-248.
[22] 张吉昌,龙静.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2022,36(3)：74-83.
[23] 卢启程,梁琳琳,贾非.战略学习如何影响组织创新——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8,34(9)：109-129.
[24] SILLIC M.Critical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inertia in explaining non-compliant security behavior in the Shadow IT context[J].Computers &Security, 2019, 80：108-119.
[25] VERHOEF P C, BROEKHUIZEN T, BART Y, et al.Digital transformation：a multidisciplinary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2：889-901.
[26] MIKALEF P, VAN DE WETERING R, KROGSTIE J.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by leveraging big data analytics：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nertia[J].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1, 58(6)：103412.
[27] 曹勇,刘弈,东志纯,等.动态能力视角下组织惯性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22,37(10)：85-94.
[28] MORADI E, JAFARI S M, DOORBASH Z M, et al.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inertia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pen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J].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2021, 26(4)：171-179.
[29] LI F.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model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a holistic framework and emerging trends[J].Technovation, 2020, 92：102012.
[30] HE Z L, WONG P K.Exploration vs.exploitation：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4)：481-494.
[31] JANSEN J J P, VAN DEN BOSCH F A J, VOLBERDA H W.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11)：1661-1674.
[32] WANG X,ARNETT D B,HOU L.Using external knowledge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ness：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leveraging process[J].Journal of Business &Industrial Marketing, 2016, 31(2)：164-173.
[33] ZHENG S, ZHANG W, DU J.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in networked environments[J].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1, 15(6)：1035-1051.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NTc2NjM0Mw==&mid=2247495434&idx=4&sn=c846cc3c6dfd9e4b598653cf0b3abc1f

科技进步与对策

深耕科技创新领域，服务学者，专注学术。便捷开放获取，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电话：027-87277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