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医学院终身讲席教授贾伟，本文为贾伟教授参加或主持学术会议的一些感受。
其中有一次贾伟教授在主席台上听报告，旁边的Co-Chair跟贾伟是老朋友，他转过头跟贾伟说话，贾伟以为有什么重要情况，便凑过去听，没想到这位老兄一开口就是：“你知道XXX现在的老婆是第几任吗？那，就是坐在X排第X的那个。”贾伟吓了一跳，目光没有去找那个人，而是立即盯着面前的话筒，看声音是否关掉了。本文首发贾伟博客。
回忆起我第一次站在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的情景，那时候正在讲解的过程中，发现讲台上的灯光影响了我的视线，尝试移动它时不小心被烫伤了手指。
这一意外导致我短暂失语，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讲述。然而，当我从台上下来询问观众时，无论是同学还是导师，都表示并未察觉到我有明显的停顿。尽管实际上只停滞了几秒，但那一刻对我来说却像是经历了漫长的黑夜。
过去的报告方式与现今使用PPT不同，那时人们需将资料制成幻灯片来展示。常见的问题是幻灯片时常出现倒置或是反向的情况，遇到这样的状况，通常会引起观众善意的笑声。
另一个普遍的错误是演讲者不当使用激光笔，他们往往在打开后就不再关闭，一边口若悬河地讲解，一边随意挥动着手中的激光笔，光点四处乱窜，有时甚至指向听众的头部，这种行为往往让人感到既好笑又无奈。
自从PPT成为主流之后，技术故障成了新的挑战，如会议提供的电脑与报告者的文件格式不兼容，导致PPT无法正常播放，或是颜色和图表错乱。
几年前，我受邀到一个机构演讲，正当我准备开始时，却发现由于他们使用的Office版本过于老旧，无法打开我的PPT文件。等待过程中，一位学生自愿帮助调整文件格式，但每一分钟的等待对我而言都是煎熬，我不断向在座的听众道歉。
更令人尴尬的是，一位干练的女性秘书上台递给我一个装有讲课费的信封，并要求我现场清点金额，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我的导师温恩·沃尔克特教授，他曾担任美国核医学学会主席，曾经告诉我，主持学术会议其实很简单，只需确保在报告结束后，如果没有听众提问，自己能提出一个问题来维持会议的氛围。但实际操作起来，我发现这项任务远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
首先，作为主持人，你需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常常在其他人用餐中途就前往会场准备，确认每位演讲者是否到场。此外，面对时差、航班延误、签证问题或健康因素等不可预见的情况，必须迅速做出应对。
其次，保持良好的形象对主持人来说也很重要。参加国际会议往往需要跨越多个时区，即便是在疲惫状态下，你也必须保持最佳状态。
建议从餐厅出来前先去洗手间整理仪容，确保自己没有因用餐留下任何痕迹，同时检查裤子的拉链是否已经拉好。我亲眼见过至少两次报告人忘记拉拉链的尴尬场景，其中一个还是位女生，都是研究生。
对于主持人而言，最大的挑战之一莫过于正确念出报告人的名字及其所在机构的名字。学术界的多样性意味着你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名字和地名，想要准确无误地念出这些“天书”般的名称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特别害怕读到来自印度和东欧的名字，因此近年来许多大型会议都采取双主持人制度。在事先与联合主席讨论分工时，我总是尽可能选择容易发音的名字，而将那些复杂的留给对方。
一次在担任主持人时，我的联合主席是一位老友，他在报告间隙突然转头与我交谈。我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便凑过去倾听，结果他只是八卦某位报告者的私生活：“你知道XXX现在的妻子是他第几位吗？她就坐在X排第X个位置。”
我被吓了一跳，立刻收回目光，检查自己的麦克风是否已经关闭……
为了避免类似误会的发生，现在我与联合主席交流时更倾向于使用纸条。虽然这种方法有些“古老”，但在传递信息方面非常可靠。
最近，我和一位联合主席在会议期间通过书写纸条的方式交流，其中一条信息写道：“这位讲者的内容完全偏离了会议的主题，是谁邀请他来的？”对方回复道：“不知道，除了内容不对题外，他的数据质量也相当糟糕……”
西方人在报告中喜欢加入一些幽默元素以活跃气氛。但作为主持人，无论对方的笑话多么冷门，你也必须表现出被逗乐的样子，即使内心并不觉得有趣。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担任报告人或主持人通常不会有太多额外福利，除了免收会议注册费，或许还包括住宿费用，偶尔还会报销来回机票。
而在中国参加会议则待遇优厚得多，不仅提供交通和全程接待服务，还有多场丰盛的宴请，以及观看表演和游览景点等活动。因此，每当有机会前往中国参会时，美国的同事们无不兴奋异常。
相比之下，两地的会议体验确实有着显著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