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后，自1987年4月13日至1999年12月20日，在澳门政权移交的近13年过渡期内，澳葡政府在中方的督促下，采取了三大措施，包括中文合法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合称“三化”，确保了澳门顺利回归。
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提出澳门问题也将按香港模式和原则解决，即“一国两制，澳人治澳”。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签署，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在澳门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中午，迎接澳门回归活动的重头戏之一—澳门各界花车大巡游活动引起了澳门市民的热情关注。我作为庆委会分管大巡游和宣传部工作的负责人，对澳门回归庆典活动的筹备过程至今记忆犹新，应该说想起来还是很兴奋，因为这是澳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景象。除了澳门的各行各业外，连香港的警察乐队和内地许多地方的团体也前来助兴。参加大巡游的25辆花车都是群众自己掏钱设计的，一辆至少十几万，最贵的上百万，澳门人是真心为特区的未来祝福。
12月21日下午在氹仔运动场的“濠江欢歌”大型文体会演是另一个高潮，13000多名各界群众创造出许多个澳门第一：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群众会演，首次使用背景翻牌，首次请来内地专家、导演等等。
面临大变革，对澳门各方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长期以来，澳葡政府的高、中层公务员一向由葡国派来的官员担任，华籍公务员只能任低层工作，这种情况至回归前半年依然保持，包括警官也基本全是葡人。如何顺利过渡，过渡后能否顺利运作？必须解决三大问题：一、法律本地化；二、公务员本地化；三、中文合法化。
澳葡政府对华人教育长期撒手不管，只有葡人学习葡语享受政府的教育公费，这是导致承担教育全澳学生90%以上的华人私校经营困难、私校教师待遇偏低、教师队伍不稳定及澳门教育水平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因此，澳门教育界为回归作出长远的筹划，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师生的合理权益作出不懈努力。
首先是落实公务员中葡双语、政制和法律的培训。当年，新华社澳门分社宣传文体部副部长冼为铿向原澳门教育暨文化政务司司长黎祖智提出建议，必须抓紧回归前这段过渡期，让华籍公务员和青年学生赴葡学习葡语和现行的葡国法律法制的同时，让愿意继续留在澳门的葡籍公务员（其大多数为土生葡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的公共行政制度，以便通过双方语言的沟通，进一步理解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以有利于回归事务的实施。得到黎祖智的同意后，中葡双方持续安排公务员自愿报名，轮流到中国内地和葡国进修。1986年热心教育人士黄保铨组织大专教育基金会，资助澳门大学毕业生赴葡进修法律；1985年和1986年，在工人业余进修中心和商训夜中学分别开办了公务员中文课程，培养数以千计的土生公务员。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国家教委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王复孙来澳与黎祖智见面，更使这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99年澳门回归，公务员实现整体过渡，得益于以上措施。
其次是在澳门开设内地高考考场，使得每年有百名优秀生保送内地名校。内地高等院校开放对华侨、港澳和台湾青年招生后，1984年首次在澳门设立考场。自此以后，澳门为内地高校，以及泉州华侨大学和广州暨南大学两校联考输送203名考生，除1990年一度锐减之外，其他年份人数均不断增加，1993年两试合共报名超千人，2000年达2258人，成为澳生升学主渠道之一。抓紧十三年过渡期，培养人才已成为澳门社会的普遍共识。
1983年，广东省高教局领导先后应澳门中华教育会的邀请到澳门考察访问。他们深感澳门回归祖国已列入日程，师资队伍的提高非常重要。时任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王江涛向国家教委建议，运用广州华南师范学院（后升格为华南师范大学）的力量，提升澳门的教育和教学水平。此建议得到国家教委破例批准，首次例外为行政管辖外的地区提供在职专业校外课程。随后这项计划扩展到北京、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的大专院校，相继为澳门开办了课程或接收研究生，这是澳门开埠四百年来的创举。1985年该课程开办前，全澳曾经接受过专业教育的中学教师，只占23.8%，小幼教师也只有20%；而学历未符法定入职条件的中、小、幼在职教师合共超过60%。至澳门回归前，基本上实现教师队伍专业化，这在澳门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1988年9月5日，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为广泛听取各界意见，还专门组成90人的咨询委员会，时任澳门教育会监事长的康显扬被推举为咨询委员。在内地“草委”来澳听取意见的会议上，请多位有代表性的教育界同仁在会上积极发言，听取建议和意见。由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21条规定中增加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推行义务教育”，这令全澳私校师生及家长都大受鼓舞。
接下来，宣传和推广基本法成为迫切而重大的时代任务。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郭东坡认为把基本法纳入高中课程最有实效。这一建议获澳门各界赞同，把任务交由教育会承担。由于法律课程一般是在高等教育设置的，所以必须打破常规，创造条件完成任务。1994年5月，编课本和培训师资任务同时进行。编写课本的主笔是曾在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工作的法律专家赵国强博士，另组织资深的道德与公民教育教师给予协助，要求写出浅显、生动，加上图表的课文，以符合高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又在赵博士指导下，资深教师负责编写教师用书，点出课文的重点、难点，提供辅助材料。
教师队伍缺乏法律专业人才，编委会又和澳门教育暨青年司合办两期三班基本法研修班，赵国强博士把课本新稿作为教材，与学员进行深度的课堂研究，吸取前线教师的经验和智慧，采取一边写、一边教、一边改的方法，培训了134名教师和行政人员，这些人员也在日后成为澳门第一批基本法的师资力量。经过十七个月的努力，基本法课本于1995年底举行隆重的发行仪式。据回归前统计，全澳门曾全面系统学习过基本法的中学生已经过万。这是特区政府重要的软实力，今天数万掌握基本法原则精神的青年，正成为澳门的社会栋梁。
葡萄牙政府自1974年“4·25”革命后，十分明确澳门是中国领土，1975年撤走千名驻兵。1979年中葡建交，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澳门同胞的命运始终和祖国命运相连，以及祖国强大的重要意义。1977年澳督李安道诚意改变“撒手不管”的教育政策，主动联系教育会，让全澳48所不牟利的私校履行登记手续，然后立法给予津贴。金额虽然很低，却是一个好的开端。
1979年国际儿童年，教育会在天主教圣罗撒女中举办儿童书法、绘画比赛，首次打破与天主教学校卅年的隔膜，也首破中葡隔膜。葡国知名画家杜连玉不但乐意担任赛会评判，更多次要求和带动澳葡文教官员接触并支持教育会的学生学术活动。1981年第三届绘画赛，时任教育暨青年司司长碧加路接受聘请担任赛会名誉顾问，政务司司长黎祖智主动来参观获奖作品展览。接着政府教育暨青年司专门成立私立教育辅导处，选用精通粤语的土生葡人施绮莲当处长。自此，双方的诚意推动了官民的沟通与合作，开创新局面，顺利解决不少历史积压的问题，对全澳教育的管理和发展极其有利。
1985年7月13日，中华教育会致澳督高斯达的公开信，指出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是阻碍本澳教育发展的症结。全澳90%的私校津贴只占全澳教育经费的10%左右，且连年下降至1985年的6.4%，而学生不足全澳10%的官校学生及教育行政所占的教育经费却高至93%，极不合理。因而提出三点要求：首先“要求增加对不牟利私校的津贴；其次，要求在短期内改变私校教师薪金低于公务员最低起薪点的现况；第三，尽早制定并有步骤地实施九年免费教育。经过教育会的努力，加上社会的关怀、媒体公平正义的舆论影响，教育工作的社会职能、政府应当承担公共教育等现代教育的基本观点，已取得社会共识。1985年9月10日，第一届教师节宴会上，时任澳门总督高斯达向中华教育会颁授文化功绩勋章。这是澳门总督首次破例亲临会场颁奖，确实表达了政府愿与民间团体合作的诚意。
20世纪80年代初，偷渡入境澳门的人数累积过万，其中不少在澳门繁衍了下一代，形成一个生活在地下状态的群体。澳葡政府决定采取有别于香港大赦的方式，进行有条件的登记，经过甄别然后发证的策略。1982年3月15日，进行了一次无证劳工的登记，委托中华总商会等四个资方团体，向其属下的无证雇员发出表格。这次接受登记的共23800人，其中无证家属3000人。1984年5月21日作一番甄别，为合条件的24016名持临时居留证的无证劳工及其无证家属换发了身份证。有证劳工的无证家属则没有换发身份证。
1986年10月，澳葡政府委托中华教育会和天主教校长联会为无证学生进行登记。为防止引发偷渡狂潮，此项工作秘密进行，过程十分小心谨慎，并事先拟定了比较周密的计划（事后了解保安司对天主教澳门教区也提出同样要求，两会同时分别进行此项登记工作）。10月29日，教育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议，认真地讨论了登记办法和工作进程，决定于10月31日中午11时先集中各校负责人举行闭门会议，要求当日中午12时半前把全校在读学生名单交教育会封存，不向外界传递任何有关信息。下午2时，各校同时向学生和家长传达教育会为无证学生进行登记的消息，只限在读学生登记，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条件。在傍晚学生离开学校前，登记结束。如此一项牵动全澳又极其敏感的工作，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完成。参与整个过程的教育会理事及办公室主要职员严守秘密，并得到各校教师的密切配合，半天时间顺利为29校1182名18岁以下学生进行了登记。1988年11月22日及1989年1月10日至14日，两次再为807名学生补行登记。因偷渡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