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葛洪《神仙传》载：“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神医董奉（字君异）在钟离凤凰山贫困的南坡无偿行医，为后世医家树立了清廉高尚的医德模范。杏林佳话自此世代流传，医家也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1700多年后，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医者踏着董奉的千年足迹，从广东海丰而来，裹挟着如春的暖风，行走在这片杏林之中。所不同者，他行进的身影时而巍然夺目，时而隐秘不显。杏林并不是他漫漫征途的终极目的，而是一把遮风挡雨的茂密伞盖。他那炯炯目光所向，不是凤凰山，不是钟离县，而是九州八方。他就是柯麟，一路悬壶、一路暗战的杏林隐秘者。![]()
隐秘
柯麟之杏林行，始于广州。1921年夏，他自海丰中学毕业后，以公费生资格考取美国在广州开办的医学专科学校—广东公医大学，第一年就取得了全校第一的成绩。正是在这里，他接受了进步思想，成为全校第一批共青团员，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上海“四一二”政变的血迹未干，枪口下，血泊前，有人背叛了组织，有人脱离了组织，有人疏远了组织。而在广州“四一五”白色恐怖中九死一生的柯麟，却风尘仆仆地赶赴汉口找到组织，并受命以秘密党员身份进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军医，从此走上了悬壶报国的人生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军医、第四军军部军医处医务主任、达生医院、同德医院、南华药房、镜湖医院、中山医学院……柯麟之隐秘行，始于第四军，续于特科。1928年11月，他来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与另一位红色医师贺诚在四川路延安里开办达生医院，作为党中央例会和政治局接头的掩护平台。自此，柯麟开启长达21年的隐秘之路，上海、奉天、厦门、香港、澳门……公开与秘密本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却被有机地融为一体，以公开职业掩护秘密工作，用秘密使命牵引公开活动，这正是杏林隐秘行既巍然夺目又隐秘不显之深妙所在。周恩来对贺诚、柯麟说，党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中，医院虽小，责任重大。你们做的工作是党的保卫工作，我们要胜过敌人，高敌人一着儿，先敌人一筹。你们要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守口如瓶[1]。此时此地，和暖的杏林与霜寒的暗战交融一体，柯麟的杏林隐秘生涯开启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每周都来达生医院“看病”，“病人”们在楼上“治疗”，柯麟、贺诚在楼下“接诊”望风。遇有真正的病人前来求医，需抓紧问诊，好让病人尽快离开。“治疗”结束，望着“病人”们安然远去的背影，两位医生方才长吁一声，相视一笑。柯麟医术高明，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包括许多党内同志，徐向前、关向应、杨尚昆、叶剑英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精心治疗。杏林隐秘，前一分钟是柔声细语的望闻问切，后一分钟就是血光飞溅的冷枪暗箭。1929年8月，黄浦江畔黑云密布，湿漉漉的江风裹卷着一股不易察觉的血腥，一场蓄谋已久的暗算正悄然袭来。24日这天下午4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中共党员张际春等5人，正在上海市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军委秘书白鑫的家中开会。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勾结租界巡捕，突然封控了弄堂内外，登楼闯进白鑫家中，将彭、杨、颜、邢、张5人及白鑫抓走。陈赓当天就通过内线杨登瀛查明，出卖彭、杨等人的正是早已卖身投敌的白鑫。当晚，周恩来紧急布置特科侦察白鑫的行踪，坚决予以制裁。国民党为了庇护白鑫，故意将他与彭、杨一并抓捕，又在《民国日报》施放烟幕说白鑫“业于前日带往南京”。陈赓很快查明，白鑫确实去过南京，但早已潜回上海，只是其行踪一时难以摸清。但白鑫近日正患疟疾，陈赓当即想到了柯麟。白鑫与柯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大队共事，他推崇柯麟的医术，常找柯麟看病，但并不了解柯麟的真实身份。陈赓知道这层关系，判断他会找柯麟看病，即告柯麟“守株待兔”。彭、杨等人遇害十几天后，白鑫果然在国民党特务的护卫下两次三番找柯麟看病，先是登门来医院，后又做贼心虚地打电话请柯麟外出到他指定地点为其看病。见到白鑫那一刻，柯麟一定想起了年长他4岁的那位海丰中学学长，想起了自己在学长的引领下接受革命思想，进而入团、入党的心路历程。这位学长就是彭湃—柯麟的革命引路人。但是，柯麟只能紧紧压住心头的痛恨，若无其事地与白鑫周旋，几次“面诊”下来，逐步探明白鑫的隐匿之处。白鑫的活动规律随后被特科监控掌握，就在他准备逃往意大利的临行当晚，特科红队利剑出鞘，一举将其击毙。柯麟暴露了，达生医院必须关闭了，上海不能待了。“一处‘生意’做久了，容易引起敌人注意”，这是周恩来的敏锐与智慧。“庙小龙王在，换个地方，照样呼风唤雨嘛”，这是邓小平的风趣与气度。柯麟奉命离开上海，北上奉天，短暂重返上海后，又南赴厦门，最终在香港落脚。1935年中秋节前几天，香港弥敦酒店，三位特殊人物于此际会。潘汉年，此次聚会的约请人，奉命离开长征队伍来到香港，准备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同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华南地区地下工作。叶挺，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定居澳门，与党尚未恢复直接联系，正急切地寻找党组织。柯麟，以深水埗一家小药铺“南华药房”中医师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交通联络，想方设法向苏区输送急缺药品。8年前的1927年5月，柯麟在武汉受命进入第四军二十四师教导大队担任军医时，叶挺正是二十四师的师长。12月11日，随着广州城头一声枪响，叶挺肩负起义总指挥的重任，柯麟则以第四军后方医院副院长的身份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抢救伤员。起义失败后，二人阔别多年，潘汉年此番约请柯、叶两位故交见面，是奉命指派柯麟与叶挺保持密切联系，影响他重新参加党的工作并照顾他的家庭。于是，几天后的中秋节，柯麟举家迁居澳门，由香江转战濠江，成为叶挺一家人的保健医生。柯麟的悉心陪伴与照顾，代表着党对叶挺的敬重与期待。叶挺一吐心声，对着柯麟，向着组织。通过柯麟的上传下达，叶挺恢复了与中共中央的密切联系。历史的安排往往不动声色，到了此时方才明白，叶、柯两人前两次的命运交集，都是在为这第三次最为重要的交集作铺垫。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派时任中央红军副参谋长张云逸来澳门找到柯麟，由柯麟陪同面见叶挺，邀请叶挺赴上海共商成立新四军。叶挺欣然离开澳门，出任新四军军长。柯麟则留居澳门，坚守在不见硝烟的特殊战线，开始了他人生路上最为辉煌的澳门岁月。深耕
行走在澳门街头，柯麟脑海里满是潘汉年的叮嘱：保持单线联系，不与澳门地区党组织横向联络，而要凭自己的医生身份，设法进入澳门镜湖医院立足扎根。彼时，濠江一畔的杏林，远不如凤凰山南坡那般茂盛。镜湖医院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平民医院，而柯麟需要的是可以隐蔽立足、深远发展的大平台。踌躇满志的柯麟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对前来澳门的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表达了心中的失望。廖承志却说：“小不要紧嘛，你何不打进去帮它设法改善条件呢？”[2]“深入！”这是廖承志的叮嘱。镜湖医院是清同治年间澳门商绅捐资开办的慈善医院，虽说规模小，基础条件差，医护力量弱，但前往就诊求医的穷苦病人很多，每天都有二三百人，常常是从早排队到晚也轮不到就诊，重病号的医治则更为困难。柯麟仿佛瞬间看到了镜湖医院的潜在拓展空间。1938年，柯麟问前来澳门看望他的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我们还要坚持多久？”叶剑英回答说：“10年！到那时候，你还在镜湖医院工作。”[3]“持久！”这是叶剑英的勉励。深入，持久，意味着深耕细作。“深耕细作”，柯麟懂得这四个字的分量。杏林也好，隐秘也罢，都离不开这四个字的引导。于是，他决定先开一家小诊所，再慢慢寻找与镜湖医院走近的机会。遇到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病人，他协助入住镜湖医院医治；遇到在家中病故的逝者，他帮助家属送往镜湖医院验殓。如此，柯麟与镜湖医院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他了解到镜湖医院的护士们都渴望提高业务水平，却苦于无人教授，就主动为她们义务授课，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与信任。几年后，柯麟被正式聘为镜湖医院护士学校校长。这期间，他又提出到镜湖医院为病人义务行医，这对于医生奇缺的镜湖医院来说正是求之不得，至此，他初步走进了镜湖医院。1938年10月日寇占领广州后，当地一些名医陆续避居澳门。他们当中多是柯麟读“公医”时的同学和老师，柯麟遂联络这些老友成立了镜湖医院“西医顾问团”，这为镜湖医院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厚实的人才基础。抗战胜利后，镜湖医院改值理制为董事制，增设院长一职。有国民党背景的人蠢蠢欲动，意欲争夺这个院长职位。战士岂能将阵地拱手相让！柯麟紧紧抓住时机，在工商界进步人士马万祺（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西医顾问团”一批同事的推荐支持下，获得镜湖慈善会董事会主席林炳炎的提名，并在后者帮助下得到澳督批准，被正式聘任为镜湖医院院长。柯麟筹划推动，工商界进步人士鼎力相助，镜湖医院突破了澳葡当局不允许中国医生做外科手术的限制，解决了经费不足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科室建设、队伍建设、硬件建设、制度建设突飞猛进。镜湖医院逐步由一个规模小、设施差、医疗水准较低的平民医院，发展成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大医院。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安排柯麟仍兼顾镜湖医院等工作。1951年，他出任广州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从此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集中于中山医学院，但镜湖医院一直保留着他的院长职务，并且从1954年至1978年连续8届共25年选举他为董事会副主席。1984年，鉴于柯麟年事日高，董事会同意他卸任院长一职，选举他继任董事会名誉主席。服务50余年，任院长40余年，如此深耕细作，史上罕见。统战
隐秘不是目的，不是为了隐秘而隐秘，而是为了朝着光明前行。柯麟在澳门的杏林隐秘岁月，证明了这一切。抗日烽火燃遍华南之际，柯麟安排镜湖医院先后派出5名护士赴中共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投身战斗一线救治伤员。此后遵照中央指示，他负责接应从香港撤至澳门的夏衍、范长江、梁漱溟、金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党内同志及爱国民主人士，安排他们在镜湖医院食宿，十几天后护送他们安全离开澳门，经中山、肇庆、梧州前往桂林。这一时期，他奉命接待安排东江纵队司令曾生、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八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等一批党内同志入镜湖医院治病。1948年，柯麟与周恩来、陈毅派来的专人一道开辟了苏北解放区至澳门的海上秘密航线。解放区的大豆、花生、中药材等特产被运至澳门出售，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仪器设备、五金器材等，有力地支援了北方解放区。广州解放后，为进军广西、解放海南岛，急需一批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叶剑英嘱柯麟经办，柯麟遂联系马万祺等澳门工商界进步人士，购进200吨大米、50吨玉米、50桶汽油，还有大批药物、钢板、锌铁皮、铅片、铝锭等工业原料和机油、弹药等急用物资，并做通澳督工作，确保物资顺利出境。“两航起义”后，遵照叶剑英的指示，柯麟遂联系澳门工商界进步人士何贤（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的父亲）和马万祺，把存放在澳门的2477箱通讯器材安全运抵广州，为人民空军加强雷达装备建设发挥了作用。新中国成立之际，广东大部分地区尚未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在澳门的活动仍很猖獗。在此情况下，柯麟于10月10日在镜湖医院、11月20日在平安戏院，连续组织两场公开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活动，在澳门轰动一时。这大大激发了澳门同胞心向新中国的热忱，柯麟的共产党员身份也随之公开。![]()
轻舟已过万重山，柯麟长达21年的杏林隐秘行终于抵达了他朝思夜盼的那个远大、壮阔的彼岸。“其身正，不令而行”。能够以自身修为感动人、团结人、影响人、带动人，使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境遇、不同文化素养的人聚集到自身周围，才是做人的工作之至高境界。柯麟做到了。潘汉年指派柯麟迁居澳门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在澳门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大力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争夺战”。“柯麟与马万祺的结交是组织上的要求，按照潘汉年的话是要‘关注’，马万祺当时是一位很年轻但又有深厚爱国情怀的商人。”[4]50多年后，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在传记中，以《幸会柯麟医生》为题讲述了他与柯麟相识为友的过程。在澳门事务和国家大事上，柯麟与马万祺的认识与理想高度一致，相识后很快成为彼此信任的挚友，时常相互请益。终日奔波，积劳成疾，马万祺一度患上了早期肺结核。柯麟几乎每天都来给他诊病，及时推荐了一种美国刚研发的特效药“链霉素”。马万祺的好友林炳炎（恒生银行主要创办人）从美国买来后，柯麟亲自审阅药品说明书，根据马万祺的病情，酌量每日注射，由镜湖医院派护士到马府服务，马万祺成了亚洲地区较早使用“链霉素”的患者。有了特效药和柯麟等名医的精心诊治，马万祺逐渐康复痊愈。《马万祺传》中记述：“这时候，柯麟还要关注叶挺将军的家属，以及孙中山先生原配夫人、彭湃的母亲和爱国的桂系人士的家属等人的医疗保健……马万祺逐步了解到柯麟的艰巨工作，并决心予以支持和配合。”[5]柯麟后来入主镜湖医院，改组澳门中华总商会、创办澳门医学会和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剥夺旧势力对中华教育会的领导权，等等，都离不开马万祺的鼎力支持与真诚帮助。1946年下半年，柯麟将马万祺引荐给潘汉年，双方一见如故。受潘汉年委托，马万祺欣然出面，帮助中共做青年党党魁伍宪子的工作。1947年9月，他通过柯麟转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潘汉年向马万祺反馈：“在港澳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爱国民主运动，进行革命斗争，万祺同志留在党外要比加入党内的影响更大更好。”“我衷心尊重中共组织的决定，我要自觉地做一个党外同志，为新中国，为港澳的未来，为社会主义奋斗。”[6]马万祺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誓言。此前，经马万祺介绍，柯麟与何贤相识，并很快成为好友。国民党驻澳门特派员一度威胁何贤，说柯麟是共产党，让他小心。何贤当即反驳：“他是我的老友，却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我宣传共产主义，就算他是共产党，像他这样的人，你们怕什么？”何贤据理力争为柯麟辩护，并给予多方保护。他之所以这么做，同样出于对柯麟高尚人格的景仰。一次，柯麟与何贤去看朋友。一个小男孩欢呼着跑到柯麟面前，抱住他的腿亲热地叫“柯先生”。柯麟笑问孩子去干什么？孩子回答说，妈妈让他去买粽子叶，端午节快到了，要包些粽子送给柯先生。原来，这孩子的父亲是个人力车夫，一度得了肺病，花光了家中微薄积蓄也没治好。慕名找到柯麟后，柯麟分文不收，治好了他的病。穷苦人家无以回报，逢年过节做些点心表达谢意。那一刻，何贤的心被触动了。凭他的财富和地位，逢年过节门庭若市，礼尚往来何足挂齿，却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掏心掏肺的质朴之礼。何贤曾经问柯麟：“本来你可以每天在自己的诊所给几十个病人看病，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可是你却每天只利用中午的短暂时间赶回你的诊所接诊，而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镜湖医院免费服务，究竟你为何这样做？”柯麟答：“个人的一生有限，而民族和人类的生命无穷，我们要以有限的生命为广大人民造福，那才是不白活一生。”[7]何贤被柯麟的话深深感染，且他眼中的柯麟就是这么做的。这位性格豪爽的经济界强者，从此在精神上产生了新的追求，不仅从1945年起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值理、副主席，并从1950年起直至逝世连任10届董事会主席，后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何贤成为镜湖医院历史上贡献最大的实业家，而且几十年兢兢业业，乐此不疲，为澳门人民、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1956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了澳门首位全国政协委员何贤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我过去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而是得力于一位党员同志的感召。从1941年起，我在澳门一所慈善性质的镜湖医院和这位党员同志共同从事义务工作。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亲眼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为人民服务，不为名，更不为利，长时期地全心全意为澳门同胞服务，我深深受到他那种忘我精神的感动，认识到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坚守
21年的杏林隐秘，柯麟成就了传奇。这传奇的造就，看上去一帆风顺，事实当然远非如此。传奇之所以是传奇，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人格支撑。柯麟的杏林隐秘有过转弯，有过掉头，他坚定地循着光的指引，从来不曾迟疑。叛徒白鑫被红队击毙后，组织安排他离开上海前往东北。他生长于广东，对东北人生地不熟，操着一口广东腔极易暴露，但他毫不迟疑听从组织安排。刘少奇看出柯麟在东北开展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建议组织安排他前往南方做秘密工作。重返上海不久，新婚燕尔的他携妻子转战厦门，立足仅4个月，厦门的福建省委机关被敌人监视，省委书记罗明决定让他们前往香港工作，柯麟夫妇立即动身来到香港。潘汉年到香港领导柯麟期间，党内曾有同志建议柯麟前往苏区工作。潘汉年对柯麟说：“苏区缺少医生是事实，但你已经在香港站住脚，不能轻易离开，这里的工作很重要。”[8]柯麟服从潘汉年的安排，继续留在香港工作。1935年中秋节前几天潘汉年安排柯麟随叶挺迁居澳门，已经在香港站稳脚跟的柯麟即于中秋节当天举家迁居澳门。西安事变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热情邀请柯麟随同前往，主持新四军医务工作。柯麟也跃跃欲试，但潘汉年考虑澳门工作需要，决定让柯麟留下不走，柯麟无条件服从。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需要他离开战斗了十几年的澳门，离开一手打造的镜湖医院，前往中山医学院任职，他一如既往地服从。他完成任务不打折扣。在港澳特殊的社会环境里长期工作，既要完成向抗日根据地派遣医护人员、掩护爱国进步人士、抢运“两航”物资等显而易见的“红色”任务，又丝毫不能暴露自己的“红色”身份；既有做人的工作这样第二战线的任务，更有开辟秘密交通线、护送人员物资等惊心动魄的前沿战斗。既有秘密工作，还有医务工作、群众工作、社团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的何贤、马万祺这些党外人士都曾屡遭暗害，柯麟本人的处境可想而知。然而，他不考虑个人安危，不讲困难，不叫苦，每次都是义无反顾地竭尽全力。正如他逝世后，新华社发表通电说：“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自律自廉不掺水分。一个人孤身长期生活在港澳这样的花花世界，只与组织单线联系，身边没有上级和同志的监督，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不褪色，不变质，不放纵，不懈怠。从厦门来到香港之初，柯麟无法与广东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只能借来1000多港币开办了“南华药房”。由于港英当局不允许非香港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在当地行医，柯麟只能挂出“中医师柯麟”的招牌，他的生意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收入仅够糊口。迁居澳门后，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镜湖医院免费服务，只在午餐时回自己诊所接诊，所收费用很低，遇到穷苦病人则分文不取，只能“靠在诊所里每天十个、八个病人交来的医疗费，作为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开支”[9]。接受镜湖慈善会董事会聘任他为院长时，他拒不接受每月薪金，说院长可以当，但薪金不可以收。因为镜湖医院是慈善性质，他只尽义务，不领报酬，这样心安理得。出任院长以后，他常常顾不上自己的诊所，因而个人收入锐减，生活窘困，妻子常常抱怨，柯麟只是一笑置之。他绝不往家里拿医院里的一针一线。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家里晾的小孩尿布上印有“镜湖医院”字样，便大发脾气斥责家人。经家人解释，才知道是小儿子在医院出生后抱回家时，家人将包在孩子身上的尿布一起抱了回来，柯麟立即要求送回医院才罢休。正如新华社通电所说，柯麟一生艰苦朴素，严以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日复一日地无条件服从，日复一日地出色完成任务，日复一日地自律自廉，靠的是一颗绝对忠诚的心。1991年9月23日，柯麟在北京逝世。新华社通电评价：“凡是熟悉他的人，对他的高风亮节，无不钦佩。”8年后的1999年12月20日零时，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澳门文化中心迎风招展。这情景，不禁令人想起1949年10月10日、11月20日，在镜湖医院、在平安戏院，柯麟与马万祺、何贤带领澳门各界群众，高高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
注释：
[1]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
[2][7]鲁阳、卓大宏、南草、梁芝瑗：《红色医生·教育家柯麟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第74页。
[3][8][9]李葆定、冯彩章编著《柯麟传略》，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第19页，第102页。
[4]郑伟聪：《柯麟的港澳岁月》，澳门中华文化交流协会2019年版，第176页。
[5][6]谢常青：《马万祺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第164页。
（作者系中国国史学会会员）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