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个粟特小人物
文摘
2024-12-19 18:02
北京
唐朝历史是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历史，是多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历史。少数民族群体，甚至域外人士的参与，塑造了大唐这个“二元制复合型的盛世王朝”。延揽外族人才为我所用，既是唐朝兴盛的表现，更是盛世的助推和促进因素。少数民族人士出将入相、指点江山，在各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贯穿唐史始终的一个突出特点。后人熟知的许多唐代人物，其实都“非我族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是鲜卑族，中唐名相李泌也是鲜卑人；唐早期名将契何力、阿史那·社尔出自铁勒族，黑齿常之来自百济；参与后武则天时代多次政变的禁军大将李多祚是靺鞨人；安史之乱前期的朝廷大将哥舒翰来自突骑施族、高仙芝是高句丽人，戡定大乱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唐后期名将浑也是铁勒族；在唐代大诗人中，元结、元稹因姓氏很容易识别出鲜卑族属，而刘禹锡则出自内附中原后冒姓的匈奴族。至于安禄山、史思明这两位乱臣祸首，则极可能是混合多种族群血缘的“杂胡”。那些在唐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族人物，人们不是耳熟能详，至少也略有耳闻。还有更多的小人物从未成为主角，却由于种种机缘对唐代历史的演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乃至在无声无息之间扭转了历史的方向。本文就截取三个小人物，通过在历史的横截面上解析个体的选择，挖掘蕴含在历史偶然中的某种规律、探究面临重大抉择时展露的复杂人性。巧合的是，这三人都是粟特人。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因善于经商而著称。原本生活在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即古典文献中所说的粟特地区，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由于经商和战争的原因，粟特人在汉唐之际沿着丝绸之路大批向东移民中国。我国塔里木盆地、北方地区，以及蒙古高原都有他们的移民部落。他们经商、善战、信奉祆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宗教、音乐、美术以及物质文化传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他们的东迁既没有草原人的规模性南下，也缺少政权攻灭中的奔荡，商人、使者、僧侣诸种身份烘托的他们，步入汉地呈现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前后零散而持续、多渠道进入汉地”。入华的粟特人及其子孙，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开始书写各自的中国故事。皇权传承难题，是武则天面临的权力悖论。在武周王朝早期，或许是出于改唐为周的惯性，武则天“尊武抑李”，对李唐宗室猜忌防范，动辄大肆屠戮，“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武则天的幼子李旦退位为皇嗣，因身份敏感，终日惴惴不安。少府监裴匪躬、中官范云仙私下会见李旦，遭到处决，吓得公卿不再敢接触这个前皇帝。很快，有人告发“皇嗣异谋”。武则天下令酷吏来俊臣审问。李旦身边侍从迫于严刑威逼，有人做伪证、有人自诬谋反，眼看“李旦谋反”就要定案。太医署医工安金藏在李旦身边当差，也在受刑之列。他坚称李旦清白，可惜这不是审讯官吏所需要的，自然不被采纳。安金藏见诬陷即将成真、人头即将落地，奋力大呼：“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说时迟那时快，安金藏猛地冲过去，拔出旁人的佩刀，毅然剖开自己腹部，顿时热血涌出、肠子落地，晕倒在地，几近断气。安金藏的壮举，一时震惊朝野。武则天得知后，大惊失色，立即下令用辇舆将安金藏抬入禁中，命太医全力救治。太医为他装回肠子，用桑白皮为线缝合腹部，第二天安金藏奇迹般地苏醒了。武则天亲临探视，感叹：“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她下诏停止此案，李旦得以免于构陷。安金藏是粟特安国人，以国为姓。他的家族在贞观四年（630）唐征服东突厥之际南下进入内地，“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安金藏的父亲安菩，是粟特族的一名首领，内迁后仕于朝廷，最终在都城长安定居。安金藏是内迁的第二代，长大后谋了个医工的营生。他为什么能做出剖腹壮举呢？这和粟特人的民族特性有关。《大唐西域记》称康国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可见重义轻生是粟特人的一大特性。中古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有面，即用刀划脸来表达悲伤、愤怒等强烈情绪的习惯。而粟特人在漫长的经商生涯中养成诚信意识，以及习武风尚养成对规则的尊重，混合着重义轻生的品质，使得安金藏对于诬告陷害、屈打成招这一套极为反感，勇敢地为李旦发声。安金藏此举影响深远。首先，他显而易见地激发了舆论对李旦的同情与支持。武则天也开始反省自己对待子女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停止了对以李旦为代表的残存李唐宗室的迫害，最终变“尊武抑李”为“合同李武”。武周政局为之一变，安金藏的壮举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日后，李唐王朝能够复辟，不得不说受惠于安金藏的壮举。其次，安金藏拯救了软禁中的李旦一大家子人，里面就有两位日后的皇帝。一位是二次登基的唐睿宗李旦，另一位则是将大唐王朝推向辉煌巅峰的唐玄宗李隆基。时年六七岁的李隆基在奶奶做了皇帝后，和兄弟及二伯父李贤的三个儿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设若李旦谋反定谳，李隆基兄弟等人大概率要连带遇害，中国也就没有20多年后的开元盛世了。无论从政治转型而言，还是从直接救人角度而言，安金藏都是李旦这一系，也就是之后李唐皇室的大恩人。李唐皇室也给予了安金藏极高的恩赏。李旦再次称帝后，表彰安金藏当年的剖腹救护之功，擢升他为右武卫中郎将；李隆基登基后，又升安金藏为右骁卫将军。医工是流外官，入九品都极为困难，安金藏数年内即从九品之外升迁为从三品高官，堪称奇迹中的奇迹。开元二十年（732），李隆基特封安金藏为代国公，并在泰山等处刻石记功，褒奖安金藏“忠义奉国，精诚事君”，面对酷刑威逼“激忠烈之诚，突刃剖心，保明先圣。见危授命，沮奸邪之慝；转祸存福，获明夷之贞”。大历元年（766年），安享了半个多世纪荣华富贵的安金藏去世，当时在位的已经是李旦的曾孙、唐代宗李豫。李豫定安金藏谥号为“忠”，配享唐睿宗庙庭。建中三年（782年），唐德宗李适又追赠安金藏为兵部尚书，授其子安承恩为庐州长史。终唐一世，安金藏备受尊崇，子孙后代屡受荫庇之封。经帝王授意，史家在安金藏剖心救主等史实基础上二次创作，将安金藏树立为宋代以后的忠孝典范。康承训出自康国（都城在今撒马尔罕）。祖父康日知是河朔藩镇争霸早期的风云人物，在成德李惟岳抗命期间倾向朝廷，坚守赵州，受深赵观察使一职，后在成德新帅王武俊与卢龙、魏博两镇的进攻下败归朝廷。康日知后半生任朝廷驱使，累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王，子孙便在朝为官为将。咸通九年（868），来自徐州的800名桂林戍卒哗变，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从广西北上，一路过关斩将，纵横数千里，占领徐州，切断了朝廷与东南税赋重心的运河运输。当年冬天，唐懿宗拜康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武宁军节度使、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南面行营招讨使，兵分三路围剿庞勋起义军。康承训向唐懿宗建议，征调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率部会同各藩镇和其他部落一道征讨庞勋。唐懿宗接受了此项建议。于是，代北的沙陀骑兵在朱邪赤心的率领下编入唐朝正规军，气势汹汹地杀奔中原而来。康承训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项建议会引发巨大的争议。王夫之直斥：“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乱不可止，自康承训奏使朱邪赤心率沙陀三部落讨庞勋始。”在他看来，这项建议开启了之后的乱局，康承训简直是唐朝灭亡的刽子手，是五代乱世的催产师。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长篇累牍、不厌其烦地痛骂康承训。王夫之指出沙陀“介吐蕃、回纥之衰，自雄于塞上，固将继二虏而与中国为敌者也”，当时羽翼未成，表面上还受朝廷羁縻，如果继续使其僦居沙徼，不知道唐朝的强弱虚实，还可能绝其觊觎之心，“立于边陲，而忘情于中夏”。那么，唐末即便有朱温之辈枭雄，也可以像当年朱泚一样在内乱战消亡；唐朝即便不足以自存，尚且可以苟延残喘，等待命世英雄来中兴，中原大地也不至于陷入五代十国的大祸。然而，康承训开门引狼入室，使沙陀人驰骋于河、淮、江、海之间，第一次作为中原舞台的主要角色亮相。在之后的平乱过程中，唐朝倚重沙陀骑兵冲锋陷阵。沙陀人目睹了大唐王朝的虚弱不堪、众叛亲离，偌大的天朝上国表面上雄兵百万，实际上无人可用。大唐大厦将倾，我何不取而代之？“振旅而归，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战后，沙陀骑兵位居首功，朝廷任命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并赐名李国昌，列入宗室的玉牒。沙陀势力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年，只有20岁的李国昌之子，也参加与庞勋起义军的战斗，作战勇冠三军，战后志得意满。这个儿子就是唐末叱咤风云的李克用。正是李克用奠定了五代后唐的基业，托举沙陀人变成了五代的主角。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十国中的北汉也是沙陀人政权。再将视野拉长，这进一步刺激了其他少数民族的野心。沙陀可以将唐朝取而代之，可以入主中原，那么契丹、女真，包括日后的蒙古、满洲等民族，疆域、人口数倍于沙陀，更加有望入主中原了。王夫之痛惜中原大地从此“祸延于无极矣”。考虑到康承训可能辩解说引入沙陀是为了镇压庞勋起义，王夫之承认康承训的军力不足以敌庞勋，但河北诸藩镇自张仲武、王元逵、何敬弘归命以来“皆有效顺之成劳，无抗衡之异志”，为什么不调动成德、魏博、淄青德军队参与镇压？康承训和河北藩镇军队相互配合，包围庞勋，假以时日一定能取得胜利。康承训贪功冒进，“爝火入积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发而始悔，莫能及也。”“故唐之灭，非朱温灭之，沙陀灭之也；非沙陀之能灭之也，唐自灭也。而承训其祸原矣。”总之，在王夫之看来，康承训“召寇以入，为灭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康承训真的如王夫之批评的那般肤浅短视、贪功冒进吗？康承训对阵庞勋之初，诸道兵未集，帐下仅一万人，只能龟缩防守。友军戴可师部很快被庞勋击溃，戴可师单骑逃走，途中死于非命。在此情况下，请求援军是前线将领的自然选择。在援军的选择上，康承训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他先后担任过天德节、岭南西道等地的统帅，与少数民族军队真刀真枪战斗过，知道后者的战斗力。康承训深知朝廷的禁卫军和地方守军虚弱不堪—不然，庞勋的800戍卒也不会纵横数千里，局势也不会糜烂至不可收拾。中原大地没有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可调，请求外援不失为务实的上佳选择。其次，康承训也明了邀请异族入中原难免养虎为患，因此在邀请对象的选择上也费了一番心思。他没有建议邀请吐蕃、回纥等强大的蛮族—朝廷之前邀请回纥军队镇压过安史之乱，担心后者进入中原后如虎添翼，而是选择了山西北部的小部落沙陀。沙陀骑兵也没有辜负康承训的选择，作战勇猛，以一当十，曾经冒死杀入重围，成功解救出陷入重围的康承训。康承训引入沙陀，并非临时抱佛脚，而是基于现实情况和作战需要的非最坏选项。至于这个决策引发的灾难后果，不是康承训所能预料的，也不会因为他不邀请沙陀而消逝。即便没有他这个人，该来的乱世还是会来。此时，乱世的阴云已经密布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了。战后，宰相路岩、韦保衡弹劾康承训“讨贼逗挠，贪虏获，不时上功”。年过花甲的康承训很快先贬蜀王傅、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上演了一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活剧。这可能是康承训对唐代历史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在之后爆发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中，宋威、高骈等将领都拥兵自守、顾望不前。宋威曾在康承训麾下参与镇压庞勋起义，他就对同僚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第三个影响唐代历史的粟特人是李振，他是唐末朱温的幕僚。李振出自中亚安国，七世祖是武德功臣、申国公安修仁。安修仁促成凉州归唐，受到礼遇。安史之乱爆发后，朝野不免厌恶胡族，尤其是安姓胡人，安修仁后人便改姓为李。光启二年（886）年底，李振仕途不顺，由金吾将军外放台州刺史。当时钱镠、刘汉宏在浙东激战，李振没法上任，无奈西归，途中经过汴州（今开封）时，进入了朱温幕府为僚佐。在朱温麾下，李振官位并不显赫，一度为天平节度副使，但任职并不局限在天平军，朱温经常交办给他一些诸如调停争端、安抚方镇、联络朝廷等差使。光化三年（900年），权阉刘季述欲行废立。正在长安奏事的李振得知后，马上东归告知朱温。当时，各方势力都在拉拢朱温，朱温犹豫不决。李振陈述太监势力不足成事，力劝朱温站在唐昭宗一边。果然，刘季述等人事败被诛，唐昭宗复位。此后，朱温愈加重用李振。晚唐朝廷东迁洛阳后，李振往来朝廷与朱温之间，俨然成了朱温派往朝廷的代理人。李振每次从汴州来到洛阳，一定会有朝臣被贬逐，时人称他为“猫头鹰”。古人传说猫头鹰嗅到人快死了就开始叫，是不祥之鸟。舆论对李振是又恨又怕。李振会见朝臣时，也是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李振为什么会表现出这副令人厌恶的做派呢？因为李振和朝臣分属两类人，且长期受到后者的欺压。这一切要从科举制度和唐代的社会结构说起。唐代社会门阀士族依然掌握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科举考试是打破门阀权力垄断的伟大创举，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打击了门阀贵族，但门阀子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现有优势干涉科举的方方面面。教育与考试本应是填补阶级鸿沟，活跃社会流动的利器，却在实践中成了既得利益群体维持阶层固化、延续社会不公的工具。晚唐时节，科举为权贵、士族所把持。登科以后，士族勾结权贵染指清望要职，门阀子弟登上仕途快车道，自诩为“清流”，而寒门子弟即便登科，不是沉溺下僚便是晋升无望。李振家族虽然入唐两百年，且世代不乏位居高位者，却没能跻身士族之列—至少不是中上层士族。李振是泽潞节度使李抱真曾孙，在咸通、乾符中应进士试，累试不第。这说明其家族能力有限，也让李振愤愤不平。李振后来大概率以门荫入仕，走的是官场的“杂途”，即便后来升至金吾将军，也没有走在仕途的“正道”上，缺乏后劲，故遭外放至偏远的台州任刺史。李振因此对掌权的士族清流们更为深恶痛绝。当得知赴任无望后，他绝望于继续在朝中为官，转身投入藩镇麾下，选择了另外一条权力之路。当时有一批文人因为科举不得意或在朝廷系统中失意，转投各藩镇幕府。比如朱温的核心幕僚敬翔。文人入幕谋取功名是晚唐的普遍现象，而朝廷在穷途末路时仍旧把持着铨选的权力，门阀士族与朝廷的结合反而愈加紧密，人群与权力途径的分化愈加分明。藩镇凭借武力凌驾中央之上，加之文人们的生存环境剧变，经济条件等也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因素导致幕府文人产生了“尊幕府而弃朝廷”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夹杂着权力欲望、个人恩怨和央地矛盾，又与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相互作用，一旦发酵成熟不知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当时，出身寒微的柳璨投靠朱温，不到四年即入阁拜相，为出身高贵、资历深厚的人轻视排挤。有占卜的人说：“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柳璨趁机诬陷裴枢、独孤损、崔远等清流宰相聚众妄议、怨望腹诽，怂恿朱温诛杀他们以堵塞灾异。李振也对朱温说：“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朱温没有杀戮这些清流，而是将他们一贬再贬。“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清流士人遭到清洗。天祐二年（905），为了斩草除根，朱温矫诏差人到各清流重臣所在州县，赐他们自尽。其中，前任尚书左仆射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吏部尚书陆、工部尚书王溥、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等“衣冠清流”刚好集中在滑州。六月戊子朔，朱温下令将他们杀害在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内）。李振进一步怂恿：“此等自谓清流，宜投诸河，永为浊流。”于是，朱温下令将他们投尸黄河，史称“白马驿之祸”。不知李振有无亲临现场，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他应该有一种大仇得报、扬眉吐气的快感。当清流重臣们的尸体在浑浊的黄河里随波浮沉的时候，残唐也到了气息奄奄的最后时刻。朝廷最后的依靠力量遭连根铲除，王朝便没有继续存活下去的可能了。天祐四年（907），唐哀帝被迫禅位，朱温登基称帝，建立后梁，正式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门阀士族的那一套规则和做派，也被浑浊的黄河水荡涤一空，再无重生的可能。黄巢起义彻底埋葬了在中国绵亘700多年的门阀士族，李振推动的“白马驿之祸”则像是门阀士族谢幕的戏剧性画面。后梁建立后，李振历任殿中监、户部尚书、崇政院使等职。梁末帝时，李振失势，投闲置散。龙德三年（923年），后唐灭梁，李振屈膝迎降，第二天全家即遭处死。三个不同时期的唐代粟特小人物的故事至此结束了。如果不说他们的粟特人出身，读者想必并不会注意到他们的族属。因为他们已经融入了唐代社会，族属因素并没有在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命运中发挥大的作用。这是潜移默化的民族融合。唐德宗期间，宰相李泌为财政开源，下令检括定居长安城的胡人户口，扩大税源。胡人因为不是朝廷的编户齐民，可以免于赋税，可很多胡人入华多代，早已汉化，在长安娶妻生子、置办产业，与寻常百姓无异，仍然不纳税赋。括户查得4000余人，官府要求他们选择：要么入籍承担税赋，要么返回域外老家。结果，没有一名胡人返回。他乡早已成故乡，家族的祖源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