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眼井61号现貌
导语：1918年，毛泽东同湖南一师的几个毕业生一起来到北京，联系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有记载，他们起初先寄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不久后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两间房子，这里便是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住所。
本文作者却发现事实上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住址存在很大争议，而这背后的真正原因仅仅是老百姓一份朴素的信念。通过作者绵密细致的一番考证梳理，我们或许也可从中读出青年毛泽东更为真实动人的一面，那是一个胸有理想，身无分文，不惧鬼神，投身光明的青年形象。
因写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书，我们多次实地走访红楼旧址群，意外发现，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的住址至今不清，围绕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其中有四种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早年第一次来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12日）的住址是吉安所左巷8号。
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当年住的是三眼井胡同61号院。
第三种观点是上述二者的折中：即认为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在三眼井胡同内61号院（旧门牌号17号）“短暂”居住过，后迁至吉安所8号院。
第四种说法则更为稀奇，除了直接“认定”当时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就是现在的“吉安所左巷”8号院，更认定这两处同三眼井胡同61号就是同一个地方。
然而，我们经实地走访后发现，所谓的“吉安所夹道”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三眼井胡同和吉安所左巷，而三眼井胡同61号与吉安所左巷之间仅隔一条“大学夹道”，其实际距离不过50米。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让毛泽东等7人在50米范围内，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即毛泽东既住三眼井胡同61号，又住吉安所左巷7号—这一“折中”不但与情理不合，也与当事人的回忆不符。
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我们今天的认定中存在模糊之处，乃至难言之隐，那么，这个难言之隐是什么？这种模糊之处是如何造成的呢？
景山街道两次挂牌的背后
△ 三眼井胡同现在的介绍牌
这非常明确地说明：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是三眼井胡同61号。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个牌子后来被摘掉了。
第二次挂牌是2002年，但挂牌地址被改为吉安所左巷—胡同简介是：“景山公园东北侧，以吉安所为中心，西有吉安所右巷，东有吉安所左巷，北有吉安所北巷，形成一个长方形的胡同群。吉安所左巷呈南北走向，全长180余米。1918年至1919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管理员时，曾在吉安所左巷8号院居住过。”这样，毛泽东的住址又变成了吉安所左巷8号院。
2008年出版的《北京景山街道现代史略》一书中则指出：三眼井胡同位于景山街道西部，景山公园东侧，呈东西走向，中间多支叉。东起嵩祝院西巷，西止景山东街，南与大学夹道相通，北与吉安所左巷、横栅栏胡同相通，全长306米，宽7米。三眼井胡同属清朝皇城，乾隆时称三眼井胡同，因胡同内有一口水井，且排序第三而得名，宣统时称三眼井。民国后，该胡同沿称三眼井，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二眼井并入，改称景山东胡同。1981年，该胡同复称三眼井胡同。今胡同内61号院（旧门牌17号）是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后迁居吉安所左巷8号。
吉安所左巷位于景山街道西部，景山公园东北侧，呈南北走向。北起吉安所北巷，南止三眼井胡同，东邻纳福胡同，西靠吉安所右巷，全长187米，宽3米。民国时，该巷内有北京大学学生公寓。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时，曾住在此巷的8号院北屋，当年的一些用具由国家有关单位保存，现居室仍在，于1979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民国36年（1947年），该巷称吉安所左巷，因位于吉安所左侧而得名。1949年后，该巷沿称吉安所左巷，“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荣兴东巷，后恢复原名。
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住在三眼井胡同61号还是吉安所左巷8号？目前，当地的说明是——两处都住过。
关于三眼井胡同，现在东城区景山街道官方公众号上的介绍如下：三眼井胡同位于景山街道西部，呈东西走向。东起嵩祝院西巷，西止景山东街，南与大学夹道相通，北与吉安所左巷、横栅栏胡同相通。清朝时属皇城，乾隆时称三眼井胡同，因胡同内有一口三个井眼的井而得名。受当时条件所限，北京城内几乎没有甜水井，取水通过水车从玉泉山运送到城内。这口井的发现，为皇家和大臣们提供了饮水上的便利，成为其备用水源。后来水井干涸，因其阻碍交通被毁。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二眼井并入，改称景山东胡同。1981年复称三眼井胡同。毛泽东同志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曾经短暂在胡同内61号院（旧门牌号17号）居住过，后迁至吉安所8号院。
这样的介绍，无疑是让毛泽东在一个月内搬了三次家——1918年8月19日到京暂住在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然后先搬到了三眼井胡同61号，随即又于9月19日入住吉安所左巷8号，而后两个地方近在咫尺。
也许，因为这种介绍明显使人感到不合情理，使来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大量学习者深感困惑，于是，街道干脆修改了原来三眼井胡同的牌子，直接认定毛泽东就住在现在的吉安所左巷8号。
再看现在景山街道悬挂于三眼井胡同的铜牌，可以明显看出，关于“今胡同内61号院，是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一段已经被删除了。根据目前的介绍，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东夹道7号，就是今吉安所左巷8号，此处为毛泽东早期在北京的居住地。
但是，这样的介绍面临两个重要挑战：第一，与毛泽东、萧子升的回忆完全不符；第二，与胡同内的居民的回忆认定不符。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认定
毛泽东究竟住在哪里，首先当然要看毛泽东自己的回忆。而毛泽东的回忆十分明确，那就是三眼井胡同。
1937年，毛泽东在保安对斯诺这样说：“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毛泽东的回忆，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当事人萧子升的回忆完全一致，而这个房子当时就是以萧子升的名义租下来的。1959年，萧子升的《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由美国雪城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回忆极为细致周到。萧子升这样写道：“当年（1918）夏天的七月末或八月初，我们有十个人去了北京。毛泽东、熊光祖、张昆弟和我，是第一批抵达的。杨怀中先生热心地留我们住在他家里，即在豆腐池胡同门外后面。直到后来我们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一间有两间房的房子，才搬出来。”
可见，毛泽东与萧子升都指出，他们从杨昌济家搬出后，所住的地方就是三眼井胡同，房子是两间。
萧子升说，“我们把屋内一间房子，用作读书，另一间作睡眠。”而且，他又详细介绍了房间的布置，“卧床是一溜炕，用砖块做成，在下面取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七个人就睡在这张大床上，挤在一块取暖，因为我们在炕下生火。房里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炉子，用来煮食。任何事情我们都是通力合作来做，北京的冬天冷得厉害，我们七个人只有一件大衣，在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只有穿着它轮流外出，到了年底，大衣已由一件增至三件，但毛泽东一直不设法为自己添置一件大衣。”
概括起来说，从毛泽东和萧子升的回忆看，一，他们租住的是三眼井胡同，二，房子是两间，三，他们没有搬过家，即没有从三眼井胡同搬到吉安所左巷。
事情到此原本已经很清楚了，但为什么后来会出现毛泽东等人住在吉安所左巷的说法呢？这个说法起源于罗章龙后来的回忆录。
自1979年起，平反后的罗章龙开始发表回忆文章，其中披露大量他与毛泽东交往的细节，包括毛泽东1918年4月赠他一首七言古诗，即《送纵宇一郎东行》，以及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其第二次来京（1919年）时读到罗亲手翻译的德文《共产党宣言》起—如此等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
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于1984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当时定为“内部发行”。他在《〈椿园载忆〉自序》指出，因“当年斗争史迹和生死与共的同志英雄风貌，仍深铭心版，永难忘怀”“记录史实，草拟论文，以备遗忘”。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年版
但是，罗章龙的回忆录出版以来，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指出，其中所涉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18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赠纵宇一郎（即罗章龙）东行的诗。此诗经学者们考证，并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罗章龙自己编的。
罗章龙对其他事件的回忆也存在很多不实的地方。如，夫在《〈椿园载记〉一则误记》中指出，陇海铁路大罢工主要是由早已牺牲的李震赢领导的，而非罗章龙领导的。夫明确指出：1921年12月11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21号上曾刊登一篇署名“慕敢”的文章，这个“慕敢”就是罗章龙，“他是以记者身份来河南的，由于患病，并未能参与罢工的领导工作。”但是，《椿园载记》一书中对李震瀛“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只字未提，令人费解。” 由此看出，罗章龙所述亲自参加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是不真实的。
考虑到李震赢的革命经历，以及他和邓中夏身后的遭遇，这种质疑就更加有力了。李震赢是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他的妹妹李英嫁给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毛泽东与邓中夏、李震赢、李英感情极为深厚。邓中夏牺牲后，李英到延安曾经给毛泽东写信，叙述李震赢和邓中夏在党内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毛泽东则以“小妹同志”为题给李英回信，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而那时的罗章龙，早已经脱离了中共。而在罗章龙后来的回忆录里，对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特别是作为工人运动领袖而壮烈牺牲的李震赢在陇海大罢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竟然只字未提，这场罢工变成了由罗章龙亲自领导的。
关于罗章龙回忆毛泽东二次来京时读他翻译的德文《共产党宣言》一事，杨德勇则在《罗章龙翻译〈共产党宣言〉史实辨正》一文中，用大量史料证明：罗章龙回忆的自己所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在1921年11月之前根本就不存在。而杨德勇的考证，也得到了当时还健在的刘仁静的支持。这些研究与考证，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罗章龙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包括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存在很多不实的地方。
而毛泽东等人住在吉安所左巷的“证词”，恰恰就是罗章龙这部回忆录里提出的。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这样说：“我与润之商议，共同租了一小房于景山东街，遂同搬至嵩祝寺后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居住。吉安所原来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清室覆灭以后，该地成为废址，宫殿依旧。其迤东有一夹道，有几所矮小住房，据说原是抬灵柩的工人住室，后来因陋就简，又搭盖矮房出租。因地势偏僻，房租亦便宜，便由子升出面租了三间小屋。”
罗章龙的上述回忆也有许多含混之处，比如他一方面说此处是他与毛泽东商议后租的，一方面又说是萧子升租的；一方面说是两间房，一方面又说是三间房，但他不但一口咬定就是吉安所夹道7号。更令人浮想联翩的是，他记述说，这里是停灵的地方，他们住的房子，原是抬棺材的工人的住处。
我们的走访考察说明，并没有吉安所“夹道”这个地方，在三眼井胡同与吉安所左巷之间，存在一个叫“大学夹道”的短过道，而与三眼井胡同仅一个夹道之隔的吉安所左巷，确实是一个停灵的地方。
直截了当地说，按照罗章龙的回忆，当年的毛泽东，就住在这个停灵的地方，一个超度亡灵罪孽的地方。
罗章龙关于吉安所“原来是清廷皇室停放梓宫及灵柩的行宫”的回忆，最是耐人寻味。
“明朝，吉安所为司礼监公廨。司礼监是太监的总领管。清朝，宫眷薨逝，以衾被从宫中裹出，于此殡殓。妃嫔以上丧仪由内务府请旨施行，贵人以下则由吉安所沉丧。吉安所意即吉祥安葬，此巷由此而得名。”
众所周知，吉安所并不吉祥，因为，它并不是处理什么吉祥事件的场所，恰恰相反，这里是满清宫人停灵诵经、超度亡灵的地方。因此，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个地方虽然叫吉安，其实并不吉祥。所谓吉安，就是入土为安。“旧址在今10号院。该巷于民国36年称吉安所右巷，现27号院为拔丝厂。1949年后，该巷沿称吉安所右巷，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司礼监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荣兴胡同，后恢复原名。”
吉安所左巷8号现在是一处民宅，我们多次实地走访时，终于找到了吉安所8号的李姓房主。据他介绍，毛主席当年来北京，一天也没在他家的房子住过，他的证据是三点：一，他的父母没有过这样的记忆；二，街坊们也没有这样的记忆；他提出的第三点理由最耐人寻味，即吉安所过去是超度有罪亡灵的地方，吉安所不吉安，灵魂不干净的宫女死后才停灵于此，把毛主席的故居放在这里，我们老百姓心不安。从而，他更笃定地说，毛主席当年所住的地方为三眼井胡同61号院，不但有毛主席自己的回忆为证，而且，附近的老街坊邻居都认可此说法。我们多次走访当地居民，他们确实认为，毛泽东当年住在三眼井胡同61号，而且，他们竟然说——这是“天知地知，良心知，千家万户知”的事情。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在普通百姓中所享有的极为崇高的威望，当地百姓所谓—让毛主席故居与“灵魂不干净”挂钩，这使我们老百姓心里极为不安（“相当地别扭、憋屈”）的说法，尤其令我们震动，以至于当地百姓说及此事无不激动万分，老百姓朴素的信念，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于是，就产生了如下想法：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京究竟住在三眼井还是吉安所呢？为什么关于这一旧址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方法有什么新的启示呢？
治史，学者主要靠文献、靠文物，但是，文献、文物就可靠吗？当事人日渐寥落，而活得最长的那个，就是活文物。后人的认定，往往就是根据后死者的回忆判定。历史的发现，总是与“抢救文物”相关，而每一次历史的反复，平反、昭雪、改正，又都与重写历史、改写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人之常情，最后死者往往把自己的感触、委屈、自豪、激情，化作诗情抒发出来，这是后死者的一贯态度。
至于老百姓的态度，所谓“天知地知良心知，鬼神知”，往往被学者们认为是迷信。而在所有拒绝承认毛泽东曾住在吉安所左巷的民间理由里，有一条最发人深省。那就是吉安所是超度有罪亡灵之地，而无视毛泽东、萧子升本人的回忆，把此处作为伟大领袖故居，“我们于心不忍，于心不安，问心有愧”。
关于毛泽东的事，从来就不是小事，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最终要看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同意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