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产的聚宝盆
David Bollier
几年前，纽约市的报纸上曾充斥过一场关于数十块荒废的土地逐渐变成城市绿洲的争论。讨论围绕着以下的问题：这些在垃圾遍地的地块上建造出的美丽社区花园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公共领域内？还是应该响应开发商的呼吁，让市长和政府，通过将土地售卖给私人投资商并重新开垦来创造新的税收？
社区花园曾出现在一个被市场视为毫无价值的领域里。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纽约市房地产市场因无利可图而放弃了数百座建筑物和城市地块。投资者停止对这些土地支付税款，因此纽约市成为了约 11,000 块无税收价值的的空地的合法所有者。这其中许多空地布满碎石砖块和垃圾并成为废旧汽车、毒品交易和卖淫的聚集地，其对社区的影响可想而知。
出于对恶化的局面感到不安，一群自称为 “绿色游击队”的人开始掌控这些空地。汤姆·福克斯（Tom Fox）便是早期的活动家之一，他说：“我们用钢丝钳剪开围栏，用大锤砸开人行道来种树。” 不久，纽约市便开始正式允许居民将这些土地用作社区花园，但必须基于双方的共识——这些土地最终可能会被出售。
在下东区（Lower East Side ）和哈莱姆区(Harlem)、康尼岛（Coney Island）和布鲁克林（Brooklyn）区域内，社区联合起来一块清理废弃轮胎和垃圾，并种植了山茱萸树和菜园。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沥青铺就的城市景观中出现了数百个凉爽的绿洲——这些地方帮助了当地社区成为自己所认为的真正社区。一些家庭会在花园里举行洗礼、生日派对和婚礼，另一些花园则成为了诗歌朗诵和表演、艺术教育项目和有机园艺课程的场所。
800 多个社区花园如雨后春笋般在五个行政区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是社区层面的经济和社会的复兴。社区倡导者阿斯廷·雅各布（Astin Jacobo）说：“十年前，这个社区已经灰飞烟灭。但现在，绿色正在回归。我们正在崛起。我们看到事物正在恢复成为它们原本该有的样子！”
也许最重要的是，花园给了社区居民一个机会去管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无需城市官僚机构来 “管理”这些场地，自我组建的邻里团体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并让这些花园成为了属于社区的有机表达和财富。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提升的绿化和社会活力使得店面和公寓的租金有所提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原本认为这些地块毫无价值的城市也开始意识到了遗址日益增长的经济价值。1997 年，朱利安尼（Giuliani）市长提议拍卖 115 个花园，以筹集 350 万至 1000 万美元的资金。在市长看来，这些园地都是空地：是未充分利用的税收来源，应该出售给私人投资者。
一位市政官员支持市长的观点，他说：“这些地产应该用于一些有用的目的，而不是荒废着。” 市长的计划引发了骚动，数百名市民在众多地方举行了示威游行，其中一些人则采取了非暴力的形式进行反抗，多次试图挽救这些花园。由于决心从这些地块中获取最大收益，市政府拒绝了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Trust for Public Land）以 200 万美元购买 112 块花园地块的提议。随后，在 1999 年 5 月在计划拍卖这些地块的前一天，女演员贝蒂-米德勒（Bette Midler）捐赠了 100 万美元，来帮助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PL）和其他组织，最终以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下了这些地块。
礼物经济
如何解读纽约市社区花园的故事？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选择怎样的叙事。按照朱利安尼(Giuliani)市长的说法，出售花园用地是利用市场实现财富最大化的方式，它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未充分使用的资源——这是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一个常见案例。而对于纽约市的大部分居民来说，社区菜园体现了礼物经济的力量。
纽约市的社区花园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是因为它们不受市场或政府的制约。不同于围绕着贸易和金钱的市场，或是以法律和警察权力为基础的政府，礼物经济是由人们自发聚集在一起而推动的。最终，这一过程将创造公地（Commons）。
没有人付钱或强迫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这不是一个著名的利他主义团体——去清理废弃的地块，并创建生动、有吸引力的城市花园。这完全出于大家的自愿行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兴趣”，但并不符合大多数市场理论专家所说的理性、精打细算的行为。朱利安尼(Giuliani)市长敏锐地认识到，虽然社区花园具有经济价值，但这对创造者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礼物经济的成员珍视特定的个人、地点和共同的经历；他们珍视非货币利益，比如杰纳斯·巴顿（Janus Barton）在布什威克（Bushwick）花园中为初中生开设的课后园艺课程，该花园就在妓院和吸毒屋的街对面；他们还珍视哈莱姆(Harlem)花园的温室，在那里，失业妇女学会了如何将西红柿装罐、烘干鲜花和香草，使其做成小生意。
我们市场文化中的经验主义者很难理解礼物经济中所蕴涵的力量。我们习惯于赋予可以衡量的事物价值——公司净收入（corporate bottom lines）、尼尔森收视率[1]（Nielsen ratings）、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es)。我们很难估价那些不在市场上交易因而没有价格的无形资产。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产是如何产生价值的？传统的经济理论和财产法无法解释，为何礼物经济，这种无形的、看似短暂的社会矩阵，可以如此强大。
然而，其效果是难以否认的。礼物经济是强大的系统，能够激发和发展市场所无法做到的行为——分享、协作、荣誉、信任、交际能力、忠诚。因此，礼物经济是创造财富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市场所珍视的物质财富，还是任何快乐和完整的人类社群所需要的社会和精神财富。
礼物交换的活力，正如这个主题上最具说服力的学者之一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所写，来自于礼物通过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再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过程。随着礼物交换圈子的扩大，价值也随之增加。
正如海德（Hyde）所说 “稀缺和富足既与交换形式有关，也与手头物质财富的多少有关。当财富无法流动时，稀缺就会出现. …当所有事物都被计数和定价时，财富就不再自由流动。它可能会堆积如山，但越来越少的人能够享用. …在交换贸易的假设下，财产受到熵的困扰，即使财富增加，也可能变得稀缺。”
当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研究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安岛（Trobriand）居民时，他惊奇地发现，像贝壳项链等仪式性礼物在10年的时间里在群岛上稳定地流传。人们 “拥有”这件珍贵的礼物一两年，但社会有义务将它传递下去。这与学徒离开师傅后的感受一致——他们有义务将无偿赠予他们的“礼物”传递给值得继承的人。一些童话故事和《圣经》中的寓言都告诫人们，囤积的礼物会失去其创造力量，枯萎并死亡。
礼物经济的非凡之处在于，它们可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蓬勃发展——在破败的社区、互联网上、科学界、献血系统和戒毒、戒酒的团体中。
[1]Nielsen ratings，即尼尔森收视率，是美国电视节目受欢迎程度的全国性评级系统。不仅用于评估电视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还部分用于商业电视网络设定每个节目的广告费率以及决定哪些节目继续播出或取消。
黑客经济 (The hacker economy)
在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大量软件都是在大学环境中通过礼物经济的形式开发出来的。黑客们彼此分享——这是神圣的伦理。作为一直热衷于创造最巧妙软件的脑力狂热者，黑客们在为彼此创造“酷东西”（cool things）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
在计算机革命的早期阶段，黑客社区的社会和道德规范与科学方法与杰斐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惊人地相似。所有程序和结果都要接受所有人的监督。公开性使得错误能够更快地被发现和纠正。开放性也促进了变更过程的问责制的建立，也使得创新和优化更容易被接受。
20 世纪 70 、80 年代，计算机的商业化为软件开发带来了非常不同的动力。随着软件编程从大学走向市场，一种封闭的专有流程应运而生。
然而，在这个强大的新兴产业的阴影下，开源软件运动（free software movement）却悄然坚持并发展壮大，体现了礼物经济的顽强生命力。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全球计算机爱好者应运而生，他们开发、改进并免费共享软件。这一过程产生了数以百计的顶级软件程序，其中许多已成为互联网的关键运行组件。
开源软件与现成的专利软件最大的区别在于源代码的开放性，以及用户是否可以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自由地使用和分发软件。任何具有专业知识的人都可以查看软件的 “引擎盖”并修改引擎、更换化油器或安装涡轮增压器。不雅的设计可以改变，错误可以修复。卖家不能强迫用户购买 “臃肿软件”（功能过多、效率低且带有不必要的功能的软件包）、 Windows 兼容的应用程序，或因计划过时而必须进行的不必要升级。自由软件还允许用户避免计算机硬件的不断升级。
麻省理工学院编程界的传奇人物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人们的视野的。斯托尔曼（Stallman）意识到任何人都可以对开源软件程序稍作改动，然后对其进行版权保护。如果没有新的法律手段，开源软件的优势就会被私有化，并从用户群体中剥离开。这样，公共资源将会面临崩溃。
斯托尔曼（Stallman）的杰出创新成果便是“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有时也被称为 “copyleft”许可证，它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合同法实现的版权保护形式。“要对程序进行copyleft”，斯托尔曼写道，"首先，我们会对程序进行版权保护；然后，我们添加分发条款，这是一种法律工具，赋予每个人使用、修改和重新分发程序代码或任何衍生程序的权利，但前提是分发条款必须不变”。GPL 在软件开发中创造了一个公共资产，“任何人都可以增加，但没有人可以从中减去 ”。
“GPL代码的使用者知道，未来的改进和修复都可以从公共资产中获得，他们不必担心供应商会消失，也不必担心有人会把特别有吸引力的改进或急需的修复作为‘将程序私有化’的杠杆”，莫格伦律师（Eben Moglen）写道。
简而言之，GPL 防止了自由软件公地的封闭，并创造了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空间以使其繁荣发展。因为没有人可以攫取公地内创造的剩余价值、程序员们愿意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改进软件。公共资产得到了保护，并将持续受到保护。
GPL 的最大成就可能就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成功研发。该程序由芬兰研究生莱纳斯·托瓦尔兹（Linus Torvalds）以内核（Kernel）的形式启动，几个月内，一个由程序员组成的社区便开始改进和基于 Unix 的操作系统进行拓展，并将 Stallman 和朋友们编写的许多程序都纳入了其中。尽管没有官僚组织、公司结构或市场激励机制——只有通过互联网进行低成本、便捷的交流——全球数以万计的计算机程序员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自愿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开发出了一个非常稳定、强大的操作系统。该程序被认为优于微软的 NT 服务器系统，现在占据了服务器市场 27% 的份额。GPL 便是Linux和其他几十种程序能够在不被私有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血液与科学界的礼物经济
理查德·泰特默斯（Richard Titmuss）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英国和美国的血库进行过考察，这是比较市场经济和礼物经济表现的最为生动的案例研究之一。基于广泛的实证数据，泰特穆斯（Titmuss）得出结论：商业血库系统生产的血液在安全性、纯度和有效性方面普遍低于志愿献血系统；对提供者的健康危害也更大；同时，从长远来看，会造成更严重的血液短缺。
市场理论认为，价格体系能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和最高质量的产品，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与市场理论相悖的反直觉差异呢？事实证明，原来将金钱引入血液交易会鼓励医生绕开规定的安全规则，并往往吸引到更多的吸毒者、酗酒者、囚犯和失足者，不同于利他主义的呼吁效果。
根据蒂特莫斯（Titmuss）的说法，英国的国家输血服务机构 “允许并鼓励利他主义、互惠和社会责任的情感表达；通过所有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可衡量的行为模式，得到明确和识别”。在这种情况下，礼物经济制度就不仅仅“好”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更有效、更便宜、更安全。
人们并没有普遍认识到，科学探索的力量和创造力很大程度上其实源于礼物经济。虽然研究人员显然需要依赖于拨款和其他资金来源，但从历史上看，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市场压力的影响。科学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一直是，与学术界其他成员之间的保持馈赠关系（gift-giving relationships）。衡量科学家成就的标准是通过其在学术团体和期刊中的认可，以及对学术界的发现的命名来实现的。论文提交给科学期刊，则被视为 “贡献”行为。人们普遍认为，工作成果将被大家所共享和监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共同的科学工作成果基础上再接再厉。
现在，礼物经济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围攻。正如詹妮弗·沃什伯恩（Jennifer Washburn）和埃克萨尔·普雷斯（Exal Press）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的关于 “被保留的大学 ”(kept university)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企业资金正在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实施一种新的专制。
既然市场承诺高效和理性，为什么还有人想要保护学术研究界的礼物经济呢？
答案正如科学社会学家沃伦·O.·哈格斯特龙（Warren O. Hagstrom）所言，礼物经济是维持一个群体对某些价值观（通常是超脱于市场外的价值观）保守承诺的一种更优越的系统。在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在评估证据时必须客观且开明。他们必须愿意公布自己的成果，并接受公开的监督。他们必须尊重每个人都依赖的集体研究成果——例如，他们要感谢那些值得称道的前辈，不要用虚假或歪曲的研究成果 “污染 ”共同知识。科学探索的长期完整性和创造力取决于这些共同的价值观。然而，市场力量并不适合维持这些价值观，因为金钱惩罚和奖励，对于道德承诺的培养而言，是一个具有问题的工具。相比之下，礼物经济在培养深刻而坚定的价值观方面尤为有效。
公共资产的聚宝盆
礼物交换是创造和维系公共资源的强大力量。它提供了一种令人惊喜的有效手段，避免某些价值观受市场的帝国主义和国家的强制力影响。也许有人会认为礼物经济是过时的或 “柔弱”的，但确凿的证据让事实不容忽视：礼物交换是重建社会的强大力量，也是一个更加文明，且更具竞争力的市场。
此外，把礼物经济简单地视为一种利他主义的高尚遗存也是错误的。相反，它正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另一种方式。在礼物经济中，一个人的 “自我利益 ”比经济理论中的功利理性主义更宽泛，更具有人文关怀。此外，礼物交换中的正外部性还可以相互促进并扩展。
这指出了谈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愚蠢之处，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做的那样。资本其实是一种随着不断地使用而逐渐消耗的东西。但礼物经济本身具有动态的扩张性，且越用越多。礼物经济虽然需要物质实体来运转，但其真正财富创造的能力源自于人类精神的社会交往。
参考文献：本文发表于《YES》杂志 2001 年夏季刊 <www.yesmagazine.org/article.asp?ID=431>
玛格丽特·惠特利（Margaret Wheatley），美国
<mjw@berka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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