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等丨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文摘   科技   2024-09-12 15:30   湖北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年第16期”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张强,戈福利,张璐,等. 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述评与展望[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16): 37-48.

摘 要:韧性作为能够帮助企业在不利情境下生存、恢复甚至反超成长的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关于企业韧性的国内外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析出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企业韧性领域的基本现状。研究发现:企业韧性受到自组织因素及外部社会因素驱动,二者对企业韧性的形成发挥不同作用;在企业发展的“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调整与协同”三阶段中,“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次不断进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迭代,最终生成企业韧性;企业基于不同层面主体生成内部和外部韧性,并带来心理、经济和能力等不同类型的成效,共同作用于企业未来发展。最后,基于现有研究,从企业韧性实践性问题、负面作用和本土化研究三方面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思路。研究有助于厘清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现有进展,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韧性;微观韧性;中观韧性;宏观韧性;知识图谱;文献综述
DOI:10.6049/kjjbydc.202301033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62027,72162028,72262025)
作者简介:张强(1991—),女,山东聊城人,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戈福利(1999—),女,河北张家口人,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张璐(1985—),男,山东德州人,博士,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祁龙(1972—),男,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郝镳(1970—),男,内蒙古武川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党委巡察办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本文通讯作者:郝镳。

0 引言


当前,技术变革、市场竞争、俄乌冲突后国际局势持续恶化等对企业经营造成极大挑战,企业处于日趋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Foris等,2022),部分企业在多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VUCA)不断加剧的外部环境下[1],利用内外部资源构建企业韧性,从而抵御和吸收不利情境,在危机中生存并恢复到原始状态。例如,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在面临技术范式转变、行业市场危机和新冠疫情暴发3次危机时,出现销量迅速下滑、销售业绩直线下跌、每日大量亏损等情况,通过及时进行战略变革、合理利用企业资源等手段成功塑造企业韧性,使企业从危机中生存下来并迅速占领国内市场,从濒临破产一跃成为针织机械制造业龙头[2]
韧性领域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生态学及物理学领域的研究(Akgun等,2014),到20世纪80年代被应用到管理学领域[3]。起初学者们仅从匹配视角展开研究,认为韧性是指企业在危机情境中生存下来并恢复至原始状态的能力[4],强调企业是韧性的单一作用主体,企业主动与所处情境匹配并对不利情境进行抵御和吸收(Patriarca等,2018)。然而,这一视角忽视了企业与环境互动的重要性,导致学界对于企业韧性生成机制的研究与现实环境变化脱节。为解决上述难题,McCarthy等[5]提出可以利用企业现有能力和资源禀赋主动响应环境变化,将企业韧性相关研究扩充至融合观,丰富了企业韧性的内涵。融合观强调企业与环境都是作用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共同演进的关系与状态中(Armutlulu等,2011)。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匹配视角下的企业韧性,对融合视角下企业韧性的产生、发展与成效研究较少,缺乏对融合视角下企业韧性动态特征如何影响企业与动态情境相互作用机制、驱动因素等方面的探讨,导致后续研究无法准确依托国内外主要议题探究企业危机管理与应对方式。因此,十分有必要对企业韧性的驱动因素及生成逻辑进行梳理,进一步明确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的知识结构、学术前沿,推动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持续成长。
为此,本文基于匹配视角和融合视角探究企业韧性的理论之“根”,选取主观(归纳总结)与客观(文献计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检索与可视化对比分析,从实践观角度出发,总结提炼企业韧性的驱动因素(自组织因素、外部社会因素)、过程机制(识别与预判阶段—合作与防御阶段—调整与协同阶段)等进而构建知识框架。最后,结合企业韧性研究的关键知识节点、重要议题与前沿热点,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思路,并基于中国情境作进一步展望。

1 企业韧性的概念内涵


目前学界关于企业韧性内涵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出发:匹配视角和融合视角。在匹配视角下,学者们大多关注企业在危机情境中生存并恢复至原始状态的过程,更多强调企业主动与所处情境匹配,并具备抵御和吸收不利情境的能力。Carmeli&Markman[4]界定企业韧性为将组织从挫折中恢复到受挫前状态的能力。此后,有学者对这一范围进行扩展,使韧性延伸应用于系统意外中断的情境[6]。除关注韧性的适用范围外,匹配视角还探究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韧性使企业在遭遇不利情境时依然能够在最小业务目标级别维持核心功能[6],在系统中断时依然具有维护和革新现有技术的能力[7]。Liang等[8]认为企业韧性是指企业在逆境中提高风险认识并降低自身脆弱性、不断适应环境变化、主动作出反应甚至创造新机会和开发新功能的能力。由此可见,匹配视角强调企业在逆境考验下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通过学习和创新促进企业繁荣与发展。
相比于匹配视角,融合视角拓宽了企业韧性的作用主体,认为企业与环境互为主体,二者在连续性周期内没有最佳拟合点,始终呈现共同演进的关系与状态。因此,融合视角更多关注企业韧性与具体情境的协同演化过程。McCarthy等[5]、Teixeira&Werther[9]认为韧性是指企业在危机情境中不断响应环境动态变化所展开的应对与演化过程;Ruiz-Martin等[10]强调韧性使企业能够随环境变化作出适应未来发展的判断;Duchek(2020)认为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旧环境中适用的企业战略已不再适用于新情境,此时企业应主动与动态环境融合,克服危机,实现自我进化并生成企业韧性;Tasic等[3]指出企业韧性的产生依赖于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调时间动态变化要求企业韧性随之变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融合视角更强调企业面对不同情境时采用韧性应对的方式,尤其是在危机情境中保持灵活,以使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灵活部署资源、克服不利情境并最终实现学习成长。
综上所述,匹配视角与融合视角下企业韧性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前者侧重于以企业为主体探究其如何抵御、吸收不利情境,后者侧重于探究企业与环境双主体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及过程。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大多数文献仅停留在对匹配视角下的企业韧性进行研究(褚晓波,高闯,2020),鲜有研究对动态情境下不同层级韧性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由此,本文将企业韧性定义为企业识别出环境中的潜在风险,微观个体利用其资源禀赋能力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合作生成中观组织韧性,组织采取一系列学习机制及发展策略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协同演化,形成宏观社会层面韧性,最后由微观韧性、中观韧性凝聚形成宏观韧性,上升为企业韧性,以更好地应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

2 企业韧性的知识结构:基于国内外文献计量的分析对比


2.1 文献来源与整体分布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式挖掘企业韧性的知识结构,将传统文献回顾法与文献计量相结合,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与系统梳理,绘制知识图谱,以展现可视化成果。按照CiteSpace对文献样本来源和运行参数设置的要求,本文通过如表1所示的方式获取企业韧性相关中英文文献。

表1 企业韧性中英文文献获取方式

初步检索后,按照与检索词完全贴合的标准对文献进行筛选,最终得到80篇中文文献和107篇英文文献。如图1所示,从发表时间看,关于企业韧性研究的中文文献最早出现于2013年,并在2022年达到峰值38篇;英文文献最早出现于2006年,并在2021年达到峰值27篇。从文献数量看,2021年之前,英文文献各年度发文量均多于中文文献,但从2021年开始,由于新冠疫情对企业的持续冲击、国家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视等原因,国内学者开始重新思考韧性的作用,对企业韧性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核心期刊、CSSCI、CSCD文献及硕博学位论文数量大幅增长,尤其在2022年,中文文献发文量显著领先于英文文献,说明国内在企业韧性领域的研究紧跟国际前沿,呈现对标学习、超越追赶的发展态势。
图1 企业韧性研究中英文文献整体分布情况

2.2 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对比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企业韧性研究的相关规律、主题分布和特点,本文重点对文献关键词进行计量分析。借助CiteSpace软件,以年为阶段筛选出前10位关键词进行知识网络构建,并通过路径分析(Pathfinder)、最大似然率(Log-likelihood Ratio)等算法进行裁剪和聚类,以凸显重要节点,最终得到相应的知识图谱。
2.2.1 企业韧性文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及对比分析
图2为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其中,Modulariy Q=0.58>0.3,说明聚类效果良好;知识网络同质性指标Mean Sihouette=0.962 4(越接近1效果越好),说明同一知识网络内文献的同质性较高。最终,得到10个有效聚类知识网络,分别是企业韧性、组织韧性、组织学习、新冠疫情、数字经济、影响路径、危机指挥系统、国际经验、文化情境和情境画面。这些聚类中的重要关键词(字体较大)是知识图谱中的重要网络节点,包括组织韧性、危机情境、企业韧性、新冠疫情、组织学习、民营企业等。
图2 企业韧性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
通过对知识图谱的梳理分析发现,国内对于企业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探讨企业在危机情境、新冠疫情、灾害、数字经济等背景下如何塑造自身韧性,表现为如何利用资源编排、企业韧性的形成机制与路径创造、危机情境下的企业反弹恢复等议题。同时,国内研究也关注到不同类别企业韧性生成的不同,尤其是对外部环境依赖性强、对变化更为敏感的企业,表现为与民营企业、旅游企业等相关的重要节点。上述节点之间部分存在直接关联(深色线条连接),部分存在间接关联(浅色线条连接),部分没有线条连接,线条越粗表明关系越紧密。知识网络#7、#8、#9与其它网络之间的关系较弱或者较为独立,说明企业韧性在关于国际经验、文化情境、情境画面方面的研究较为分散,节点间差异表明国内企业韧性研究的知识结构呈现出研究跨度大的特点。总体而言,国内企业韧性研究呈现出以危机情境、新冠疫情、组织学习等为主要议题的知识结构。
图3为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其中,Modulariy Q=0.800 3>0.3,Mean Sihouette=0.916 2,说明聚类效果良好,聚类质量高。具体而言,主要形成了15个知识网络,分别是food and beverage(食品和饮料)、business model pattern(商业模式)、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sustainability(耐久性)、smes decision support(中小企业决策支持)、reference architecture(参考体系结构)、decision support systems(决策支持系统)、mathematical models(数学模型)、human factors(人为因素)、drift(漂流)、indirect exports(间接出口)、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failure-based learning(基于失败的学习)、agile manufacturing(敏捷制造)、decision analysis: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决策分析:脆弱性评估)。
图3 企业韧性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
通过与国内相关研究对比发现,国外企业韧性研究涉及面更广,知识网络更密集,知识节点间关系更复杂,涉及到企业韧性生成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变化、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信息系统变更等多个节点,散落于不同聚类中,且节点之间既有直接关联又有间接关联。此外,不同知识聚类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具体表现为各网络之间粗细不同的线条连接,线条越粗,代表关联程度越高。由此,说明国外企业韧性研究的知识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网络化等特点。
2.2.2 企业韧性文献高频关键词及对比分析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中、英文文献知识网络均出现了100多个关键词。虽然许多关键词仅出现一次,但主要关键词在频次、分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由表2可知,在中文文献关键词中,组织韧性出现次数高达56次,企业韧性、企业绩效、数字化转型、企业组织、动态能力理论、案例研究、环境不确定性、组织学习等关键词出现频次都在5次以上。在英文文献关键词中,performance(绩效)、management(管理)、resilience(韧性)出现次数超过100次,impact(影响)、framework(框架)、enterprise resilience(企业韧性)、risk(风险)、self efficacy(自我效能)、resource(资源)、behavior(行为)、innovation(创新)、knowledge(知识)、capacity(能力)等关键词出现频次都在20次以上。高频关键词蕴含的知识基础是推进相关研究的重点所在,其背后的高被引文献与经典文献也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文献。通过中、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对比分析可知,英文文献高频关键词与其所在领域、层面及知识网络整体态势基本一致,但更为细化至企业具体行为、框架、知识等方面,更多的是探究企业韧性研究的具体知识领域。

表2 企业韧性文献高频关键词对比(TOP20)

2.2.3 企业韧性国内外文献对比总结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外对于企业韧性领域的研究在研究背景与研究内容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如表3所示。

表3 企业韧性国内外文献对比总结

(1)研究背景差异。国内企业韧性研究十分重视背景、情境差异,主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制度背景及我国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程度,针对新冠疫情的特殊环境、不同文化背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展开研究。由于经济过热、贸易收支逆差等方面原因导致国外受金融危机影响颇大,国外学者更多的是基于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对企业如何提升韧性并实现恢复反弹展开研究。总体来看,国外基于不同情境背景展开研究的文献较少,特殊的制度及文化背景使得我国学者更多关注特殊情境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学界正在凭借我国制度优势及独特环境打造契合中国情境的企业韧性研究体系,而国外对不同背景导致的企业防御、恢复、反弹等关注度较低。
(2)研究内容差异。国内侧重于机制研究,关注某一情境下如何利用动态能力、组织学习、企业家精神等生成企业韧性,涉及企业韧性的形成机制、路径依赖、路径创造等内容,并注重汲取国际经验以提高结论的先进性和国际化程度。国外侧重于结果研究,关注企业韧性的耐久性以及给员工心理、企业创新、危机应对、社会责任等方面带来的绩效成果,探究韧性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长远影响。总体来看,国内外企业韧性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国内可进一步向国际前沿学习并加强对企业韧性绩效成果、未来成效等方面的研究,尤其应关注韧性耐久性研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2.3 企业韧性知识结构分析

通过对已有文献关键词的计量分析,初步描述了企业韧性的知识结构,发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What(什么是企业韧性)、Why(企业韧性从哪里来、受什么影响、会产生什么结果)、How(企业韧性是如何形成的)等方面展开。在What层面,学者们主要研究企业韧性的特征,资源、韧性等成为这一方面的高频关键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究Why层面,即企业韧性的成因、驱动因素和成效,关注企业韧性从被动匹配外部环境向主动与动态情境融合发展,这一阶段的高频关键词是动态能力、行为、VUCA、自我效能等。同时,深入探究企业韧性的作用成效,数字化转型、企业家精神、管理、调节效应等成为后果部分的高频关键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开始探究How层面企业韧性的具体过程机制,框架、案例研究、战略等成为这一阶段的高频关键词,相关机制研究有力促进了理论体系的与时俱进,韧性的形成给企业克服危机情境带来显著成效。
总体来看,企业韧性研究呈现出文献数量持续增长、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知识节点关系越发紧密、知识结构更加多元的发展态势,关注焦点由探讨企业韧性的内涵概念扩展到挖掘企业韧性的前因后果与形成机制,研究视角由被动匹配外部环境发展到主动与动态情境融合的协同演进。

3 企业韧性研究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可视化方式客观呈现企业韧性领域研究概况,同时利用主观思辨方式梳理现有研究内容,通过厘清企业韧性整体研究逻辑,发现学者们虽针对具体研究情境提出了企业韧性的概括性框架,但仅阐明了企业韧性的主体效应,而未明晰企业与环境互为主体、不断协同演进的动态特征及动态情境下企业不同层级韧性的生成机制。为此,在现有知识结构、重点议题、前沿热点的基础上,本文从驱动企业生成韧性的自组织因素和外部社会因素出发,探究“微观韧性—中观韧性—宏观韧性”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迭代生成企业韧性的过程机制,并对重点研究内容进行归纳与概括,尝试构建一个涵盖驱动因素及过程机制的整体分析框架。

3.1 驱动因素

企业韧性的本质是企业利用内外部资源与环境进行动态交互,从而克服逆境、实现成长的行为[11],其与Teece[12]关于动态能力所具备的关键特征相对应,企业在面对危机时会经历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调整与协同3个连续过程。同时,企业韧性的产生来自于多方面因素(Lengnick等,2011),本研究从自组织因素和外部社会因素两方面研究其对微观韧性、中观韧性、宏观韧性的影响,如图4所示。
图4 企业韧性多层级驱动因素
3.1.1 自组织因素
自组织因素是指排除外部力量的强行驱使,组织内部各要素相互协调作用的因素[13],包括微观个体层面和中观组织层面。
微观韧性是指个体特质、行为作用对企业韧性生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员工性格特质和领导特质。一方面,员工的性格特质包括逆商水平和自我效能。逆商是指个体在不利情境中克服困境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李平,竺家哲,2021),高逆商员工在困境中能积极应对并提出解决方案,而低逆商员工则无法处理不利因素,在危机情境下不具有韧性(Tian等,2014)。也即,员工逆商越高,越容易选择合理方式应对不利情境,从而具备更强的复原能力。自我效能是国外企业韧性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是指完成特定任务后员工能够激发动机、认知资源、采取行动并获得成功的强烈信心(Youssef等,2007)。因此,具有高逆商水平和自我效能感性格特质的员工更能有效应对危机情境。另一方面,领导者面对危机时表现出的领导力水平、领导者心理效能及领导者行为等特质会产生不同组织战略决策(Hitt等,2011)。其中,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在职责范围内发挥个人魅力、行使领导职权的力量,高领导力可以在困境和压力下带领员工和企业迅速恢复、反弹至正常工作状态[11]。领导者心理效能包括领导正念与逆境认知,高正念领导能够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员工(刘生敏,信欢欢,2019),提高员工对逆境的认知,进而培育个体韧性能力(Donaldson等,2018)。领导者在企业中承担着决策者、实施者、危机处理者等角色(Amabile,1996),员工作为企业事务处理的执行者,其行为表现必然受到领导者行为影响。由此,领导者行为正向引导员工采取积极方式应对动态情境,促进微观个体韧性的形成。
中观韧性是指企业预测到危机情境无法规避时进入防御反应阶段,调配组织资源应对受损结构或功能,使组织迅速恢复的韧性。学者们重点聚焦企业内部团队或组织部门间中观韧性的生成,仍仅关注组织内部因素。中观韧性介于微观韧性与宏观韧性之间,强调企业及组织内部活动对韧性的影响,通过将企业成员不断开发与强化的个体心理资源转化为社交资源,形成组织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进而产生中观韧性[14]。中观组织层面因素具体如下:
(1)组织关系。组织关系是指由组织领导者出面交涉、组织制度维护的组织内正式关系(Zhang等,2006),包括组织部门间关系[15]、组织任务合作关系(Keum,2019)、权责关系(Greenwood,2003)等,这些关系都会对企业韧性产生影响。一方面,良好的组织内部关系能够增强成员间信任,提高组织内关系协调程度和信息共享程度,形成不利情境下的心理、社交稳定性,从而提升中观组织层面韧性[16]。另一方面,稳定的内部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构建完备的关系网络,吸引更多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17],提供丰富的社交资源储备。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可以增强企业调配内外部资源的能力[18],进而提升应对危机的企业韧性。
(2)组织资源。组织资源是指企业在遭受外部环境干扰的情况下,为使自身保持持续性和灵活性而调配的资金、知识等资源。一方面,资金资源对企业韧性具有基础性影响,企业韧性的形成依赖于宽松且充沛的资金资源支持(Chakrabarti,2015)。同时,企业可利用资金资源的灵活性应对外界的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问题[11]。另一方面,广泛、均衡的知识资源是企业在危机中保持稳定的关键(冯文娜,陈晗,2022)。知识资源的广泛分布有助于扩大企业搜索、利用、应用知识的范围,知识资源的均衡分布能够提高企业识别战略机会、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19],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企业防御、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塑造企业韧性。
(3)组织架构。组织架构是企业韧性形成的重要驱动因素,高效的组织架构使企业具备抵抗突发危机的能力,形成应对复杂多变外部环境的韧性,其在中小微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20]。不同类型的组织架构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各有不同,其中,去中心化(Eason等,2014)、非集权化组织架构更加机动灵活[21],企业防控外部风险的能力也更强。此外,数字时代的发展驱动企业利用相关数据资源与能力调整组织架构[22],增强企业在动态情境中不断提升组织架构韧性的能力[23],从而更好地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情况。
3.1.2 外部社会因素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社会因素影响,尤其对于适应性成长阶段的企业而言,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构建多元化社会资源网络,在维持和恢复组织功能的同时,增加应对未来挑战的把握,形成企业外部宏观层面韧性,实现恢复之后的反超。企业面临的外部社会因素如下:
(1)企业社会责任。有研究表明,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复原速度更快[24]。企业通过提升创新绩效并保障财务绩效对企业韧性产生作用[25]。同时,企业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利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信息披露提高公司治理评级[26]。因此,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利益相关者支持(温素彬,周鎏鎏,2017),从而提升企业抵御外部事件负面影响的能力,进而提高企业韧性[7]
(2)企业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可为企业间的知识流动、创新传播、资源分享提供途径。企业利用社会网络可以扩大资源使用范围,提高知识学习能力与突发危机应对能力[7],进而更好地识别新技术或环境威胁[27],从而提升企业韧性。构建起社会网络的企业在面临危机时,可以利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应对经营困境(Waldman等,2001),并快速恢复至原始状态。因此,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

3.2 过程机制

目前,关于企业韧性过程机制的研究主要聚焦匹配视角下企业韧性理论的主体效应[28]。尚未有研究基于实践观,从企业与动态环境双主体融合视角对各层级、各阶段韧性生成路径进行梳理,也未深入探究每个阶段研究脉络的动态过程与内部机理。因此,本文从“微观韧性—中观韧性—宏观韧性”角度出发,关注各层级韧性在与环境融合互动的动态情境下,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往复迭代形成的相互作用过程机制,经过脉络梳理,逐层解构融合视角下企业韧性形成的具体层级机制。
3.2.1 识别与预判阶段促成微观韧性
在预判与识别阶段,外部环境动态变化通过领导与员工的逆商水平、自我效能感、领导力水平、领导者行为、领导者心理效能等特质影响组织内个体,微观个体形成危机防范认识并向企业发出应对信号,同时采取对自身资源、能力等进行识别并预判潜在风险等一系列实践行为[17],促使个体生成危机应对机制,形成微观层面韧性。
在领导层面,危机事件可以激发领导者对于环境感知、即兴创造等方面的应激机制(Donaldson等,2018),由此产生微观韧性中的个体领导韧性。高领导力水平引导下的领导者行为在行动上指引员工采取正确行为应对危机情境(章凯等,2022),高正念领导在情绪方面给予员工正面影响,二者结合促使领导在不确定环境下影响员工的认知模式、行为方式等(Mumford等,2007),从而为企业嵌入发展的确定性。在员工层面,员工在危机中的高逆商水平能够提升抗压能力,自我效能能够增强信心[29],由此产生的积极认识能够激发员工识别自身可用于危机应对与处理的资源和能力,在反复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形成微观韧性中的个体员工韧性[1]。由领导和员工共同作用形成的微观韧性可以帮助企业预判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并预估自身抗干扰能力,从而制定针对性应急预案,为下一步策略提供指导。
3.2.2 合作与防御阶段促成中观韧性
基于前一阶段的个体识别与危机预判,在合作与防御阶段,企业基于对危机的进阶认识,采取调配内外部资源提升组织架构韧性、合作搭建广泛的组织关系网络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等实践行动,提高企业应对危机的防御性和灵敏度[18],利用组织资源、关系等生成中观韧性,使企业能够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个体会反复更新对动态变化环境的认识,在危机加重至难以应对的情形下激发内部个体开展合作的实践行为。通过个体交互稳固组织部门间关系、任务合作关系和权责关系(Shaw 等,2016),鼓励企业内个体相互分享想法和感受(Mafabi等,2015),加快组织内部信息传递速度,促使单独个体的认知、动机、情感转化为组织集体的心理状态和社交资源[15],从而提高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感和合作融洽度,使得成员可以有效利用组织关系网络向组织内其他成员寻求资源补给[7],将个体资源不断汇集形成组织资源,提升组织整体韧性;通过调动组织资金与知识资源维持组织基本运作,提升面临危机时的防御能力;通过将组织控制权分散至所有成员,优化组织架构(Pfeffer,2013),提升应对危机与风险的灵活性和防控能力,同时结合数字化手段,利用相关数据资源和分析能力调整组织架构,使组织架构能够与时俱进,有效抵御不利情境,形成中观韧性。
从企业韧性的过程机制看,在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阶段主要形成企业内部韧性,通过发挥领导与员工特质形成微观个体韧性基础,进而对组织关系、资源、架构进行整合、调配和优化,形成中观组织韧性。这两个阶段韧性的生成均来源于内部并作用于企业内部个体、组织。
3.2.3 调整与协同阶段促成宏观韧性
在调整与协同阶段,企业在中观韧性生成、危机中维持和恢复的同时,通过有目的地调整社会资源关系、提高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并积极搭建企业社会网络等实践行为,完成危机中的能力进化(Duchek,2018)。已有研究认为外部宏观韧性可以使企业生态系统在逆境压力下激发出更强的调整力、适应力和创新力[7],从而实现恢复后的反超。
相比于微观韧性与中观韧性,宏观韧性囊括了社会公众、政府等多方社会层面主体带来的众多影响因素,在更广主体范围探究韧性问题。首先,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激发企业形成需要提高韧性稳定性的认识,企业利用社会网络广泛吸纳并整合可用资源,以提升自身知识学习能力(严子淳等,2021)、资源应用能力(王珏,胡海青,2021)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26],与合作伙伴协同搭建稳固的资源交互关系从而扩大资源搜索范围[17],通过一系列实践行动提高宏观韧性的稳定性。其次,庞杂的社会因素干扰致使企业形成需要提升韧性承载力的认识,由此企业更加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依存关系[17],并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形成的美誉度为依托,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24, 30],从而提升企业面对危机事件的承载力和应对能力。最后,将微观韧性与中观韧性结合转化为企业韧性,进而提升企业对危机环境的感知与应变能力,形成应对危机情境的企业韧性能力。
调整与协同阶段主要形成企业外部宏观韧性,企业通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搭建社会关系网络,畅通与外界的沟通与传播渠道,提高企业对外部资源的可获得性[17],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美誉度的同时,降低非系统风险的概率,利用外部关系提升自身韧性的稳定性。
3.2.4 企业韧性形成的层级机制
企业韧性的形成轨迹按照“微观—中观—宏观”的逻辑演化生成,基于“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往复迭代的实践观,从根植于个体特质的微观韧性逐渐发展到基于组织资源、关系、架构形成集体心理状态,强化为组织中观韧性,再由企业调配已有资源并协同外部利益相关者,依托外部社会力量和网络整合生成为宏观韧性,具体演进过程如图5所示。该层级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命题。
图5 实践观下企业韧性各层级过程机制
命题1:企业韧性的形成是一个领导与员工个体微观韧性积累、组合形成组织中观韧性,进而驱动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生成宏观韧性的过程。
第一阶段(识别与预判阶段),领导感知到企业面临经济危机、技术变革、自然灾害等危机环境,激发其通过高正念领导积极影响组织员工感知与情绪,并主动识别企业内外部可用资源,提升预判反应能力,从而培育领导与员工的个体微观韧性能力;第二阶段(合作与防御阶段),在积累微观韧性与个体间合作的基础上,通过调动组织资源、进行组织学习与沟通形成双向对称的内部关系,丰富企业应对危机的决策方式,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形成中观韧性;第三阶段(调整与协同阶段),中观韧性的驱动和危机环境刺激驱使企业主动调整社会资源网络,与社会公众、政府、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通过多主体价值共创形成企业宏观韧性,最终提升企业整体韧性。
命题2:“微观韧性—中观韧性—宏观韧性”3个层次逐层助推企业韧性的生成,而且后者对前者具有提升强化作用。
宏观韧性生成过程中,企业资源网络得以拓展,从原有企业内部社交资源网络扩充为包含社会公众、政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外部社会资源网络,庞大的网络使得企业内部资源更加丰富,从而进一步提升原有组织社交资源网络下形成的中观韧性。同理,中观韧性的提升也会促进组织内部个体,即企业领导和员工层面微观韧性的提高。组织调动并补充资源,以应对危机环境的刺激,通过不断的资源捕获和优化配置促使员工与领导的双向对称关系越发紧密,在提升组织对危机的灵敏度和中观韧性的同时,也提高领导与员工对危机的感知识别能力,从而为进一步提升韧性奠定基础。
命题3:企业韧性形成过程中生成企业内部韧性和外部宏观韧性,并带来心理、经济和能力3种类型的作用成效。
从企业韧性形成的过程机制看,识别与预判阶段、合作与防御阶段主要形成企业内部韧性,调整与协同阶段形成企业外部宏观韧性,韧性的生成为企业带来心理成效、经济成效和能力成效。其中,心理成效是指韧性为企业内成员带来积极的自我认知,使得个体以正面积极心态面对企业中的挫折、危机和风险(Mumford等,2007),同时增强组织成员的群体认同感和企业整体凝聚力(Mafabi等,2015),为企业发展带来正向心理基础和组织氛围(李宇等,2022)。经济成效是指企业利用韧性成功抵御、规避或防范不利事件,从而减少经济损失,降低财务不确定性[17],提升企业对短期波动风险的承受能力和面对危机时的缓冲能力。能力成效是指企业在逆境中生成适应环境变化的韧性,并主动作出反应带来资源整合(付丙海等,2021)、个体危机处理[31]、社会关系网络应用(张梦桃,张生太,2022)等方面能力的提升。这3种成效都是企业韧性生成带来的积极效应,能够助推企业在危机中实现恢复、反弹甚至反超成长。当前关于企业韧性作用成效的研究都围绕积极影响和正面效果展开,尚未有研究关注企业韧性的弊端及负面影响,这是当前研究的缺口所在。
综上,影响企业韧性的微观、中观、宏观层级之间相互作用,通过认识与实践的反复积累迭代共同构成企业韧性形成的层级机制和作用成效。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情境因素下微观、中观层面的资源互动,对企业如何通过获得社会资源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研究较少。因此,亟待丰富企业宏观层面韧性生成路径方面的理论和学术观点,并通过实证研究与管理实践加以验证。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在对比梳理国内外企业韧性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一个分析框架(见图6),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基于实践观,按照“微观—中观—宏观”逻辑对企业韧性的层级形成过程进行划分,各层级在“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迭代中不断发展,通过上一层级的积累为下一层级韧性的形成奠定基础,下一层级韧性的生成也会反作用于上一层级。其次,企业韧性的自组织因素(员工性格特质、领导者特质、组织关系、组织资源、组织架构)、外部社会因素(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网络)等驱动因素对企业韧性的形成发挥不同影响。最后,在识别与预判、合作与防御、调整与协同3个阶段,企业基于不同层面主体生成内部和外部韧性,并带来心理、经济和能力等不同类型成效,共同作用于企业未来发展。
图6 企业韧性研究知识框架

4.2 未来展望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与对比分析国内外关于企业韧性理论的文献研究,动态展示了企业韧性的驱动因素与过程机制。整体来看,企业韧性相关研究已得到学界重视,但理论机制尚不成熟、知识基础相对模糊,给学者继续深入探索企业韧性相关领域带来了机遇。为此,结合企业韧性研究的关键知识节点、重要议题和前沿热点,从实践性问题、负面作用和本土化研究三方面提出未来可行的研究思路。
(1)聚焦实践,探究企业应如何解读环境信息、调配资源等实践性问题。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在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境下,企业应适时进行资源调配。现有研究大多仅关注企业在不利情境下如何进行资源统筹协调,很少有学者研究企业应如何解读所处环境、判断当前环境的不利程度、调配企业各方资源从而作出应对等问题。因此,未来需要更多探索企业在具体实践中环境信息解读能力、资源调配能力的形成机制。
(2)关注负面,探索企业韧性作用成效的负面影响。从哲学角度看,事物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对于企业韧性的研究也不应例外。企业韧性在不利情境下的确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成效,但韧性的有效范围、边界程度如何?企业为获得韧性应保持多大程度的灵活性?为使韧性发挥作用,企业付出的资源与收获的成效是否成正比?韧性并未挽救企业危机的情况下是否会加重企业困境?诸如此类关于企业韧性负面作用的问题鲜有学者予以关注,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3)基于本土,开展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企业韧性研究。企业韧性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学者们基于当时的环境、背景及企业发展现状提出了一系列韧性理论,并随着文化交流与发展传入中国。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规范、制度约束等差异与西方现成理论不适配,本土企业也呈现出不同于西方企业的韧性特征。比如,中庸、宽容、以和为贵等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会对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与西方主张独立、个性文化情境下形成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有所差异。为此,未来学者可以围绕以下议题展开研究:如何利用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情境等因素培育本土企业韧性?文化情境因素对企业韧性的驱动与作用机制是什么?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会对企业内、外部韧性的形成产生何种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作出了如下理论贡献:①基于对已有匹配视角和融合视角下企业韧性概念研究的总结分析,本文重新界定了企业韧性的概念;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梳理当前研究的重点议题与前沿热点,拓展了研究语言和文献来源,为企业韧性研究的深度探索奠定了基础;③基于实践观搭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由驱动因素(自组织因素—外部社会因素)、过程机制(识别与预判阶段—合作与防御阶段—调整与协同阶段)构成的企业韧性研究分析框架;④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下一步研究思路及方向,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进一步完善企业韧性相关理论的重视,对结合中国特有环境推动企业韧性理论与实践本土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仅关注并分析了高频关键词,将其融入企业韧性理论知识结构和框架中,缺乏对新颖但关注度较低议题的探究。因此,未来可以对企业韧性领域国内外现有研究展开更为细致的梳理,以进一步完善现有知识框架。
参考文献:

[1] KING D D, NEWMAN A, LUTHANS F. Not if, but when we need resilience in the workplace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6, 37(5): 782-786.

[2] 彭新敏, 慈建栋, 刘电光. 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形成过程研究: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43(6): 145-160.

[3] ALAWI A.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knowledge sharing: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7,11(2):22-42.
[4] MARKMAN G D, ESPINA M I, PHAN P H. Patents as surrogates for inimitable and non-substitutable resources [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30(4): 529-544.
[5] MCCARTHY I P, COLLARD M, JOHNSON M. Adaptiv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7, 28: 33-40.
[6] SAHEBJAMNIA N, TORABI S A, MANSOURI S A.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multiple disrup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8, 197: 63-83.
[7] DESJARDINE M, BANSAL P, YANG Y. Bouncing back: building resilience throug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45(4): 1434-1460.
[8] LIANG F, CAO L. Linking employee resilience with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e roles of coping mechanism and managerial resilience [J].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2021, 14:1063-1075.
[9] TEIXEIRA E D O, WERTHER W B. Resilience:continuous renewal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J]. Business Horizons, 2013, 56(3): 333-342.
[10] RUIZ-MARTIN C, LOPEZ-PAREDES A, WAINER G. What we know and do not know about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2018, 6(1):11.
[11] HILLMANN J, GUENTHER 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 valuable construct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20, 23(1): 7-44.
[12] TEECE D J.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13): 1319-1350.
[13] 马亚男. 复杂性科学与战略理论范式的转变[J]. 科研管理, 2005, 26(4): 58-61.
[14] MORGAN P B C, FLETCHER D, SARKAR M.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eam resilience research in elite sport [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7, 16: 159-164.
[15] KAHN W A, BARTON M A, FISHER C M, et al. The geography of strai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s a function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8, 43(3): 509-529.
[16] KIM Y, LIM H. Activating constructive employee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a crisis: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re-crisis reputation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s [J].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20,28(2): 141-157.
[17] ORTIZ-DE-MANDOJANA N, BANSAL P.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8): 1615-1631.
[18] ELLIS A P J. System breakdown:the role of mental models and transactive memor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ute stress and team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3): 576-589.
[19] CHATTOPADHYAY S, BERCOVITZ J.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door opens … for some: evidence from the post-TRIPS India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41(6): 988-1022.
[20] ELLER R, ALFORD P, KALLMUNZER A, et al.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12(C): 119-127.
[21] KEUM D. Cog in the wheel:resource release and the scope of interdependencies in corporate adjustment activit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9, 41(2): 175-197.
[22] 王冰, 毛基业. 传统企业如何通过内部创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基于资源匹配的战略演化视角[J]. 管理评论, 2021, 33(11): 43-53.
[23] HESS T, MATT C, BENLIAN A. Options for formulating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J]. Publications of Darmstadt Technical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Business Studies, 2016,15(2): 123-139.
[24] BUYL T, BOONE C, WADE J B. CEO Narcissism, risk-taking, and resilie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U.S. commercial bank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45(4): 1372-1400.
[25] 张劲松, 李沐瑶.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视角[J]. 预测, 2021, 40(4): 81-97.
[26] NICKEL M N, RODRIGUEZ M C.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accoun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return: Bowman's paradox [J]. Omega, 2002, 30(1): 1-18.
[27] 王传征, 葛玉辉. TMT如何驱动探索式创新?基于社会网络和认知交互的视角[J]. 管理工程学报, 2022, 36(4): 27-35.
[28] BURNARD K, BHAMRA R, TSINOPOULOS C. Build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our configuration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8,65(3):1-12.
[29] 屠兴勇, 张怡萍, 刘雷洁,等. 心理安全感如何提升员工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检验[J]. 管理评论, 2022, 34(8): 168-179.
[30] 焦然, 温素彬, 张金泉. 基于WSR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营运资金管理效率影响研究——利益相关者认知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21, 33(5): 217-235.
[31] STOVERINK A, KIRKMAN B, MISTRY S, et al. Bouncing back together: towar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work team resilienc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0, 45(2): 39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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