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李沛容 ‖ 漳腊淘金记：民国时期川西北的财富、生计与冒险

文摘 2024-04-03 18:57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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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兵副教授）

（李沛容副研究员）

作者简介：王海兵，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沛容，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

黄金是昂贵的装饰品，更是天然的货币、价值的尺度以及财富的象征，在人类历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一直被人们迷恋、追逐。漳腊金矿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南距松潘县城约２０公里，矿区范围包括岷江西岸的对河寺、金河坝、一根树、天灯竿子、赤密、大湾、赤水坝、青草坝、三岔河、鸭舌沟等处，尤以金河坝以南的对河寺产金最为丰富。漳腊金矿在青藏高原乃至全国采金史上占据显著位置。１９１２— １９４９年，漳腊金矿开采黄金总量达１００多万两，约合３２吨。漳腊金矿以其产金量大、品质上佳而闻名于世。民国时期，各方势力、各色人等怀揣财富梦想或寻求生计活路，争赴漳腊采金，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令人瞩目。

目前，学界对青藏高原金矿史的研究，侧重于西藏及西康地方，尚未对漳腊金矿进行全面系统探讨。本文将漳腊金矿置于民国时期川西北局势演进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勾勒漳腊金矿的矿权更替、组织结构、产量消长、漳金的交易流通等方面的基本脉络，并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揭示军阀、政府、寺庙、金厂、金商、金夫子等相关各方围绕漳腊金矿开采呈现出的不同面相。选取漳腊金矿作为个案进行专题研究，对于深化理解近代川西北边地复杂多元的权力纠葛、底层民众的生业百态以及资源开发中的族际关系等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漳腊金矿的经营管理与黄金生产

漳腊地处川甘青毗邻地区，为汉藏交通之孔道，海拔约３１４０米。漳腊金矿位于祈命部落的水桶寨、黑斯寨等处，当地藏民称这一带地方为“郎日瑟康”（ｎａｎｇｒｉｇｓｅｒｋｈａｎｇ），意为“郎日金库”，苯教寺庙对河寺（郎日寺、郎依寺）就建在这座“金库”上。长期以来，虽有民众零星发现金子，漳腊城中的商人亦曾试图集股招工采金，但因藏民反对，未能正式开掘。在藏民看来，黄金是镇山之宝，挖金会破坏土地和风水，从而得罪山神。

漳腊金矿大规模、有计划之开采肇端于民国初年。辛亥鼎革后，商民率先在漳腊对河寺周边采金，矿洞以百数，矿工千余名，日产金七八十两，后“因争洞夺矿，经松潘县府封禁”。１９１７年，川西北发生八角事件，四川省长戴戡令川军刘存厚部团长张达三为征懋军司令官兼代懋功县知事。八角事件后，刘存厚将西路汉军划归松理懋茂屯殖军总司令陈戎生直辖。陈戎生委任张达三为松潘屯殖总办兼松理懋茂屯殖军第二区司令，查勘垦殖区域，督饬垦务，并代接汉军统领印符，调查屯殖军的漳腊金厂事宜。张达三于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抵达松潘，受到驻松汉军第二营营长李阳三的强烈抵制，并煽惑第一、五两营各哨目兵一致推戴李阳三为汉军统领，导致张达三于１９１８年元旦遇难。李阳三遂令搜括松潘屯殖署公私款项、衣物等，并分数队袭击漳腊金厂，“所有销成条金六七百两，及金沙五六百两，银洋数千元，铜币千余串，厂员衣物等件，扫掠一空，并肆行打毁房舍器具而去”。

屯殖军开办漳腊金矿时，有工人２００余人，平均每日获金二三百两，历时８个月。张达三被害后，漳腊金矿权落入汉军手中。据王天元调查，对河寺郎日喇嘛“第一痛恨张达三”，“因为张达三开金厂，直接危险（胁）到对河寺的房子———寺下金洞纵横，恐怕房子倒塌。他每一提到金厂，不禁欷歔”。１９１８年，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将四川各军驻防区域划分为１１个防区，防区割据局面逐渐形成，川西北边地被划为靖国军卫戍第九区。

在防区制背景下，金矿成了驻军的一大利源。松潘汉军系统的任树斋接办金矿后，顺从舆情，改变之前由军队专营的局面，开放民营，订立章则，提收金课，一时之间，工人增加到３万人以上，日产金５００两左右。任树斋主持金矿２年后，由王维周接办，产量日减。又逾３年，再次调任氏主持矿务，日产量约在七八十两，多则１００余两。当时有乐至人李青云来到漳腊，成为金河坝的最早槽商。漳腊金矿的最初金槽开在对河寺下面的地段，因该处产金甚旺，故被称为“红滩”。民国初年，每个槽子的开掘要付给土地主人３两银子的槽母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由于采金业的兴旺，槽母钱也逐渐涨至５０块大洋。每槽（棚）以８—１０人为准，开掘一槽，俗称“提一槽子”，无论产量多寡，每槽按月抽收课金１两２钱，“槽商亦无一定组织，有一商掘数槽者，亦有数商共掘一槽者”。

１９２４年，川军邓锡侯部开始进驻茂县，由邓锡侯节制的四川江防军一部也于１９２５年进驻汶川。自１９２６年前后，因采金者争执纷起，仇杀、暗抢之事频发，当局派兵维持治安，“乃设税课，经理者曰厂长，每任一载，囊聚万金，因此营谋该位置者，不惜夤缘，然而金商大受刮取，无不暗中叫苦，于是倒号颓业者，时有所闻”。１９２７年，松潘、理番、懋功、茂县、汶川５县和抚边、绥靖、崇化３屯被划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屯殖区，于茂县设四川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署。同年，江防军以武力接收漳腊金矿，取得矿权。

邓锡侯部接管漳腊金矿后，采用军督商办的方式进行经营，金厂“性质独立，故不受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署之统属。厂以管理矿穴、征收库金为目的”。鉴于当时厂规废弛、槽商税捐沉重，田为纶继任金厂总办以后，“约束员司，整顿秤戥”，“并于槽商担负迭谋减轻”，屡请邓锡侯设法整饬，废除各项驻军津贴及稽查等费，“商民、槽户等感惠至深”。１９２８年，江防军在漳腊发现新富矿，因此从当年３月至１９２９年９月，漳腊金矿平均每日可产金三四百两，矿区人数更是达到５万以上。１９３０年春，邓锡侯派李炳扬接办金矿，由金河坝沟心向上沟推进，达于大牛子、二道坪及鸭舌沟一带，两年时间采金１０万两。

漳腊金矿开办初期，产量大，利润高，每日可出金３００余两，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每日能出金１００余两。至１９３１年，漳腊矿区尚有金槽２００余棚，金夫子数千人，日出金六七十两。另据李青云等人称，１９１８—１９３１年，每日得金１００余两，或数十两，“每置大帮驮子拢漳，所驼生银或生洋动以万计，以是时之金价计之，三十元一两，三万元可购金千两之多”，可用“驮子驼金”来描述当时的盛况。李青云“亦尝以大皮袋，盛黄金作枕头”。１９３２年邓锡侯改派二十八军警卫司令谢德堪等接办后，日产金６０两左右，采金工人１万人以上。同年，屯殖督办署为维持矿区治安，委派官员赴漳腊金矿稽查，并调川西汉军１连及屯督署警卫大队１中队前往该处听差调遣。１９３３年，邓锡侯委任二十八军特科司令部参谋长牛子晋充任金厂总办后，有槽户四五十家，日出金二三十两，最多可达８０两以上。槽户中，纯粹的民商约占２／３，一旦被认定为槽户后，每月无论获金多少，均须照章缴纳课税纯金５钱。在漳腊金矿的旺盛期，若按每两平均１００元计，全年产值约有２００余万元。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底，庄学本到达漳腊时，其所见漳腊矿区“全沟有槽子数百，故岩上坡上比列若蚁穴”。当时金厂有矿工数千，产金较旺者有１０余槽，其余俱成废槽，往年旺盛时每日可采金数百两，而“近年所出较往年似已逊色，昔每年全厂各穴中可得数十两之巨金砖数十块，惟近年虽仍出而只二三块。此项巨金砖自重十余两至五六十两不一”。二十八军在漳腊金矿设有警备处，并在沟旁搭木棚数处，按槽征收课金，每个“槽夫”（即金穴主人）日纳课金２分瑏瑤，全厂平均每月可征二三十两课金，出金旺时有五六十两不等。

１９３５年，四川各路军阀交出防区内的民政、财政等权，达成川政统一，维持１８年之久的防区制宣告结束。同年，由于受川西北边地局势波动的影响，松灌交通阻滞，漳腊矿区生活用品供给困难，４０余家槽户及５０００余名金夫子逃走，散处四方，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为此，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特设金矿整理委员会办事处于漳腊，有办事员１０人，护矿兵１连，并特派矿学专家段子祜为金矿局整理委员，赴漳腊招回槽商、矿工等。四川省府试图通过此举，逐渐撤销金矿局，并依照法律，取得漳腊矿权，从事开采，以裕国富。但当地驻军拒不交接，“省府乃以武力驱逐之”。段子祜到任漳腊金矿厂长后，积极整理规划，因槽商资本缺乏，且系重新营业，故特免除两月课金，之后缴纳之课税减轻１／３，于是“远近富商巨贾与一般新旧金户，纷纷踊跃复业”，至１９３６年４月上旬，已有槽户８０余家，金夫子２０００余名。此为漳腊金矿由军督商办转入四川省政府官办时期。当时在金河坝一带，每槽每月纳课金３分，三岔河一带则每槽每月纳课金２分。在福华公司于１９３６年取得矿权后，金矿整理委员会漳腊办事处撤销。在此期间（１９３５年５月至１９３６年７月），办事处共收课金４４两６钱，每两时价１００元，折合４４６０元，除开支外，尚不敷３０００余元。

１９３６年，福华公司经理王仲槐申请开采松潘县漳腊三岔河、鸭舌沟、天灯竿子、一道坪、二道坪等处金矿，得到国民政府实业部批准。时人认为王仲槐领得采矿执照后，漳腊金矿“始入合法采掘时期”。福华公司投资数十万元，聘有段子祜、吴蕴瑛等专家督饬矿务。１９３７年，四川省建设厅委派刘季生为福华公司经理，前去接替王仲槐，王氏延抗不交。刘季生领有手枪兵１排，驻漳腊城内，王仲槐有矿警队１中队，双方发生激战，王仲槐被扣押。福华公司为集股性质，设有董事会，计有董事５人，股东１００余人，每股５０元，最大股东为１００股。漳腊金厂有经理１人，总揽金厂内外一切事宜，下分工程、事务及会计３股。工程股内有工程师、技士、技手及监工员等，工程师办理厂内工程事务，由董事会聘任。事务股下有矿警队、无线电台、医院、稽查及收租员等，事务及工务人员皆由经理委派或雇请，矿警队１连亦归经理指挥。会计股下为物料保管员、采买员、金库等。

漳腊金矿自开办以来，一直沿用“土法”，随便挖淘，矿洞俨如峰巢。据经验丰富的采金者称，漳腊金矿“依山傍河，金脉太多，惟扭于旧法，致产量逐渐减少，若能以科学方法测量金层开采，则每日出金，仍可及昔年之数百两产量”。福华公司接办后，试图扩大生产、改进技术。１９３７年，福华公司着手试探赤密金矿，并另派专人开发洋芋屯，毛尔盖、包座一带的金矿也在积极筹备开发。该公司董事会拟增资１０万元，购办抽水机、打风机、发电机等设备，并将矿山原有油灯一律改为手提电灯，运沙车改用滚珠油槽装置。

漳腊金矿的开采一般以棚（槽）为单位，１棚约２４人，夏季时有七八十棚，冬季可达２００余棚。事实上，关于每棚的人数，有的文献记载为六七人至十余人不等，但以１０人为１棚者居多。福华公司的采金作业实行轮班倒，每组分两班，两天轮流１次。因金槽地方狭小，每班又可分为两小班，其中，匠人负责洞中拕金工作，二把手负责将砂泥装上背篓中，背手将砂泥背倒于木车中，拕手负责将小车置于轻便轨道，拕到洞外溜金处进行冲淘。溜砂工作仍由原班工人于第二日上午共同完成。１９３７年前，漳腊金夫子除吃公饭外，在无金时，其荒板钱标准为：匠人每班（即每两日）４角，二把手、鮙手及背手（又称“马尾子”）皆３．５角。有金时，匠人因负责“溜盆”，其可得全部产量５．２％的“看盆金”，把手负责“溜床”，故可得全部产量１％的“看床金”，此外，总产量的３０％由全体金夫子平分。

福华公司自办矿洞数个，日产金二三两，间或可至四五两，此种矿洞被称为“官槽”。在福华公司矿权范围内的其余大部分金矿则由私人槽商向福华公司租佃开采，谓之“私槽”，每个槽主自行出资雇佣矿工数名挖掘。１９３７年，私人团体在漳腊矿区租佃开采者，约有１００余家，每家少者为３人，最多有达９０人，平均约为１５人，租佃费每公亩每日２角，有租约，半年签１次。此外，福华公司亦要按日收取保安费，为各私人团体淘金所得之８％。矿税按国民政府规定为所得２％，亦由该公司代收、代转。福华公司设有矿警１００人，按日收取之费用，则由矿警负责。每天上午溜金时，在每个溜床旁边，必有矿警１名站守。

据１９３８年李贤诚调查，在金河坝及一根树一带，每吨砂可得金二三分，往西上行经鸭舌沟至三岔河，则每吨产量减至１分或数厘。一般而言，每班工人（以６—８名计）每日工资、伙食费用共需约４元，加上监工的薪水及灯油、铁器等杂费２元，合计６元。若能出砂２吨，每吨产金２分，则每班可获金４分，每两按时价２５０元计，每班可得１０元。除了开支，尚可获利４元，即每两金成本为１５０元，利润为１００元。因产金量并不恒定，有时砂金层变薄或消减，不仅无利可图，且还可能折本，但总体而言，挖金能获相当之利润。

由于漳腊矿区盛行槽户制，槽户私人所得之金反而较矿权所有者为多，因此，李贤诚建议加强黄金统制，全部改用雇工制，按时发放工资，所出砂金直接归厂方收存，但统收砂金的价格应与市面相近，否则槽户与矿工的利益会大受影响，而被迫走私，沿途关卡应派兵驻守，严加搜查。刘祖彝亦认为，漳腊金矿的矿工酬劳“以采雇工奖金制为宜”。

此外，扯尾子活动也是漳腊金矿黄金生产的重要补充形式。在漳腊矿区从事“扯尾子”工作者大多为矿工家属及当地民众。扯尾子是一种业余的淘金活动，系在金夫子溜床淘洗后的砂石及泥土中重新进行溜金，有时甚至溜至第４遍。１９３７年时，漳腊矿区有一千五六百名民众在扯尾子。据称，扯尾子效益好时，每人每日可得值１元之金。扯尾子纯属捡漏，无需向金矿公司缴纳任何费用。扯尾子者偶尔亦有淘得大块黄金，“则多为旁人觊觎，必胁取或谋夺之”，因而矿区暗杀案件时有发生，虽有驻军，亦不能彻底维持秩序。

漳腊矿区产金量虽涨落不定，但大致从１９３３年起，整体呈现下降趋势。１９３６年上半年漳腊金矿产金量为７１９６两，下半年仅３６００两。据金商估计，１９３７年上半年收金量不超过１０００两。至１９３７年秋，日产量不到１５两，槽户从３００余户减至１００户以下，大部分槽户“竟至债台高筑，无资赔补，当然停采”，４０００余名工人“多数不得不告失业”。

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黄金成了战备物资，其对于稳定法币信用、安定后方金融、增加国际汇兑以及订购军需用品等均具有重要意义。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组织松潘金矿探勘队赴漳腊等地探测金矿，该探勘队于１９３９年改隶经济部采金局，并易名为松潘区采金处。１９４０年，经济部采金局入股福华公司，定名为官商合办的“国福公司”。自官股加入后，公司组织扩大，讲究情面，亏损甚巨，加之物价高涨，矿洞渐深，产金日减，导致入不敷出，乃于１９４２年停业。同年，经济部采金局也因经费紧缩，停办松潘区采金处。此后，槽户自由开采，矿工尚有１０００余人，淘洗废砂，每日产金１５两左右，仅够维持生计。１９４３年，中华采金公司（商办）集资４００万元，承办原国福公司及松潘区采金处矿区，试图“改进采淘方法，大量生产，挽回颓势”，但因“主持者不识本矿之生成，仍依旧地，同旧法”，承办４年后，依然“一筹莫展”。至１９４９年，曾经喧闹繁华的漳腊矿区，除魏炳然、李荣武等１０余家槽户照常开采外，其余金槽皆已关停。

二、漳腊金河坝市场漳金的交易流通

随着金矿的开采，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在漳腊矿区逐渐形成一个名为“金河坝”（ｇｓｅｒｒｋｏ）的市场聚落。漳腊矿区的人群相当庞杂，据１９３２年调查，金夫子、槽户、商贩等人数曾达到五六万人。１９３７年，漳腊矿区有金夫子１２００余人，大部分系单身，有眷属者占２５％，他们大都来自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湖南及江西等省，而以四川安岳、灌县、绵竹、罗江、永川、平武等县人居多，约占总数的７０％，甘肃、陕西人分别占１５％及４％。金夫子大多“系退伍军人，或系漏网盗贼，或系流氓，或系无法谋生之贫穷者，俱多在社会环境中逼至无可如何始入厂为矿夫谋温饱，避环境之压迫、法网之追索。而厂中于矿夫又不加以选择、管理，任其在槽中自生自灭，故厂上工人之生活极为恶劣”。金夫子常以“四块石头夹一块肉”为言，“意谓以肉身出入于金洞中，不定何时，石坠崖塌，则此身葬于石壁中矣”。金河坝街市以及矿区金槽“粪秽狼藉，遍地皆是，且槽子为隧道，中亦尿粪遍地，故行路颇有举步维艰之概”。因此，“厂上工人之不病而死者几希，矿夫每年之死亡率总以百千计”。金夫子的境况，使得“其生活观念，完全以即时寻乐为前提”。他们“既不谋娶妻成家，亦不讲衣服外表之美观，惟以当时之物质享受为主，故其所得之金，皆尽逐日消耗于吃喝嫖赌之中”。金夫子恣意挥霍的生活态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河坝市场的兴盛。

金河坝市场的街道污秽不堪，棚屋破烂，但其热闹程度却在松潘县城及漳腊城之上。由灌县至漳腊的途程中，“米面、蔬菜、肉食之供给，均不若漳腊金厂饭馆之新鲜、方便而全备也”。在金河坝市场，除了能见到“眉目清秀、装饰摩登之青年姑娘”以及各种赌场外，“尤以染吸鸦片嗜好者为最普遍”，且收入愈多，其上瘾程度愈深。在漳腊金矿的匠人中，约有９０％以上为吸鸦片者，二把手８０％，背手及拕手７５％，扯尾子７０％，男女均有。据１９３７年调查，漳腊有吸户管理所１０家，每家每日约可做２０—４０元的生意，全年的鸦片烟收入共１３万余元，金夫子消耗于吸户管理所吸食鸦片的开支约占其年收入总额的２０％。据统计，１９３８年时金河坝市场每月的消费额有４万多元，其中鸦片烟约占３万元。

金商也是金河坝市场的主体人群之一。金河坝的金商大致分为两类，即槽户以及来漳腊收金的外来商人。槽户的经营活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每挖一槽而至产金需时间极久，自数月至数年不定，所需资本自数百至数千元亦不一。槽子无论何人均可前去在全厂区挖掘，至产金时始由金厂征收库金。厂中无矿师，故开槽悉凭经验，或旺或不旺则凭赖命运，虽经验丰富者亦不能预知，故金旺而立时致富者有之，金不旺不值开采徒耗资本因而倾家荡产者亦有之”。槽户有时亦亲自携金售卖。漳腊金矿所产黄金的“成色在国内金矿中推为第一，价亦最昂。金业中名之曰‘漳金’”。高品质的漳金吸引着金商赴金河坝收购。

自由贸易是金河坝市场黄金交易的显著特点。政府对于金河坝的黄金“未加以统制收集，一任人民自由售购”。瑏瑡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增加黄金储备，国民政府鼓励民间采金，并加强对民营、私人采金的监管，制定黄金国有办法，大量收购黄金，在各地普设收兑金银办事处，引导民众以金银易法币，吸收民间所存金银。据统计，１９３８年７月到１９３９年５月，“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从各处采金者购进１４３０００英两纯金，这批金若以每英两合２００元计算，其价值总计有２８６０万元，如果再加上被私人购买或收藏的４—５万英两黄金，则黄金总量当在１９万英两左右。在此政策环境下，１９３９年后，当局试图以低价统购漳金，“曾派有收金专员，统制收兑，然人事复杂，积习已深，照市价收得者为数仍属寥寥，操纵走私，无力取缔”。金河坝市场的漳金交易“一概用旧秤做标准，新秤可合旧秤百分之一百二十四，大家惯用暗盘，官价似乎已经被忘记了”。至１９４１年，金河坝市场的黄金仍为自由买卖，“因法价低于暗盘，故官厅收金不易”。

金河坝市场的金价受局势及产量等因素影响随时波动。１９３４年，漳腊金价每两值川洋１３０元，合申洋１００余元。１９３５年，因外运困难，漳金价格跌至每两７０—８０元。又因漳腊“时有滥兵、流氓、土匪昼夜行劫，所有槽户、蓄有金者，佥被抢劫，而生活物品尤高涨不已”，槽户多半歇业，而金夫子亦有约二三百人失业，金价遂大涨，每两售洋１１０余元。至１９３６年，漳腊金价又有回落，生金每两９０余元。此后，由于金矿储量渐少，加上矿区生活成本高昂，漳金供不应求，价格时有上涨。１９３７年底至１９３８年初，漳腊生金价格涨至每两１３０余元，因外来客商日有增加，而“零金多被统制，人事稍逊之辈，有不易买得之叹”。１９４１年，金河坝市场的黄金售价每两达９００余元，此价被“四行”知晓后，即定牌价每两（市秤）为６００余元。１９４８年，漳腊对河寺山中各金洞挖出之金又渐兴旺，每日掘获的金粒计有３两之多者，以每两（老秤）７０万元的价格被金河坝的金商收购。

金河坝市场的金商获得黄金后，大部分通过松灌道运往成都转售，也有一小部分输入甘肃。川西北边地万山重叠，道路崎岖，近代该区域杀人越货之事常有所闻，屯殖督办署为此专门成立保商队，保护商人运货出境。１９３５年，４名保商丁将３名金商杀害于松灌道上，并抢去砂金１００余两，销于茂县。当时金商等多五六人或十余人结队，以军阀、土豪、痞子作护符，“明纳暗贿，得以载金而归，否则即不遭暗杀，行至松茂道中亦不免掉去脑袋，人财两空，其环境如是危险，而逐逐营营者，固如蛾之趋焰，人生本为利名忙也”。

成都为四川西部及西康等产金之地黄金的主要集散市场。成都黄金的来源约分三路：西路松潘漳腊一带；北路安县、绵竹、平武、北川一带；南路西康省一带。每年阴历七八九月份为上述三路黄金输入成都之旺季。砂金之成色最佳者首推漳金，多系十足赤金，其次为打箭炉收购之黄金。成都黄金市场每月交易量约为三四千两，最旺月份可达７０００两，除了成都本地市场每月约可销售首饰、佛金等１０００两外，其余之黄金多运往上海，或为囤户所收集。成都市场之金商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带货商，计有天盛德、永和泰、祥兴、宝成４家，均属陕帮。在成都至上海航空线未开通以前，带货商所带金货赴上海，每１００两黄金有三四百元之收入。另一种则为银楼首饰商，有天成亨、凤祥、杨庆和、中盛永、天长永等，此外，尚有专门锤佛金之陕商以及小首饰店多家。由成都市场输出之黄金必须先铸成金条，每条１０两左右，５０两为１秤，成都金价之起落，以上海标金行市为其计算之标准。

结　语

漳腊金矿的兴办是时势变化与权力及资本交互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求富求强潮流的推动下，资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凸显，矿务成为富国裕国之道。军队是民国初年漳腊金矿的主导者。在防区制度下，漳腊金矿成了汉军、屯殖军、江防军、二十八军等军阀的逐利场。军阀掌握矿权后，或由驻防军队招工开采，或招商淘挖，收取金课。１９３５年后，漳腊金矿逐渐转由政府统制经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根据地。为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资源的管控，国家资本开始介入漳腊金矿。槽户制是民国时期漳腊金矿开采的主要组织形式。槽户制的盛行促进了漳腊私人采金业的发达，也使得政府统制黄金生产、流通的目标难以达成。

漳腊金矿开采初期，产额巨大，利润丰厚，在川西北边地经济和商贸结构中占据突出位置。防区制时代，军阀政权对漳腊金矿实行重税政策，影响了槽户的采金积极性。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起，漳腊黄金生产呈现萎缩趋势。木材业虽也受到过度税收的损害，但相较金矿业，呈现上升势头，而药材、畜产品等依然是川西北边地的基础性产业。与此同时，军阀割据所需的巨额资金，也加速了松潘、理番、茂县、黑水、平武、汶川等地的鸦片种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川西北边地鸦片产业的崛起极大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商业及民生。

民国时期，漳腊金矿的主办者和矿工等群体基本来自内地，“军政商学，三教九流，绿林偷盗”等混杂期间。漳腊矿区“有四多：官多，袍哥多，烟哥多，病人多”。矿区的很大一部分槽户系退役军人。１９２７年，江防军驻防漳腊后，“其在职之员每多借此营私……该军退后所遗之退伍人员几占全槽户三分之一，因而参谋、副官、连长、军需、排长、书记、师爷、处长等十色五光，不一而足……历任总办虽有禁止之说，不过一纸虚文”。淘金的收益主要归军阀、资本家、袍哥、官僚豪绅、金商等势力所有，对于大多数的矿工而言，发财的愿望往往无法实现。袍哥、鸦片及赌博是近代四川的弊政，这在漳腊矿区表现尤甚。袍哥成分极其复杂，不论贫富尊卑，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及流氓强盗均可参加袍哥。据欧尔孝称，矿工来漳腊挖金，必须先加入袍哥组织，才能做工，且不得任意调换槽子。管事为了榨取矿工的血汗钱，开设烟馆，赊卖鸦片，矿工染上烟瘾后，赊吸鸦片，结账时，有的矿工以工资抵烟债。管事们还在漳腊开设赌场，从中抽头，不少矿工输得负债累累。川西北边地“土谚有云：‘穷淘金，富挖药’，意谓淘金者皆穷，挖药者多富，由此即可知淘金人之难于致富矣”。据任建三等人在边地之所见，“此说颇不为虚”。

为供应数量庞大的淘金客群体日常所需，金河坝市场百业皆备，琳琅满目的货物从青海、甘肃、四川之平武、灌县等地运来。漳腊金矿的开采以及伴随而来的区域间族群交往、物资流通，强化了漳腊与周边地区的整合，并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等产生了重要影响。金河坝市场“时有祈命部落之番民妇女盛装入市，将青稞麦子购去后，即招摇市上，选购化装（妆）品及红料珠等”。漳腊城中“番汉混什，备形热闹，全市多什货铺，其营业以全赖金厂及番人”。因漳腊金矿而衍生的生计门路，也使得矿区附近的部分藏民生活逐渐宽裕，“故其对金厂，已发生好感”。作为由外来力量推动形成的资源型移民社区，漳腊矿区与民族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大规模的无序挖金挤占土地资源，践踏庄稼，掏空房舍地基，破坏神山等，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矿工的吸烟聚赌，狂欢堕落，败坏了边地的醇良风俗。因金矿开采引致的劫掠与争斗，加剧了社会动荡。因此，漳腊僧俗首领及民众对于挖金之行为大多持反对态度。矿主则往往通过增加槽母钱、重金收买或武力镇压等方式，以消弭挖金阻力。１９２９年，针对漳腊金矿开采出现的诸多乱象，郎日喇嘛感慨道：“金厂开了十几年，死的人总是万数，又有几个真正发了财呢？漳腊城里的人也是乱想发财，丢了庄稼不做，天天都到金厂上来逛，不是陪这个喝酒，就是陪那个烧烟，弄得男女老幼都是大瘾，也才十几年工夫，漳腊城里的人，都变成讨口子模样，甚么羞人的事都做出来！……他们挖金子的人又得了甚么好处？”任乃强认为，新中国成立前，青藏高原的采金方式“利少害多”。瑏瑠证之以近代漳腊金矿开采史，任氏之说甚为妥帖。

漳腊金矿僻处四川西北隅，来往运输货物除用人力肩挑背负外，并用骡马及牦牛驮运，运费昂贵而运输量小，大型现代化采矿设备搬运不便。当地汉藏回等多民族杂处，民风彪悍，社会局势混乱，治理困难。矿区缺乏系统、科学的地质勘探，挖金系用土法，随意掘洞，漫无计划，淘金所用之工具亦甚为简单。这些因素也严重制约了漳腊金矿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漳腊金矿处于自由开采状态。民主改革后，政府于１９５７年成立阿坝州属地方国营漳腊金矿，至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共开采黄金２５５２．５两，最高年产量７５８．５两，职工最多时达４００人。国营金矿撤销后，留守矿山的２７名工人自筹资金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松潘县漳腊挖金社，至１９７６年，共生产黄金２２８１．７两。自建国以后，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漳腊金矿共开采黄金５５５４．２两。其产量和矿工人数较民国时期已有显著减少。１９８３年，经四川省矿产储量委员会批准的勘探报告探明，漳腊金矿的残存砂金储量为１０．４０８吨，后因当地群众对国家开发该矿持有异议等原因，未能进行开采。进入新时代以来，松潘县政府启动金河坝漳腊金矿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推动漳腊矿区转型发展，将废弃金矿转变为“绿水青山”，以打造新的“金山银山”。

（责任编辑：张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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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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