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森|课程标准也是一门“基础教育学”

文摘 2024-11-16 00:01 日本

作者简介

余文森，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综合组核心专家，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的学问，基础教育学研究的则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怎么培养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或者让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形成什么样的素质或者具备什么样的素养，用什么来培养人，怎么培养人。这些是基础教育学当然也是所有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和基本问题。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202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以下通称“新课标”），从各个学科（各门课程、各门科目）的视角具体、真实地回答了教育学的上述问题，所以本研究认为课程标准也是一门基础教育学，当然它是一门特殊的教育学，那么其特殊性表现在哪里呢？

一、课程标准是一门政策性的教育学

课程是教育的内核和载体，中小学培养学生就是通过一门门课程进行的，为了保证一门门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国家需要建立和制定一门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标准（简称“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国家规范基础教育课程运作的纲领性文件，“国家课程标准规定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和课程实施等，是教材编写、教学、考试评价以及课程实施管理的直接依据”。实际上，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标准，标准的研制和确立是推进一个行业发展的根本依据与源头力量，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课程标准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第一依据、第一推动力，世界各国发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改革往往都是从课程标准的研制或修订开始的，这几乎是国际惯例。可以说，课程标准的研制和修订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引擎与支点，没有这个引擎，改革就引发不出来；缺乏这个支点，改革就无从着力。

显然，课程标准的研制和修订属于国家事权，课程标准具有国家属性，是公共产品，它不具有专家属性，不是个人产品。课程标准是国家的课程政策，具有“法”的属性和效应，是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和根本的依据。为此，学校组织开展任何一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必须依据该课程的标准，各学科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同样必须严格遵循该学科课程标准，课程标准对学校和教师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课程理论（教育理论）对学校和教师也具有指导性，但不具有规定性，更不具有强制性。打个通俗的比方，课程标准是“法律”，课程理论（教育理论）是“法学”。正如法官判案只能依据法律而不是法学，学校和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接依据只能是课程标准而不是课程理论（教育理论）。这实际上是政策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也可以说课程标准是一门政策性的教育学，它区别于学术性的教育学。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者之间就是不相干或对立的关系。政策不可能凭空炮制出来，任何关于专业的政策，它的制定都需要该专业的学术的支持和指导。离开教育学学术的引领，课程标准就难于回应“培养什么人、用什么培养人、怎么培养人”这些教育学的根本性问题，其研制就可能偏离教育的方向或达不到应有的教育高度。课程标准虽是分学科（科目）的，但它不是教学大纲，不是学科知识点的选择和罗列，它是教育标准，它首先要考虑和回答的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课程标准中的教育学味道越来越重、教育学的属性越来越强。实际上，教育学要是没有进入课程标准，或者“自说自话、自成体系”而不能与课程标准相对接，它的影响力就会变得微乎其微，如同法学要是没有进入法律（条文），它对判案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当然，就其对实践的影响力和影响机制而言，课程标准产生的是显性的、直接的影响，学术或学科专业的教育学，其影响则是隐性的、间接的。而在实际过程中，这两种影响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从个体角度说，一个人如果具备一定的教育学学术或理论基础，那么他对课程标准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和全面，从而在落实新课标上就会更加精准和到位。所以，在师范生的培养上，我们一定会先安排学习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让师范生首先要对教育的本质特别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形成基本的认识，而后学习各自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教法，这样才有助于他们对课程标准的深度理解和准确把握。

二、课程标准是一门实践性的教育学

教育学是由不同层级理论构成的一个理论体系，依据理论的抽象性程度高低，可以将其分为哲学层面的教育学和实践层面的教育学，两者犹如战略和战术。哲学层面的教育学追问的是“教育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教育基本理论或教育学原理就是属于哲学层面的教育学；实践层面的教育学探讨的是“教育怎么做和怎么办”的问题，课程与教学、教材与教法的理论就是属于实践层面的教育学。显而易见，课程标准是一门实践性的教育学。任何一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就是回答该学科教（学）什么、怎么教（学）、教（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解决该学科的课程与教学、教材与教法、考试与评价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一门学科教育教学的关键和核心的实际问题。

课程标准作为一门实践性教育学，有两层意义：一是课程标准是教育学系统之中偏重实践和操作层面的教育学；二是课程标准具有学科性，实际上，我们说课程标准是一门实践性的教育学，其实践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的学科性。这是因为，中小学教育教学是分学科（科目）进行的，课程标准是分学科（科目）研制的，课程标准是教育学和学科的结合体，没有与学科相结合，教育学就会被悬置、被搁置。因为没有抽象的老师，只有具体的即各学科或各科目的老师；没有抽象的教育教学活动，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基于课程的。就本次新修订的课程标准而言，课程标准的内容目录包括：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课程实施、附录（教学与评价案例）。从目录来看，它涵盖了一门课程教育教学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并从教育理论和一门学科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论述，从而为该课程的教育教学提供行动纲领和指南。当然，就其基本结构而言，课程标准=内容标准+教学标准+质量标准，内容标准回答教什么和学什么的问题，教学标准回答怎么教和怎么学的问题，质量标准回答教到什么程度和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新课标中，每一个学习主题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表现为内容要求、教学提示和学业要求。为了增强课程标准的实践性和指导性，“各课程标准针对‘内容要求’提出‘学业要求’‘教学提示’，细化了评价与考试命题建议，注重实现‘教-学-评’一致性，增加了教学、评价案例，不仅明确了‘为什么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而且强化了‘怎么教’的具体指导，做到好用、管用”。实践教育学的旨趣就是要做到好用、管用。好用、管用的前提是内容标准，教什么、学什么首先要清清楚楚；好用、管用的关键是教学标准，怎么教、怎么学是重中之重；好用、管用的保证是质量标准，教到什么程度、学到什么程度是方向和要求。相对而言，之前的课程标准特别是教学大纲，因为缺少了“教学标准”和“质量标准”，不能具体有效地指导教师的教学和考评，因而达不到“好用、管用”的要求。我们说课程标准是一门实践性的教育学，实践性的价值旨趣就是好用、管用。

三、课程标准是一门探索性的教育学

课程标准是一门引导教师去探索的教育学。课程标准之标准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更是一种教育理想和改革方向。

课程标准的颁布意味着一场教育改革开始了，而且这样的改革一般不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的，而是根本性的变革，可以说，新课标的实施过程就是一个新型教育教学范式或形态建立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就是构建基于核心素养的人才培养体系或模式的过程。对教师而言，就是要确立为素养而教的理念，使自己的教学过程真正成为学生核心素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问题是，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落地没有固定的模式，更没有统一的标准，每所学校每个老师都要基于新课标的要求和方向进行开放性的探索与创造性的改革。也就是说，教师不仅仅是课程标准的执行者、落实者，也是课程标准的建设者、创造者。总之，新课标的实施过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新教学的建立过程。新课标颁布几年来特别是义务教育新课标颁布两年多来，基于核心素养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改革方案和设计及其变革实践层出不穷，特别是以大概念为本的单元整体（统整）教学和以学科实践为主线的新型课堂学习（活动）在认识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可以说，没有新课标的实施，不可能有这样的进展。

课程标准之所以有引导和促进教师进行探索的职能，那是因为课程标准的研制和修订本身就是基于改革与创新的需要。不是新课标才有核心素养，而是因为时代需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只有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转变，也就是从以“双基”和“三维目标”为本的知识型教育转向以“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关键能力”为本的素养型教育，我国才能从人口大国走向人才强国，中国式基础教育现代化才能发展和实现。

课程标准是改革的纲领，是改革的宣言书，是改革的号角。当下基础教育的改革必须基于课标，要围绕与聚焦课标的“关键问题和重点领域”开展持续的探索，形成个性化和系列化的成果。课程标准比任何一门教育学更能激发教师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当然，课程标准也是一门需要教育学专业工作者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教育学。课程标准及其相关联的诸多教育教学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在学术上、理论上进行探索和研究的课题、项目。教育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这是教育学者的时代责任和学术担当。

尊重课程标准、基于课程标准，形成课程标准意识、弘扬课程标准精神，研究课程标准、落实课程标准，这是当下我国基础教育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重中之重。

本文原载于《教育科学》2024年第5期《基础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笔谈）》第1～14页。

文字编辑：唐晓彤

责任编辑：张文

审核：杜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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