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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小时候读书，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选择。既没有选择的能力，也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因为除了马恩列斯毛以外，一般人家里都所剩无几。一般知识分子家庭里总会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五册、《水浒传》和《红楼梦》。1970年代中后期，陆陆续续还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这些书之所以在人家和市面上看到，总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比如《水浒传》就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时候，悄然上市的；李贽的书则是提倡“造反有理”的时候大量刊行。当时我们最不理解的是《柳文指要》和《红楼梦》，直到多少年之后才明白怎么回事。
老话说：“男不看水浒，女不看红楼。”父母从事科学事业，在这方面可谓疏于管教。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水浒传》；大姐陈叶、二姐陈宜看的第一部书好像就是《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父亲曾严令十五岁以后才可以读，但是这禁令形同虚设，我们三个都在这之前就读了。大姐读了以后特别喜欢里面的诗词联句，经常挂在嘴边的是黛玉的《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我喜欢的则是宋江的反诗，还有《三国》里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我们姐弟一度沉迷到，还模仿林黛玉、史湘云等联句，走在当时永定路三间房的马路上，拼凑着五个字的句子，大约都是半通不通，不知所云。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市民都不敢住在家里，外面到处都是用木材和油毡搭起来的所谓“抗震棚”。那个时候我记得看得最多的一本是1915年出版的《辞源》，一本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前者是我的两个姑婆从上海托人带来的。她们听说我食古不化，就从上海我们老房子里祖母留下来的存货中找出了这本书。《汉语诗律学》是大姐陈叶跟她插队的同村知青江波借的，江的父亲是导演江云川，所以家中也还有些稀缺存货。当时，市面上是没有这些书的，借书都要在限定时间内还。《辞源》我主要用来学平水韵。这版的《辞源》，每个字下面都标出平水韵部和反切。于是我在一个小本子上，把每个汉字分别抄录在不同韵部下面。当然，现在网上随便可以查到平水韵表，当时抄的表只能当是练字了。王力先生的书当时还借到了《诗词格律》，两本书合在一起看，虽然内容似懂非懂，但是，王力先生举的例子倒是抄录了不少。又选了一些读起来上口的，闲来无事，便在房间里高声朗诵。母亲听得耳鼓发麻，烦不胜烦，就跟我约法三章，“最好家里没有别人的时候背，有人的话只能在厨房或者厕所里背，功课做完了以后背。”1979年初中考高中，母亲说：“考得好的话，可以奖励你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一次。”小时候，离开北京，一直是我的梦想。1968年，父母下干校去河南驻马店劳动，我们姐弟三人便跟着外婆去江苏宜兴乡下，野玩了两三年，从此乐不思蜀。大概是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就一直梦想着回宜兴。当然这是一个选择，还有一个选择是去西安我叔叔陈怀琛那里。古都长安，也一直魂梦以之。考完之后，母亲问我：“考得怎么样？”我十分自信地说：“去西安，给我准备行李吧！”于是，收拾行装，很快就来到古都长安。此行主要是访古。先是住在叔叔家，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宿舍。后来，为出行方便，住到婶婶的父母家。婶婶的父亲严晙、我表姑父蒋大宗，都是西安交大电机系的老教授。姑父蒋大宗知道我喜欢访古，从家里搜出了一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日人足立喜六所著的《长安史迹考》。此书原来是大姨公黄锦章（姑父的岳父）收藏的。大姨公民国时期任上海邮政局局长，邺架颇丰。据说晚清以后的报刊杂志他收集的最齐。解放后，大部分藏书都捐给上海图书馆了。《长安史迹考》是院系调整、上海交大内迁西安时，大姨公送给姑父的。我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足立喜六是日本历史学家，上世纪初在陕西大学堂（今西北大学前身）教书，在关中秦川地区做了多年的古迹考察。作者详尽叙述了西安及西安周边的汉唐帝陵、名胜古迹、历史沿革、当时面貌，以及交通状况等，并且附上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于是，在西安这两个月时间，我每天带着这本书，携带些严先生家扬州阿姨给准备的干粮，早出晚归，按图索骥。1970年代末的西安城里，很多古迹已经踪迹难寻，像牛头寺、报国寺等，一些保留了古名的如兴庆宫、莲花池等也是完全没有古意。一些著名的古迹如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雁塔）、大荐福寺（小雁塔）等都被不同的单位占着，比照着《长安史迹考》，想象着1920年代的古都，令人不胜铜驼荆棘、华屋山丘之感。而西安城外的古迹，相对来说倒有不少出人意料地保存得好一些，大概是太远，革命要革过来也不容易。像鄠县圭峰下面的逍遥园草堂寺，原是鸠摩罗什驻锡译经的所在。还有终南山里的如太乙宫、辋川别业，长安县杜曲少陵原半坡上的兴教寺等，虽非汉唐旧貌，但与足立喜六所记大体相符。![]()
兴教寺三塔。中间最高的一座是玄奘舍利塔，两侧分别是玄奘弟子窥基及圆测的舍利塔。一次坐长途车，间关跋涉，到了杜曲少陵原的半坡上，找到了兴教寺。这里是玄奘骨灰所在的地方，里面还有玄奘的两个学生圆测、窥基的舍利塔。我当时站在一座石碑前，手里拿着《长安史迹考》，读着碑文。结果被寺里的方丈看见，他颇感讶异，于是邀请我到他的厢房里面帮他抄写了两页经文，午饭则以面条、馒头、榨菜款待。不想逗留的时间长了，错过了回西安的最后一班长途车。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私家车，也没有电话，看来只能在寺里蹭晚饭、住下来了。心想古来只有和尚打秋风，不图今日洒家要打和尚的秋风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一辆卡车拉着一批年轻人经过这里，看到兴教寺建在少陵原的半坡上，倍感新奇，就驱车上来了。方丈释心祺对这些来自咸阳一家工厂的年轻人非常热情，还专门为他们打开了藏经阁，拿出了珍贵的贝叶经。我跟着沾光，也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贝叶经。方丈的条件就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小孩送回西安交大他亲戚家。”回到交大宿舍已是很晚，公公婆婆叔叔婶婶都比较着急，我讲了当天的经历，并且说：“方丈问我想不想出家，我说：这是大事，我要考虑考虑。”长辈们大笑。
8月回到北京，刚好看到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热播，居然也拍到了兴教寺，而且拍到了藏经阁，甚至拍到方丈释心祺，他小心翼翼地拿出贝叶经摆在几案上。我异常兴奋，就写了一首七律，准备寄给释心祺：策杖依寻老健身，柯斤芒屦类樵人。怜侬每作归来想，输汝独标出世心。远躅云林闻梵呗，疏寒梅鹤动微吟。一身泊系长安近，每听钟声晚更沉。信始终没有发出，其实内心里觉得心祺还是俗世和尚，在寺里我们一起看书的时候，很多字都不认识。反正只要我诗写了，驰聘了好古的想象，就心满意足了。小时候比较偏科，五年级以前还算是全面发展，戴帽初一时（相当于六年级）还参加数学竞赛，也是英语课代表。跟同龄同学相比，我英语学得早一点儿，主要是小叔叔王光曾起的作用。小叔叔1950年代留学苏联，以乌拉尔工业大学全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但因思想上一直不积极要求进步，几十年拿着技术员最低工资，赋闲在家。思想落后的人，往往脑筋格外活跃。小叔叔为了给他灵动的大脑找出路，就开始自学各种外语，英文、法文、德文等。似乎还是行有余力，就拿半导体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又拆，乐此不疲。仍不过瘾，于是又自己安装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次去东高地小叔叔家都发现他不是在学德文、法文，就是又研制了新的产品，让我们这些小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知道他通过什么管道，总能找到一些英文书，一开始弄来了一套《灵格风》英语教材，内容是围绕着一家人，展开各种场景对话。只记得这家的男孩子叫Simon，一位家庭女教师叫Sheila，我们姐弟三人一点可怜的英语会话能力大都得益于这一家子。后来小叔叔还弄来一些书，如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霍桑的《戈耳工的头》（The Gorgon’s Head）等。印象最深的是《戈耳工的头》，故事源自希腊神话，大致是说珀尔修斯（Perseus）历经千辛万险，斩妖除怪，终于砍下了蛇发女妖戈耳工的头。这本书是霍桑给青少年写的，本不应太难。大姐、二姐不久就看完了。而我实在对英文兴趣不大，之前看过一些类似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罗宾汉（Robin Hood）等，总觉得罗宾汉和英国古代这些英雄人物，既没有超绝的武艺，“万夫不当之勇”，也没有身负奇冤，仗剑复仇，忙来忙去、东奔西走，好像就是为了追几个女孩儿，感觉莫名其妙，算哪门子侠客？跟我们的西、儒、三、水（《西游》《儒林外史》《三国》《水浒》）相比之下，无论是故事的情节、趣味性、复杂性，还是语言的生动、富赡，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更遑论《红楼梦》，所以阅读的进展极其缓慢。![]()
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戈耳工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有一天，母亲不无好奇地问我：“戈耳工的脑袋是不是还在脖子上呢？” 我只能嬉皮笑脸地应付她一下。（原载《南方周末》，本刊发表时文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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