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等丨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

文摘科技 2024-11-12 15:01 湖北

转载请注明“刊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年第20期”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袁野, 曹倩, 尹西明, 等. 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4, 41(20): 32-44.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模式新机制提出新要求。如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创新联合体这一“新质载体”的作用,成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议题。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提出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引领—市场导向—场景驱动”三维理论框架,进一步集合AI产业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典型实践案例,提炼出加快培育先导能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等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路径。揭示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和路径,为国家和各地区高效协同统筹布局产业创新联合体,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创新联合体;新质生产力;企业创新;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场景驱动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前瞻性储备性重大战略咨询研究项目(2023-JB-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402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3XGL040)

作者简介：袁野(1985—),男,湖北荆门人,博士,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政策;曹倩(2000—),女,四川广安人,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政策;尹西明(1991—),男,河南平顶山人,博士,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融合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数字经济与科技政策;陈劲(1968—),男,浙江余姚人,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本文通讯作者：尹西明。

DOI：10.6049/kjjbydc.L2024XZ423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1]。从2023年9月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发展新质生产力”,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系统阐述,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抓手,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向能级跃升具有重要作用。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关键在于探索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型组织模式,从而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国家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2]。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竞争体系从过去的单点技术转向技术生态体系,从应用成熟技术的竞争转向基础研究的竞争,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汇聚集成不断加速演进。同时,由数字科技引领的新一轮产业变革已经到了应用转化的“技术奇点”,通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类脑科技、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逐步迈向技术生命的临界“窗口期”。因此,重大科技攻关和原创性技术的突破越来越需要多学科领域、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度合作、开放协同与交叉融合。

从世界科技强国实现先进生产力革新与技术创新的发展历程来看,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在产学研创新合作中的定位特点、任务类型上各有分工,在产业链创新链技术链的环节上各有侧重,只有通过系统协同、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和紧密配合,才能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突破[3]。2024年2月,美国发布《关于支持6G安全、开放、韧性设计原则的联合声明》,推进人工智能与6G、通信技术的研发,由英伟达企业牵头与微软、亚马逊云、韩国三星、日本软银、英国ARM、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德国T-Mobile、美国东北大学等组建AI+通信联盟,形成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供应链生态圈[4]。

我国相关部委和各省市也积极布局创新联合体,探索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机制新模式。例如,科技部联合北京市支持小米公司牵头打造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msumer Electronics)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国务院国资委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部署一批重点产业创新联合体。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创新联合体组建工作指引》,面向高精尖产业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前沿技术联合攻关,支持组建由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为加快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培育世界级先进生产力提供重要战略支撑。江苏省则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协同高校院所共建产业创新联合体,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广东省瞄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在佛山、南沙等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联合体发展基地,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5]。

由此可见,要想在前沿导向的基础研究、产业牵引的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加快形成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构建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导向的创新生态系统,组建龙头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4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进一步强调“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梳理相关经典理论文献资料,基于AI产业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典型实践探索,从“战略引领+市场导向+场景驱动”三位一体视角,深度剖析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和实践路径,为国家和各地区高效协同统筹布局产业创新联合体,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基本方向,加快建设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1 相关研究回顾

1.1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其核心内涵在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6]。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7]。“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是继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之后的又一生产力形态(如图1所示),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革新紧密相关[8]。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其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新一批颠覆性引领性技术为驱动力的生产力[8],具有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素配置优等关键特征。

图1 生产力发展阶段

与传统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创新范式不同的是,以人工智能、5G技术、量子信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涉及领域众多,涵盖实体产业与虚拟经济,特别是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处在科技发展的“无人区”[9]。在数智科技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突破,特别是通用人工智能、类脑芯片等技术正不断改变传统产业创新范式,科学、技术和产业创新周期越来越短,摩尔定律逐渐走向“物理极限”[10]。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要求科学技术、人力资源、数据信息等高端要素与现代产业发展方向相协同、相匹配,推动要素价值增值、要素成本降低、要素结构优化,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9]。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而这种创新驱动的特征在于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新”主要呈现出3个主要特征。第一,在发展方式上,新质生产力是着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依靠科技创新,以创新为关键要素,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能、高技术含量方向发展。第二,在技术属性上,新质生产力是以颠覆性前沿技术突破为驱动力的生产力。例如,AI大模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涌现,进一步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量变到质变。图灵奖得主Jim Gary认为科学研究经历了经验范式、理论范式、计算范式、数据驱动范式等4种范式,而以AI驱动的科学研究(AI4S)已经成为第五范式(王飞跃等,2023)。第三,在产业属性上,新质生产力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先进生产力。产业跃升是新质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必须推广应用新兴数字技术,以人工智能赋能全产业链体系,同时,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新兴产业能级跃升。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历史机遇、抢抓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尹西明等,2024)。

为了全面了解新质生产力研究现状,本研究在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进行检索,设定检索主题为“新质生产力”,检索截止日期为2024年3月25日,为保证文献数据的准确性,进行人工筛选,最终筛选出新质生产力相关文献114篇。在CiteSpace中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2所示。表1展示了共现强度前十的关键词,包括科技创新、未来产业、数字经济、生产力、数字技术等。

表1 新质生产力国内研究高频关键词

图2 新质生产力国内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图3 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

图4 华为的多层次研发体系机构

从学术界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形成机理以及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视角开展研究。在科学内涵上,主要从技术形态、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3个方面进行探讨[11]。从形成机理来看,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由科技创新驱动形成的高质量生产力[12]。科技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制约因素亟待解决。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促进各类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集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13]。

1.2 创新联合体

创新联合体作为突破产业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载体,是由领军企业牵头组建的多主体联合攻关的有效组织形式,也是促进产学研协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和组织模式[14-15]。在创新联合体内部,各创新主体通过相互学习使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彼此间融合形成紧密的创新网络关系[16-17],有组织地推进重大原始性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18]。

从创新联合体的起源来看,早期的创新合作模式有研究联合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形式。研究联合体较早起源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企业间为破解共性技术问题,以共同投资方式建立而成的研发组织[19],并共担成本风险、共享研发成果。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指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或其它组织机构发起成立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强调协同研发、资源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旨在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20],强调政府和市场在其组建与运行中的影响[21]。

随着技术创新程度和形式的复杂化、多样化及知识的隐性化,受到利益分配、资源配置和市场分割等因素影响,传统产学研协同模式在数字科技时代面临一系列挑战。同时,科技成果转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机制的“失灵”,创新主体积极性不高、创造动机不强等问题,导致科技创新成果无法快速实现产业化。因此,在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一战略使命下,一种更加强调国家战略需求的产学研合作形式——创新联合体应运而生(陈凯华等,2023)。不同于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联合体旨在发挥科技领军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牵头者的作用,引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以“卡脖子”技术、前沿技术的颠覆式创新突破为目标[14],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融通创新。从构成主体来看,创新联合体是在领军企业引领下组建而成的,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其它各类企业等创新主体;从合作机制来看,主要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基础,在国家战略需求下,承担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攻关任务。不同类型创新联合体的区别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类型创新联合体的区别

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创新联合体的概念内涵、组建路径及动力机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讨。一是概念内涵。与战略联盟、产学研合作等形式不同,创新联合体是一种实体组织或有股权关联的新联盟[14],强调领军企业的主导作用,整合汇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实现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二是组建路径。郭菊娥等[15]基于“目标诉求—途径探索—保障机制”的逻辑思路,认为投资现有技术重塑竞争力、技术二次研发合作、投资应用基础研究是企业搭建创新联合体的3条可行途径;尹西明等[18]立足于国家战略背景,系统梳理了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的战略思路,并深入探究了其组建的过程机制及路径。三是动力机制。市场、知识、技术、利益和政府政策是驱动创新联合体形成的关键因素[24]。

综合已有研究,创新联合体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理论逻辑、生成机理等问题鲜有学者探讨,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深入剖析战略引领、市场导向及场景驱动下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指通过系统性地收集资料,对碎片化的数据信息进行系统化归纳分类,寻找能反映研究问题的核心概念,以因果脉络建立概念间联系[25]。该方法适用于深入探究概念体系尚未完善以及概念间关系尚未明确的复杂现象。而有关创新联合体与新质生产力内在关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有可探索性,适合应用扎根理论开展探索性研究。基于此,本文按照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对收集整理的文本资料进行逐级编码,主要包括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依次提炼副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以识别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

2.2 数据收集与处理

为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丰富性与资料获取便捷性,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二手资料展开扎根理论分析。资料来源包括两大类,一是网络资料,主要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理论文章,以“创新联合体”“新质生产力”为关键词搜索有关文章,整理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本资料,共得到164篇文本资料。二是文献资料,以“创新联合体”“新质生产力”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确保相关文献的质量,在CNKI数据库选取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级别的文献资料,检索截止日期为2024年3月25日,共得到298篇文献。为保证文本资料的可靠性,基于本研究目的对文本资料进行详细筛选,要求理论文章及文献资料内容有事实上的创新联合体及新质生产力指向性,剔除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文本资料,最终筛选出原始资料118份。

2.3 研究过程

本文按照扎根理论程序,利用Nvivo软件对选取的118份文本资料进行解读。具体过程包括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两个阶段。数据分析阶段,首先对文本材料进行开放性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标记,提炼出初始概念,并在属性和维度上发展这些概念,形成初始范畴;其次是主轴编码,基于开放性编码,通过反复比对和检验概念,对形成的副范畴进行合并归类,挖掘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形成主范畴;然后是选择性编码,对初始概念形成的主范畴进行分析总结以确定核心范畴,并对核心范畴与其它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形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构建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

3 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

3.1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3.1.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指对原始资料进行标记并提炼出初始概念。本文将所收集到的文本资料导入 Nvivo软件进行编码,最终得到554条原始语句,并提炼出33个初始概念。在初始概念的基础上,对具有相同属性的概念进行合并,最终得到19个初始范畴,其形成的范畴示例如表3所示。

表3 开放性编码及初始范畴示例

3.1.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基于开放性编码,归纳分析副范畴之间的关联性,挖掘各范畴之间的联系和逻辑关系,提炼形成概括其它范畴的主范畴[26]。本研究通过相似关系、因果关系、序列关系对不同概念进行分析,共提取出6个主范畴,分别为需求牵引、创新环境、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效率变革、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主范畴和副范畴如表4所示。

表4 主轴编码及主范畴

3.1.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对初始概念形成的主范畴进行总结归纳以提炼出核心范畴,通过深入挖掘核心范畴与其它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能够概括所有范畴的故事线。基于对各主范畴的比较和分析,将“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核心范畴,故事线可以表述为：在政府支持、市场竞争、行业集中度等多种环境因素与需求牵引的共同作用下,驱动形成不同模式的创新联合体,并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效率变革、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2 赋能机理

基于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及对应的初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本文构建了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解释框架。在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范式层面,不同类型的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亦不相同。结合扎根理论编码结果和重要文献梳理,将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维度划分为战略引领型、市场导向型、场景驱动型3类,理论机制框架如图 3所示。

3.2.1 战略引领

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的战略导向十分紧要,必须抓准,以此带动科技难题的突破”。

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高度的知识密集性、难以复制性和因果机理模糊性,其内在研发过程易受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相关组合效用的影响,仅凭单一创新主体难以完成研发突破工作,而建立创新联合体是强化国家战略使命导向下提升企业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能力、打开关键核心技术“复刻黑箱”的有效途径,从而形成驱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新质生产力。

从高质量发展视角来看,企业是连接科技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创新联合体能够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通过“政府搭台+产业出题”的模式开展重大原创性技术、前沿科技产品的应用基础研究,引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从而打造高效协同的原始创新生产力。

由此可见,以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高层次创新联合体的方式组织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瞄准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加快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硬科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一大批先进和前沿技术尽快涌现,努力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动权。

3.2.2 市场导向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条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坚持市场导向是尊重知识和尊重创新规律的重要体现。例如,企业针对自身面临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需求,可以通过“政府引导+揭榜挂帅+企业出题”的方式遴选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帮助其完成重大项目与创新产品的产业化落地[27]。同时,高校可以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方式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供给,一方面帮助企业提供产业共性技术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形成创新联合体、产教联合体两个互联互通的正向反馈机制,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可持续的教育、科技、人才输出动能。以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科技同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高效、稳定的技术扩散网络,充分发挥各主体技术优势、补齐技术短板,系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28]。

因此,坚持市场导向、跨界集成,促使资源与要素在创新联合体网络中实现聚变及裂变,实现各主体之间资源、技术优劣互补,全要素深度融合,避免重复投资和研发,提高技术研发创新效率。同时,通过市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整合产业链创新链不同环节上的大中小企业创新资源,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全产业链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新兴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从而形成自主可控的新质生产力。

3.2.3 场景驱动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早在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佩雷兹等新熊彼特学派创新经济学家便开始对技术革命进行系统研究并指出,当多个关联的通用目的技术(GPT)同时或相继出现激进式创新时,往往会引发技术革命,这些通用目的技术渗透于经济社会各环节,具有很大提升空间,能够带来巨大溢出效应[29]。

因此,发展具有高科技高性能含量的通用型、智慧型未来产业至关重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以场景为牵引,贯通研发与应用,加快产业化进程”,“加强产学研用协作,打造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多主体参与联合打造类脑智能、量子信息、下一代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储能等未来产业场景驱动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致力于实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全面创新的统一,将其置于整合式创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中(陈劲等,2018)。

一方面,通过场景驱动,牵引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明确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深度参与科技攻关,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以场景化方式推动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推进强链延链补链,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场景驱动型创新联合体,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开展“有组织的科研”,瞄准颠覆性创新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促进“科创+产业”加速融合,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培育,有力支撑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尹西明等,2024)。

另一方面,聚焦国家“四个面向”和“硬科技”领域的产业共性技术难题,由技术创新能力突出、有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和应用场景优势的科技领军企业提出攻关需求或场景设计,协同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成立创新联合体,充分利用各创新主体的优势,按照技术攻关任务、场景建设需求进行协同攻关。由此可见,创新联合体能够在打造未来场景的过程中驱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孵化形成良性循环,促进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

4 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4.1 路径一：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创技术策源,加快培育先导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30]。例如,华为公司重视基础研究,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联合全球高校成立了172个联合实验室、联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研发活动,完善相关核心技术体系,其多层次研发体系机构如图 4所示。华为公司既注重基础技术研究,也不断推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探索和发展,并将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持续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基础,培育科学牵引技术突破和产业创新的先导能力。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创新联合体开展交叉学科和前沿导向的技术链研发合作,在5G技术、AI芯片等领域掌握了一批前沿性、颠覆性技术。

由此可见,强化领军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成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关键战略科技力量,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的快车道,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创新之源(袁野等,2023)。面对美国政府的“封锁”“围堵”等“技术脱钩”策略,华为公司通过打造创新联合体,强化基础研究与原创技术策源,为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助力中国数字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先导能力。

4.2 路径二：建设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科技领军企业作为承担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导性力量和现代产业链“链主”,是高能级创新联合体的核心主导者[31]。在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背景下,聚焦产业基础能力空心化和“卡脖子”问题,推动形成科技领军企业为主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牵引、多元主体深度协同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能够更加高效地整合创新资源,有组织地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有组织转化”。

例如,小米公司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组建的3C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协同攻关,并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自3C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成立以来,积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承担重大攻关任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20余项,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工艺、工业软件等方面实现诸多关键技术创新突破。部分典型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及其攻关方向如表5所示。

表5 创新联合体及其攻关方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创新联合体的官方资料和互联网资料整理而得

表6 湖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政策举措

4.3 路径三：面向多元化场景驱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32]。

企业作为场景的主要建设者、成果转化的主导者,从所处行业、自身发展规模及现状等情况出发,能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出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难点痛点问题,以及阻碍产业科技创新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面向产业和产业链多元重大场景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联合攻关,一方面能够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另一方面能够为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提供平台,从而打破传统科技成果转化线性模式的瓶颈。

例如,科大讯飞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出题人”的重要作用,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组建安徽省智能人机交互创新联合体,针对制约智能人机交互领域持续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创新研发模式、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实现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通(见图5)。

图5 场景驱动型创新联合体

4.4 路径四：加强四链融合赋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我国要着眼于颠覆性、原创性、前沿性技术创新突破,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生态,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空天科技等领域加强布局。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组建创新联合体,能够进一步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着力打通束缚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堵点卡点,加速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引擎。因此,围绕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等关键环节,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加强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韧性”,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百度集团为突破大模型应用关键技术、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与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建设西浦—百度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通过设立西交利物浦大学飞桨人工智能产业学院、建立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平台(苏州)创新中心、成立西浦—百度产业赋能中心等方式,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平台(见图6),深入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开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突破及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智能化高端化升级,助力区域提升产业生态竞争力和产业生态红利的持续活力。

图6 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的生态蓝图

在协同体系方面,通过设立西交利物浦大学飞桨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平台(苏州)创新中心和西浦—百度产业赋能中心,践行“社会、大学、产业”高效协同模式,开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研究,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深化产学研合作,助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产业要素聚集高地、人才聚集高地。

在产业体系方面,西浦—百度人工智能创新联合体以前沿和前瞻性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支撑,发挥百度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布局产业数字化转型,聚焦数智能碳、生物医药、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系统性的生态赋能实践,高效助力产业结构优化。西浦—百度产业赋能中心联合产业学院、创新中心共同聚焦大模型应用关键技术突破,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引领全产业链“强链补链”,助力地方政府与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转型。

4.5 路径五：整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

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创新联合体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质载体,不仅能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导作用,而且可以建立高效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提升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推进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因此,需要发挥新质载体的作用,整合“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进有组织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33]。

2023年,湖南省株洲市打造“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为代表的“厂所结合”科研生产实践,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与有机协同。在政府推动的产学研联合研发与创新模式下,推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企业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湖南通过探索有为的政府、有组织的科研和有效的市场等发展模式,激发企业在新赛道、新产业、新模式上的跃升,同时激发出新动能,裂变出发展新方向,进一步培育和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为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34]。中车株洲所在轨道交通、工业传动、新能源、海洋装备等多领域实现核心技术突破。长沙市以政府“有形的手”推动市场“无形的手”,持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积极推动产业发展。例如,长沙先进电池材料及电池产业联盟牵头联合湖南省电池行业协会、长沙矿冶研究院等15家从事钠离子电池研发和产业化的企业、科研机构组成长沙钠离子电池创新联合体,依托各方优势,积极承担长沙市2022年度“揭榜挂帅”重大科技专项,构建以“链主”企业为中心、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企业开展钠离子电池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开拓,推进形成区域产业集群,释放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

由此可见,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通过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在创新联合体助推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借助政府的力量弥补市场不足,汇聚各类主体创新资源,形成跨领域协同合作的创新基地,推进有组织的科技创新与创新成果转化,实现重点领域项目、人才、资金、技术一体化配置,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促使创新资源及要素向企业聚集,打通创新成果转化通道。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建构了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框架,深入探讨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1)理论机制。基于初始范畴、主范畴、核心范畴提炼,本文构建了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引领—市场导向—场景驱动三维理论框架。

从战略引领来看,创新联合体作为连接科技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在强化国家战略使命背景下,充分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优势,瞄准具有先发优势的潜在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前沿技术,开展产业共性技术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攻坚,打造高效协同的原始创新生产力。

从市场导向来看,创新联合体通过市场化机制整合产业链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大中小企业创新资源,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全产业链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从场景驱动来看,围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下一代网络、基因技术、氢能储能等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构建场景驱动型创新联合体,聚焦国家“四个面向”和“硬科技”领域的产业共性技术难题,由技术创新能力突出、有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和应用场景优势的科技领军企业提出攻关需求或场景任务,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

(2)实践路径。基于小米、华为、百度等案例,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实践路径。一是加强基础研究与原创技术策源,加快培育先导能力;二是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三是面向多元化场景驱动,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四是加强四链融合赋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五是整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因此,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引领,组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任务,解决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迫切问题、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是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经之路[18]。

5.2 政策启示

本文为如何建好用好创新联合体,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1)以创新联合体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增强产业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进一步夯实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明确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究大学的战略定位和技术布局,充分发挥各自资源、技术研发优势,形成资源、技术优劣互补、协同攻关的有机整体,与各类创新主体紧密协作,通过构建创新联合体,努力在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聚焦产业发展需求,面对关键核心技术环节的缺失,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与各类科研力量联合攻关,整合创新资源,加快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未来产业培育,系统性重构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以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创新平台是汇聚创新资源要素、推动产业变革的战略支撑,也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坚实基础。让科技创新平台充分释能,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发挥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平台的支撑作用,集聚力量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关,增强科技成果转化功能,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引擎。依托各类创新平台,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打通创新链各个环节,加快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高技术突破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3)以创新联合体赋能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通产业链创新链的关键环节,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创新联合体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的产学研“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根据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场景化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打造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高效协同创新体系,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为建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未来进一步研究探讨。第一,基于准确性、可靠性较高的二手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缺少一手资料的佐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搜集一手资料对本研究进行深化,以不断修正完善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框架。第二,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开展探索性研究,对不同因素驱动下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进行探讨,未来可以借助问卷调查、定性比较研究(QCA)等方法,进一步探索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参考文献：

[1] 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EB/OL].(2024-02-01)[2024-03-2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2] 中国政府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3-12-12)[2024-03-21].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834.htm.

[3] 王滋,张树满.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如何系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J].中国科技论坛,2023,39(6)：75-85,107.
[4] U.S.Department of state.joint statement endorsing principles for 6g：secure, open, and resilient by design[EB/OL].(2024-02-26)[2024-03-2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2/26/joint-statement-endorsing-principles-for-6g-secure-open-and-resilient-by-design/.
[5] 程京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J].红旗文稿,2023,60(14)：35-38.
[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EB/OL].(2024-03-01)[2024-03-21].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403/t20240301_1364322.html.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8.
[8] 李政,廖晓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6)：146-159.
[9] 陈劲,朱子钦.以新技术、新产业驱动新质生产力[J].经济,2024,36(1)：22-24.
[10] 张越,余江,杨娅,等.颠覆性技术驱动的未来产业培育模式与路径研究——美国布局下一代集成电路产业的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38(6)：895-906.
[11]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46(1)：92-101,175.
[12] 蒲清平.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J].人民论坛,2023,32(21)：34-37.
[13] 钞小静,王清.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1)：12-20.
[14] 白京羽,刘中全,王颖婕.基于博弈论的创新联合体动力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20,41(10)：105-113.
[15] 郭菊娥,王梦迪,冷奥琳.企业布局搭建创新联合体重塑创新生态的机理与路径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1)：76-84.
[16] ARORA A, BELENZON S, PATACCONI A.Knowledge sharing in alliances and alliance portfolios[J].Management Science, 2021, 67(3)：1569-1585.
[17] 张羽飞,孙祺,李桂荣,等.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概念衍生、特征类型与推进路径[J/OL].科技进步与对策：1-11[2024-03-14].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40226.0928.006.html.
[18] 尹西明,陈泰伦,陈劲,等.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建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2)：51-60.
[19] VONORTAS N S.Research joint ventures in the US[J].Research Policy, 1997, 26(4-5)：577-595.
[20] 科技部.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的指导意见[EB/OL].(2009-02-21)[2024-03-14].https：//www.most.gov.cn/szyw/yw/200902/t20090220_67551.html.
[21] 解学梅,王宏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稳定性影响机制研究——一个合作机制视角的多案例探索性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3)：62-71.
[22] SU Y S, ZHENG Z X, CHEN J.A multi-platform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ecosystem：the case of China[J].Management Decision, 2018, 56(1)：125-142.
[23] 陈良华,何帅,李宛.新型科研机构的本质特征与运行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23,44(3)：148-158,243-244.
[24] BLIND K, MANGELSDORF A.Motives to standardiz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y[J].Technovation, 2016, 48：13-24.
[25]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335．
[26] PANDIT N R.The creation of theory：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J].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96, 2(4)：1-15.
[27] 谭劲松,宋娟,陈晓红.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演进：“架构者”变迁及其战略行为演变[J].管理世界,2021,37(9)：167-191.
[28] 李林,彭方雪,何建洪,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技术扩散——基于技术内容与网络结构的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6(2)：135-145.
[29] 马文君,蔡跃洲.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否成为动力变革的重要支撑——基于新兴产业分类与企业数据挖掘的实证分析[J].改革,2020,33(2)：40-56.
[30]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29(002).
[31] 尹西明,陈劲,刘畅.科技领军企业：定义、分类评价与促进对策[J].创新科技,2021,21(6)：1-8.
[32] 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EB/OL].(2024-03-20)[2024-03-22].http：//www.news.cn/20240320/48c5691a62b64bbdaf8ec51f15f07143/c.html.
[33] 陈劲,尹西明,陈泰伦,等.有组织创新：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战略与进路[J].中国软科学,2024,39(3)：1-14.
[34] 唐任伍,温馨,武天鑫.国家创新体系的数字化重构——新型举国体制驱动的机理与路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5(1)：3-15.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4NTc2NjM0Mw==&mid=2247495434&idx=2&sn=0d6846be67235e2314be690a461ddc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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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野 等丨创新联合体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