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桥等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

文摘科技 2024-09-25 15:01 湖北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年第17期”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肖仁桥,崔琦,钱丽.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17): 117-126.

摘要：“宽带中国”试点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2 03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所有权、行业和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以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水平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表现为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以及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比,城市数字金融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显著;④进一步分析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溢出效应明显,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绿色创新以及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全面理解“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赋能机理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企业绿色创新;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JY252,23BGL065);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2D062);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22019)

作者简介：肖仁桥(1982—),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绿色创新管理;崔琦(1999—),男,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绿色创新管理;钱丽(1981—),女,湖北武汉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绿色创新管理。

DOI：10.6049/kjjbydc.H202307194

0 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的过度消耗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剧增。国际气候科学机构“全球碳计划”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化石燃料导致CO2排放量高达366亿吨,气候变暖、能源枯竭等问题日益严峻,人类生存环境面临重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双碳”发展目标[1]。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企业是绿色创新的主体。因此,为实现“双碳”发展目标、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提高我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成为赋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1993年美国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2009年英国出台数字英国计划等,旨在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在2013年正式实施“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致力于建成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截至2022年,试点政策效果显著,我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5 958万公里,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数字化服务收入高达3 072亿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水平显著提升,有利于企业技术信息获取,增强企业间技术联系(Wang等,2023)。那么,“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是否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间是否具有异质性?深层次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揭开“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黑箱”,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实现“双碳”发展目标。

1 文献回顾

1.1 企业绿色创新内涵与影响因素

绿色创新内涵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文献认为绿色创新是一种狭义上的创新,是指为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开展的相关技术、工艺或产品创新活动[3];另一类文献则认为绿色创新是一种广义上的创新,包括生产活动中的绿色制度、管理、组织创新以及绿色服务创新等[4]。关于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从外部视角看,政府补贴[1]、环境规制[5]等政策成为学者关注焦点,其中以环境类政策[6]讨论最为激烈。齐绍洲等[7]发现,环境权益市场的建立能够引导企业绿色创新,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如“排污收费”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而“政府补助”则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8]。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对绿色创新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关注,数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增量,其与传统金融结合所产生的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9]。从企业内部视角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结构[10]、高管经历[11]、公司治理[12]等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如国有股权参与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10]。

1.2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公共基础设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评估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13]。已有学者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Wang等,2018)。关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研究,学者分别探讨其对劳动力配置[14]、全要素生产率[15]、企业投融资行为[16]和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薛成等[17]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促进上市公司子公司创新及与其它企业的联合创新;Xu等[18]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双刃剑”效应,即虽然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显著提高,但创新质量却出现下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学者进一步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人才集聚是关键变量[19]。Tang等[20]从媒体关注、公司治理视角厘清了试点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当前研究聚焦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传统创新的影响,关于绿色创新的文献较少,利用微观数据探讨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影响的研究更少;②少数文献从媒体关注和公司治理视角探讨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缺少从外部资源供给(城市数字金融)和内部战略决策(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的中介传导机制研究。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利用微观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进而探究试点政策对不同污染程度行业、不同所有制结构以及处于不同环境规制水平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拓展试点政策微观效果及作用情境研究。其次,从外部资源供给和内部战略决策视角出发,分析城市数字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有助于揭示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最后,进一步分析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拓展试点政策的作用空间,可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创新效应的发挥提供理论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政策背景

为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成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国务院于2013年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并于2014—2016年确定了三批共117个试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试点政策的实施分为全面提速、推广普及、优化升级3个发展阶段。首先,全面提速阶段的重点工作为升级改造宽带接入设备,提高光纤占比,提升网络接入速度和使用性价比。“光进铜退”“到户入楼”等重点工作实现了千兆光网“市市通”,千兆及以上速率固定宽带用户规模超7 603.1万户,固定宽带用户平均下载速率为62.6Mbti/s,这迅速提高了企业内外部信息传递效率。其次,推广普及阶段的重点工作为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和规模,深化宽带网络的普及应用。《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2022》数据显示,全国累计建成5G基站222万个,5G基站密度为15.7个/万人,5G网络在实现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至全国所有县城城区和重点乡镇。网络覆盖规模的扩大延展了信息传递广度,使得创新信息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最后,优化升级阶段的重点工作为改善网络服务质量,提高网络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的应用水平和融合深度。随着试点政策的实施推进,宽带网络融合应用程度不断深化,5G技术已在全国200余家“智慧矿山”、1 700余家“智慧工厂”、250余个“智慧电网”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总体而言,在经历全面提速、推广普及、优化升级3个发展阶段后,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进而夯实了城市数字基础,推动城市数字化能力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创新发展赋能增效。

2.2 研究假设

2.2.1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

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量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些资源既由企业内部提供,也可从企业外部获取[21],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一方面,试点政策通过吸引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向试点城市集聚,发挥集聚效应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试点政策推进“光进铜退”改造、城市光纤入户到楼和网络双向化改造,能够大幅提升网络覆盖范围、接入速率与联通性,从而有效降低内部经济主体的信息访问成本和不对称性,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可获得性[22],高信息透明度有利于风险投资向试点城市集聚,便于企业获取绿色创新融资。进一步看,试点政策推动第三代移动通信及其长期演进技术(3G/LTE)普及,能够大幅提高通信基站建成数量和网络覆盖范围,助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生活深度融合。如试点城市企业通过在线网站拓展职位信息发布渠道,结合大数据技术将岗位信息精准推送给合适的高质量人才,能够提高就业人才匹配度和满意度,为其提供掌握新技能、积累新知识、提升竞争优势的机会,从而吸引高质量人才向试点城市集聚,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另一方面,试点政策能够促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在试点城市内部流动,形成网络效应,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试点政策着力推进城域网优化和扩容,旨在打通试点城市内部各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提高信息交流效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保障信息安全,不断加强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等的紧密联系(Osmundsen等,2022),促进知识、技术、产品需求信息等关键创新要素在企业网络间高效流动,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所有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不同(Calza等,2016)。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更强,更易获得试点政策的资源倾斜,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大,进行绿色创新的动机更强。而非国有企业在战略决策中往往会遵循市场逻辑,追求更高收益和利润,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出现短视或投机主义行为,如将试点政策带来的资金、技术资源用于提升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等,使得试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显著。

各行业企业排污水平不同,试点政策的行业影响力可能具有差异性。重污染行业企业自身具有高能耗、高排放和合规压力大等特点,其进行绿色创新的意愿更强。为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重污染行业企业更需要利用试点政策带来的新型数字技术改善自身生产流程,提高治污水平,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而非重污染企业由于自身污染水平不高,面临的合规压力较小,且本身绿色创新水平已经较高,因而试点政策对其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显著。

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成本驱动观认为,环境监管会增加企业减排成本,从而挤出绿色创新投资[23]。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改善城市信息化环境,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当企业所处城市环境规制水平高而自身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也高时,其所受到的监管与合规压力较大,使得企业减排成本增加,不利于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而对环境规制水平较低的城市企业而言,由于试点政策使得企业信息披露更透明,有利于企业吸引外部风险投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d:“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低环境规制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更显著。

2.2.2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

以往研究主要从媒体关注、公司治理等角度探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20],强调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缺乏基于外部资源供给和内部战略决策视角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资源供给和战略决策视角深入分析试点政策的内外部传导机制。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有利于企业进行外部融资,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资金保障[24]。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源配置,为企业绿色创新赋能增效。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城市数字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两种传导机制的作用。

(1)城市数字金融的作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绿色创新离不开外部资金支持,但融资贵、融资难是众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试点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克服以上困难。一方面,试点政策在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动5G、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有助于拓展数字技术应用范围和金融机构业务模式,提高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提高意味着传统金融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不再局限于资金交易的在线化,如金融机构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挖掘客户信息,建立贷款风险控制系统,构建基于大数据的信用管理平台,减少资金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轻贷前审查和贷后监督成本,提高企业融资效率[25],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高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扩大互联网普及率,突破地理位置限制,将更多数量、更大范围的企业、银行和投融资机构等用户囊括其中,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同时,城市数字金融覆盖范围的扩大使得更广泛的长尾群体进入金融市场,吸纳众多小规模投资者加入,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提供广泛的资金来源(Gomber等,2018),缓解企业绿色研发资金短缺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扩大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对传统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塑和改造。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试点政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的一项基础制度安排。根据制度理论,当组织管理者面对制度环境合法性压力时会选择主动迎合,以保证所作决策与制度环境强制同构[26]。因此,试点政策所营造的数字化氛围会提高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度,加深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促使企业对影响绿色创新的关键环节进行数字化改造,进而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作用;另一方面,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推动地区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集聚和发展,改造传统金融机构运营模式,使企业更容易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有利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投入。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投入是组织的一种优势,对内有利于企业提高知识和信息传递效率,实现知识与信息实时共享;对外可帮助企业捕获外部信息,挖掘、整合创新所需的知识要素[27],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b:“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加大数字化转型资源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本文将国务院2013年颁布的“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虑到该试点政策确定试点城市在2014年、2015年、2016年分批进行,因此为检验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设定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具体如下:

GIit=α0+α1treati×postt+βControlit+λt+μi+εit

(1)

其中,i表示企业个体,t表示所处年份。GIit表示上市公司i在t年的绿色创新水平;α0为常数项;treati×postt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上市公司i所处城市在t年是否被纳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α1表示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即政策效应;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t、μi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绿色创新(GI)。借鉴黎文婧和郑曼妮(2016)的思路,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视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体现,选取代表实质性创新的绿色发明专利作为企业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同时参考杨柳勇等(2022)的做法,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加1的对数衡量企业绿色创新。

3.2.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treat×post。其中,treat表示该企业是否属于处理组,即该企业是否为处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试点城市,若是则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post表示该企业当年是否处于处理期,即企业所处年份是否处于政策实施年份当年及以后,若是则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3.2.3 控制变量

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①企业员工规模(Labor),用企业员工数量衡量;②企业负债(Debt),采用企业年报中的负债总额表示;③企业收入(Income),用企业年报中的营业收入衡量;④盈利能力(Roe),采用税后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比值表示;⑤总资产周转率(Roa),选取销售收入/总资产衡量;⑥企业成立年限(Age),以企业成立年数表示。

3.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及其所在城市的相关数据,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WIPO于2010年颁布)查找,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其它公司层面数据来源于CSMAR、WIND数据库及其公布的年报,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本文对数据作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②剔除ST、ST*上市公司;③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上市公司;④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 037家上市公司的21 945个年度观测值。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中第(1)列和第(2)列可知,无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同时,表1中第(3)和第(4)列结果显示,进一步控制个体和时间层面固定效应后,政策效果虽然略有下降(0.048),但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依然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H1a得到验证。该结论对Yuan等[19]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前者论证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本文则进一步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发挥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促进创新要素集聚与流动,推动微观企业绿色创新。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t统计量,下同

4.2 稳健性检验

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成立的关键前提为平行趋势假设,即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企业绿色创新变化在政策实施以前应满足一种平行趋势,故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Jacobson等,1992),结果如图1所示。从中可见,“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前各年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政策实施前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适合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此外,本文还进行时间安慰剂检验、PSM-DID、排除竞争性政策、缩小样本区间与样本量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不再展示),结论均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4.3 异质性分析

4.3.1 所有权异质性

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对试点政策的差异化应对策略可能会影响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作用。本文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第(1)(2)列所示。其中,国有企业组别的treat×post系数显著为正(0.063),非国有企业组别回归系数为正(0.036)但不显著,表明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具有高政治关联性,更易获得试点政策的资源倾斜,且出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考虑,有更强的动机进行绿色创新,进而使得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赋能作用更显著,假设H1b得到验证。

表2 异质性检验结果

4.3.2 行业异质性

参考倪娟和孔令文(2016)的做法,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中第(3)(4)列所示。从中可见,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其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0.103),而对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系数虽为正(0.014)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重污染企业面临较高的降碳减污压力,主动进行绿色创新的需求更高、意愿更强,更需要试点政策带来的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资源赋能绿色创新、降低合规压力。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面临的合规压力较小,绿色创新意愿不高,使得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假设H1c得到验证。

4.3.3 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

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可能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本文采用各城市历年废水、SO2和烟尘三类污染物排放量数据,用熵值法测算城市层面环境规制指数(叶琴等,2018),将大于等于环境规制指数中位数的城市划分为高环境规制城市,其余为低环境规制城市,回归结果如表2第(5)(6)列所示。从中可见,对处于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城市企业而言,其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0.030但不显著,而对处于低环境规制水平的城市企业而言,其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0.075),表明试点政策对低环境规制城市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是因为,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使高环境规制水平城市企业受到排污处罚的可能性更大,加大企业减排成本,对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假设H1d得到验证。

4.4 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可知,试点政策通过提升城市数字金融水平、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为进一步厘清试点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江艇(2022)和温忠麟等(2014)的研究,并基于Bootstrap方法(抽取自助样本1 000次)检验城市数字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

4.4.1 城市数字金融水平的中介作用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字金融是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而形成的一种高级金融形态,其能够有效加速资金、信息和数字等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及高效配置,降低融资交易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分配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邓辛和彭嘉欣,2023)。本文将数字金融水平细分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DTH)和覆盖广度(BTH)两个维度,具体指标参考郭峰等[28]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报告。表3中第(1)(3)列结果显示,试点政策对数字金融使用深度(DTH)和广度(BTH)的影响显著为正(5.813、3.117),表明试点政策有利于城市数字金融水平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同时,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城市数字金融的中介效应成立。总之,“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融资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假设H2a得以验证。

表3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4.4.2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目前,学者常用Python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关键词进行抓取,统计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特征词出现的频率,用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然而,上述方法主要体现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度,难以全面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故本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两个维度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借鉴袁淳等(2021)的做法,通过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术语词典,结合文本分析技术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分析,以衡量企业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度(ADT),并对无形资产明细中包含软件、网络、客户端、管理系统、智能平台等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无形资产关键词进行加总(张永坤等,2021),用以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投入(RDT)。由表3中第(5)(7)列回归结果可知,试点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关注度(ADT)与资源投入(RDT)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0.068、4.365),且均通过Bootstrap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成立。试点政策通过提高企业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关注度并加大资源投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加速企业内部信息和知识流动,使企业及时获取外部创新要素,进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假设H2b得以验证。

中介效应对比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中介效应总和为25.1%,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总和仅为17.5%,城市数字金融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表明,要最大限度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绿色创新驱动效应,需优先借助城市数字金融水平的提升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5 进一步分析

5.1 总公司对子公司的溢出效应

上市公司总部在试点政策的影响下可能会对子公司绿色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本文沿用中介效应检验思路,试点政策首先影响上市公司总部绿色创新,进而影响子公司绿色创新,因而中介变量选取上市公司总部绿色创新水平(GI),被解释变量为子公司绿色创新水平(ZGI),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中发现中介效应成立,即在试点政策影响下,上市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绿色创新存在溢出效应。

表4 总公司对子公司的绿色创新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5.2 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

为验证“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试点政策是否具有溢出效应。选取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政策溢出效应往往使用区域层面数据,故本文采用同一城市所有企业的均值表示该城市企业,并将其作为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对象。

5.2.1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空间误差模型设定

空间自相关是空间计量模型使用的前提条件,而莫兰指数是检验空间自相关的有效方法,莫兰指数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整体来看,我国城市企业绿色创新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具体而言,2016年以后莫兰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2016年以后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呈现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而2016年之前可能因试点政策未实施以及存在滞后性而呈现出弱空间自相关性。

表5 莫兰指数检验结果

表6中LM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的LM检验显著性一致。从稳健LM检验结果看,空间误差模型更合适,进一步结合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选取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溢出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2)

表6 拉格朗日乘子与豪斯曼检验结果

其中,i表示城市企业,t表示所处年份;CGIit表示城市企业i在t年的绿色创新水平,采用同一城市所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均值衡量;α0为常数项;treati×postt为政策虚拟变量,表示城市企业i是否受到政策冲击;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λt、μi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εit和μit均为随机误差项;θ为空间误差项系数,若θ>0,说明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企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试点政策的辐射效应可能不只局限于接壤城市,因此在构造空间权重矩阵时,若两地之间的距离在300km(高铁1小时的里程)以内,则权重赋值为两地实际距离的倒数;若两地之间的距离大于300km,则权重赋值为0,城市地理距离根据经纬度计算得出。

5.2.2 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在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后,空间误差项系数为0.076,系数与显著性较仅控制一种固定效应(0.231和0.169)时稍有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表7 试点政策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提高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2 037家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而探究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传导作用,得出如下结论:

(1)“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以及排除竞争性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企业所有权、行业和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异质性。试点政策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的赋能作用更显著,这可能与重污染企业面临的合规压力有关;试点政策对低环境规制水平城市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高环境规制水平城市企业减排成本较高。

(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数字金融水平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体表现为提高城市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以及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关注度和资源投入。中介效应对比发现,城市数字金融的中介作用更强,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次之。

(4)进一步分析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显著,主要表现为在试点政策影响下上市公司总部对子公司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以及对邻近城市企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而言,已有研究验证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传统创新与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则进一步从内部战略决策和外部资源供给视角出发,验证试点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城市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讨了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和溢出效应,丰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6.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总结试点政策建设经验,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试点城市应深入总结政策实施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继续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与物联网、云计算、AI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着手新型人机交互、绿色节能和量子通信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同时,积极培育新市场新业态,丰富宽带网络应用场景和模式,打造世界先进的信息产业集群。非试点地区应制定相关政策,调拨专项资金进行网络基础设施改造和升级,给予相关企业一定的财政补贴,鼓励其积极参与本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出台配套人才政策,吸引高信息技术人才,缩小与试点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差距。

(2)根据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科学制定相应配套政策。首先,为重污染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专项补贴,鼓励重污染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进行工艺流程创新和材料创新,促使污染排放下降和企业绿色转型,同时为非重污染企业设置绿色激励计划,提高其绿色创新自主性和积极性。其次,各城市应根据当地企业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量情况,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最大限度发挥环境规制的引导作用和监管作用。最后,鼓励国有企业发挥示范作用,结合资源优势和数字技术进行绿色创新,并适度分享绿色共性技术成果;政府也应关注非国有企业绿色发展,为其绿色创新活动提供技术帮扶和人才支持。

(3)进一步完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完善金融风险评估机制,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贷款效率,为目标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优化企业研发资金来源结构,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大力扶持数字产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引导地区金融机构拓展融资渠道,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数字环境和资金保障。企业则需提高数字化转型意识,推动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与日常运营活动深度融合,重视数字化、信息化人才招募,加大数字化人才和数字设备投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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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与对策

肖仁桥 等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数字金融、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