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是其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可以说是其政治人生的关键一步。由于时隔久远，关于王明如何获得赴苏留学机会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成为王明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王明研究的专家曹仲彬等人曾经下功夫查证过并有专文论述[1]。然而，此后又有新说法出现，特别是王明夫人孟庆树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本文在对现有九种说法进行考辨的基础上，得出了新的结论。![]()
青年时代的王明
王明去苏留学的九种说法
第一种，湖北党组织选派说。盖军、于吉楠在《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一文中说：“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武汉三镇青年学生起而响应，掀起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热潮。陈绍禹（王明原名）被推选担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委，在爱国青年和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在这个运动中，陈绍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这一年的秋天，苏联为了帮助中国革命，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湖北党组织送陈绍禹去中山大学学习。”[2]这篇文章发表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是党史学界关于王明研究比较早的一篇学术论文，影响相当大。此外，董必武也曾经回忆说：“陈绍禹在湖北商科大学，因活跃，由我们送往苏联。”[3]第二种，上海党组织选派说。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届同学吴亮平回忆：“王明这个人，原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学生，和王稼祥是同学。在到苏联学习的问题上，王明开始是动摇的，是组织再三做了工作才去的。”[4]第三种，高语罕介绍说。王明在六安三农读书时的同学王逸常回忆说：“陈绍禹去苏联，我印象是高语罕介绍的。”[5]第四种，硬挤上火车说。这是流传于王明家乡安徽金寨马头村的一个传说：“1925年春，陈绍禹去了苏联学习。在武汉检查身体时，一来因他不够高，二来因他口吃，结果没有录取。走时，陈绍禹跟着录取者，也挤到车厢。到赤塔时被检查出来了。他表示了去苏联学习的迫切愿望，鲍罗廷对他进行了面试，最后破格录取了他。”这个说法据说是从王明一个亲属之口传出来，而后在乡间流传的[6]。第五种，爬船偷渡说。据王明在中山大学的同学李元杰回忆说：王明是“爬船去的中山大学”。这个说法国外也有流传[7]。第六种，陈独秀保送说。据王明的入党介绍人许鸿（许凌青）回忆：“陈绍禹1925年想到苏联去，但是湖北没有空额，不能去。他到南昌找我，要我保送他到苏联，当时叫‘学革命’，不叫留学。我以江西干事会名义在1925年秋天给上海陈独秀写介绍信保荐陈绍禹去苏联。”[8]王明研究的著名专家周国全、郭德宏等先生所著的《王明评传》也持此说：“王明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给总书记陈独秀写信，保送王明去莫斯科学习，并送了他一些费用。”[9]青石在《王明留学莫斯科》一文中则说：“王明初选榜上有名。可几天后结果出来，呼声较高的王明不在其中。‘到俄国去！’是王明最为强烈的愿望。湖北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江西，找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可是，江西名额已满，王明只得空手而归。王明并不灰心，再次走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大门。王明在五卅运动期间一跃而起，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省党部负责人对王明的表现早有所闻，又被他的一片诚意所感动，破例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信，要求保送王明。当时被保送的学生，大都是国民党达官要员的子弟。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均属保送之列。陈独秀接到湖北的报告，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特批这名安徽小同乡留学苏联。”[10]第七种，软磨硬泡说。曹仲彬先生就此问题专门请姜长林回忆：“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望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来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你去报告好了，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联学习。”[11]第八种，恽代英帮忙促成说。孟庆树在《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书中介绍说，王明用的是江西的名额，找的人叫朱霁青，是恽代英帮忙才最终促成的—“1925年暑假后，绍禹回到商大，就听说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但又听说：湖北省招生的名额已满。徐（许）鸿又从江西来武汉，他允许回江西去后，可以把绍禹算在江西名额内。10月22日接徐电云，已交涉好，要绍禹立即到九江去和徐一同去南昌办手续。10月26日离武汉去九江，但到后始知徐刚到火车站。绍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开动。徐从窗口看见绍禹，喊了一声。绍禹飞快跑过去。绍禹跳，徐鸿拉，才上了车……南昌中学校长陈同志（不记得名字了）是江西地委负责人。他给绍禹和同行赴苏的二人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朱霁青（上海国民党管招生的人），朱可能是招生委员会主任。陈同志说，如有困难，可以找恽代英同志帮忙（代英可能是代表共产党管招生的），另一封介绍信是给已到上海去的温眷血和傅清华……绍禹第一次去找朱霁青，他就说名额已满了。代英同志和他谈，他也不同意。第二次去找朱时，他仍不同意。代英和他吵了一阵后，说：‘你不同意，我自己去和苏联船交涉。’结果，朱也只好同意了。”[12]孟庆树是王明的夫人，她的说法应该是直接来自王明本人，无疑值得高度重视。周国全、郭德宏在后来所著的《王明传》中，就放弃了在《王明评传》中所采用的陈独秀保送说，转而采用孟庆树的说法[13]。第九种，使用江西名额说。徐浩然编著的《海峡两岸的呼唤：和平统一祖国》中说：“陈绍禹本来是被安排在湖北计划内，因满员了，后列入江西的名额中。”郭德宏在其编著的《王明年谱》（2014年版）中，特地加入了这一说[14]。![]()
王明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留影
前六种说法为何可能性不大
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了中山大学的成立。限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只有广州这个革命中心采用了公开招考的办法，其余都是由各地按所分配的名额秘密选派的。关于第一种说法。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招生300多人，通常的说法是，给湖北分配了10个名额。据由湖北选派的第一批学生宋伟（胡彦彬的夫人）回忆说：“我们湖北分得10个名额，有我、胡彦彬、伍修权等人。我们湖北10人中没有王明。王明是武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湖北选派的学生中没他，在上海上船时有他。具体他怎么来的不了解。”[15]但是，同为湖北选派的第一期学生伍修权却回忆说，湖北去了11个，并且列出了具体姓名：“我们由汉口出发，共有十一个人，由胡彦彬（又名胡伊然）带队，男生有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濮世铎、高衡和我共八名。还有三名女生，她们是黄励、杜琳和宋伟。”[16]尽管两人所说的选派人数并不一致，但都确认王明不在其中。孟庆树也明确地说，湖北“名额已满”。因此，王明不是由湖北选派的，湖北党组织选派说可以排除。关于第二种说法。王明当时在武汉商科大学读书，根本没有在上海大学附中上过学，不可能由上海党组织选派。吴亮平的回忆明显有误，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王明开始是动摇的，是组织再三做了工作才去的”情况。关于第三种说法。王逸常是王明在六安三农读书时的好友。1927年初，王明作为米夫的随行翻译，跟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回国，曾经在广州遇到王逸常并有交谈。王逸常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秘书。王明问：“你以前想学军事，现在达到目的了吧！”王逸常回答：“你以前想搞革命，现在也达到目的了吧！”（当时称留苏学习为“搞革命”）[17]。以常理推测，王逸常是有可能在交谈中询问王明赴苏经过的。但是，查王明和高语罕的经历，他们此前并没有活动交集，高语罕介绍之说显然十分突兀。关于王明家乡流传的“硬挤上火车说”和李元杰（他是中山大学第二期学生，比王明低一届）的“爬船偷渡说”，这两种说法当属捕风捉影的演绎。王明确实是坐船赴苏的。1925年11月，他与俞秀松、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伍修权等60多人一起，先从上海坐苏联船到达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到达莫斯科。另据王明夫人孟庆树介绍，他在江西九江差点误了火车，是从车窗硬爬上去的，其家乡的传说也可能是据此演绎，以致以讹传讹。关于第六种说法。在有关口述回忆中，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革命的学生中，据说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等20人都是“由鲍罗廷特别推荐”，“鲍罗廷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18]。在共产党方面，除了王明之外，目前尚未注意到还有谁说自己是由陈独秀保送的。其一，且不说陈独秀是否像鲍罗廷一样有保送的权力，单说他只保送过“小老乡”王明一个人，似乎也不合常理。其二，在陈独秀保送说中虽然有两种不同说法，但都有一个令人费解之处：王明为什么没有带着保荐信去上海找陈独秀呢？其三，被保送的学生通常而言都有特殊之处，不是具有特殊的身份，就是具有特殊的表现或才能。王明出身贫寒，自然没有什么特殊身份。他虽然在武汉地区青年学生声援五卅运动中表现很活跃，但其表现既然未能使他进入湖北地区的选派名单，又能以什么理由足以让陈独秀保送呢？此外，还有一个材料可以作为辅证。就在王明等人从上海动身前夕，陈独秀给中共莫斯科区委写信，对中山大学的学生领导工作进行安排：“派去2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103人到中山大学学习……旅行期间，中央指定以下同志为领导人：俞秀松同志（临时委员会书记）、胡彦彬同志、刘铭勋同志、朱务善同志和张琴秋同志……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8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10人，他们将领导学生工作。”[19]王明不在陈独秀指定的学生领导之列。因此，被陈独秀保送的可能性不大。借用江西名额并由恽代英帮忙促成
第七、八、九三种说法虽然都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但综合起来看，恰好可以相互印证。第一，王明在离开武汉去上海的船上，写了一首诗—《赴莫自汉去沪船中》：“笛鸣诸友别，船驶大江孤。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20]从这首诗所反映出来的王明当时的心境来看，去苏联留学的事情至少已经有了眉目，肯定不是八字还没有一撇而跟着大伙一起跑到上海去碰运气。如果此时就已经有了眉目，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借用了江西的名额。因此，第九种说法是可信的。同时，这首诗也能进一步说明，陈独秀保送说不大可能。第二，曹仲彬先生等考证过莫斯科中山大学总共四期的留学生名单，其中第一期名单相对较全。伍修权在回忆中所列的11个人，都在第一期学生的名单之中[21]。也就是说，湖北方面确实有11个人到了上海，而且最后都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如果湖北的选送名额是10个，那就确实多去了一个，但这个人不是王明。换句话说，姜长林很可能把王明和湖北来的某位同学混淆了。王明找到姜长林后软磨硬泡，应该确有其事，但不是为了硬要在湖北方面增加一个名额，而是要借用江西名额。第三，据孟庆树说，王明到上海后找的人不是姜长林，而是朱霁青。朱霁青是奉天广宁（今辽宁省北镇）人，同盟会会员。他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奉命策动东北地区党务。1925年初，朱霁青在哈尔滨筹建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创办《平民周报》。同年11月，在哈尔滨秘密组织东北国民自治军并任总司令，与郭松龄相机配合，讨伐张作霖。郭松龄倒戈失败后，朱霁青逃离哈尔滨去北京，然后去广州。所以，王明去上海找的人根本不可能是朱霁青。孟庆树（也有可能是王明）记忆有误当属确定无疑。第四，姜长林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具体负责招生与出国留学事宜，王明去找姜长林是符合逻辑的。更有一层，在五卅运动期间，姜长林、侯绍裘与恽代英等人一起，发动群众、声援罢工、撰写刻印散发传单，开展反帝斗争，他们之间有比较深厚的关系。南昌中学陈同志交代王明，遇到困难可以找恽代英。王明去找恽代英，恽代英又去找姜长林并最终玉成此事。这就比较合情合理了。第五，姜长林说，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但没说哪个省的名额有空缺。与第八、第九两种说法相印证，这个空缺的名额应该就是江西的。由于时隔久远而产生记忆错误，这本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在口述史当中非常普遍。因此，基于以上考辨，笔者认为，王明获得去苏留学的机会，最有可能是这样一个过程：王明对赴苏“学革命”充满了渴望（在上文所引的诗歌中就有充分反映），却没能进入湖北的选派名单。他的入党介绍人许鸿告诉他，江西有多余名额可以借用，并且已经沟通好了，于是他就跑到江西找许鸿办手续。江西党组织负责人陈同志给上海方面管招生和留学事宜的负责人（应该是姜长林）写了介绍信，并且嘱咐他，如果遇到困难（这里的困难，应该是指借用江西名额可能遇到的困难），可以找恽代英帮忙。王明到上海后找到姜长林。姜长林自然不会轻易同意一个在湖北读书的安徽籍学生借用江西的名额去留学。王明就去找恽代英帮忙，恰巧恽代英与姜长林关系密切，最终促成了这件事。![]()
注释：
[1][3][4][5][6][7][8]曹仲彬、戴茂林：《王明是怎样出国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载《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1期。
[2]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载《中共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9]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10]青石：《王明留学莫斯科》，载《党史天地》2003年第8期。
[11][15][17]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页、55页、63页。
[12][14][20]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第28页，第 28 页。
[13]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6]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18][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9]戴茂林：《王明与莫斯科》，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21]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8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