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为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o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and Urban Space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ies
发表于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phie
https://doi.org/10.1111/tesg.12567
作者简介:
张艳,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yanzhang@buu.edu.cn
柴彦威(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chyw@pku.edu.cn
文章导读
由瑞典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哈格斯特朗创立的时间地理学,在不断回应国内外批判与创新发展的基础上,试图构建科学技术影响下解读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关系的“全生态世界观”,形成了一套突出微观个体时空间行为以及空间-行为互动过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成为人文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路径、企划、棱柱等经典概念的基础上,哈格斯特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个人类活动研究的重要视角——图式diorama。尽管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方法有一些简单的理解,但很少有关于图式的深度解读与具体应用。正值哈格斯特朗发表“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 Torsten Hägerstrand, 1982)一文40周年之际,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TESG)期刊组织专栏对图式Diorama及其应用等进行进一步解读与发展。我们也应邀撰文“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o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and Urban Space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ies,对图式概念内涵、方法及其中国城市应用研究做了分析与展望。
图式Diorama是哈格斯特朗对特定区域的、多主体互动的时空过程进行整体性观察与描述的一种独到方法,突出对特定区域日常活动中的时空组合、时空间节奏、时空间惯例、在场与不在场的权力关系等进行综合分析,强调从局外人与局内人相结合的视角进行解读。这是时间地理学情境生态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时间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结构化理论等进行对话的独特概念。
文章首先回顾经典——“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Torsten Hägerstrand, 1982)。纵观时间地理学发展历程,这篇论文标志着时间地理学更加明确地进行综合地理研究和景观理论的阐述。哈格斯特朗通过阐述人类活动和社会系统中企划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企划实现过程中主观企划与客观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回应了对时间地理学物理主义、机械主义倾向、缺少人文主义关怀的批判,借助自传材料、局内人和局外人相结合的视角,采用diorama方法综合地分析了特定区域中空间-行为互动及其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深层机制。
我们认为,Diorama方法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思考。第一,diorama方法特色在于对特定地域中空间-行为互动过程的整体性描述,尤其强调对时空间节奏和时空间惯例形成机理的分析。对diorama的整体刻画始于对空间邻近的“物理在场”的、本地的、有形的要素及其交互的客观观察与时间地理学表达,但更需要关注关系邻近而“物理不在场”、遥远的、无形的但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要素对本地diorama中时空间节奏和时空间惯例等形成的影响。前者是对个体路径对象path-makers在时空间中可观察到的、有形的时空组合、相邻并置的整体描绘,后者侧重对组织企划(表现为规章制度、规范、机构时刻表等)与个体企划交织的权力关系、节奏制定者pace-setter及时空间惯例形成机制的深层次考虑。Diorama方法始于前者——局外人视角,而升华于后者——局内人视角,二者不可偏颇,构成完整的分析框架。
第二,diorama方法对空间-行为互动过程的解读强调过程性(continuity)和物质性(corporeality)两个方面。Diorama结构的解读出发点是个体或组织的企划实现过程,企划指引着个体路径的走向,企划的成功实现还有赖于当前和未来情境的时空配置。时空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特定diorama中能容纳的企划总量有限、企划之间通过竞争资源,有的实现了、有的调整了而有的企划死亡了。正是由于人类活动与社会的物质性基础作用,人类活动才出现了大量“有意行为的意外后果”,如生态环境危机、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diorama方法充分体现了时间地理学的“全生态”综合世界观,并成为过程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思想与理论基础。文中我们对diorama方法在西方城市不同尺度、不同议题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进行综述。
文章第二部分我们对diorama方法对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理解日常活动与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意义以及未来中国城市转型的空间-行为互动研究进行思考。对比瑞典时间地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s到2000s正值其完成了快速城市化和社会转型,而中国时间地理学引进于90s末、2000s中期大量实证应用、2010s以来开始影响规划实践,可以说时间地理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正当时。然而过去的时间地理学方法的应用更加侧重从局外人视角、对观察到的时空间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而diorama和project的正面研究才刚刚起步。同时,与西方城市不同,我们市场化转型和快速城市化过程又独具特色,尤其单位制度隐形化、持续影响下,单位作为城市活动系统中重要节奏制定者的变化,以及单位大院(或单位社区)作为城市空间中重要的diorama,在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亟待应用diorama方法对其时空间节奏、时空间惯例的形成与演变机制进行剖析和解读,深化对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转型内在机制的认识,探讨新单位模式的空间逻辑在未来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中的落实。
此外,我们还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家和社区的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从diorama视角进行综述,这也是我们对新时间地理学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本土化应用的阶段性成果。Diorama视角聚焦家和社区尺度上的空间-行为互动,在流动性增强、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有更大的应用潜力。最后,讨论了diorama方法未来方法上的发展方向以及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创新应用方向。
以下为文章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