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华 ‖ 南朝“以淮为界”疆域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文摘 2024-08-27 07:54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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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振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南北朝时期，淮河既是南北政权的地理分界线，也是限隔夷夏的种族分界线。唐初史臣回顾永嘉南渡后的疆域格局时，即称：“天子陵江御物，分据地险，回首中原，力不能救，划长淮以北，大抵弃之。”淮河的分界地位，素来不乏学者垂注。不过，既有成果侧重于从军事角度考察淮河的空间分隔作用，而对南朝“以淮为界”的形成与北府兵渐衰的内在关系，未能充分措意。南朝长期“画淮而守”，顺势演化出“淮禁”政策。这项政策不曾为史家所注意，它以“内淮南而外淮北”为本质，涵盖贸易、种族等领域，给淮河南北带来了难以消弭的疏离感。循此线索，南北交往中的一些问题似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拟从南朝疆域盈缩入手，结合碑刻材料，探究南朝“以淮为界”疆域观念的衍生过程，揭示南朝“淮禁”由来及其造成的南北差异，进而把握南北政治冲突中的地理格局。

一、从“以河为界”到“以淮为界”

晋室南渡，中州沦没戎虏，成为司马氏的“祖宗遗愤”。刘裕既平南燕，有定关、洛之心，待肃清荆、雍后，遂启北伐，规复许、洛。以洛阳为中心的区域习称河南，时为姚秦所据。晋义熙十二年，檀道济、王镇恶自淮、淝进克许昌，平滑台，军至洛阳，围逼金墉，守将姚洸请降，北魏明元帝“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翌年三月，刘裕率大军渡河，击破北魏援军，由此奠定“北划大河”的疆域格局。这是东晋与北魏围绕河南归属问题的初次接触，东晋虽克复旧都，却为日后南北疆土的交涉预伏下矛盾。

刘宋永初三年，刘裕病逝，北魏趁机渡河攻取滑台、虎牢及洛阳。《宋书》载：“初虏自河北之败，请修和亲；及闻高祖崩，因复侵扰，河、洛之地骚然矣。”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便有志北略”，朝中北伐呼声高涨，元嘉五年，谢灵运上《劝伐河北书》。但宋文帝没有接受谢灵运伐河北的主张，并在元嘉七年的北伐诏书中宣布河南才是其欲得之地：“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埸”，明确将黄河作为北部边界，认定河南是刘宋领土，而将河北排除在外。宋文帝随后遣使通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直接表露其“以河为界”的疆域构想：“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拓跋焘闻讯大怒，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可见南北在疆域交涉中针锋相对，在河南归属问题上互不退让。

就刘宋而言，河南是“以河为界”的关键所在；于北魏而言，河南是其实现“以淮为界”的突破口。明元帝时，魏军既攻河南，亦分军向青州，但遭到青州守军顽强抵抗，劳而无功。北魏遂转向河南，但在“攻城”与“略地”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朝臣出现了分歧。奚斤等人执意攻城，崔浩则引苻坚攻城而败为鉴，建言：“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待魏军攻滑台受挫后，崔浩此议才被明元帝采纳。《宋书》载：景平元年十一月，“虏掘破许昌城，又毁坏钟离城，以立疆界而还。” 钟离城北临淮河，北魏渡淮立疆界，旨在宣示其“以淮为界”的疆域诉求。

元嘉七年，北伐大军来势凶猛，北魏敛河南诸戍以权避其锋，河洛诸城尽归于南。河南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宋文帝，同年，赫连夏与北魏交兵，赫连定遣使江南结盟。根据盟约，两国合兵灭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义隆，恒山以西属定”。此即“悬分河北”之事。但此议虽成，刘宋始终未作任何渡河的尝试，相反，“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崔浩见此情形，预料宋文帝“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北魏遂先西讨赫连，后于冬季反攻河南，刘宋兵歼甲弃，得地而不能守。北魏复得河南，旋即敛兵以退而遣使求和。王夫之就此评论：北魏力疲于蠕蠕，而固不能席卷江淮以吞宋。元嘉七年北伐是宋文帝企图“以河为界”的一次尝试，并以失败告终。北魏受腹心之患柔然的掣肘，夺回河南后也未再南进。这是宋魏争夺河南的第一阶段。

南北通好后，界上时有骚动，害及行旅，彼此颇有怨言。北魏攻讦刘宋“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刘宋亦诘责北魏招降纳叛，“资其粮仗，纵为寇贼”。因此，为了更好地管控边境上的流动人群，北魏出现了进一步“分疆画境”的诉求，河南再次成为焦点。在元嘉十九、二十三年的南北往来移书中，北魏指责刘宋此前“密接赫连，侵我牢、洛，致师徒丧败，举军囚俘”。刘宋酬答道：“昔景平之末，国祚中微，彼乘我内难，侵我司、兖，是以七年治兵，义在经略”，但“彼伺我军，仍相掩袭，俘我甲士，翦我边民”。元嘉二十三年，刘宋暗中援助盖吴作乱，煽诱边民，招致北魏报复。是年，北魏进寇兖、青、冀三州，杀掠甚众。魏主拓跋焘在移书中甚至宣称要“游猎具区，观化南国”。“具区”指吴越，其言近似曹操与孙权书：“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可见南北处置边民扰动时，都对元嘉七年北伐记忆犹新，而河南归属问题不解决，南北战争就有再起的可能。

元嘉二十七年的北伐，是宋文帝用兵河南的第二阶段。是年春，北魏拓跋焘围攻悬瓠，汝南告急，戍主陈宪婴城固守，宋文帝遣臧质等救援，拓跋焘不克而退。这次南侵是拓跋焘对刘宋鼓荡边民的惩戒，由此触发了南北本已紧张的形势。六月，刘宋廷议北伐，朝中出现两种声音：徐湛之、江湛、王玄谟等迎合取宠；沈庆之、刘康祖、萧思话等老成持重，或谓步不敌骑，或谓为时已晚，反对北伐。在此情形下，宋文帝驳斥道：“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碻磝、滑台、虎牢及洛阳是河南四镇，夺四镇即掌握河南主导权，这份军略透露的仍是其“以河为界”的疆域构想。

北魏征服刘宋盟友赫连、沮渠、吐谷浑、北燕及高丽后，南进战略便一步步推进，索求领土则更进一步。拓跋焘从悬瓠北返后，闻刘宋仍欲经略中原，遂移书宋文帝：“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度，如此释江南使彼居之”，扬言南北应当“划江而治”。这年秋七月，宋文帝下诏北伐。拓跋焘再次使用欲取先予的策略，至九月才引兵南救。王玄谟屯滑台城下，久攻不拔，部将请结车营以拒魏援而不纳。胡三省释其动机曰：“盖其时已有走心矣。”诚如是说，拓跋焘十月渡河反攻，王玄谟等望风奔溃。拓跋焘分道南下，越淮追击，进而饮马长江，起行宫于瓜步，领土诉求再进一步。《宋书》称：“焘至瓜步，坏民屋宇，及伐蒹苇，于滁口造箄筏，声欲渡江。” 所谓“渡江”，不过是拓跋焘虚张声势，以进为退。首先，北魏军中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不足以支撑其大规模渡江作战。其次，魏军南征不备粮用，唯以抄掠为资，及过淮，野无所掠，人马饥乏。由此可见，淮河是北魏大军补给的极限，这一事实印证了崔浩“以淮为界”倡议的正确性。

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宋文帝再图“以河为界”，最终仍以和亲收场。相较于元嘉七年北伐，这次惨败深刻影响国运，是宋政由盛转衰的关键。北魏越河渡淮，江北六州为之残破，室宇焚荡，户口百不存一，“以河为界”的基础随之丧失。但宋文帝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元嘉二十八年，鲁爽从汝南归降，带来了“虏主猖狂，豺豕其志，虐遍华、戎，怨结幽显。自盱眙旋军，亡殪过半，昏酣沉湎，恣性肆身”的情报，翌年，北方又传来“伪帅始死”“国内猜扰” 的利好消息，于是而有第三次北伐。

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前夕，青州刺史刘兴祖建议伐河北，认为兵发青、冀，绕过河南，因敌取资，直插河北，严守太行，西拒魏援，或可恢复汉晋天下。这份方略与元嘉五年谢灵运《劝伐河北书》内蕴相通，都认为肃清河北，统一指日可待。宋文帝此时“意止存河南，不纳”。胡三省就此评论道：“刘兴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这是委婉地批评宋文帝在战略上过于保守而无远图，却忽略了其“以河为界”的疆域构想始终如一。

这年五月，宋文帝下诏北伐。从诏书内容看，此次军事部署与前年北伐并无不同，都是东西协同作战，且东线强于西线。不同的是，宋文帝除续用王玄谟外，以毫无北伐经验的张永、鲁爽等改易旧将，同时遣心腹徐爰随军，“衔中旨，临时宣示”。这表明宋文帝将前年北伐失利归咎于旧将，但又对新起用的诸将并不完全信任。秋七月，张永等军至碻磝，攻围弥时；八月，城内魏军潜出烧营及攻具，宋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张永见势，竟擅自撤围退走，不告诸将。这一错误使东线溃败不可收拾，亦使西线攻势戛然而止。宋文帝遂下诏班师，退驻清济，调宿将萧思话北上，割彭城文武配镇历城，以筹善后。第三次北伐失败后，碻磝有强敌扼守，萧思话静镇历城，刘宋只能保据青齐而难图进取了。

河南与淮北唇齿相依，此即郑鲜之所谓的“河南安，则济、泗静”。元嘉屡争河南无功，淮北将陷入危殆。淮北没虏导源于刘宋的内部矛盾。宋泰始元年，宋明帝刘彧废昏自立，出镇江州的晋安王子勋举兵叛乱。北方边州镇将对此首鼠两端，刘彧在平定子勋后，因处置失当，迫使薛安都以彭城，毕众敬以兖州，常珍奇以悬瓠，俱降于魏。宋明帝遣张永、沈攸之与魏战，时值寒雪，宋军败还。《宋书》载：“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虏庭。”南朝疆域蹙缩所涉重要事件及时间节点，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南朝陈地最小”条已详备言之。淮北没虏后，刘宋建立起淮阴至寿春的河防巡哨制度。《南齐书》载：“淮北既没，明帝敕留（李）安民戍角城。除宁朔将军、冗从仆射。戍泗口，领舟军缘淮游防，至寿春。”除此以外，兖州刺史被委以方面之任，加督“缘淮诸军事”，此职宣告南北正式“画淮而守”。

南朝从“以河为界”到“以淮为界”，恰与北府兵逐渐式微相契合。胡三省比较宋文帝三次北伐：“自帝经略河南，到彦之之出师，四镇皆敛戍北去。王玄谟之出师，碻磝望风而下，滑台则坚壁矣。今之出师，碻磝亦固守以抗张永等。魏人固习知宋人之情态，以为无能为也。”自北魏视之，宋将作战能力渐衰。若以宋文帝视角观之，也可以得出这种印象。第一次北伐失利，宋文帝认为非南军不敌，而是“（檀）道济养寇自资，（到）彦之中途疾动”；元嘉十三年，宿将檀道济被杀是北府兵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魏人闻知皆曰：“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第二次北伐，拓跋焘饮马长江，宋文帝悔叹：“若道济在，岂至此”，这是对檀道济与王玄谟等人能力的比较，后者不及前者。第三次北伐无成，宋文帝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宋文帝对张永等失望至极，以致出此愤言。泰始初，张永、沈攸之伐魏再败，刘宋再失淮北四州，则是北府兵衰败的延续。南朝坐困江东与北府兵渐衰之间的关系，王夫之曾做如下评断：“夫江东之不振也久矣。谢玄监军事，始收骁健以鼓励之，于是北府之兵破苻坚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广固、收洛阳、入长安，而姚兴、拓跋嗣不能与之敌，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兴也。”

王夫之的论断触及到了晋宋政治的根本，“北府之兵”是指将帅而非兵卒，少者不如老者，与胡三省的观感相呼应。刘裕凭借北府创立帝业，待其成功后，父子二人为消除威胁、巩固皇位，退杀老者。檀道济死后，北府缺少头面人物，后继乏人，“少者未能兴”是显而易见的。田余庆深刻揭示出北府兵在南朝初年的变化，指出元嘉一代，既用北府兵，又用西楚兵，然北府兵源日益枯竭，军事地位上与荆雍兵逐渐更替，入齐后传统影响已大不如前。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朝从“以河为界”退缩至“以淮为界”，实际上是北府兵战斗力日趋衰退在疆域上的反映。

二、“淮禁”由来及对南北贸易的影响

南北画淮而守既成，淮北流民潜相连结，以候王师，频繁的边警来自寿春、淮阴一带。南来士族皆要求抗胡复土，此即宋将刘勔奏称的“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担归阙，皆劝讨虏”。因此，管控边境以免再生事端，成为南朝君臣朝夕思虑的问题。“淮禁”一词最早见于《北齐书·苏琼传》，苏琼于皇建（560—561）中行徐州事，到任后即请弛禁：“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淮南岁俭，启听淮北取籴。后淮北人饥，复请通籴淮南，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汪舒桐在论及北齐视新领土淮南为“他家物”的心态时，注意到了“淮禁”旧制，但言“通常发生在南、北朝以淮河为分界的时候”。这是确当之论，可惜未深究“淮禁”旧制究竟起于何时、出自何方以及对南北贸易有何影响，以下重点分析该问题。

“淮禁”旧制是南北关系的产物，针对的对象不仅是南北商贩，还有南北官僚。崔季舒为齐州刺史时，“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他所犯罪名除受贿外，还有“遣人渡淮互市”，即触犯“淮禁”。渡淮交市者不限于地方官僚，还有中央权贵。魏收借封孝琰出使陈朝之便，托其携门客至建康与昆仑交易，同样是违反了“淮禁”，被判流刑。《北齐书》记其事：“其年又以托附陈使封孝琰，牒令其门客与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罪当流，以赎论。”“牒令”表明北齐对南垂边关管控甚严，官民需令而行。南朝沿淮关禁之重，亦见于《南史·垣荣祖传》：“永明二年，为寻阳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乡人载度江北，案验无实，见原。”垣氏乃淮北强宗，垣荣祖被诬，罪由仍是违禁。

“淮禁”虽始见于北齐边臣苏琼之口，但并非由北齐创立。苏琼所奏淮南淮北粮商不通的问题，承袭自南朝。《南史·崔元祖传》载南齐粮食不渡淮及淮南诸州私断谷米：

时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而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书奏见从。

崔元祖在永明末出任东海太守，南齐东海郡隶属于冀州。淮北没虏后，宋明帝更置青、冀于郁州，安置北方流民，二州共一刺史，并形成了“淮蕃海捍，本出北豪”的任官传统。崔元祖出自清河崔氏，北魏陷青齐，遂逃亡郁州，故习晓边情。南朝在淮北置有重镇，军粮供应仰给建康。但据青州刺史张冲所奏，淮北连年饥馑，江南的粮食却不能越过淮南。更为严峻的是，徐、兖、豫、司诸州虽邻近青冀，却禁止其粮食出境，加剧了淮北饥荒，“流亡之弊”是指淮北民众逃荒至北魏。崔元祖的建议虽被采纳，但从北齐苏琼所奏来看，淮南、北之间的粮食贸易壁垒并未破除，南北商客仍然不能自由渡淮。

这里需补充的是，南齐淮南诸州各断谷米，不听出境，根源就在于这些州并非产粮区，所产粮食不能自足，故不能出粮远救淮北。《南齐书·徐孝嗣传》载：“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故启请在淮南立屯田，“请即使至徐、兖、司、豫”补种菽麦。徐孝嗣表立屯田是在南齐建武五年，与张冲上奏相去不远，奏表提及的徐、兖、豫、司诸州，都是“戍卒增众”的军州，均需聚粮待敌。早在刘宋时，为有效解决淮北“流亡之弊”，周朗就曾建议“淮以北悉使南过江”，使受食者就佃淮南，多其长帅，给其粮种。这一赈灾方案主要是移民就食而非解除“淮禁”。

“淮禁”即不听商贩渡淮交市，其雏形在刘宋即已存在。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寇边，宋文帝诏访群臣御边之策，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边论》。在这份策论中，何承天针对“边令弛纵”的现状，主张“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旧科”表明刘宋管控边境的法令早有，但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因北方威胁再起，故主张恢复旧科，彻底封禁边界。这种建议在当时并不乏唱和者，南阳太守沈亮见“北洛侵芜，南宛凋毁，猃狁肆凶，犬夷充疆”，遂向雍州刺史刘骏建言“礼化孚内，威禁清外”。沈亮建议荆楚推行内外分治，以礼化内，以禁清外，“内外”即“南北”。元嘉二十五年，北魏因边民扰动，移书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要求封禁边界：“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刘铄酬答：“王制严明，岂当独负来信。”“王制”即何承天所谓的“旧科”，沈亮主张的“威禁”，可见“淮禁”其来有自。

淮北没虏后，刘宋奉行“以淮为界”，顺势演化出“淮禁”政策。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北魏求通互市，引发了朝臣激烈争论。谢庄认为，北魏唯利是视，关市之请旨在觇国虚实，遂其志则示之以弱，不如闭关。宋孝武帝不纳，互市开通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北魏寇青州之事，促使刘宋封禁淮河，断绝南北贸易。刘宋的“淮禁”政策后被南齐继承。《南齐书·魏虏传》史臣曰：“永明之世（483—493），据已成之策，职问往来，关禁宁静，疆埸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所谓“已成之策”，正是指刘宋的“淮禁”政策。南齐永明年间的社会状况，可见于《南齐书·良政传》：“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可以想见，只要北强南弱的威胁仍在，南朝就缺乏弛禁的必要性，南齐边关久无风尘之警的治理成效，反过来势必又将强化“淮禁”。

南朝虽有封控边界的法令，但对江淮百姓来说，除非编入户籍，否则单凭“淮禁”，很难杜绝人群的流动。如前所述，淮域久经战乱，土地荒废，饥馑频发。淮北农业不足以维持江淮人群的生存，通商及渔猎必不可少。《北齐元贤真墓志》载，元贤真于魏末迁任颍川太守，“此郡地接江淮，市通商贾。小民□杂，大姓难治。”可见南北贸易使边境人口多而杂。《梁书·张稷传》载：“初郁州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与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宽弛无防，僚吏颇侵渔之。”鱼盐之利是郁州百姓的重要生计，其产销有赖于与魏人交市。刺史张稷政令宽弛，以致南北冲突爆发，土人仍可往还南北，通风报信。《北齐书》载，北齐据有淮南，给十年优复，期满后，“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由此可见，通商和渔猎是江淮人群重要的经济来源，共同特点是流动性强。

南朝设禁的另一面则是放任。沿淮边界长达数千里，南朝管控重点是附近军镇，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地区的控制力量相当薄弱，容易成为无籍百姓聚集交易的场所。《北魏杨琏墓志》载，杨琏在太和之始迁汝南太守，“地居带淮，邦邻密寇”。梁将王琳“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盗”“民”难分是当时淮域社会的实态。边境走私的猖獗还体现在南钱北流。南齐武帝时出现钱荒，原因在于“远邦尝市杂物”使“泉贝倾于绝域”。南齐与远邦的贸易使其货币外流，邻国边境更受其影响。北魏宣武帝时，徐州市面上就流通着南朝的鸡眼、鐶凿等钱。北齐时河南所用钱货有轻薄铅锡之别，这种货币本是梁末私家“间以锡铁”熔铸的劣币。可见南朝货币对北朝边境的渗透性强。据此推知，在南朝控制力量薄弱的地区，百姓违禁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淮禁”政策反映了南朝统治者“内淮南而外淮北”的统治心态。顾祖禹从东晋南朝及五代南北对立的史实中，得出“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的历史经验。所以，南朝为保民安边，屡移淮北流民入淮南。第二次元嘉北伐失利后，宋文帝诏徙彭城、江西流民分入瓜步、姑苏。《资治通鉴》胡注曰：“避魏寇而南”。“避寇”只是一方面，刘宋移远就近，更在充实淮南，增强抗胡的力量。李焘论两淮地位曰：“天下无衅，则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齐；天下有变，则分命大将，将淮北之众，可以出冀岱，摇青冀，发淮南之师，可以袭许洛，取梁宋，近固国本，远申主威。”淮北陷虏后，进取河北、远申主威成为泡影，只剩恃淮南固国本。南朝诸帝并建亲贤，积货财，聚甲兵，以守要害，使淮南常处优重的特殊地位，根源在于此。

相反，淮北则迅速边缘化。刘宋时，淮西、江北长吏悉用武人充任，多无政术，反映出统治者对淮北已然淡漠的心态。陈朝太建北伐，待收复淮南后，陈宣帝诏称此举“威陵殊俗，惠渐边氓”，竟将淮北视作异域。若转换视角，北齐继承南朝“淮禁”后，则表现为“内淮北而外淮南”。北齐早在天保（551—559）中就已基本据有淮南，但晚至武平四年，“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后主更是将淮南视作“他家物”，并于黎阳临河筑戍，认为急时且守此，不失作龟兹国子。后主奉行黄河以北为本位的疆域政策，黄河是底线，淮北次之，淮南最不足惜。北周灭齐后，诏“伪齐被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这标志着“淮禁”政策开始被突破。分析至此，北齐称“淮禁”为旧制也就容易理解了。综上，“淮禁”是从刘宋防止商贾往来的“旧科”演化而来，淮北没虏后成为制度，南北局势紧张时被严格执行，南齐永明之世得到强化，梁、陈相沿成习，北齐占有淮南后因袭不改，遂称“旧制”。

三、由“旧民”到“虏”：南朝对淮北的畛域之见

南朝长期“以淮为界”演化出的“淮禁”波及种族。宋明帝失淮北诸州后，地既归北魏，民亦左衽。《南史》载：“自晋、宋以后，经絓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这种畛域之见，反映出淮河俨然成了限隔华夷的种族界线。元嘉五年谢灵运劝伐河北时称：“河北悉是旧户，差无杂人。”这种情况在元嘉末已有变化，周朗称：“胡若能来，必非其种，不过山东杂汉，则是国家由来所欲覆育。”河北“旧户”化为“杂汉”需要时间，淮北旧民化为“虏”，自然也需要一个过程。

淮北既没，当地民众开始表现出不乐属魏的心态。泰始四年，淮西民贾元友上书刘勔：“四郡民人，遭虏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仇报耻，伏待朝威。”“虏二十七年毒”是指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残破江淮。《南齐书》载：“初，虏寇至，缘淮驱略，淮北居民犹惩佛狸时事，皆惊走，不可禁止。”“佛狸”是拓跋焘的鲜卑本名，江北居民犹惩其事，足见战争创伤仍未消退。淮北民心动向，还可从北魏视角获知。《魏书·陆馛传》载：“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而新民犹怀去就。”北魏尉元称刘彧有“北顾之意”，新民生“南望之心”。淮西如此，淮北亦人心思旧。《南齐书》载，刘思效奏称：淮北“童孺视编发而惭生，耆老看左衽而耻没”。垣崇祖启奏宋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虏，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刘、垣俱为青徐豪族，感受到的都是遗黎思宋甚切的氛围。

淮北民众后来对南朝国家认同的消解，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内因是淮北民众见宋齐复土无望，转而安居乡土，抗胡起义逐渐沉寂。《南齐书》载：“泰始末，淮北民起义欲南归，以（李）安民督前锋军事，又请援接，不克，还。”经此役，淮北民众不再宗奉刘宋。宋将刘勔奏称：“界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途，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南齐亦尝试过复土，建元二年，“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萧道成诏李安民率军接应，“安民赴救留迟”，导致义军皆没。李焘评论曰：“偏将轻兵，逗留观望，成敌人之势于必胜，置向义之徒于必死，使遗老残民，知吾之不足恃，敌之为可畏，自是北人不复来矣。”遗黎偷安、南流渐歇，是宋齐无力复土导致的必然结果。

外因是北魏对淮北的统治转向温和，淮北民众对异族统治的恐惧日渐消除。北魏延兴年间（471—476），为稳定南疆，朝廷遣使巡察河南七州、问民疾苦并减免租调。周一良注意到，淮北民户没有因地归北魏而向南转移，异于永嘉南渡。胡三省称：“魏并青、徐，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抚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复引领南望矣。”更有甚者，外逃旧民恋土回流。北魏韩念祖初临淮阳郡上党县，“旧民南叛，全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来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淮西吏治也有改善，杨琏在太和初迁任汝南太守，“敷摸略以来远人，播智勇以威毅竖”。

从南朝视角看，淮北民众由“旧民”至“虏”的身份转变，是很明显的。元嘉二十七年北伐，荆楚兵攻陕，虏兵请降者多河内人，柳元景责之曰：“汝辈本中国民，今为虏尽力，力屈乃降。”这些被驱逼的旧民与鲜卑混杂，性质近似周朗所谓的“杂汉”。南齐建元二年，萧道成遣吕安国出司州安集民户，诏曰：“郢、司之间，流杂繁广，宜并加区判，定其隶属。”“郢、司之间”地属淮西，是年遭魏寇，百姓多入蛮区。萧道成要区判的并非“流杂”的族属，而是籍贯。这表明，淮域诸族居处混杂，但尚未融合。除“杂汉”外，南人还将晚渡北人统称为“伧”。余嘉锡释“伧”有六种含义。韩树峰认为，南朝史籍中的“伧”特指晚渡的中原流民，“晚”指“胡亡氐乱”。“北”非以黄河为限，而是指长淮以北。梁萧景“行南兖州军事”，“时天下未定，江北伧楚各据坞壁”。“伧楚”之谓，透露出建康精英对淮北流民的鄙夷，与陆游所谓“虏覆神州七十年，东南士大夫视长淮以北，犹伧荒也”，如出一辙。

侯景之乱是淮北之民化为“虏”的重要事件。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侯景之乱，齐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余庐江、晋熙、高唐、新蔡、西阳、齐昌数郡。至孝元之败,于是尽矣,以江为界也。”淮北被北齐占领后，南朝在心理上对其更加淡漠。侯景之乱时，萧藻任南徐州刺史，“或劝奔江北”，萧藻答以“安能投身异类”。南人视江北为“异类”，正与陈宣帝视淮北为“殊俗”相契。

南朝“淮禁”政策造就的淮北、淮南民心归附上的差异，可从南北战事中钩稽。《南史》载：“江北人情犷强，前后刺史并绥抚之。（萧）泰至州，便遍发人丁，使担腰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于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淮北最先覆败有其内部因素，即刺史侵刻百姓利益。侯景至则群起从乱，北齐南征，淮北豪家应募，助攻淮南，与泰始年间耻为左衽大相径庭。《隋陶蛮朗墓志》称：“洎乎侯景作乱，江东三边鼎沸，四郊多垒。齐主纂募淮南，英选江北豪家。”淮北豪族应选，足见其对南朝的淡漠。与之相反，淮南居民则积极拥护南朝北上抗胡。《隋书》载：“陈人见中原多故，遣其将陈纪、萧摩诃、任蛮奴、周罗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东距寿阳，民多应之。攻陷城镇。”这种淮河南北民心差异的现象，归根到底仍是南朝“淮禁”政策的衍生物，南北区域的整合有待强有力的政权以实现国家统一。

结语

刘裕灭南燕、伐姚秦、入关中，南朝与北魏划河而治，版图达到鼎盛。刘裕病逝后，北魏趁机夺取河南地，元嘉三次北伐皆为夺回故地，实现其“以河为界”的疆域构想。遗憾的是，北伐屡出无功。宋明帝泰始年间，边臣叛走，刘宋再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国境蹙缩至“以淮为界”。自兹以后，刘宋建立起缘淮巡防制度，奠定了南朝“画淮而守”的疆域格局。南朝从“以河为界”退缩至“以淮为界”，根源就在于，北府兵在南朝初年，老者退而少者未能兴，战斗力日渐衰退。

刘宋后期“以淮为界”，无力管控疆埸之民，顺势演化出“淮禁”政策，齐、梁、陈相沿成习，北齐占有淮南后因袭不改，遂成“旧制”。这项内外分化统治策略，不仅使南朝统治者形成了“内淮南而外淮北”的心态，还给南北贸易带来截然相反的两种面相：在官方层面，粮食等战略物资被严格管控，禁止渡淮交市。但是，在江淮民间，通商、渔猎是重要的经济补充，百姓违禁成为日常。“淮禁”造就的南北畛域之见在梁、陈被放大，南人称淮北旧民为“虏”，淮河遂成“限隔华夷”的种族分界线。

（责任编辑：郝红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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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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