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初遇《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泰晤士》），是整整30年前在北大图书馆四楼文科开架阅览室，当时我在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读一年级。吸引我注意的，除了那正与我“专业对口”而又“洋味十足”的书名，就是那巨大的开本和厚度，它是“躺”在书架上，而不是像其他书那样“站”在书架上的。那时这样大部头的书似不多见。于是我等不及把它抱到阅览桌上，而是站在书架旁就把它打开——时隔30年，当黄安年老师约我为邓蜀生先生90华诞写点什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打开这部大书时的情景，以及我与这本书的30年情缘。
回忆起来，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是百感交集：硬邦邦的封面、大开本的尺幅、沉甸甸的分量带来的手感，使人油然而生初入学术领域的庄严、神圣、激动和自豪；看看版权页，译者中竟有那么多是我熟悉的北大历史系的老师；再浏览目录，就被书中丰富内容和宏观视野“震”住了；翻开正文，更像是立刻掉进了深不可测、美轮美奂的历史宝库；还有，那精美的印刷，也让从小就是地图迷、早就知道中国地图印刷水平世界一流的我陶醉不已……
我立即喜欢上了这本书，大学四年里，我时时到这个阅览室翻阅此书，有时是为了查找或求证什么，更多的只是通过它来学习一些知识，或者只是过过眼瘾。一次做世界现代史学期作业，我做的是二战前德意法西斯由争夺到合流的过程，就引用了这本书上的一段文字，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很快看到这本书还出了一本小开本的纯文字简装本《世界史便览》，非常便于阅读，但我还是喜欢读那本大部头。
我在第一时间记住了两个名字：原版主编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中文版编辑（后来知道这是个太过谦虚的称谓）邓蜀生。很快读到邓蜀生先生的美国史著作（回想起来应当是《威尔逊》或《罗斯福》），知道邓先生是著名美国史学者，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而对巴勒克拉夫，后来读到他的《当代历史学主要趋势》等，也有了更多了解。
02
毕业后我到一所著名的学校从事国际关系的教研工作。由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史的天然联系，也由于自己的情结，我一直对世界史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学校图书馆有这部《泰晤士》中文版。这个图书馆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外文书库，藏书虽不算太多，但颇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精品。我在这里惊喜地发现了《泰晤士》的英文版和德文版！那时我虽在业余学习德语，但阅读德文版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而英文版在其后几年间我常用来与中文版参照浏览，这使我掌握了不少人名地名等英文专有名词，这些知识后来一再发挥了作用。
参加工作一年后我参加中央机关讲师团去湘西南支教，为一所学校的两个师资班讲中国古代史。尽管我知道这次方鸿渐式的旅行不宜让行李太多太重，也知道带了也不一定用得上，但出于喜爱，我还是从图书馆借出了这本又大又重的书（图书馆对讲师团成员颇多优待），打进书箱，让它伴着我在资江上游一座古塔旁的那所学校度过了颇有成就感的两个学期。
工作后一段时间，我常去城内一些地方购书或浏览新书。常去的地方除王府井书店和琉璃厂外，还有“西绒线胡同”和“王府井100号”这些卖“内部书”的地方，以及一些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
一次，在朝内大街166号三联书店服务部（当时似与人民出版社服务部在一起），看到有售这部《泰晤士》，售货员告诉我，所剩不多，今后如果再版肯定会涨价，因为中国即将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我听后颇觉心动，但想想该书75元的定价恰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又考虑到随时可以从单位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因此犹豫再三还是没有买。但总是心有戚戚焉，几天后与一位同事说起此事，他肯定了中国即将加入版权公约的事，建议我买下此书。于是我重返朝内166号，拥有了自己的一本《泰晤士》。
不过，这本自己的《泰晤士》并没有保留多久。一位朋友因工作需要借去了此书，不久后阴差阳错，双方失去联系，这本书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他的两卷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也永远留在了我这里。
若干年后我工作变动，做了杂志编辑。新单位距朝内166号可称几步之遥，此时三联书店已在不远处拥有了韬奋图书中心，而人民出版社（这正是邓先生工作与奉献的地方）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也已今非昔比。只是真的买不到《泰晤士》了，原版（中文版）想必已经绝迹，新版似乎一直没有出现。
此后我每次去各个书店，都会习惯性地找找有没有这本书，但一直没有找到，就连那个文字简装版《便览》都没有再见到，除了有一次在灯市口中国书店——惊喜地看到书架上赫然摆着一部《泰晤士》！可是从书脊上看就有点怪怪的，打开一看，竟是一本错版书，前面有几十页完全不见踪影，而中间又有厚厚的一部分是重复装订，整个书比正常版厚出许多。无法正常使用，倒是值得收藏，只是店家要价实在太高，我只好舍弃（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好在单位资料室有一本，显然在我之前就被人频繁翻阅，护封严重破损，内页也显得饱经沧桑，就是这一本，成了我至今的案头常备，就在写这篇文字时，手头参考的还是这一本。
03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仍然处于初创阶段。虽然经过前辈学者的努力，这个学科已经蔚成风气，但从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到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仍然显得单一和粗糙。
就教材和参考书籍来说，苏联版的多卷本和国内周吴本的《世界通史》，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北大历史系主编并使用的几卷《简明世界史》，虽不失其可取之处，但毕竟是文革后期的产物，“时代特色”颇为严重。其实当时各位老师（也就是这套教材的编写者）在教学中已经摒弃、甚至颠覆了这套体系，凭借深厚学养努力用最新的观念重建学科体系，但可供我们使用的参考书毕竟有限，我们的眼界还相当狭窄。而这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方世界史研究最新成就的历史地图集（原版出版于1978年，中文版出版于1982年），就成了我开阔眼界、跳出传统体系框框的第一部启蒙著作。
仅仅翻开目录，看看它的章节设置，就令人耳目一新、视野开阔，仿佛让人一下子看到了人类几千年历史活动的全景，看到了从远古人类在茫茫原野上追逐猎物、到后现代社会全球文明波澜壮阔奔腾发展的一幅幅生动画面，配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或全景、或局部的地图和插图，它带给我的学术震撼，远远不是传统的“五段论”或“革命史观”、“阶级史观”、条块分割、削足适履、彼此割裂的传统教材体系所能够比拟的。
我在多年里反复阅读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历史的看法。我对世界史保持的浓厚兴趣，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全景式的宏观视野对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还引导我接触了另一位大师——汤因比。
我国早就出版过汤因比巨著《历史研究》缩节本（索麦维尔缩节本）的中译本，供“批判资产阶级历史观”使用，大学时我曾有接触，对其文明史观与宏观视角有所了解，而汤因比在二战前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主编的多卷本《国际事务概览》，也是我学习和工作中经常接触的参考书。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一度出现汤因比热，那部缩节本以“正面形象”再版，《文明经受着考验》（译文质量极差）、《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等中译本相继出版，我还在一个朋友处看到台湾翻译出版的《历史研究》插图缩节本（后来大陆出版了郭小凌刘北城两教授翻译的中译本）。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外文书库，我第一次见到了12卷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的原貌。怀着敬畏心情捧下来翻阅，噢卖糕的（Oh My God），不是我能读得了的，光是各章标题就不容易看懂。不过旁边还有汤因比的其他几本著作，包括《人类与大地母亲》，厚重深刻又不乏诗意的书名吸引了我，翻阅之后知道，这是汤因比最后一部著作，完成于1973年，其时二战之后西方和世界的历史进程已进入一个拐点，发展困境日益凸显，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开始引人关注，汤因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了此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该书与历史哲学著作《历史研究》不同，是一部“叙事体的世界史”，但是它也是一部充满思辨色彩、气势恢宏、通天彻地的巨著。
展读此书，时时使我想起巴勒克拉夫的《泰晤士》，他们的开阔视野和恢弘气度总是让我怦然心动、浮想联翩。几年后的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约请一些朋友一起翻译的这本书的中译本，2002年和2012年两次再版。
翻译这部巨著时，又是《泰晤士》帮了大忙。阅读《泰晤士》英文版时积累的专名词汇、中文版后所附“专名汇编”和“索引”，加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工具书，成了我解决专名翻译等工作的得力助手。
2002年再版时出版社决定补上头版省略的历史地图，由我来承担地图翻译工作，《泰晤士》帮的忙就更直接了。完成这本书翻译后再回头翻阅《历史研究》，似乎也不那么难懂了。我甚至又滋生了另一个野心。12卷原著的前10卷是正文，第11卷是历史地图，第12卷书名叫Reconsideration，是作者对第1卷出版以来所有批评和商讨的回应，应该说是汤因比历史思想的集中阐释，我很想把这一卷单独译出。但这时我已面临工作变动等事，无暇顾及，再后来就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勇气了。真希望能有人来做这件事！
2007-2009年，我应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之约，围绕该馆举办的几个大型展览，为观众连续开设了几个系列讲座，主讲世界古代文明与古代中外交流史。对久未接触中外古代史的我来说，这自然是个严峻挑战。除约请几位师友分担部分讲座外，我能做的就是做足功课精心准备。为此我做了大量阅读，《泰晤士》又成了我的良师，尤其是该书第二编“最初的文明”、第三编“欧亚的古典文明”的全部，以及第四编“划分为地区的世界”中的若干章节，对我有直接启发和帮助。
读得多了，竟也发现了书中的一些小小不足。例如该书第四编“蒙古帝国”一章的主地图“1259年前的蒙古帝国”上，在蒙古人起源地周围出现了“墨基”“凯莱”“奈曼人”几个名称（书后所附索引同），看起来陌生而怪异，反复思索后忽然明白，其实应是“蔑儿乞部”“克烈部”“乃蛮部”，译者直接从英文音译，未还原成汉语既有的名称。这算是书中的白璧微瑕吧。
04
我受《泰晤士》的影响如此之深、如此之久，自然对邓先生也是仰慕已久，但说来惭愧，直到2011年在《社会科学论坛》读到黄安年和李剑鸣两教授对邓先生的采访，才对邓先生的生平和成就有了较多了解；直到2012年5月10日，才在曹德谦先生九十华诞暨新版《美国演义》研讨会上见到邓先生；直到2012年7月接到黄安年老师布置的一项任务，才知道60多年前邓先生在我现在供职的这份杂志上发表过那么多影响巨大的文章。
对我来说，邓先生就是未曾谋面的老师。邓先生学术成就巨大、贡献卓越，但一部《泰晤士》中文版，就足以奠定他在我心中永远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