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学术耽误的作家”——黄仕忠：我不认为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就一定高尚

2024-11-12 18:01 江苏

黄仕忠，1960年生，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至1985年在杭州大学师从徐朔方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在中山大学师从王季思、黄天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著有《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史研究》《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学术著作，《书的诱惑》《钱家山下》等随笔集。

近日，黄仕忠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进学记》出版，由黄先生夫人陈定方老师作序。作为黄先生进学旅程中的陪伴者和旁观者，陈老师回忆了二人结缡三十余年间的学习、工作、生活所经历的点滴事迹，将这段昂扬奋进的进学历程中所不为外人知的细节，以真诚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以下为本书序言，谨供读者品鉴。

《进学记》

黄仕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

——黄仕忠《进学记》序

文 / 陈定方

人生是一个进学的过程。黄仕忠这本《进学记》，记录了他从读书求学、访书问学到指导学生的一些人和事，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责任编辑希望我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此书作序，读着仕忠的文章，我也渐次打开记忆的闸门，就借此机会，说一些回忆和感受。

一

我本科在西南师范大学（后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更名为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有感于专业基础不足，我放弃教职，报考研究生，在1987年秋天进入中山大学，师从李新魁教授学习汉语史，专业是汉语音韵学。

1991年，陈定方与导师李新魁教授和师兄麦耘在香港参加学术交流时合影

黄仕忠比我早一年到中大。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书。虽然已在《文学遗产》《文献》《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过论文，但自觉学识尚浅，若久滞一地，眼界便会受限，所以想再作深造。他的专业当时只有王季思先生招生，就考来了广州。

我们俩在本科同学里年纪偏小，都属于“听话”的那一拨，平时只想着怎么把书读好。同时在家里都排老幺，父母身体健康，上有哥姐，所以可凭兴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经意间，我们离家越来越远：我从蜀水（成都）到了巴山（重庆），又来到羊城；他从西施故里（诸暨）到了西子湖畔（杭州），再南下珠江水边，缘分让我们相逢于康乐园。

1980年代后期的中大，学风甚好，导师认真教，学生勤勉学。研究生阶段的同学，不少是从本科直接读上来的，在工作与深造、做学问与走仕途之间摇摆，不免有“选择的焦虑”。我俩因为有过工作经历，目标早已明确，所以每天只是读书做笔记，拟题写文章，听导师讲授指点，与同学交流心得，专注学业，岁月静好。

1990年10月，与王季思先生在华南植物园

我俩的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就像巴山蜀水与会稽山阴，似乎相隔甚远，实际上又很相近，因为都是做古代典籍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研究材料，二者互为表里。语言学是一门传统而现代的学科，强调实事求是，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文学则属于古老而前卫的领域，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面对复杂的人性，鲜有定论。我们很少就对方的研究本身作讨论，只是分享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和导师的趣事，印证老师们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与评价，又或是交换师长的相互看法，倒也蛮有意思。

黄仕忠于1989年夏天毕业，留校在中大古文献所任职。次年夏天我毕业时，未能留校。当时有去行政机关和出版社几个选项，我去了花城出版社，以为在这样的机构，或许有继续做学问的机会。我先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两年半后转到《随笔》编辑部，再一年半后，因偶然的机缘转向图书批销，从此断了做学问的念想。

二

1990年11月，我和黄仕忠在广州结婚。既无婚纱照，也未办婚礼，把碗盏瓢盆合在一起，就是成家了。

陈定方与黄仕忠结婚时在新居书柜前的合影

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学问无用”之说渐起。不过这些好像和我们没关系，我俩从来不曾有过经商下海的念头，也不觉得自己是做生意的料。虽然收入不多，但两个人挣，两个人花，也没有太大压力。编辑工作安定，只要认真细心便好，不像做学问那么“烧脑”，收入比在大学当老师还高些，其实很适合我。

黄仕忠在古文献所，不用坐班，不用上课，每天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也是悠然自得。他认为自己平生喜欢的，就是读书做学问，而今不但每天有书可读，而且每月还有工资可领，这已经很好了；至于学问有用或无用，在未做成之前，是没资格置评的，何况在大学里，总归还是要讲学问的。所以他不仅安之若素，还觉得自己的进学经历是在杭州和广州，学术的中心则在北京，应当去亲历体会一番，才算完整。

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了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黄仕忠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北大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咨询后，遗憾地告知，只有应届毕业的博士才有资格，那时黄仕忠博士毕业已经三年，职称是副教授。但他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便是非办成不可。再咨询有关部门，得知可以申请做访问学者，于是在1993年秋到1994年夏，他赴北大跟随吴组缃先生访问学习了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我的事业也发生了转折。

1993年，陈定方在《随笔》做编辑时向冰心约稿

1993年10月，诗人顾城去世。我大学低一级的学妹兼好友，是一位新诗爱好者，她从海外带回许多关于此事的纵深报道。我们合作编成一本书，题为《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希望赶在11月首届“南国书香节”上发行。但以当时社里的出版流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赶出来，社长建议我走“非常规”流程，由我们具体操办了此书的编辑、校对和印刷发行，才赶上了时间。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借此机缘，我们合作注册了一个公司。

半年多后，1994年6月18日，因偶然的机缘，我在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租下了一个位置不错的档口。只是刚签约，我就得去编新一期的《随笔》。五天后，仕忠结束在北大的访学回到广州，才知道这件事。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够两天的铺租，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去打扫铺面，粉刷墙壁，搬书开张，成了我的第一位“员工”。我则在编完稿后，设法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交上了“两按一租”铺面费用。在我去档口时，对面的老板娘对我说：“你家那个戴眼镜的马仔很不错，很勤快、不偷懒。”只是他才帮了不到十天，就因急性阑尾炎住了院，“牺牲”掉了他的阑尾，不过这已经让我赢得时间窗口，得以安排好有关事宜，从此正式进入图书批发行业。

但是既要组稿、编稿，完成出版社的任内工作，又要管理一家新开张的公司，这个公司每年还要向出版社交管理费，我实在忙不过来。也想过让店面员工承包经营，但他们不敢承担经营责任。而这个时候，公司已经产生债权债务，我也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从1996年元月一日开始，我正式办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留职停薪”手续，专心经营公司，并在当年秋天，开办了第一间零售书店——学而优书店。

回想起来，他说要去北大一年，我一点也没觉得诧异，就让他去了；我签下这个档口，他说签都签了，那就做吧。他后来才说，其实不无担心，只是觉得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机会，成与不成，试过才知道；哪怕亏了，只要及时收手，大不了苦上两年，总能还清的。我的很多重要决定，大多是源自我的直觉及偶然的机缘，他通常会提出意见或建议，却从来不曾反对。——事实上，对他的选择，我也是同样支持的。

三

留校任职的前十五年，仕忠的工作较为清闲。我曾与他讨论过，是否可以像有些老师那样兼着炒个股之类，他笑而不接。其实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炒更”（打短工兼职），更不要说炒股了。按他的说法，要保持一份静气已是不易，一旦沾染外面的气息，再想静心做学问，就难了（正如我一样）。

另一方面，他的兴趣很广，并不会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就不出来。他的博士论文做《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上溯到《诗经》时代，下延至现当代文学，结束于1988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他不仅着眼于文学本身，也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婚变事件，且有感于大学生和返城知青的婚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讨，对妇女解放、婚姻道德等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以传统学术为基石而又十分关注当下，或许正是这代学人的特色吧。

1998年，他应邀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本《老中大的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发掘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进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变迁和院系调整等事件，有新的感悟。他曾考虑过将来有机会要做一做这个题目。

在9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观察广东的改革开放，解释广东“先行一步”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广东人的“文化品格”。这组文章以散文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和简洁的文字，受到了读者的肯定，有多篇文章被《文摘报》摘要转载。但当朋友们鼓励他趁势而为，往风头正劲的文化散文一路发展时，他却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1999年的学而优书店

对我办书店这事，他也很感兴趣，认真分析了学而优书店得以快速成长并走向成功的原因，饶有兴味地从中体悟“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物竞天择”的涵义，考察“二渠道”这条“鲶鱼”所起的作用。他也喜欢听我讲书业界朋友的故事，他说，将来有机会时要写一下90年代中国出版业的故事。

在我的图书批发门市刚开张的那段时间，我心里没底，问他到底是赚还是亏呢？他盘算了一下“流水”，说应该还是有得赚的。我说那就可以了。之后我的业务快速发展，他却又从旁观角度，认真地做着“学术探讨”，认为我在普遍缺少“诚信”的社会背景下，做事踏实，讲究信用，因而赢得了同行的信任，获得许多资源和合作机会；读书、教书到编书的经历，又使我对好书有着某种直觉，出手较稳较准；虽然“在商言商”，但图书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发行图书其实也是在传播文化，我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到最好，就像做学问那么认真，而不是只计算着怎么才能赚最多的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学而优书店能够赢得读者青睐、获得某种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些分析让我很受用，不但因为这是比较真实的我，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像我这种算术很差的文科生，原本就不太会“计算”，把事情做好就行，这既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的归宿。我自认为对于书业有着一定的使命感，只要不亏或者少亏，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

他却又天马行空地引申到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古代文人总把矛头对准商人，因为商人凭着“三千茶引”就可以夺走他们心中的女神，让穷酸们情场向隅、青衫湿透；再者骂商人不但没有风险，而且“政治正确”。延续下来，很多做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十分鄙视“充满铜臭”的商人，口不言“阿堵物”，殊不知商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

不仅如此，他还由此引申出文艺与娱乐产业的关系，觉得可以把市场竞争、市场准入、客户分级等概念运用到戏曲研究之中，来解读演剧相关的活动。有人把底层演剧与文人剧作对立起来，以为是文人“侵占”了艺人的舞台，他却从“把蛋糕做大”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让他与单纯呆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有了一丝丝不同。

他自认是在做严肃而高尚的学问，但他并不认为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就一定是高尚的。学问之事，犹如一枚钻石胸针，在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时候，便是一块无用的石头；在经济发达、社会安宁之时，它的价值才会凸显。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经商做实业、为政府缴纳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呢？

他又说，我们的书价太便宜了，因为大家只计算纸张及印刷的成本，从来不觉得写书人的“知识”有价值，才会嚷嚷书价太贵。问题是说书太贵的，还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这其实是让自己的“精神生产”贬了值呢。

我赶紧制止他：这些在自己家里说说就好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你会被口水淹没的，何况我们家本来就是开书店的！

四

黄仕忠其实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连导师黄天骥先生也是这般觉得。因为他总喜欢对别人的话说“不不不”，而要说服他，则是难上加难。他在北大任教的同乡老友说：黄仕忠总要说得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和他争了。

1987年，王季思先生（中）、黄天骥先生（左）与黄仕忠

对这话我深有感触：仕忠喜欢寻根究底，书呆子脾气上来，每句话、每个字，甚至一个语气，都要如他的意，才肯放过。有时候兴冲冲告诉他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结果他往往来一个“其实你还可以如何如何”，当头一瓢冷水，搞得你兴致全无。

我有时说他刚愎自用，而且从来不肯认错。他却并不生气，辩解说，一个学者，需要有一点“刚愎自用”，才能坚守本心，如若不然，他便不是他了。世间滔滔皆如是，也不妨有那一小撮人并不如此。所以他甘居“另类”，因为他想的与做的，与别人很不相同。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诸暨人性格所致，硬碰硬，不屑取巧，无意捷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硕士生导师徐朔方先生就是这样，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所以我也只好随他了。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上大学时还不满18岁，不像他的许多同学那样被“文革”耽误了许多年，同时他又经历了在乡村底层的艰难岁月，早早就懂事了。他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在大学里，也能自己安排读书。后来读研究生，师承徐朔方、王季思先生，不仅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接续了民国学风，从中感悟到学术与人生的关联。因为读书还算认真，基础也还扎实，平时总想着“另辟蹊径”，所以他很早就在专业上有自己的看法。他半真半假地说，岭南属“化外之地”，学术竞争强度没江浙高，生存不难；何况已辛苦太太开书店赚钱了，既然如此，也就无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管理方的要求，埋头做自己认定的学问就好。

1997年8月，与徐朔方先生在杭州黄龙洞前散步

他倒是很自信：真正的学问，一定能进入学术史，能够传承下去，必然是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也是管理方所需要的，那么迟早会得到认可，从冷门变成热门；哪怕这些都落空了，只要内心坦荡，没有虚度光阴，也就不枉付出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人们先是感叹学问无用，后来则又批评学界“浮躁”，他却对学生说：哪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浮躁的，我们也应争取做剩下的百分之五中的一员。

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刚愎自用”地认为，要论真正的学问，仍得听学者的；学者的学问，源于个人的追求和自律，不是“管理”出来的。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合格的学者，所以我行我素，甘愿游离于“主流”之外，坐了二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他又保持旁观者立场，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持理性批判的态度，思考从大学教育、大学改革到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认识“学术”的本质，自以为有独得之见。不过在那时，这些都只能与二三素心人一说而已。

他所在的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在1983年成立时，是与院系并列的实体单位，但一直处于边缘，在新世纪初更被降为二级单位，差点儿解散，暂时挂靠在图书馆。他在2004年接过古文献所这个摊子，当时老所长退休，新所长调去北京，他只是副所长，就主动向校长要“官位”。校长很高兴，觉得此人自讨苦吃，说明是愿意做事的，就任命他做了所长（无行政级别）。他又去找主管文科的校领导，认真地阐发了自己对学科发展的设想，领导十分诧异地说：想不到黄仕忠你还是有一套想法的嘛。仕忠闻得此言，“呃”而无语，回来后与我叹息了一番。

此后，古文献所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专业联合组建了“资讯管理系”，在保留研究所体制的同时，也从事教学工作。2009年冬，该系升格为“学院”，他辞去了系副主任职务，带着本所同仁，将教学岗位转到了中文系。至此，他才不用一次次向朋友解释，为何来中文系总见不到他，为何他的职位去了图书馆学专业。

2013年春，古文献所成立30周年，学校主要领导去看该所的成果展，颇有嘉许：近五年的学术成果甚是丰硕，不逊于本校的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中文系当时所得六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有两个半是该所教师承担的。

2013年3月，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所。左起：铃木阳一，马兴国，黄仕忠

也是在这一年冬，他通过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评选，进入到“主流”。此前他做了很多年的“四级”教授（教授最低级），只是他没怎么在意，因为四级也是“教授”嘛！

五

陈定方与黄仕忠

回顾这段进学历程，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努力，也算各有所成。

感谢仕忠的支持，我的学而优书店，已经与广州的读者同行了30年，成为广州的一座文化地标，我个人也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多次表彰，获得了一些重大荣誉，如2014年度的“国家出版政府奖”，而黄仕忠与学生以十年心力编校整理的《子弟书全集》，也只获得该项政府奖的“提名奖”。

仕忠却说，他得到的更多。

因为我和我的书店，让他在90年代商潮涌动时，仍能有一张安定的书桌。2001年春，他第一次出国，赴日本访学一年，致力于寻访日藏中国戏曲，邀请方给予的生活费相当于他的十倍工资，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他把这些钱都用于访曲的旅费以及复制资料了，从而得以开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2001年11月中山大学黄仕忠、天理大学理事长山田忠一、创价大学教授水谷诚在天理教大教堂前合影

他说到很多次与出版社接触，只要自报家门是“陈定方的先生”，便得到刮目相看。他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子弟书全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等，即是缘于我的介绍，认识了两社的老总，承蒙他们青眼，看中了这位刚过不惑的普通学者；他不用出钱资助，就早早确定了几套大书的出版计划。老总们说，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纯粹的学者，理当大力支持。他与这两家出版社的系列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图书销售行业生存艰难。我逐步收缩战线，从高峰时近30来家门店，到只剩下一家本店。在清理债权债务的关键几年，因黄仕忠获聘“长江学者”，额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再加上他的公积金，正好用来补贴我的书店，让我能把书店的事情摆平，嗣后正式退出管理岗位，并开启新的进学旅程。近几年来我感兴趣的事情，是五行针灸和花精治疗。中医理论博大精深，自然疗法法天则地，我现在更多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关注环境、情绪、心理与生命的关系。

想想也真是巧合，在我涉足图书批发行业和退出之时，这位“戴眼镜的马仔”都给了我及时的后援。这，大概就是命定的缘分吧。

2020年正月，黄仕忠的父亲以95岁高龄去世。因为新冠疫情，人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关在家里。为了纪念父亲，仕忠撰写了一系列回忆文章，记录童年少年的时光，记录父亲母亲和家乡父老的事迹。他写得废寝忘食，有时饭菜上桌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写；甚至睡梦里都在琢磨情节、安顿文字，几乎魔怔了。他对每一篇都用尽了心血，浸透了感情，带着无言的酸辛，也带着深切的悲悯，所以感人颇深。

朋友们说他是被学术耽误了的作家，同事吴承学教授称之为“新锐乡土散文作家”，我则戏说“一颗大器晚成的作家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这些文章已经结集，题作《钱家山下》，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黄仕忠铭记在心。只是他以往虽然偶有写作，但不曾着意开拓，如今记忆之门蓦然打开，文思纷至沓来，便再也收煞不住。

他进而叙写了大学时的师长、学界的前辈，但与通常所见的回忆文字不同，他把这些学者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放到学术史的大框架里，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与个性，喜悦与哀伤，遇与不遇，理解与误解……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写出了学者鲜明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章合而观之，又构成一个整体，可见一个时代知识人的群像，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记录。

他也用文字记录自己在大学时代的懵懂时光，但又别具匠心。他用了恋爱、学外语、衣服、粮票、自行车等事件或物件，来切入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届大学生的生活，让人仿佛回到当年的时光，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他很少为人写序。他为学生的书所写的序，也与一般偏重于介绍和揄扬的情况不同。他指导学生时，通常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商定合适的领域，目标是使其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从文献的全面寻访入手，通过研读叙录，由表入里，循序渐进，争取三到四年筑基，五到八年有所成，十至十五年或可自成一家。他说若有半数学生能“听话”而各有所成，他日这些“点”连成“面”，对于学术的贡献，便自有可观了。所以，他在序中记录了他当初的规划以及学生在进学过程中的种种经历，着意写成不同领域的学术史记录。

我以为概而言之，仕忠的随笔写作，可以归纳为三：一是笔带深情，二是写出了人，三是记录了时代。

现在，仕忠把同类文章汇集成册，于是有了这本随笔集。其实我不曾对他所有文章做过细读，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也不一定准确，我只是作为他进学旅程中的陪伴者和旁观者，记下所经历的一些点滴，让读者对这位“新锐随笔作者”多一些了解，勉强算作序吧。

本文作者

陈定方，广东学而优书店创始人。曾任花城出版社编辑、《随笔》杂志编辑。现为五行针灸治疗师、花精疗愈师。

推荐阅读

《进学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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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定方

第一辑问学之路

书的诱惑

我的大学之路

徐门问学记

我心飞扬——记跟随季思师学习的时光

附：学者之域

我的学术经历

第二辑从师岁月

长留双眼看春星——回忆晚年的王季思先生

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怀念业师徐朔方先生

舒徐礼乐自圆融——忆礼学宗师沈文倬先生

胸中剩有丘陵在，好听昭时鸣玉珂——怀念刘操南先生

依然旧梦堪追忆——怀念郭在贻老师

第三辑师友往事

江南词客潇洒——记波多野太郎先生

丁香花发一低徊——怀念王贵忱先生

且饮美酒登高楼——追怀曾永义先生

金文京先生小记

我与铃木阳一先生

我的表舅

第四辑东瀛书影

影书侧记

东京短章

掬念成香——《水浒记》训译本与千叶掬香

尘世匆匆，相逢不易——偶遇徐志摩

众里寻他千百度——王国维旧藏善本词曲书籍的去向

第五辑学人书序

东廊又见月轮出——《玉轮轩曲论》编校后记

十年辛苦亦寻常——《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

此中有真意——李芳《清代说唱文学子弟书研究》序

清代内廷演剧的戏曲史意义——熊静《清代内府曲本研究》序

探寻戏曲史研究的新视野——彭秋溪《乾隆间饬禁戏曲研究》序

“戏曲”一词的西去与东来——孙笛庐《近代戏剧观念的生成》序

第六辑我的大学

大学印痕

大学生活撷珍

恋爱篇

粮票篇

衣服篇

自行车篇

外语篇

体育篇

附录

读书种子——《中国戏曲史研究》序/郑尚宪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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