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庆阳 陇上名家散文 | 见字如面(马野)

文化   2024-12-02 11:50   甘肃  





作者简介




马野,甘肃合水县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诗刊》《星星诗刊》《读书》《散文》《飞天》等,两篇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一篇入选高职大专《语文》教材,并出版个人文学作品集《独屋里的灯》。





见字如面

马野

突然就想起写信的事来,引出万端的思绪。

我不知道多久没有给人写过一封信、多久没有收到过一封信了。手机上的短信、微信,虽然也叫做“信”,每天往来也有数十通吧。有工作上的通知、沟通、请示、汇报,有私人的问候、交流、邀请、感谢。但我从不以这种“信”为信。我以为的信,是有信纸、有书写、有信封,要写上收信人地址姓名、寄信人地址、贴上邮票,还要久久等待回信的那种。

这种信,我好久没有写过、也没有收到过了。好久,好久。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上小学的时候写给舅舅的。准确地说,这是母亲写给她弟弟的信,我只是一个代笔者;收到的信,也是舅舅找人代写给他姐姐的,我只是一个代读者。那个时候,我家差不多所有的亲戚都不出方圆十里,有事隔沟一吼即可;或者捎个话,比捎个东西还快捷方便。写到这里,才觉得捎话也消失很久了。捎话带信本来是过去常用的一个词,也是随时可做的一件事,似乎已经消失很久了。舅舅因为特殊的原因,去了很远的地方,所以不能捎话带信,只能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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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写给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我不知道从哪里鹦鹉学舌,堆砌了几个披星戴月、站岗放哨、守卫边疆之类的词,被到我们的窑洞学校检查指导工作的人物夸赞了几句,就飘飘然起来了。我至今不知道那几个是什么样的人物,但那时候在我的眼里,都是大得不得了的人物,让我飘飘然到如今,仍然清晰的记得他们,仍然在写关于信的如烟往事。

第一封打动我的信,是陶斯亮写给她父亲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

那天晚上,生产队要在我们家的窑洞里开会,社员们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地逐渐会聚,在等待全体社员聚齐的过程中,当大队支书的父亲对我说:“念个报纸吧。”我就在父亲带回来的、大队订阅的一堆报纸中,找出了陶斯亮的这封信。已经上中学的我,站在地上,就着土栏杆上的一盏油灯,念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甚至几度哽咽。虽然听众们谝传的谝传,打呼噜的打呼噜,昏昏然,茫茫然,没有产生任何的共情,我依然故我的念着。那已经不是念,而是朗读。可惜,那天的社员,开会的积极性好像都很高,很快就聚齐了,万余字的信我只念了一半,父亲就宣布“开会吧”,在没有任何人惋惜的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惋惜而又意犹未尽地终止了我的朗读。

严格地说来,我写给解放军叔叔的,不是信,只是一篇小学生的作文;陶斯亮写给爸爸的也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书信体的散文。上高中以后,一些同学已经有了书信往来,主要是与一些已经考走的同学的通信。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大半是没有。一是没有那种交情,二是没有那个时间,三是没有那个闲钱。八分钱的邮票,加上信纸、信封,足足能买两个热腾腾且又大又白的馒头。我清楚的记得一个考上名校的同学,给另一个还在苦读苦熬的同学写信,说给他买了一本重要的复习资料,收信的同学深知写信的同学的为人,当即回信已经收到,并表示感谢。复习资料当然没有收到,两人从此音讯断绝。

我能确定的我作为收信人的第一封信,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同学们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通知书,我还没有,心里焦急又忐忑,便骑着自行车,每天跑一趟县城的邮局。当终于接过那个牛皮纸的信封的时候,尽管里面只有薄薄的一张纸,但仍然觉得沉甸甸的。沉甸甸的是我落到实处的心。这应该也不算是一封信,算是一封公函吧。但从此以后,便进入了我人生书信往来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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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入大学,要给家里报平安,要致信中学老师表达感激,要与同学分享自己的城市和校园生活,每天都有信要写,每天都会收到信。学校门房一侧的墙上,每班有一个信箱,报纸和信件都投进这里,每天午饭后,由一个班干部取出,分发给每一个同学。这段本来慵懒的时光,因而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喜悦。

当初入大学、初进城市的新鲜感过去以后,书信渐渐稀疏,我因为投稿,开始了另一类型的通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正是文学的热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不管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满校园走来走去的都是诗人。有笑话说,天上掉下一块砖头,砸中十个人,其中九个是诗人。我就是这九个之中的一个。那个时候,投稿的信件是免邮票的,只要收信的地址是报刊编辑部,或者剪去信封的右上角,就不需要贴邮票。那个时候,稿件采用了,会有一纸通知,不采用,也会原稿奉还。这种信,投出去容易,等待回复却极不容易,漫长而焦灼。起初,等来的都是鼓鼓囊囊的信,那是退稿。有时候有编辑“不宜采用,原稿奉还”的亲笔,有时候也有几句惜墨如金的评点鼓励,更多的时候是完璧归赵,怎么投出去,又怎么收回来,只是换了个信封。后来,渐渐有了很薄很薄的编辑部回信,那是用稿通知。接到用稿通知之后不久,还会收到印着报刊名称和地址的大牛皮纸信封,那是刊登有自己作品的样报样刊,接着还会有一张汇款单。几块钱的稿费,可以买稿纸,买信封,继续写稿投稿。

那时候的人是喜爱文学的,那时候喜爱文学的人,也受着人们的喜爱。发表过几篇作品以后,就有陌生人写信过来,探讨文学,探讨人生。这类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笔友,比后来泛滥的网友纯粹许多,也珍贵许多。我临近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国家级大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就收到很多读者来信,直到毕业之后,还收到一位低年级校友的信,说是看到一封写给我的信,因为无聊就拆开看了,又因为感动和惭愧,给我转发了过来,并表示真诚的歉意。我至今仍记得,他转来的是江西一位女大学生在读了那篇文章以后写给我的。笔友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很多报刊都开有交友的栏目,写明自己的姓名、爱好、征友要求,就会免费刊登出来,类似后来的征婚广告,不过,后者是要收费的。

上大学的时候,漫长的寒暑假里,偶尔也会和同学通信。那年寒假,快要过年的时候,与母亲去赶集,买了一包给馒头点红点的染料,回家以后怎么也找不到了,觉得非常奇怪。不久,收到一位同样感觉奇怪的女同学的回信,才知道不小心装进了发给她的信封里。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尴尬不已。

大学毕业,走出校门,回了故乡或者去了他乡,走上工作岗位,开启一段全新的人生历程,许多感慨,许多喜悦,许多烦恼,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最具有同情心、最好的倾诉对象,莫过于昔日的同窗了。大学期间的爱情,随着劳燕分飞、天各一方的分配政策,也只能靠鱼雁传情勉强维持那么一段藕断丝连的时间了。这是我人生通信往来的最高峰。每天都会收到几封、甚至十几封信,也要写同样数量的回信。我习惯于写完所有的信,再写信封,然后一一装好,封口,贴邮票,然后走出单位所在的漫长的巷道,走上大街,走到邮局,投进邮筒。写的很长、感觉可能超重的信,还要经过邮局称重,再贴上相应价值的邮票。我不是一个仔细的人,常常会张冠李戴,把给张三的信装进给李四的信封里。有一次,就把一封关于个人感情的信,寄给了一位编辑老师,又是一件尴尬的通信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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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绿色的邮筒,有些路段的墙上挂着邮箱,邮局也很多,不大的西峰就有南街邮局、北街邮局。人们去邮局寄信、打长途电话、电报,汇款取款,寄包裹取包裹,买报纸杂志,有许多事情要办。我就是因为经常跑邮局,经常有人向我借笔、问时间,才在看到《光明日报》一个杂文征文启示的时候,突发灵感,写了一篇题为《钢笔手表的价值》寄去,获了个二等奖,后来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我知道邮政局这个机构还在,但在大街上再也没有见到邮筒、邮箱以及营业的门店。前不久,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见到一个邮筒,孤零零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向里投递信件,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按时取信件,恐怕只是景区里的一件景物吧?

有些人把与名人的通信作为荣耀的事,经常挂在嘴上,并不时拿出来炫耀。我也与一些名人通过信。与一位著名诗人的通信,却留下了个人通信史上不良的印象。1990年,我获得了一次全国性诗歌有奖征文的二等奖,兴冲冲地去北京领奖。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而且一次见到了那么多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著名诗人,我学的中学课本上就有他的诗。那时候写诗的热情高涨,发表作品的欲望强烈,就把提前准备的一沓诗稿双手捧到著名诗人面前,虔诚地请求指正。回来不久,就收到著名诗人长达几页的回信,虽然全是否定和批评,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以我当时的狂妄,我认为他的著名过气了,他的诗歌观念落伍了,但是,他能够给一个无名作者回信,还是让我感激不尽。特别是他规整清晰的字迹,让我由衷敬佩著名诗人的严谨认真。我以极其恭谨的态度给他写了回信,表达了我的无限敬仰和感激之情。这本来应是著名诗人扶持无名作者的文坛佳话,没想到,这封私人通信却出现在不久出版的《诗刊》杂志最后一页,只是把我的名字换成了XX。我只好作如是之想:老人家此前多年没有新作问世,之后也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我的诗给他了机会,让他拿无名作者开了一次涮,在文坛发了一次声。后来,我呈递著名诗人的那些诗,都在不同的报刊发表了。

明信片也是一种信。每逢节日,特别是一元复始的时候,总有许多的祝福和感激通过明信片传递。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我在书店挑选明信片,看中了柜台里印着夕阳下骏马奔驰的一套,我和旁边一位同样在挑选明信片女生同时说:给我拿一套。营业员说:只有这一套了。那个女生说:那就给他吧。我却脱口说出了让我惭愧至今的一句话:给我吧。我当老师的时候,在校的学生也给老师送明信片。有时候,我外出回来,单身宿舍的门后就有一大堆,都是学生从窗户投进来的。明信片的印制特别精美,我曾留存了许多,几次迁居搬家之后,也都不知所踪了。

话说回来。潮起,必有潮落。随着工作稳定,结婚生子,一应繁杂事务接踵而至,写信的情绪淡了,写信的时间少了,除过和报刊的持续通信往来,和同学朋友音讯渐疏,以至于无了。

个人信件少了,垃圾信件泛滥成灾。名字被收入某名人大辞典、或者加入了什么协会,作品获了某个奖、或者收入了某个选集,邀请参加某个学术会议、或者笔会,最后都是交银若干。这种信我从不回复,垃圾信件,直接扔进垃圾桶就行了。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应该就是这样的信。现在仍然经常看到,有些人自我介绍名列某某名人大辞典,就觉得可笑。

后来,就有了传呼机,有了手机,有了能发短信、微信、能打视频电话的手机,数字时代到来了,通信件的时代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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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智能电话已经普及,但我一直想给女儿写信,写真正的信,一周一封,至少一月一封,由于顾虑这样落伍的行为会影响女儿在同学中的形象,最终却一封未写。在最近的一次读书分享活动中,一位分享者说他一直在给外地求学的女儿写信,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令我羡慕又向往。

也许是我迂腐,也许我只是老了。现代通信工具我也用,但我不常用,用也是不情愿地用。我除过偶尔与远在异乡的孩子打一次视频电话,从没有以这种方式与任何人联系过。我也发短信、微信,我可以使用拼音输入写出很长的文章,此刻我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我坚持手写输入写短信、微信。短信、微信不是信,是信息的交流,你一言,我一语,无法表达完整的思想和情绪。但我的短信、微信,除过回应别人的问话,基本都是按信的方式写出的,一般都有称呼、问候,也有标点符号,都是一次性说清楚要说的事情。手机里那么多表情符号,我不知它们的具体含义,为避免误用,也基本不用。我有两个堂弟,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每次给我发微信,都先称“哥”,再问候,然后才说正事,深得我心。那种“叮铃”一声,冒出一条信息:在干嘛呢?就像路遇一条莽汉,猛咋咋大喝一声:呔!干啥呀!有的人,发出一条信息,又撤回,再发再撤,如此再三再四,让人有被戏弄的感觉。尤其是遇上节日,没头没尾的、大量转发的、格式化的信息,以及各式各样的图像符号,我很是踌躇,到底是回呢还是不回?写在纸上的信,有头也有尾,结尾有祝愿,有“此致敬礼”,有致信人,有时间,而短信、微信交流到无话可说的时候,只有不尴不尬的“呵呵”,或者空洞虚假的“哈哈哈哈”,或者看似热烈却毫无温度的表情符号。

我也不是完全落伍的人,也在尽享电子通信的快捷方便。好多年前,我就注册了电子邮箱,无论多大体量的文件,即便是一部书稿,轻轻一点,即时就可送达。现在投稿,再也不需要跑邮局,称重,贴邮票,担心耗费心血的作品能不能寄到。我只是固执地认为,写信,尤其是私信,是一件文雅而不可断绝的事。信是有温度、有感情、有文化的。写一封信,要思考、酝酿,要构思,要拈笔铺纸,可以尽情的倾诉、叮嘱,可以耐心的劝解、探讨、交流;犹如促膝而谈,娓娓道来。信写好了,还要选信封,选邮票;有的特殊意义的信,还有眼泪、花瓣,甚至血。需要快的,可以发航空信;需要保险的,可以发挂号信。信发出去后,有期待,有忐忑,有喜悦与失望,是一个充满感情的过程。虽不是每一封信,都有“抵万金”的价值,但收到一封信,就有见字如面的感觉,是贫乏生活中的一点波澜,是暌违相隔时的一点慰藉,是文学创作、文化创造。曾国藩、傅雷的家书,成为后世孩子的教材;鲁迅与许广平的情书,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司马光的《宁州贴》,就是写给侄子的一封信,现在是书法珍品。一部《古文观止》,有多少封信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字字泣血;李密的《陈情表》,句句含情;李白的《与韩荆州书》,韩愈连续不断地《上宰相书》,尽显伟大文人在权势面前的卑微。即使近代,一些学者的往来信件中,也闪耀着学术的光芒。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经受着信息轰炸,每天海量的各种信息,能给后世留下一言半语吗?现代通讯工具的不断迭代更新,在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让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写信的情调,让文学丧失了一种文体,让文化消失了一种类型。

我很想写一封真正的信,但我不知道写给谁,我也不知道邮局现在还能不能发普通的信,反正满大街的邮筒不见了,着绿衣、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不见了。这篇文章,就算是我写给信的一封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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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 马   野

 发  布 | 徐   杨  

 核  发 | 禄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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