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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玉作为玉中精品，自古备受宫廷和民间喜爱，如今在故宫博物院的玉器藏品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乾隆彻底控制西域后出现的以密勒塔《大禹治水图》玉山为主的一批和田玉雕精品，造就了中国古代玉器制作的巅峰。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举凡中原王朝强盛繁荣时，和田玉便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内地，而当王朝衰落，用料情况也随之衰减，从宫廷和田玉料使用多寡似乎也能佐证王朝之兴衰。至清代，和田玉料的输入十分稳定，宫廷用玉品质也得到大大提高，对和田玉的推崇更是达到了极致，而这一切首先得益于康、雍、乾三朝多次出兵西域，历时近百年先后平定准噶尔之乱、回部“大小和卓”之乱，统一西北边疆，并维持了新疆社会相当长时间的平稳安定。清廷收复天山南北，合称“新疆”
乾隆五十七年（1792），82岁的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写下了《十全记》，记述自己一生的“十全武功”。这“十全武功”便是乾隆以10场战争开疆拓宇，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当然，“十全武功”个个困难重重、艰苦卓绝，有的赢得酣畅淋漓，有的败得也十分狼狈。要说在乾隆皇帝心中的得意之作，一定少不了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乾隆二十年（1755），准噶尔汗国已不复康、雍时期的强盛，内部政局混乱、政变不断，借着准噶尔内部再次动乱和阿睦尔撒纳求援的机会，乾隆终于找到了平定准噶尔汗国的战机。但朝中大臣却因先前平乱的失利，畏惧不言。据《清高宗实录》记：“惟大学士富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为了平复朝中畏战的压力，也为了证明自己此番乾纲独断的正确，乾隆高度重视、昼夜策划，前线名将尽出。兵部尚书博尔济吉特·班第任前线总指挥，乌雅·兆惠总理后勤粮草，阿睦尔撒纳任副将军劝降各部民众，仅用6个月时间，便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由于取得胜利过于迅速和顺利，为减少战争压力和统治代价，清军主力战后便撤军，仅留少部分军力驻守伊犁和乌鲁木齐。清政府也没有对准噶尔汗国进行有效整合和直接管控，而是寄望于羁縻政策，对阿睦尔撒纳进行封赏，令其分管各部。结果，战争结束两个月后，阿睦尔撒纳因对封赏不满再次反叛，虽被清军快速平定，但阿睦尔撒纳外逃哈萨克汗国。此时，漠北蒙古厄鲁特各部起兵反清，清军补给线被切断。准噶尔其余各部也相继叛乱，清军主力被困，两任前线总指挥班第和策楞先后战死，仅有兆惠率千余孤军突围而出。面对战果的付诸东流和朝堂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时年46岁的乾隆终于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准噶尔部的问题。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以兆惠、成衮扎布为清军前线总指挥，分为东西两路第三次出兵平乱，仅用3个月便基本控制准噶尔大部。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经哈萨克汗国逃亡沙俄，在清政府的压力之下，沙俄将已经染病身亡的阿睦尔撒纳尸首交还清政府。至此，长达百年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彻底结束，清政府实现了对北疆的完全控制，并外慑哈萨克汗国和沙俄，遏制了其对西域的野心。乾隆二十年（1755），当第一次平准噶尔之乱的清军攻入伊犁时，被关在准噶尔汗国大牢里的南疆回部“和卓家族”的接班人大小和卓也幸运地结束了长达40年的牢狱之灾。乾隆答应大小和卓兄弟的请求，派兵帮助其整合南疆脱离准噶尔的附庸，成为南疆回部领袖。然而，两年之后，第三次平准之乱的清军刚离开巴里坤大营进入准噶尔盆地，“小和卓”霍集占便不顾劝阻裹挟“大和卓”布拉尼敦，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城竖起反旗，并胁迫南疆诸回部反叛清政府。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刚完成平定准噶尔之乱的清军，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兆惠、雅尔哈善先后被任命为主帅，兵分两路进军。由于北疆刚刚平定，百废待兴，局势也尚未完全稳定。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兆惠才带着平准之乱的清军南下。其时，另一路平乱大军已将“小和卓”霍集占围困于库车城。时任主帅雅尔哈善却指挥失当，贻误战机，导致霍集占带领少量残兵突围而逃。随着携平定准噶尔之乱余威的兆惠带领清军进入南疆战场，宣告乾隆的招降上谕：“但闻霍集占起义倡乱，布拉尼敦被迫从行，已命分别办理。夫以兄弟至亲，朕尚较其情罪轻重，期无枉抑，何况尔等回众，全无干涉，岂有株连犹害之理？”（据《清高宗实录》记）本就没有多少反清想法的其余部落便纷纷投降，仅剩“大小和卓”控制的喀什和叶尔羌尚未投降。这时，虽然清军已基本控制南疆各地，但实际兵力不足万人。由于连年征战，承受着各方压力的乾隆要求前线清军速胜“大小和卓”，故兆惠仅带着4000精骑奔袭叶尔羌，以求直取主谋“小和卓”霍集占，结束战争。可清军到达叶尔羌后，发现错误地估计了城市规模和军力配置，只能在叶尔羌河以东扎营。叶尔羌河又名“喀喇乌苏”，意为黑水，故此营被称为“黑水营”。黑水营孤军深入，被“大小和卓”数万大军围困，历经大小数十次作战，困守3个月，终于等到富德率领的援军抵近，拼死突围而出。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黑水营坚守3个月还能突围而出，绝对是乾隆朝最艰苦卓绝的一场战争。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兆惠和富德会集3万大军直取叶尔羌、喀什噶尔。七月，清军追至帕米尔高原的尹西泻库河谷，降一万两千人。九月，霍集占和布拉尼敦身死巴达克山。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西域再次回到中原王朝的统治中。清政府收复天山南北，合称“新疆”，“新疆”一词也沿用至今。乾隆向中外宣示领土主权，明确天下一统，称“今所见者迥异乎所闻，则是秦皇不必筑长城，而汉武不必悔轮台也”（作者注：汉武帝晚年有《轮台诏》，对西域用兵耗费国力过甚有过反思和调整）。为实现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和治理，清政府设置伊犁将军，逐渐在新疆确立军府制，巩固了西北边疆，维护了国家统一。清廷设立贡玉制度，和田玉进京
中华玉文化冠绝世界诸文明，深度参与了早期中华文化一体化的缔造过程。中国玉料主要有三大类，即蛇纹石、透闪石和其他地方玉。从汉代开始，新疆所出透闪石系玉料成了主流，统称“和田玉”，其中和田料更是新疆玉料中的精品，《千字文》中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说法。昆冈玉便指的是和田玉。随着乾隆收复新疆，西域地区社会平稳，宫廷造办处的玉料来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贡玉制度由乾隆设立。贡玉制度规定和田所产玉石拣选好料送往京城，每年两季，向中央贡玉4000斤。这仅仅是基础数量，如遇重要庆典，还会有专门的特供。此项制度保证了皇家玉料的充足。观中国历史，乾隆是少有的痴迷玉器的帝王，且尤其喜爱和田玉。乾隆对和田玉的钟爱，与古人将昆仑山作为黄河源头、中国国脉的渊薮有关。《汉书》等认为于阗“东水东流，注盐泽（罗布），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认为黄河之源是昆仑山流出的和田河，即今天的玉龙喀什河—“白玉河”和喀拉喀什河—“墨玉河”（“喀拉”意为黑，“喀什”意为石头，和田墨玉县政府所在地即喀拉喀什镇）。白玉河与墨玉河流入塔里木河，汇入罗布泊，伏流地下，与青海昆仑山地区的三江源相连，构成“伏流重源”的黄河源。因此，新疆昆仑山的和田玉就有了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清代玉工善于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的成就，集传统做法和历代艺术风格之大成，并吸收外来艺术为己所用。制作技法的大成，加之和田精品玉料源源不断供应，催生出了我国古代玉器的巅峰。尤其是乾隆一朝，不仅有著名的“乾隆工”，制玉器的数量更是逐年递增。据统计，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四十三年（1759—1778），新制玉器2217件／组，改制玉器460件／组，收拾玉器931件／组，配做器物4189件／组。制玉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制玉数量激增和打样比例大幅提高上，更体现在开创“乾隆特色”的宫廷玉器上。新做数量的显著增加与改做数量的骤然回落，都反映出创作热情高涨，无暇改做旧玉[1]。时至今日，故宫藏玉的精品超过一半都是乾隆朝制造和收藏的。其中既有和阗白玉错金嵌宝石碗、白玉仙人杯、白玉镂雕螭龙纹佩、白玉羊首耳瓶等，技法精湛、风格多样、品种齐全的各式摆件、配饰、实用器具，也产生了类似于九云龙纹玉瓮、《秋山行旅图》玉山、《丹台春晓图》玉山。这些前代少有的“玉之重器”，足见贡玉制度下宫廷玉料之丰富。其中最久负盛名的，便是陈设于宁寿宫（现故宫博物院珍宝馆）乐寿堂内的密勒塔山《大禹治水图》玉山。![]()
乾隆钦定，造《大禹治水图》玉山之传奇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一块巨大玉料运到了紫禁城。此玉料重达7吨，开采自昆仑山脉深处的密勒塔山。密勒塔山（今新疆喀什地区的叶城密尔岱山）自古以来便是西域重要的玉料产地，据《汉西域图考》记：“莎车国，今之叶尔羌，有铁山，出青玉。”清代洪吉亮在《昆仑山释》记载：“昆仑为产玉之山，今南山自叶城至于阗皆产玉，而密尔岱山为最大，半岭以上纯玉无石，故世人称之玉山。”巨大的玉料如何开采、如何从山脉深处运出，又如何从遥远的新疆和田运到紫禁城，这中间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已无史料可查。但我们可以从一些清代著作中探寻其中艰辛。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记述：“叶尔羌西南曰密尔岱者，其山绵亘，不知其终。其上产玉，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采大器，回人必乘牦牛，挟大钉巨绳以上，纳钉悬绳，然后凿玉，及将坠，系以巨绳，徐徐而下，盖山峻，恐玉猝然坠地裂也。”民间有云：昆仑山采玉，百人去、十人还。可见，采玉条件十分险恶。清代黎谦在《瓮玉行》中有大型玉料运输的记述：“于阗飞檄至京师，大车小车大小图。轴长三丈五尺咫，堑山导水湮泥涂。小乃百马力，次乃百十逾。就中瓮玉大第一，千蹄万引行踌躇。日行五里七八里，四轮生角千人扶。”可见，为运送此玉料，专门制作轴长约12米的特大运输车，车上有铜制如“生角”的扶把。在车辆前行时，车前用牛马拉拽，车后有众多劳役推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冬天则泼水成冰，在冰面上拽运，每天只能走七八里地。由此推断，巨大玉料从密勒塔山运出之艰难，以致从和田运抵京城需花费3年时光。面对如此巨大的玉料，乾隆选择了《石渠宝笈》中收录的《大禹治水图》作为蓝本，命造办处制作。清代曾流传这样一句话：“造办处苏州的玉，作以精巧见长；扬州的玉，作以大取胜。”扬州的玉雕艺人特别擅长加工大型玉雕，故“禹山”的制作也是通过河运发往扬州。据《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九千斤大玉一块，画得《大禹开山图》纸样，正背左右四张，具奏。奉旨：‘九千斤大玉准做《大禹开山图》样式，将内里收贮《大禹开山图》发交舒（作者注：造办处大臣），著贾铨照图式样在大玉上临画，准时发往扬州，交图明阿（作者注：时任两淮盐政）成做。’”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造办处拨得蜡样。闰五月初七，两淮盐政收到造办处公文、蜡样、玉料后，“以奉发蜡样，恐日久融化，故照发到蜡样刻成木样一座”。此后，遴选当地最好的玉工，经过7年，才告完工。再派专差护送到京城。运送期间，乾隆久等玉山不到，还曾下旨询问：“两淮成做《大禹开山》，业经奏过做得，至今未见送到。着舒文向伊家人问明回奏。”可见乾隆对此玉山的重视程度。20日后，舒文回奏：“据两淮盐政徵瑞坐京家人周祥声称，《大禹开山》陈设一件已经做得，现在光亮，于六月内始能下船，由水路运送解交，约于八月间方可到京。”最终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十六日运送抵京，并陈设于宁寿宫东暖阁。清代大型玉器的雕制工艺和技术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曾感慨：“碾琢大型玉山是清代乾隆中晚期扬州玉业最擅长的绝活，处于清朝全国领先地位。其工艺技法迄今仍是一团迷雾，尚未作出合理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禹山”的制作，一直也未有直接材料可据。周南泉先生曾推测玉料在运去扬州前，有在“禹山”上“临画”的记载，可见“禹山”在清宫造办处已做过出坯剖料的初步工序。而在顶部刻字时，有专门供方便刻字特制的“踏跺”一座，“禹山”的上部琢磨，料想也有类似的工具。当时琢磨玉山时，为了方便上下和前后左右同时多人制作，定要沿“禹山”周围搭一棚架，棚架上还要有可供上下左右活动升降的构造（它或许就是所谓“踏跺”一类的器械）。现“禹山”上深进的山洞，镂雕的树木枝干叶脉等处，均留下口径大小不同的圆形琢痕。可知制作时，除用传统的琢玉铊子外，还有大小口径的管钻。不论铊子还是管钻，除手工转动使用外，都离不开能使其旋转的器械，并且要用水掺金刚砂来配合。从“禹山”上刻磨字的痕迹观察，其字又不是用铊子琢刻的，而是用金刚石特制的“刻玉刀”直接在玉石上刻画的[2]。从乾隆三十七年到乾隆五十二年（1772—1787），从密勒塔山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江南制作，历经15年，辗转几万里，最终回到紫禁城，至今200余年再未离开。这块来自新疆的祥瑞巨石终于变成了《大禹治水图》玉山，整座玉雕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约5350公斤。玉山正面雕有崇山峻岭、古木苍松，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结队的劳动者在开山治水；背面则刻有乾隆帝《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诗，下部刻篆书“八徵耄念之宝”6字方玺铭文。从《造办处活计档》可知，这座玉雕原名《大禹开山》，如何从“开山”变为“治水”？其中乾隆皇帝的心理变化，从玉山背后的《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御制诗便可窥见一二。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二十五日，乾隆命造办处如意馆朱永泰刻字，将其亲笔题字刻于玉山，全文1800余字。乾隆开篇以“神禹敷土定九州”作引，大篇幅地讨论河源位置，论述昆仑、河源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汉武所定河源出昆仑，且多玉石，足为证亦与尔雅之说”。“又汉书谓，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即今和阗，实产玉也正与此合，此玉采自密勒塔山。”“汉武之言有见哉，昆仑产玉千古美。兹得密勒塔巨材，昆仑宛延干所迤。其高七尺博三尺，卓立如峰之。不中（去声）尊罍中图画，石渠古轴传治水。”后半段说：“以为粉本命玉人，宛见劬劳崇伯子。免收执斧同众工，诚感神明助力。高山以奠及大川，曰椎曰析曰剔酾。功垂万古德万古，为鱼谁弗钦仰视。画图岁久或湮灭，重器千秋难败毁，作歌敬志神禹神。”先歌颂古代圣王的治水之功，随后在结尾部分则表扬自己，明确地说明了制作禹山的目的，“予筹办西师，决机定策，克集大勋，自底定后，三十余年以来，抚绥安辑，整饬怀柔，无不备至。所以新疆各部之人，安乐爱戴，顺输忱，一家臣仆，每岁春秋采玉，供役受赏，踊跃子来，绝无劳怨之状，获此巨珍，以传古王圣迹，非耳目华嚣之玩可比也。因即免其每岁春贡之玉，着为令典，以示体恤，后之人思艰图易，抚驭有方，征求勿事，慎守旅獒之训，以凝承大宝，庶不负予制器垂裕之深衷耳。”从诗中可发现，乾隆将山的意象改为水的意象。其一，可以借此提出河源考证；其二，通过大禹治水功绩对照十全武功，而两相对照，运用地理关系和历史隐喻建立同古代圣王大禹之间关系。表面上，制作玉山是为了表达对先贤圣王的赞美，宣扬大禹的不朽功绩，实则阐述自己的政绩并告诫后人。归根结底，无论是来自新疆的美玉、不计物力财力的运输制作，还是陈设于宁寿宫这座乾隆留给自己安享晚年的宫殿，这座玉雕都像是乾隆对于自己政治生涯的纪念和赞美，宣扬自己十全武功、开疆拓土的丰功伟绩[3]。相比乾隆时期其他巨型玉器，《大禹治水图》玉山中的地名“密勒塔山”，不仅在题名中出现，还在题记中反复被提及，可见其在强调玉出昆仑，而昆仑乃黄河之源，再次形成山与水的对照。且诗中着重说明，因为对新疆地区的收复和对新疆各部人民的安抚，才能“获此巨珍”，才有机会“以传古王圣迹”，强调收复新疆是同大禹治水一般伟大的功绩。![]()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第一次出现昆仑丘、昆仑墟，中国典籍诗词关于“昆仑”记述不绝如缕，汗牛充栋。《穆天子传》《尚书·禹贡》《楚辞·离骚》《太玄经》《河图括地象》《集韵》等多有描述，认为“昆仑”是“帝之下都”“天地之中”“地轴”“天柱”“天梯”，是“群玉之山”“神仙居所”“河出昆冈”。“昆仑者，天象之大也”（司马光《集注太玄经》），“昆仑天形”（《集韵》），昆仑一词的词意流变如羚羊挂角，然有迹可循。总体看应该是带有华夏先民，特别是中原地区和北方人群共同的天崇拜痕迹，随着中原王朝向西的疆域扩展，不断由虚到实、由天到地、由东向西。至张骞凿空西域，中央王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纳入中央王朝大一统的版图，昆仑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钦定为于阗南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对黄河源的探索从未中断。隋代在鄂陵湖、扎陵湖一带设有河源郡，唐大将侯君集、李道宗曾寻访河源至此。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和亲，松赞干布“率部迎亲于河源”，大队人马即在接近黄河源头的鄂陵湖、扎陵湖一带的“柏海”迎亲，举行盛大仪式。元代忽必烈探寻河源，元人潘昂霄根据河源使都实的考察成果写成《河源志》。清代康熙、乾隆都曾多次派出高规格的队伍探寻黄河源，并基本弄清了河源的大致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从汉武帝命名于阗南山为昆仑，为昆仑山脉的西端画出一个点，到隋、唐、元、清的河源探索，为昆仑山脉的东端画出一个点，奠定了今天中国官方地图上昆仑山脉东西端的地理位置。黄河源头在地理学上被确认，深谙考据学的乾隆是十分清楚的，但其仍沿用河源在于阗、伏流重源、出青海、导积石的旧说。之所以如此，并非他糊涂，或大有深意。昆仑、黄河从来都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科学的问题，乾隆这么做，小而言之是对自己用兵西域、一统江山的自许和得意，大而言之是出于建构江山一统、万年永固的政治需要。其着眼之处，言近旨远，周心深长，对标的是天下、天命、天道、玉出昆冈、大禹治水等中华超级符号。据《宁寿宫库存陈设档》（道光年本）记，直至道光年间，与这尊玉山一同陈设在乐寿堂的，还有《十全记》《古稀说》《四德论》等乾隆自我评价的重要著作，可见乐寿堂被赋予了乾隆功绩纪念馆般的象征。而《大禹治水图》玉山在乾隆心中，已不是一座简单玉雕器物，而是自己历史功绩、十全武功的纪念碑，陈列于这座纪念馆中，供其后人瞻仰。贡玉制度从乾隆二十五年（1760）开始，至嘉庆十七年（1812）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世也不再有机会产生像《大禹治水图》玉山这般体量的旷世杰作。回看《大禹治水图》玉山玉料的进京之路，据《回疆通志》记，“和阗至京师一万一千余里”，而贡玉入京的“官路”，途经今天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有嘉峪关、潼关等6个主要站点，与“丝绸之路”高度重合。这条贡玉之路并非形成于清代，而是早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昆仑玉”（即和田玉）明确见诸古籍载录的时代，早于汉张骞通西域丝路，而与先秦用玉实践相吻合。战国时期屈原《楚辞·九章·涉江》中有“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秦丞相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言：“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吕氏春秋·重己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均有载。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据检测，许多为和田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一条玉石之路，它比丝绸之路的历史更悠久。杨伯达先生曾说：这一条玉石之路堪称我国和世界上最早一条沟通东西政治、文化及商贸的运输线，也是距离最长、使用时间最久的陆路交通大动脉。这条路为后来的丝绸之路打下了基础，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乾隆时期，贡玉最后的旅程也并未止于北京。当时的宫廷玉器制作，不仅限于内务府造办处及如意馆等专门机构，还包括内务府直接管理的驻外衙门，如江宁织造等就辖有8处玉作，专门为宫廷制作难度较高的玉器。这条玉石之路也如同毛细血管一般，遍布在中国的大地上。《大禹治水图》玉山的制作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伟大创举，满族皇帝、古代圣王、和田美玉、江南工匠，共同成就了中国古代玉器制作的巅峰。玉出昆冈、河出昆冈、神出昆冈，不同的文化图腾高度吻合，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山与水交融之下的这条玉石之路早已存在。它连通着西域与中原，输送的不只有玉器，更是由文化、技术、信仰所组成的复合体，在这条从未断绝的玉石之路上碰撞、交融、传承。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具象化的符号之一，和田玉也书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这条玉石、技术、文化不断传递的玉石之路，印证了西域与中原血脉交融为一体。
注释：
[1]唐静姝：《乾隆时期宫廷制玉活动厘析》，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4期，第78—87页。
[2]徐启宪、周南泉：《〈大禹治水图〉玉山》，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4期，第62—65页。
[3]张震、德昭赐瑞：《试论乾隆内府巨型玉器的制作与收藏：以〈大禹治水图〉玉山为中心》，载《新美术》2021年第5期，第51—65页。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