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民,张慧妹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协调视角

文摘科技 2024-08-23 15:00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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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民,张慧妹. 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协调视角[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15): 44-54.

摘要：耦合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内在动力。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协调视角,选取2017-2022年制造业时序数据,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和多元回归等方法,探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已逐渐从初级协调进入中高级协调发展阶段;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贸易摩擦强化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突发疫情冲击阻碍制造业耦合发展过程。研究结果有利于丰富制造业耦合发展量化测度和前因研究,为制造业耦合发展与创新治理提供依据。

关键词：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制造业耦合发展;贸易摩擦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TJGL23-012);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1YJSS040)

作者简介：朱建民(1974—),男,河南虞城人,博士,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张慧妹(1996—),女,甘肃天水人,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本文通讯作者:张慧妹。

DOI：10.6049/kjjbydc.2023060187

0 引言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保护政策遏制打压中国高新技术和制造产业,对中国实体经济安全造成很大冲击[1]。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韧性视角来看,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坚持贯彻协调发展理念仍然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李秋香等,2022)。自步入新常态以来,虽然我国一直将实体经济作为战略主攻方向,致力于促进制造业技术、组织、布局乃至行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优化产业技术体系和生产效率,但是由于资源、能力和战略不同,致使产业内部主体在转型方向、内容和效率等维度上的差异增大,并加深产业子系统之间的不均衡,导致产业耦合失调。产业耦合发展能够有效提高要素效率、协同效率和创新效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发展质量提高。相反,如果产业系统长期陷于失调或脱钩状态,必然引发分工协同矛盾升级,造成创新资源错配问题,从而降低产业运行效率。因此,本文试图在阐释制造业耦合发展内涵和机制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我国制造业耦合发展状态,探讨产业韧性和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以此丰富产业耦合理论研究,并为产业耦合发展和治理提供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产业韧性与绿色创新研究

韧性研究起源于物理学,是指物体受压后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后来被引入产业经济领域,“产业韧性”“产业链韧性”“产业集群韧性”等概念受到广泛关注。首先,韧性内涵主要分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演化韧性3个流派。在产业韧性概念上,以演化韧性为主,并将恢复反弹与改进反超并列为核心特征[2]。如刘瑞[3]从产业能动视角,认为持续进行适应性结构调整以实现生产关系重构和增长路径更新,是制造业具有适应性韧性的外在表现;张良成[4]则从被动冲击视角,认为是该产业在遭受冲击时能够稳定维持自身固有状态和面对冲击时恢复、调整及转型的能力。其次,学界针对其动力来源、外部冲击和理论机制展开讨论。在动力来源上,产业结构多元化[5]、空间集聚[3]、技术创新[6]和数字经济[4]构成产业韧性的关键动力,并且在产业升级中具有中介作用。在外部冲击上,赵霄伟[7]在定性研究中,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增加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风险,并加剧产业协同不确定性,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在理论机制上,产业韧性能够在匹配供需结构、稳定供需关系、提高供应商创新能力3个层面,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8],并通过“自动扶梯”效应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以自身为核心实现经济体内的收益扩散[9]。同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增强创新扩散能力,进而打通流通供销环节并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10]。田健[11]认为,产业韧性主要表现为自适应性、自协调性和自组织性。

绿色创新是基于环境治理提出的复合概念。首先,从概念内涵上,一种是绿色技术创新,即绿色工艺或产品相关的技术创新,包括能源节约、替代能源生产、废弃物处理、污染防治等相关的软硬件创新[12]。另一种是绿色创新活动,即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创造性活动(张钢等,2013)。在评价方法上,归结为效率法和产出法。前者聚焦于绿色创新能力的效率评价,即在构建多维度能力评价指标基础上,结合DEA、改进密切值等数学模型得到对应指数。后者聚焦于绿色创新绩效的产出评价,即绿色专利占总专利的比重,或者绿色创新、绿色发明的绝对数量。其次,在理论机制上,绿色创新通过绿色技术、绿色设备和绿色消费理念,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降低能源消耗,催生新型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及产品,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13]。同时,绿色创新通过环境承诺提高企业声誉、树立绿色形象,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溢价,构建良好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14]。此外,绿色创新通过绿色技术扩散、能源消费结构改善和创新补偿效应,形成节能效应、减排效应和价值链优化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颜青等,2022)。

1.2 产业耦合发展相关研究

与产业耦合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主要有内涵研究与实证研究两方面。在概念内涵上,广义上认为产业耦合是产业内外不同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关系和现象,而狭义上认为是一个产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性[15] 。具体而言:第一,广义层面研究较多,并按耦合对象性质分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对等性系统模式,即针对相似性质的产业对象。如在行业层次,数字产品制造业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耦合发展[16];在产业层次,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发展(苑清敏等,2015)。另一种是非对等性系统,即针对不同性质的产业对象。如在行为—产业层次,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17];在微观—产业层次,工匠精神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18]。上述两种范式均聚焦于产业内外不同要素,进行局部耦合分析和探索。第二,狭义层面研究较少,目前大致分为三类视角。一是子系统式,如章润兰[19]从系统思维出发,提出产业耦合协调是子系统间相互促进,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马澜[20]将耦合系统按功能划分为经济效益系统、科技进步系统、环境支持系统,初步形成子系统式耦合框架。二是链条式,如梁树广[21]从产业链条切入,构建制造业“三链”(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耦合协调度模型,形成链条式耦合框架;后来学者们陆续增加政策链[22]、人才链和数据链[23],拓展了产业链耦合视域。三是要素式,如刘婧倩[15]从微观要素层面,构建康养旅游产业耦合发展模式,共包含旅游产业的7个要素和健康产业的5个要素,形成要素式耦合模式。在实证关系上,谭前进[24]认为,产业韧性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协同促进,有助于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蒋辉[25]从创新中介出发,认为产业韧性通过影响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Nie[26]、陈建军[27]认为,对外贸易依赖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协同集聚是主要影响因素;章润兰[19]认为,耦合协调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协同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现有产业韧性、绿色创新与耦合发展的视角和机理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学术界尚未对产业耦合发展进行真正的剥离和凝练,并且对产业韧性、绿色创新与产业耦合发展关系探究不足。因此,本文基于狭义的产业耦合发展内涵,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切入,探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和耦合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证关系,从而丰富产业耦合发展理论体系。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从GVC协同视角提出制造业耦合发展概念,形成区别于“三链”的耦合研究模式,深化产业耦合发展内涵;②探究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机制,揭示耦合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丰富现有研究结论;③将贸易摩擦作为调节情境纳入分析框架,丰富外部冲击对产业耦合发展的现实模拟,为产业贸易政策优化提供现实依据。

2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从GVC视角来看,制造业耦合发展存在于不同价值链环节及活动之间,是相互依赖、彼此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系。产业韧性和绿色创新对其影响体现为3个层面:一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即对产业、企业类型及规模进行有序调整,通过市场机制保障高效低耗类企业快速成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产业主体协同效率。二是要素分工进一步深化,即通过生产体系、生产方式优化,促进资源高效整合、生产成本降低,进而提高协同效率。三是商业模式规范化,即提高业务标准,促进企业改革经营流程、更新技术,进而提高业务协同效率。

2.1 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

在逆向冲击多元化下,产业韧性成为制造业耦合演化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产业韧性是产业在遭受不确定冲击时能够快速自恢复、自调整和自学习,以维护系统稳定和可持续演化的高级能力。当产业具备较强韧性时,能够凭借自适应自调整机制有效缓解逆境压力,维护耦合演化稳定,并且凭借自学习机制积极改善和提升韧性,包括产业结构、要素分工和商业模式等,促进制造业耦合演化。这种影响可进一步分解为供应链韧性和产业链韧性。第一,供应链韧性是以物流供应为核心链条的风险调解能力。一个健全的供应链应具备强固、韧度、抗风险性和敏捷度,增强供应链韧性能够降低原材料断供风险和不确定性,保证产供销主体与业务稳定衔接,提高产业主体协同效率。同时,优化材料运输、库存以及分销物流系统调度空间,提供更多物料调度方案,促进物流体系要素协同;根据市场需求,利用数字技术改进供应链模式,规范物流行业和外包服务,促进物流体系与生产体系业务协同,进而推动制造业耦合发展[28]。第二,产业链韧性是以产品生产及交付为核心链条的风险调解能力。产业链韧性增强有助于促进纵向、横向一体化和产业链融合,实现上下游企业紧密衔接和资源高效整合,提升产业主体协同效率。同时,利用多元化网络加强知识交互,提高知识整合和产品创新能力,促进产品体系要素协同;依托产业链合作加速知识技术升级,促进新型商业模式应用与推广,并在共同规范下降低主体间摩擦和冲突,促进业务协同,进而实现制造业耦合发展[29]。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产业韧性显著促进制造业耦合发展。

2.2 绿色创新与制造业耦合发展

绿色创新是指以减轻环境负担或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的的各种创新活动,包括开发节能型生产流程、环保型产品、绿色管理和业务方法等。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环境社会责任。绿色创新倡导环境社会责任的价值认同,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价值行为,提高其公众形象并赢得更多商机,而且在产业内易形成生态型良性竞争格局,降低“三高”企业比重,促使产业结构转向清洁高效型。同时,将绿色创新理念融入管理实践,通过意义赋予机制加深利益相关者共识,拓展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深化专业化分工体系,促进要素协同。在绿色创新实践中,加入环境社会责任元素,如绿色服务、清洁技术和绿色品牌等,加强生态及技术规范约束,促进制造业耦合发展[30]。第二,创新溢出福利。绿色创新会通过社会传播,形成大量创新溢出。其溢出效应通常基于企业吸收能力呈现出一定差异,表现为吸收力强的企业快速成长,而吸收力弱的企业萎缩或被淘汰,形成产业内部“自我扬弃”,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大量环境友好型技术、工艺流程和管理方法的应用,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整合能力,提高要素生产运营协同效率。此外,绿色创新工具、思想和方法的应用能够对传统商业模式带来创新性变革(如价值主张和盈利模式),促进商业模式优化升级,进而促进制造业耦合发展[31]。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绿色创新显著促进制造业耦合发展。

2.3 贸易摩擦的调节效应

贸易摩擦是发达国家利用产业和科技优势对贸易伙伴进行利益敲诈、战略遏制和产业打压的行为。贸易摩擦对制造业具有“双刃剑”效应,具体如下:第一,产业破坏效应。一般而言,随着贸易摩擦“发酵”升温,产业系统秩序遭到部分破坏。在供应链产业链上,经济贸易摩擦在增大物料供应阻力、提高物品流通与运营成本、加剧生产风险的同时,还存在缩小制造业利润空间、降低再生产可支配投入、加重产业结构同化的负向影响,从而不利于制造业耦合发展。而在创新系统秩序上,技术贸易摩擦会加大国际间技术转移难度,限制我国接触先进技术,形成“卡脖子”格局。在该过程中,发达国家将技术资源依赖作为大国博弈要素,对我国高技术行业进行针对性遏制与打压,进而削弱高技术行业投资信心,降低模仿创新与渐进创新效率,阻碍制造业产业结构、要素分工和商业模式优化,不利于制造业耦合发展演进[1]。第二,产业倒逼效应。从理性预期角度来看,产业主体由企业构成,而多数企业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随着贸易摩擦的“发酵”升温,产业主体会切实感知到巨大的生存压力并产生担忧,进而纷纷寻求自我变革或升级路径,产生显著的倒逼效应。在创新机制变革方面,政府和企业较重视研发投入与人才培养,有利于重塑并增强自主创新机制,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减少对技术资源引进的依赖[32]。而在制作工艺变革方面,企业更重视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注重打造科技工匠精神和制造工匠精神,利用产品和服务升级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市场挤兑后果。创新机制和制作工艺变革有利于产业结构、要素分工和商业模式升级优化,从而促进制造业耦合发展[33]。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贸易摩擦在产业韧性、绿色创新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本文理论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由于新一轮贸易摩擦始于2017年,故选取2018-2022年时段开展研究。样本数据来自CEIC、中经网、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专利检索网站等。数据处理包括:在缺失值处理上,采用线性插值法或趋势法进行插补;在累计值处理上,若累计值无法反映当月实际流量变化,则将其转化为当期值;在变量降维上,采用标准化和熵权法进行降维合成。

(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耦合发展(MCD)。如图2所示,根据制造业价值链结构,可以将其从上游、中游、下游3个维度进行分解,主要包括研发创新、原料供应、生产制造、仓储运输和市场营销5个价值环节模块[34],然后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得到。

图2 制造业耦合发展的GVC核心价值结构分析

上游主要涉及产品研发、创新以及原材料供应等活动,以研发创新与原料供应表示。其中,研发创新采用政府创新基金和发明专利产出测度,这是因为政府投入能够促进市场创新投入和科研应用产出,进而反映研发强度[35],而制造类发明专利作为创新绩效的重要构成,能够较好地反映研发能力。另外,原料供应采用制造业采购量指数、供货商配送时间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积压订单量测度,这是因为供货时效、交货周期和供应柔性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够综合反映供应链效率[36]。

中游主要涉及原料加工转化成最终产品等环节,通过制造业市值、从业人数和生产经营指数测度,这是因为前两个指标可以反映其产能和规模,第三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生产管理技术,三者能够综合体现生产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37]。

下游主要涉及产品推广、渠道管理和销售等活动,故采用仓储运输、品牌营销指标测度。其中,仓储运输属于营销渠道绩效[38],较侧重分销和物流模块,故采用存货周转期、库存指数和应收账款回收期指标测度,以反映产品由生产端向市场端稳定输出的能力。品牌营销的经济价值大部分体现在盈利绩效上,故采用利润额和利润率衡量。

(2)解释变量,包括产业韧性和绿色创新,具体如下:

产业韧性(IR):参考刘月[39]对韧性的测度,按功能归纳为冲击抵抗能力、冲击适应能力、恢复重组能力,并作为一级指标。首先,冲击抵抗能力是产业遭受冲击后依靠自调整缓释冲击负面影响并提高回弹极限的能力,其主要取决于产业基础和发展惯性,故采用就业人数和利润总额衡量。其次,冲击适应能力是产业遭受冲击后依靠自适应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投资者信心是其适应恢复的关键,故采用产业投资和政府投资力度衡量。最后,恢复重组能力是产业遭受冲击后依靠自学习摸索新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和进化的能力,其主要受创新网络和创新能力的影响,故采用创新主体协同化程度和专利商标数量反映。其中,创新主体协同化是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五类主体专利数量进行耦合协调运算得到。

绿色创新(GI):反映绿色管理与绿色技术的综合效率。考虑到非期望产出的影响,选取超效率SBM方法及Matlab软件运算得到。指标构建参考李昊等[40]的做法,从人力、资本、设备和环境角度选取投入指标;从期望和非期望角度选取产出指标。其中,期望产出包括经济产出和专利产出,非期望产出包括废气和废水污染强度。

(3)调节变量——贸易摩擦(TF)。由国家贸易分歧、对抗和冲突产生的经济损失主要表现在出口贸易上[41],因此选择对外贸易指数和FDI投资进行衡量,采用逆指标标准化和熵权法计算得出。

(4)控制变量——疫情冲击(ES)。研究期内存在疫情治理对产业的影响,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在疫情程度性指标上,参考钱雪松[42]的做法,采用新增感染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取自然对数是为了降低异方差影响。另外,文献[42]中的变量描述虽为累计感染数,但其累计区间为一个月,故与月度新增不存在矛盾。考虑到经济变量间普遍存在相关性,而本文已有多个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过多会引起多重共线性问题,故不再增加控制变量。各变量与指标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指标及说明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计量模型构建

3.2.1 标准化方法

对制造业耦合发展、产业韧性和贸易摩擦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消除量纲与统计口径影响。

(1)

3.2.2 测量模型

第一,熵权-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制造业耦合发展水平。首先利用熵权法得出上游、中游和下游5个价值链环节的合成数值,然后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耦合发展指数。

(2)

其中,T为耦合度,C为协调度,U1,…,U5是制造业价值链环节的熵权合成值,参数α1=α2=…=α5=1/5,表示各环节同等重要。D为耦合协调度,表示制造业耦合发展程度[17,19]。基于现有研究,提出本文的制造业耦合区间划分,如表3所示。

表3 制造业耦合区间划分

第二,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Tone在传统SBM模型的基础上提出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该模型兼具超效率模型与SBM模型优点,不仅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而且将效率值为1的有效决策单元进行再分解,避免了有效决策单元信息损失。模型构建参考卢新海[43]的研究,具体如下:

(3)

式中,n表示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由投入m、期望产出r1和非期望产出r2组成,x、yd、yu为对应的投入矩阵、期望产出矩阵和非期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ρ为绿色创新效率值。

3.2.3 多元回归模型

为了讨论产业韧性、绿色创新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以及贸易摩擦的调节作用,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步骤如下:首先,构建纳入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如式(4)所示;其次,分别加入单个调节变量与对应的交互项,见式(5),以判断其显著性水平;最后,同时加入所有调节变量与对应的交互项,见式(6),以判断其显著性水平。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系数估计的干扰,对交互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其中,MCDt为制造业耦合发展水平,IRt为产业韧性,GIt为绿色创新,ESt为疫情冲击(控制变量),INT1t和INT2t 为交互项,即(IR×TF)和(GI×TF)。α、β为回归系数,εt为随机扰动项。

MCDt=α1·IRt+α2·GIt+α3·ESt+εt

(4)

(5)

MCDt=α1·IRt+α2·GIt+α3·INT1t+α4·INT2t+α5·ESt+εt

(6)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模型检验

4.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可以发现,制造业耦合发展指数均值为0.697,标准差为0.158,表明中国制造业耦合发展态势良好,大多时候处于GVC—磨合耦合阶段。根据图3,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耦合发展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且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疫情冲击之前,制造业耦合发展水平均值为0.674,其中,初级协调样本占79.2%,中级协调样本占20.8%,故大体处在初步协调发展阶段。疫情冲击后,制造业耦合发展水平均值上升为0.774,其中,初级协调占6.9%,中级协调占65.5%,良好协调占27.6%,即大体处在中高级协调发展阶段,亦是“GVC—磨合耦合”向“GVC—高水平耦合”过渡阶段。

图3 2018-2022年中国制造业耦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初中国制造业耦合发展水平呈现急剧性下降与回升的下凹形态,这是因为疫情的突然出现使得政府和企业无法即时应对或提出解决方案,故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系统造成短期破坏性冲击,致使生产效率降低、市场利润减少,同时,制造业耦合发展陷入低迷状态;在政府进行危机调查与研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及后期相机抉择的政策优化下,产业逐渐实现自调整自适应与自恢复,产业耦合指数快速回升。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后期治理阶段的政策管控和流通限制对制造业耦合发展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

4.1.2 单位根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偏误,进行单位根和多重共线性检验。首先,通过单位根检验以规避变量不平稳造成的“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ADF、DF-GLS、PP进行检验,原假设均为存在单位根。根据表4可知,所有变量均通过10%水平下的t检验,故不存在变量不平稳造成的“伪回归”。其次,采用多重共线性检验以规避解释变量高度相关造成的非有效估计问题,选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和容忍度法(1/VIF)进行检验。根据表4可知,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值为2.864,最小容忍度为0.349。根据经验规则,其方差膨胀因子远小于10,且容忍度远高于0.1,故模型有效控制了共线性问题。

表4 单位根检验与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注:*p<0.10, **p<0.05, ***p<0.01,下同

4.2 结果分析

4.2.1 基准回归分析

利用Stata16软件,通过最小二乘回归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5。其中,模型1为考虑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以验证解释变量(包括控制变量)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基准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69,产业韧性和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02与0.285,且P<0.01,说明产业韧性与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和H2得到支持。同时,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23,且P<0.01,说明疫情冲击在样本期对制造业耦合发展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疫情冲击导致全球需求收缩,同时,物流和运输环节受限,多地区遭遇停工停产,阻碍了制造业不同环节之间的耦合发展。

表5 实证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4.2.2 贸易摩擦调节效应分析

表5中模型2和模型3分别对产业韧性与绿色创新进行分析,模型4对双变量进行分析。由结果可知,产业韧性(IR)和对应的交互项(IR×TF),以及调节变量(TF)的显著性P<0.01,且交互项系数为1.514,说明贸易摩擦在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为直观显示上述结论,绘制调节效应图,如图4所示,可以发现,随着贸易摩擦加剧,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之间的正相关性增强,假设H3得到实证支持。

图4 贸易摩擦对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

此外,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说明,绿色创新(GI)和调节变量(TF)的显著性P<0.01,但是对应的交互项(GI×TF)并不显著(P>0.1),说明贸易摩擦在绿色创新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中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第一,自主创新机制对技术引进依赖路径的替代。贸易摩擦虽然限制了关键核心技术引进,减少了我国绿色技术的外部获取渠道,但是倒逼我国制造业开展自主创新,重视自主研发与创新质量,包括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因此实际上对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减弱。第二,全球环境治理承诺的约束。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霸权打压,目的是垄断国际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环境治理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利益,各国对环境治理的承诺和监督尤为重视,因此相比而言,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打压和遏制程度较轻。上述原因综合导致贸易摩擦在绿色创新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4.2.3 贸易摩擦调节效应再检验和讨论

为进一步明晰贸易摩擦的调节作用,在模型4的基础上剔除不显著的交互项(GI×TF),得到调节效应模型5。根据模型5可知,解释变量、调节变量及其交互项,以及控制变量的符号未变,且回归系数显著性P<0.05。由此,实证支持了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而且这种影响受到贸易摩擦的调节作用,即贸易摩擦强化了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正向关系。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前文结果稳健,采用3种方法进行再估计检验。第一,改变权值测度方法。将熵权法替换为因子分析法,重新测算不同指标权重并进行实证回归。由表6的模型1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符号与前文保持一致,考虑到绿色创新指数可能处于0～1之间,故回归系数显著性下降。第二,分样本回归检验。将研究样本根据有无疫情冲击划分成两组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回归。样本1为没有受到疫情冲击,即ES=0;样本2为有疫情冲击,即ES≠ 0。根据表6的模型2结果可知,样本1和样本2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全样本与分组样本结果吻合。第三,改变计量模型设定。由于被解释变量(MCD)的取值范围为(0,1),故选用T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表6的模型3结果可知,各变量估计结果与普通回归结果依然一致。此外,进行了交互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符号也与前文保持一致,仅系数大小和部分显著性略有差异。由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耦合协调模型、超效率SBM与调节效应模型,分析产业韧性、绿色创新等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中国制造业已逐渐从初级协调进入中高级协调阶段,当前处于从“GVC—磨合耦合”转向“GVC—高水平耦合”的过渡阶段。

(2)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共同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要素分工深度化和商业模式规范化,进而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环节相互联系和协同发展,实现制造业耦合发展。

(3)贸易摩擦在产业韧性与制造业耦合发展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贸易摩擦的“发酵”升温能够形成一种产业竞争压力,倒逼产业主体寻求自我变革或升级路径,包括创新机制变革和制造工艺变革,进而增强产业韧性,促进制造业耦合发展。

(4)新冠疫情对制造业耦合发展呈现抑制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需求收缩,制造业市场更加不稳定,许多制造商面临停工停产,因此阻碍了制造业耦合发展。

5.2 政策启示

(1)重视产业韧性安全治理。在国际化治理上,要继续坚持面向全球开展技术、供应链和市场合作,推进与联合国、世贸组织、ITU、3GPP国际标准化组织等的国际合作,探索与欧盟结成合作联盟,强化在劳动力成本、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与东盟的互补性关系,大力支持本土有实力、信誉好的制造企业“走出去”,围绕国际领先市场和目标市场积极布局,进而在国际竞合中实现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赋能产业延链、稳链、补链和强链。在本土化治理上,加快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重点产业链薄弱环节,主动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进而促进链主企业牵引的产业链协同共振,提升本土产业链供应链根植性、韧性和安全水平。

(2)加大绿色创新多元化支持。在研发支持上,政府部门要重视关键绿色创新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大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包括构建绿色金融扶持体系、增加绿色研发和技术专项补贴,进而增强企业绿色研发意愿。在政策引导上,税务部门要推进绿色税制设计与改革,从约束限制和正向激励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通过绿色税收等约束限制政策,提高企业环境税费压力,倒逼其绿色创新与转型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绿色低碳消费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政策,扩大企业开展各类绿色创新活动的选择空间,降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其它创新活动的挤出效应,促进企业真正成为环境治理主体。在社会监督上,还要注意规范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限制对披露质量与绿色生产不达标企业的贷款,加强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的绿色监督,促进绿色创新发展。

(3)审慎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争端。从结论来看,贸易摩擦不失为一次倒逼中国迎难而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制造业耦合发展的机遇。因此,政府应秉持审慎与理性态度,坚持磋商对话的沟通原则,做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避免陷入“囚徒困境”。政策部门要制定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产业政策,加强中国制造产品国际贸易形势研判,引导高端制造业寻找新兴替代市场, 并借助海外市场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科技水平,尽量降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制造企业要依托各方资源主动转型升级,在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定位创新和范式创新4个维度做大做强,以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贸易谈判的话语权。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就产业韧性、绿色创新对制造业耦合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有益探讨,但仍有不足之处,亟待完善。在制造业耦合发展测度上,主要聚焦于GVC价值链模块方面,耦合层次较单一,对子行业子系统等复杂体系的耦合探讨不足。另外,由于数据收集和整理困难,仅选取新一轮贸易摩擦的中间时段进行研究,结论主要揭示短期影响和变化规律。未来研究可以构建更加完善的耦合模型框架,突破短期研究局限,全面揭示制造业耦合发展影响因素和演化规律,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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