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着头，坐在宽大的牙医椅里，听着头顶上大人们的谈话：“这是谁的孩子？” 穿白大褂、帽子上镶着五角星的牙医叔叔问。旁边一个穿白大褂的阿姨小声嘀咕了个名字，“谁？” 叔叔提高了声音，一个大嗓门的阿姨忙接过话茬：“啊，就是那个有问题、去了干校的郭xx ”。听到爸爸的名字，我心里一惊。牙医叔叔又问：“干校？哪儿啊？”大嗓门阿姨生怕别人听不见似地回答：“咳，干校能有啥好地方，北大荒！” “噢……” 叔叔意味深长地应了一声。
我心里一沉，什么？爸爸有问题！我的小脑瓜嗡地一声。牙医叔叔的态度也马上变了，刚才他还说一会儿就好，现在他都懒得跟我说话了。大人们的话让我心神不定，这让牙医叔叔更不耐烦了，只见他加快了动作，猛地一夹，我的一个后牙，连带上颚的一小块肉被一起拔了出来，鲜血顿时堵住了我的喉咙。我仰着头，挣扎着含住满嘴的血水。“完了，你走吧。” 牙医叔叔冷冷地说。我从牙医椅上站起身，含着满嘴的血水，默默离开了卫生所。那一刻，我又深深地感受到穿白大褂的大人们的冷酷。
回家的路上，我一面忍着疼，一面回味着刚才大人们说的那些话。“谁？” “就是那个有问题、去了干校的”……. 我一直以为爸爸是个响当当的革命军人，没想到他居然有问题。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干校又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大人们说起干校的时候，脸色那么难看？看来干校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这才意识到，爸爸这次出门，跟平时不一样。爸爸以前也经常不在家，而且他一回家就爱管我们，所以他不回来，我反倒觉得更轻松。不过，这次爸爸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回家了，临走的时候，他除了让我们听妈妈的话，什么也没说。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老爸当年如临深渊的生活。当我们在大院儿旋梯上欢笑的时候，他正在绞肉机般的政治洪流中翻滚。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老爸耿直的性格，再加上他的地主出身，简直就是一个致命的组合。老爸的不幸，还在于他的人生跨越了两个完全割裂的时代。儿时的爸爸，是受人尊重的地主家的少爷。本来作为长孙，他是要继承家业的，可他却偏偏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先是日本鬼子来了，太爷爷在南方开的铺子被炸毁了。好不容易盼到八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又和共产党打了起来。终于盼来了和平，又迎来了土改。一夜之间，穷人翻身得解放，地主老财被公开批斗，不仅财产清零，还成了阶级敌人。
万幸的是，老爸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参加了革命。这一选择，让他躲过了土改时乡亲们的声讨。可在后来的政治风暴中，他却没那么幸运。虽然土改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经结束了，可到了1966年，阶级斗争又迅速升温。在熔炉般的斗争环境中，不同阶级背景的人形同水火，地主和资本家的后代个个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虽然爸爸整天穿着军装，看着挺神气的，可他的地主出身却像幽灵一样，时刻尾随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
爸爸的苦闷只能憋在心里，任何牢骚话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能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是生存的基本技能，可爸爸偏偏是个耿直的人。他不仅不会见风使舵，还讨厌那种口是心非，满嘴假话的人。爸爸这种不合时宜的耿直源于他的家教，作为晋商的长孙，他从小的家教很严。曾在明清两朝走南闯北，富甲一方的晋商们深知，要想建立百年家业，必须教育子孙做诚实守信的人。
这种家教对爸爸的影响很深，虽然在残酷的政治浪潮中，不会见风使舵随时可能翻船，可爸爸却好像不屑，也不会做墙头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老爸不仅自己固执，还想把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再传给我们。虽然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可在家里，爸爸却依然要我们遵守那些老掉牙的规矩。
比如，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他不许我们说谎；在那个孩子告发父母、夫妻公开反目的年头，他不仅不许我们向他告妈妈的状，还讨厌我们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家里饭桌上的规矩也很多，比如，一道菜不管你有多喜欢，连续夹菜也不能超过两次；碗里的米粒一定要吃干净，就连一小块窝头也不能浪费。不能连续夹菜我倒不怕，我并不贪吃，再说那年头也没啥好吃的，可不让剩窝头却比较麻烦，因为我一看到那黄灿灿的窝头就犯怵，就想起窝头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我心想，爸爸的规矩可真多，不许我们剩饭，还那么勤快，一点儿也不像剥削阶级后代。
除了饭桌上的规矩，爸爸还要求我们练毛笔字。爸爸的字写得不错，他小时候，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顶要紧的本事。虽然等我们上学的时候，毛笔已经被淘汰了，可在爸爸心里，毛笔字仍然十分重要。为了督促我们，爸爸还说他小时候，大字写不好，是要挨先生手板子的，一边说着，一边还伸出手掌比划给我们看。爸爸的示范动作对我颇有震慑力，以至于每次爸爸检查我毛笔字时，我都挺紧张。于是，在我的小脑瓜里， 练大字就成了吃力不讨好、随时有可能挨手板子的苦差事。
爸爸虽然写一手好字，文笔也不错，可他却是个典型的军人。身材挺拔，腰杆笔直，坐如钟，立如松。虽然家里只有三个女娃，而且他经常周末才回家，可他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像军营一样 —— 一大早就把睡眼惺忪的我们叫起来，然后就开始检查我们的床铺。被子要叠得像豆腐块儿一样有棱儿有角儿，床单要拉得像桌面一样平平展展。我虽然不敢违背爸爸的命令，可周末一大早就被叫起来，心里总是有些抵触，动作自然也没有两个姐姐那么快。
可能是受到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爸爸还特别爱干净。每次他回家之前，我和姐姐都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天刚下过雨，还没到周末，爸爸就带着一个战友突然回来了。他们一进门，我和姐姐都惊呆了。爸爸面对的，可不是他平时周末回来时家的样子，而是没经过突击打扫的家的模样 — 我们的被子松松垮垮地摊在床头，床单皱皱巴巴的。最惹眼的，是刷着红漆的木地板上，那一串儿小泥脚印。只见爸爸的脸一沉，吓得我们姐仨像听到枪声的小鸟儿一样，刺溜儿飞出了家门。
我们在院儿里漫无目标地转悠着，直到烤人的太阳困了似地躲到了山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院儿里的孩子们都像飞累的小鸟儿一样飞回家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姐姐，一边无聊地打发着时光，一边焦急地朝马路的方向张望。夜色中，马路上终于出现了妈妈骑自行车的身影，我们立刻冲上前去。有了妈妈的保护，我们就像母鸡护着的小鸡一样，把妈妈的自行车当成我们的小坦克，壮着胆子冲进家门。这一招果然灵，一看到妈妈，爸爸的脸上顿时云开雾散。
三姐妹，1970年，中间为作者
在我拔牙之前，爸爸带着行李去了北大荒。听说爸爸要出远门，我还暗自庆幸，这下可没人检查我的毛笔字了，也没人检查我们被子的形状了。可这一次，爸爸走了很久都没回来。爸爸走了以后，妈妈还是天不亮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天黑了才回家。每次我问她爸爸为什么老不回家，妈妈都说黑龙江远，你爸工作忙。
拔牙的时候，穿白大褂的大人们说的那些话，让我很震惊，也很难过。我不知道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除了担心爸爸，我还觉得有些委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都好好的，偏偏我的爸爸有问题？我心里不免有些埋怨爸爸，可时间久了，我又有些想爸爸。记得有一次，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横梁上，跟他上街去买油条。爸爸平时挺严肃的，坐他的自行车可是特殊待遇。那油条的味道我早就忘了，可我美滋滋地坐在爸爸自行车横梁上的那一幕却至今历历在目。那是我们父女之间难得的亲子时光，也是那个风云莫测、骨肉分离的年代，留给我的珍贵的父爱。
春去冬来，没人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他才能从“干校”毕业，回到我们身边。妈妈变得沉默寡言，可她却从未在我们面前唉声叹气，埋怨爸爸，更没有拿我和姐姐撒气。到了礼拜天，她还会把三顿饭变成两顿，挤出时间来做家务，还要用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
妈妈让我们觉得，只要妈妈在，家就在，我们就能跟别人家的孩子们一样，有人疼有人爱。
（待续）
2024年4月，悉尼
推荐阅读
郭晓峰：我的红领巾时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