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世人向来褒贬不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爱之欲其复生，恨之欲其万劫不复——两种情况无疑都是对蒋的极度扭曲。
或许是中国人固有的思维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他者之眼可能更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而抗战时期曾长期与蒋共事的美国人史迪威，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还以史迪威的视角写了一本有名的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塔奇曼在这本书中写道：
1944年7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时候，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任命一个美国人，也就是约瑟夫·W·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中将，来统率所有的中国武装力量。
......美国的目标是取得战争胜利后中国能够保持强大和稳定，从而可以取代日本维持远东和平。
让一个外国人统率中国军队，这样的提议对蒋介石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易接受的。在蒋介石眼里，史迪威注定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的出现威胁了自己的统治。
而在史迪威这个美国职业军人的眼中，蒋介石则是一个傻瓜，他在日记里戏称其为“花生米”。他初次和蒋见面后就在日记这样写：“他酸得像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
事实也确实如此，史迪威想帮助中国训练士兵，蒋介石却极不情愿，正如塔奇曼所写的那样：
蒋极不想把他的嫡系部队用于消耗很大的对日作战，又不想让那些对他不太忠诚的部队得到美国人的培训、武装和装备，以免有朝一日他们会倒戈对付他自己。
他急切想得到美国可以给他的军火、金钱和供给，但这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反正他知道其他盟友早晚会打败这个敌人的——而是为了作为总裁的他认为对自己国家至为重要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生存。
他被缠进了这个网里，同时这也为他与史迪威之间的长期斗争埋下了伏笔。
▲史迪威与中国军人在一起
据史迪威观察，几乎人人都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与其幕僚之间一起进餐时，“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
然而与在领袖面前的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军官却腐败成风，根本无心打仗。对此，史迪威痛心地写道：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
史迪威和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人交谈后，在日记中写道：
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挽救中国的不是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国家的辽阔面积和交通的不便。
这样的军队显然没有什么战斗力，指望他们打败日军是不可能的。史迪威曾经对一个记者说：“如果我能够证明中国士兵跟任何一个盟国战士一样出色，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后来，通过他在缅甸指挥的中国两个军的出色表现，他证明了这是可能的。他计划通过美国教官和设备为60个中国师进行培训，但是这个计划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斗争，蒋介石为此制造了各种障碍和拖延。
对此，塔奇曼在书中解释道，“对蒋介石来说，美国人每训练一批人就意味着他对这批人的控制削弱了。”
史迪威在日记中不断地指责蒋的忘恩负义和贪婪：
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
当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陷于僵局之时，出面周旋的是宋氏姐妹，战争和政治仿佛只是她们的“家庭事务”。
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蒋处理军政大事居然可以绕开正常体制，策划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
与对蒋介石诸多不堪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迪威对中国普通军人评价颇高。在给夫人的信中，他写道：
中国兵总是打得很好，正如我所知道的，他们只要一有机会就可以大显身手。可惜他们那些懦弱的上级就不如此，他们是非常可怕的。
在日记中，史迪威对中国底层士兵也不吝赞美：
在我看来，中国士兵是中国伟大人民的最好证明——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永不怨苦的忠心，他们光荣的目的，他们不变的忍耐，他们忍受了诉苦无门的艰难，从不呻吟，他们跟随着领导者，从不疑问也没有犹豫，他们从来没有在他们单纯、正直的心里想到他们所做的正是英雄的事业。他们的要求只有一点点，却随时都准备付出他们的所有.......
从上面两段段描述可以看出，史迪威对中国国军底层士兵的评价是极高的。因为他和这些士兵，在缅甸的丛林中一起出生入死过，他了解他们。他认为，这些士兵只要得到现代化、科学的训练和组织，充足的营养和健康保障，他们不比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差。
其实，这也与史迪威异于中国人的领导方式有关，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中写道：
作为一名军官，他一直关注士兵的福利，不管美国士兵还是中国士兵。这不仅仅是做给记者看，而且是终生不渝的，有时这个问题甚至会引起他的勃然大怒。
好景不长，1944年10月，史与蒋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史最终被解职离开中国。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记不无凄凉：“两年零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
史迪威尽管长期在中国工作，精于中文，却对中国的政治、语言艺术、人情世故等一知半解，性格上又不通融，加剧了工作上的困难局面，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人。
对此，巴巴拉·塔奇曼感叹道：“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
塔奇曼对中国的观察与分析非常精道，谈到中国人的特性，她在书中写道：
中国人“对中国人自己施加的再严重的不公正和残酷做法都会处之泰然”，但是一旦出现涉及外国人的纠纷，“每个街头就都会出现一个雄辩的爱国者慷慨激昂，大声叫嚣，谈及外国人的压迫和中国人的权利”。
怪不得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一部杰作。塔奇曼对中国人潜意识的挖掘也是无比透彻：
在整个历史中，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它叫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其皇帝是天子，是顺应天意的。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至高无上，并认为中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社会秩序的原则是由圣贤制定，再由一些有学问而又仁慈的精英将其应用于融和睦的芸芸众生的那些不幸生活在他们国家之外的“夷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只能指望，甚至必须来亲近中国。而且，假如他们坚持要来的话，那就要带上贡品，并且要叩头表示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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