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北京秋拍】市场仅见严复重要译著《社会通诠》手稿学术研讨会及新书发布在京召开

我最初看到这个材料真的是很激动。今年是严复诞辰170周年，《社会通诠》初版120周年，我们能看到这个稿子，这是缘分。这部手稿在民间看见的，嘉德这本是唯一的。它在严复的研究史上或者严复的思想史上，都很重要。

这些感想可以分为三点。第一个是这份稿本可以帮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严复的诗歌阅读史及其诗学上的渊源授受。作为文人的严复，过去重视他与桐城派的关系，严复本人还留有《古文辞类纂》点评。但这些都是文章方面的，对诗歌方面的关注极为欠缺。《社会通诠》手稿里抄录的陆游、刘长卿等人诗歌，都是对以往文献资料的补充。当然，我们不能说严复写过他们的诗歌，就说严复的诗歌创作一定取法过他们。但是，我们肯定可以说，这是严复个人诗歌阅读史的一部分。并且，作为私人性的练字消遣，我们一般不会选取我们不喜欢的那些诗歌。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并不是随意选取的，他对陆游、刘长卿的诗欣赏有加，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二，就是诗体和书体之间在我看来有一些互动选择。稿纸背面的这样一种日常习字，给我一种视觉冲击。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文人士大夫的习得性修养？采取何种书体来书写古人、友人或自己的诗歌，本来是自由的。不过书法与所写内容之间，有时候书写者是要加以权衡或考究的。所谓权衡、考究，并不是抓耳挠腮去思考，这些决定往往都是自然而然做出的，这实际上包含了审美习惯、情绪状态等因素。严复日常习字的书写：写行书以近体诗为主，写草书以古体诗为主。书写草书时，包含着一种情绪调动，写起来后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近体诗不是不可以，但由于字数太少，在情绪及书写感觉的调动上差一些，而字数甚多的古体诗充分满足了这些。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骢马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节录），李白《襄阳歌》，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陈宝琛《次韵答几道》（三首）都是古体诗。只有陈宝琛《次韵答几道》（三首）是例外，但我们要注意它是组诗，体量并不小。内容上，李白、杜甫、苏轼的那几首古体诗，或流畅，或跌宕，仪态万方，舒卷开阖，阅读、抄写时对书写者的情绪有调动作用，也有助于草书的发挥。但我要强调，诗体、书体之间的互动选择，严复即便有主观上的斟酌、考究，也都是一瞬间或下意识间决定的。这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种修养、一种本能。

这就涉及到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诗歌和书法，是如何构成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的，以及这对我们认识严复有哪些意义。诗歌创作，包括练字时抄录诗歌，是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严复对于诗歌乃至更广义的文学有两种看似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严复将其视为没有实际用途的娱乐，甚至认为文辞有“苟且粉饰”的坏毛病，会败坏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严复又重视其“无用之用”，就是因为它构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一部分，它有寄托生命、消遣时光、安顿精神的功能。这种互相矛盾有什么意义呢？严复批判诗歌、批判文学，有时代的原因，但最终他本人在某个私密的角落里，要与之“讲和”。就是说，作为日常性，它定格了士大夫的生活及其存在。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变作了士大夫这一存在物的一部分。借助这部《社会通诠》手稿里的日常习字，我们可以看到严复的另一面，甚至另一种更为日常、也更为本质的身份。这样一种安顿个体的技艺与修养、避开世俗的消遣，跟“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始终冲突的。20世纪中外政治史的经验表明，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个体始终亢奋、始终前进，这是违反人本身的情感与伦常的。相反，中国的士大夫一方面讲入世，一方面讲出世。这才有可持续性。他是人，不是机器。

所以我个人认为《社会通诠》稿本很有象征性。一方面这是一部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书，另一方面稿纸背面不拘一格的练字，又表征了个人闲暇时的娱乐与个人日常的文艺修养。想想也对，士大夫只有安顿好自己，他才能更好地致力于经世致用、救亡图存，否则就容易折断。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稿本的存在，提醒我们，严复除了有翻译家、思想家这些角色或身份外，他还有别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提性、本质性的存在，那就是一个士大夫。只有这样一种综合的日常生活状态，才能支撑起士大夫们不断在枯燥的甚至比较失望的政治现实中从容地进退。

首先，这是一部严复目前面世最大体量的毛笔手稿。从狭义的书法角度观，晚清近现代是一个碑学大行其道的时代，帖学则相对式微。无论是晚清变法领袖梁启超、康有为，还是晚清遗老曾熙、李瑞清，再有开创海派新风的吴昌硕等等，无一不是选择碑学创新的方向，而严复却在这部手稿中反映出非常纯正的帖学追求，无论是他《社会通诠》译著手稿中展现的颜书风韵、书谱技巧，还是习字部分对于王羲之、黄庭坚、苏轼的反复研习，都是对于我们理解、研究近现代书法史、晚清文人学者多样书风面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严复为何选择帖学？可能不仅仅反映了他的书学观念，与他的世界观、政治观结合，也许更能说明严复为人处世的思维原则。在近现代中国以实业、军事兴邦的潮流中，严复选择翻译《天演论》《社会通诠》，从物种进化、社会形态定位来着力唤醒国人的民智，可谓有着深刻的个人思考和选择。那么从选择书法取法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看出，他并没有追逐时代潮流走向碑学，而是遵从内心对帖学书风的推崇，从宋元直追晋唐，把握帖学源流，他的整个人生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独立思考的格局和明确的执行能力。

再次，通过这部手稿我们还能发现严复的性情。手稿全本正面是《社会通诠》的译稿，而筒子页裁开后的背面有三分之一是他日常习字的临摹与创作。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则他的行为颠覆了我们觉得一部重要译著手稿必须珍而宝之的心态，严复先译后学书充分展现了他“松弛”的心态，他就没有太看重纸面“成果”，这是极不一般的超脱心理；二则从严复的译稿可见其书法已颇具自家面貌且技法较为精熟，但他依然孜孜不倦的研习临摹古人经典，这又是一种严谨而规范的学书心态。

我们认为，《社会通诠》母本译著的出版，绝非铅印通行本可以比拟。通行本反映了严复关于如何带领中国走向理想社会的思想，而母本译稿在此之外，更体现出严复的为人、性情等等。从手稿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个鲜活的严复，甚至可以折射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周围群体。手稿的重要性便在于还原更多的历史真实信息，故而严复《社会通诠》母本手稿的出版，可以提升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书法学等等各个学科领域对严复的进一步研究，也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最重要的学术意义。

1、严复的翻译是有一个系统的。从赫胥黎《天演论》中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到亚当斯密《原富》中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中的个人与社会的伦理责任、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中的社会进化理论，再到甄克斯《社会通诠》中的社会发展规律、孟德斯鸠的《法意》中的法律，约翰穆勒《穆勒名学》和耶芳斯《名学浅说》中的逻辑学。这些译著将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一整套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社会通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2、严复的翻译是有思想选择的。严复生活的时代环境，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严复翻译的这些西方著作，基本上都是古典资本本主义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西方可以说已经都不是最先进的思想，比如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已经对进化论提出了挑战。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从经济到政治以及社会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中国还没有进入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何来批判的需求？可以说严复的翻译，是选择了当时中国需要的西方思想。严复的《社会通诠》就是基于社会进化理论，与其参与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一致的延续，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

3、严复的翻译是有传统基础的。严复在翻译理论上提出“信达雅”标准原则。翻译需要有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天演论、物竞天择，将中国传统的国学文字水平发挥到了极致，而此《社会通诠》的“通诠”简单说是通用的诠释，深刻一点就是普遍规律。

严复将他认为中国需要的西方思想翻译引进。不论是经济、政治、法律、伦理的理论，最终都是要归结到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来。因此，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都可以说在整个体系中是具有终结性的，也可以说是最后的结论。《社会通诠》因此也是严复翻译思想中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也基于此原因，我们邀请相关学者专门为我们专文导读这部手稿，并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了这部手稿。将新发现的学术材料公诸同好，嘉惠学林，这是我们从事古籍流通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