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乡县位于太行山西麓，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最北端，是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齐名的革命圣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在这里长期驻扎，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长期战斗和生活，组织指挥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战。当时仅有14万人口的小县，就有9万余人参加各类抗日团体，有2万余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2024年《炎黄春秋》杂志与武乡县委、县政府，武乡县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推出《炎黄春秋·武乡特辑》，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
即日起，本公众号将陆续发布《炎黄春秋·武乡特辑》系列文章，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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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5次进驻武乡，领导和指挥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们率三师之众，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下旬，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南茹村星夜南下，于11月14日抵达武乡县的东村、段村（今县城）。总司令朱德在段村向县牺盟游击队讲了话；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东村接受了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的战地采访；任弼时在东村接见了武乡县委主要成员，这是八路军总部第一次进驻武乡。1938年4月初，日军开始“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由赵城（今洪洞）马牧，经沁县小东岭，于4月10日第二次进驻武乡县的马牧、义门、寨上村一带。4月16日，长乐一战，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和一二九师首长指挥我军粉碎日军“九路围攻”。随后，5月23日，总部机关由寨上经沁县南底水、屯留故县镇，迁驻潞城北村。1939年7月初，当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时，八路军总部由潞城北龙泉山，经襄垣普头，黎城河南、霞庄，涉清漳河，翻黄纪垴，于7月15日第三次进驻武乡东部山区、号称“太行天险”的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在此带领太行军民，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围攻“扫荡”后，于1939年10月11日，迁至距砖壁村西南10公里处的王家峪。![]()
1940年6月27日，即日军侵占段村前夕，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又率领总部机关由王家峪返迁砖壁村，并在此部署和指挥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由于日军纠集重兵，连续“扫荡”太行腹心地区，总部于10月14日离开砖壁连续转战。10月22日第四次进入武乡，经武乡的石瓮、黎城的西井、武乡的拴马、宋家庄，于10月24日再次回驻砖壁村。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家垴歼灭战后，因总部机关暴露，于11月4日冒雨转移至辽县（今左权县）的武军寺。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麻田十字岭牺牲后，彭德怀又率领总部机关于5月27日第五次进驻武乡县砖壁村，并在此召开左权将军追悼大会。不久后返回辽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王家峪、砖壁村驻扎期间，中共北方局等党政军机关都分别驻扎在总部周围的村子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领导同志，经常到总部参加军事、政工、后勤、敌工等重要会议，和朱德、彭德怀、左权一起制订作战方案，研究根据地的建设。八路军总部发出的红色电波，与延安息息相通；八路军总部的每一道命令，都指挥着华北原野上千军万马的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等总部首长，时时以普通士兵的姿态出现，与根据地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总部机关刚搬到砖壁村后，就召开了军民联欢会。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朱总司令鼓励大家说：“只要军民团结，结成较之老长城还要坚固的抗日新长城，最后的胜利就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彭副总司令也讲道：“人民是水，八路军是鱼；八路军离开水，死路一条；军民团结，抗战必胜！”战斗间隙，总部首长们常常利用和老乡们一块下棋、看戏、收割、打场、推碾子等机会，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发动群众积极抗日。日本鬼子烧了老百姓的房子，朱总司令就安排管理科负责帮老乡修好；老乡生了病，彭副总司令就安排总部卫生所的医生去帮助治疗；老乡的水桶掉到井里，左权将军就和警卫战士们帮助打捞，并加上井盖。在王家峪，总部首长还带领总部机关人员，帮助老乡春播、夏锄、秋收，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40年春播关头，旱情十分严重，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组织总部机关和警卫连战士帮助老乡担水点种，保证了王家峪一千多亩农作物苗全苗旺。日军“扫荡”时，战士们就帮助老乡坚壁清野，掩护群众安全转移。砖壁村水源奇缺，总部就组织指战员帮助老乡打了3眼水井、6眼旱井，挖了一个大池塘，垒了3道蓄水坝，人畜用水基本得到了保障。面对日军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八路军总部为减轻人民负担，组织和领导敌后军民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朱总司令在八路军总直机关动员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的战士应该做到，拿起枪是子弟兵，放下枪是老百姓。”总部首长以身作则，都参加了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养牛养羊、开办作坊等生产自救运动。朱总司令和警卫员在王家峪总部门前开垦了一个小菜园，解决了司令部机关的吃菜问题。一位国际友人吃了朱总司令种的菜，高兴地说：“我还没到延安，就尝到延安的味道了！”1940年清明节，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建设根据地，带领总直机关和抗大师生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仅在蟠龙和王家峪一带，就植树两万余株。朱总司令还亲自在王家峪的寨湾栽下一棵白杨树，因其树枝的横断面呈现红五星，人们都亲切地称它为“红星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首长组织与领导的生产自救运动，如火如荼，硕果累累，使根据地渡过了难关，人民的抗日热忱空前高涨，工、农、青、妇、儿童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当时武乡县不足14万人，参加抗日救亡团体的群众就达9万人之多，还有1万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决死队。军民团结奋战，抗日的烽火在太行山上越烧越旺。八路军总部在武乡驻扎期间，正是日伪顽向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时期，其进攻的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方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在砖壁多次接待国民党将领和各阶层人士。1939年下半年，八路军所在地太行山区，遭到日军和国民党“反共”部队的夹攻，处境十分艰难。为了扭转危局、宣传抗战，总部首长除召开会议、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日的一贯主张外，还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制止张荫梧肇事，揭露“反共”头子国民党第六军军长石友三叛国投敌、破坏抗日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对石友三处以枪决。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总部由王家岭电台先后发出《朱彭总副司令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朱德同志就山西“十二月”政变发表谈话》等电讯。面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克扣八路军军饷和弹药、对八路军实行经济封锁等谣言，朱总司令在王家峪奋笔写下了《寄语蜀中父老》的豪迈诗篇，并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1940年2月，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等领导人，在八路军总部王家峪驻地，同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摩擦专家”朱怀冰，进行了为期7天的谈判斗争，力陈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闹分裂破坏团结的言行。3月1日，总部又在王家峪附近的枣林至城底村附近的空地，召开了“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加强团结，声讨汪逆，肃清内奸，抗战到底。面对顽固派的挑衅，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统一领导下，八路军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太行山这块重要的抗日阵地。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国际统一战线，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支持和援助，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在王家峪总部先后接待了前来华北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1939年12月21日，朱总司令在王家峪接见了毛主席从延安派来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和德国医生米勒等国际友人，并给他们介绍了中国抗战形势、敌后各战场的情况，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的主要经验，同时安排他们随一二九师的一个团到前线进行战地医疗救护。![]()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逝世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从王家峪总部电慰白求恩家属，并命令全军哀悼。1939年12月24日，总部在王家峪召开了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在此，总部、北方局领导人还接待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陈波儿，友军将领王葆珍、申凌霄，美国新闻记者、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英国记者何果、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政委陈光华、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新加坡华侨谢宾元等人。这大大鼓舞了当时随总部在华北敌后参加中国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和“日本人民觉醒联盟本部”等国际反法西斯团体的抗日热忱。由于总部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出现了各阶层团结抗战的新局面。许多地方名流和富商绅士都积极参加抗战，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武乡全县仅11天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囤积公粮的任务。正是因为我党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民心，许多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纷纷向共产党、八路军靠拢，使得顽固派势力更加被孤立，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以来，王家峪和砖壁村成为指挥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神经中枢。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遵照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指挥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初，日军出动3万兵力，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妄图一举歼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摧毁初创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6日，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武乡义门村，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进行了著名的长乐村急袭战斗，歼敌2200余人。之后又接连解放县城18座，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7月初，日军纠集重兵5万，向晋东南发起了第二次“九路围攻”。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坐镇砖壁八路军总部，先后共进行大小反围攻战斗70余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县城，粉碎了敌人聚歼八路军主力和分割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在此之后的1939年9月25日至29日，总部又指挥贺龙部队在灵寿进行了陈庄战斗，激战了6天5夜，毙敌2000余人。1939年11月7日，总部指挥晋察冀部队实施涞源战斗，一举歼灭了日军号称“精旅”的第二混成旅团，其总指挥部中将阿部规秀也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抗战以来，这还是首次击毙日军中将。这一空前的胜利，一时威震全国，日本东京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名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报道。1940年7月，正当国际法西斯气焰嚣张，妥协投降的空气笼罩国民党统治区，日军阴谋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时候，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在砖壁总部部署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研究制订出作战方案，并于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8月20日下达作战命令，指挥敌后的八路军对敌人开展交通破袭。很快，105个团、40万兵力上阵，在华北5000里长的战线上，胜利地完成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10月，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在砖壁村指挥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10月30日，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了著名的关家垴歼灭战。11月1日至3日，总进攻西安、昆明、重庆的时候，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在砖壁总部部署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研究制订出作战方案，并于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8月20日下达作战命令，指挥敌后的八路军对敌人开展交通破袭。很快，105个团、40万兵力上阵，在华北5000里长的战线上，胜利地完成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10月，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在砖壁村指挥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10月30日，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了著名的关家垴歼灭战。11月1日至3日，总部指挥了著名的砖壁保卫战。当时，日军出动沁（县）、武（乡）榆（社）、辽（县）等据点兵力，反复向我总部驻地砖壁村猛扑，在总部指挥下，三八六旅以炮火击溃，保证了总部向辽县一带的安全转移。百团大战历时5个月，到次年1月24日结束。据12月5日的统计战果，我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俘日伪军46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取得了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这一战役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游而不击”的诬蔑，同时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大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信心。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等著文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是否可以再组织一两次这样的战斗？”巍巍太行，红色武乡，八路之都，民族脊梁！八路军总部，是战争年代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坚强基石，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神经中枢；武乡，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抗战史博物馆，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