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荣 ‖ 医会与医统：明代一体堂宅仁医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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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08-06 15:45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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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玉荣，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代太医院祁门籍医官徐春甫在北京发起一体堂宅仁医会（以下简称“宅仁医会”），会员共有46人，以太医院医官为主。项长生等整理、校释了该会会录，对医会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后续的研究也多在此基础上展开。在现代医史中，宅仁医会常被冠以“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中国最早的科技社团”“我国第一个医学学术团体”“安徽人最早创建中国的医学会”等名号。这些评论重在发现传统中医体系中的现代科学要素，但仅以此来认识宅仁医会的性质，反而容易忽略这一医学团体背后的知识和社会脉络。宅仁医会身后并无延传，直到晚清民初，才逐渐有近代意义医者团体的兴设。学者在讨论医学行业专业化和组织化的过程中，也会提及宅仁医会。梁其姿指出明清医学行业的专业化与西欧医学的“医学行会”（Corps medical）无关，其专业化体现在他们共有的职业利益、认同和价值认识，宅仁医会就是通过集体讨论医学经典，来加强声望和认同。周绍明认为宅仁医会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共享，谢柏晖则注意到医统与医会之关系，认为二者分别在知识建构和社群建构两方面体现了医者对于正统性的追求。不过由于唯一存留的会录记载并不完整，学界对徐春甫的身份、《古今医统大全》付梓时间及宅仁医会的存续时间尚存争议。医会兴起之时，恰好是明代讲会最为兴盛的嘉靖隆庆时期，宅仁医会的成立，高度依赖徐春甫及京城江南医者的人际网络，这种人际网络对《古今医统大全》的编纂起到重要支持作用。徐春甫以太医院吏目的低级医官身份，联络众多医政官员，编纂百卷本《古今医统大全》的缘由及过程，有待进一步考证。徐春甫及医政两界会友如何形成共识，“医统”的知识建构与医会的人际整合如何嵌合，亦有待揭示。本文即由此出发，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讨论宅仁医会与《古今医统大全》整理之间的组织及知识路径。徐春甫为宅仁医会的发起者，在会录中，自署太医院吏目。以下查阅相关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补充其生平。据方志所载，徐春甫，祁门城东人，幼师汪宦，医家书无所不窥，官太医院，居京邸，全活甚众，著有《古今医统大全》《医学指南捷径六书》。另据《祁门塘头黟南赤岭徐氏族谱》记载，徐春甫为塘头宣六公支，其父徐宣“由庠生任襄阳府引礼，升修职郎，生一子”。不过，据汪宦族叔汪衢称，徐春甫为“故友襄府典膳鹤山遗腹子”，可知其父徐宣号鹤山，实掌供襄阳王府膳馐之事，徐春甫号思鹤，当是为追思亡父。其家祖辈并无显赫之人，汪宦之所以收徐春甫为徒，可能与其父徐宣与汪氏的故旧之谊有关。族谱还载，徐春甫“业儒善医，至京揭榜，治皇太后疾，疾愈，赐金钗，授太医院使，辞弗就职，敕赐国医”。方志及相关文献均未记载此事，可能是族谱美化，但可以肯定徐春甫确实未曾担任太医院高阶职务。关于徐春甫所任太医院吏目的品级和地位，有学者据《古今医统大全》载《大明会典医政官制》“国初置医学提举司，后改太医监，又改太医院，设院使、同知及典簿等官职。专诊视疾病，修合药饵等事。洪武十四年定为五品等衙门，更设太医院令、丞、吏目及御医，始依文职授散官。二十二年复改院令为院使，丞为院判”，推论吏目职位可能在御医之上，六品或从六品，徐春甫应当为太医院高阶官员。不过据正德《明会典》，太医院设正官，院使一员，院判一员；首领官，吏目一员；属官，御医四员。吏目之所以置于御医之前介绍，是因为其性质属于首领官，而非品秩高于御医。万历《明会典》明确指出，院使为正五品，院判为正六品，御医正八品，吏目为从九品。太医院原只设一员吏目，后可由医士资深者考补，且不拘定员，“在内于圣济殿，在外于本院，及各差供事。隆庆五年，定为十员”。徐春甫官居吏目，其职责为管理本院庶务及文移，职位较低，“然拾级而上之，则御医、院判、使矣，上保圣躬，内调宫眷，下疗军匠”。因此，吏目也有考取御医的资格，如《吏部职掌》规定，“太医院吏目一员系常选，其余俱候考满递升。嘉靖三十一年，该礼部题准咨部，内殿御医有缺，将内殿供事吏目，历俸六年以上考补。内殿吏目有缺，支品给俸官同，内殿医士三年以上者考补。”如嘉靖三十四等年，就有张宗良等吏目，经礼部考核，九年考满，实授御医。以上表明，嘉靖年间吏目的品级确实不高，但积累资历之后，经过考满可升御医。关于宅仁医会成立的时间，学者推测当在明穆宗隆庆二年正月上旬之前。主要的依据是高岩为《一体堂宅仁医会录》（以下简称《会录》）所撰序文，“今岁来京师，就试南宫。偶以疾受知新安徐东皋公，间持一帙示余，曰：‘此某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立成宅仁之会，是以有此录也。愿得一言惠之’”，并注明撰文时间为“隆庆二年正月上浣”。不过，据笔者推断，至少至万历二十年，医会依然持续，并得到当时政要的认同。理由是会录所载一体堂宅仁医会条款，是由“南京吏部尚书温一斋批阅”。查温纯生平资料可知：温纯，号一斋，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十二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入为户部左侍郎，进右副都御史，督仓场，母忧去；万历二十年温纯被会推升南京吏部尚书，后以父亲年老多病上疏乞求赐免。《会录》中难得地留下了会友的姓名、字、号，籍贯和职务信息，有助于追索医会内部的人际关系网络。该会会友46人中，直接标注籍贯直隶的有36人，特意注明应天府的2人，浙江6人，福建1人，湖广1人。从其下辖州县名称看，此直隶为明代的“南直隶”，其中徽州府祁门县、婺源县、休宁县、绩溪县、歙县22人，苏州府吴县、太仓州、常熟县、无锡县8人。由此可见，医会的会友基本来自江南地区，尤以徽州府为主，其中祁门医者12人。据此判断，医会是以新安医者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此外则为通常所说的吴中医者，反映了江南医学在当时的影响力。元代以前，中国医学中心一直在北方，元代以后，医学中心渐移至江南。江南在元明之际是医学发展重地，特别是吴中地区，名医辈出，“吴中自宋来多名医，至国朝尤盛，凡今京师以医名者，大半皆吴人也”。朱震亨被奉为一代医学宗师，尊崇丹溪的吴中弟子在太医院颇有势力，以戴思恭、赵良仁、王宾为主线的师徒传承网络在太医院显赫一时。英宗时官至内阁首辅的徐有贞曾说：“吴中之医多于天下，籍太医者常百数十人，其为使、判、御医及诸药局之官者，累累有焉，其术多出东垣、丹溪之传，或得之师，或得之家。”不过在徐春甫看来，成化至嘉靖朝，能列为名医的新安人剧增，在全国居半数以上，甚至远超吴医，而祁门更是名医荟萃，医会会友以新安籍为主，则是这种趋势的反映。徐春甫所编《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网罗甚富，从五帝三代至明代，涉及名医多达274人，其中明朝有53位。明初以吴医为多，自成化年间的程介之后，列名的20名医者，新安人占了10位：新安槐塘程介，古歙陆彦功、方一诚，休阳方广、吴显忠，严镇程明祐，祁门汪渭、汪机、王典、汪宦。这些医者除了世代业医外，大多还曾习举子业，或肆力诗文。医会的3位成员苏州府徐伟、祁门县汪宦、歙县方一诚，就被列入其中。在会录中，是将吴中与新安同放在“直隶”这样一个行政区概念之下。在会友姓氏中，虽然占半数以上为新安医者，但却并未标榜新安或徽州这样的地域称谓，反而置于首善之地直隶，来拉近与太医之盛吴地的距离。徐春甫也自列为直隶祁门人，形成以祁门为主联系徽州、苏州乃至南直隶、江南在京的名医网络。在徐春甫组织医会的过程中，以新安医者为主的联谊被注入了更多学术及业务方面的内涵，提升了新安医学的地位，后世将“吴中医派”与“新安医学”作为江南两大医学集团并称，很有可能就源于此。会友中有官员，如列于第一位是任“户部云南司郎中，升四川副宪”的直隶衡阳卫解明瑞，第二位是曾任户部湖广司郎中的福建蒲田县林澄源。官员之所以支持乃至加入医会，可能与其乐意与医者结识有关，前面所及高岩就曾因疾结识徐春甫，而为之欣然作序。京官如果希望引疾乞休，也需要太医院官协助。资料可见，解明瑞就曾得到太医院的帮助，得以因病乞休，“京官升外得准养病者：隆庆二年，原任户部郎中，升四川副使，解明瑞患病乞休。”大臣告病，需太医院官验证，不少官员曾得徐春甫诊断后，得以休假。万历首辅王锡爵在《引疾乞休疏》中称，“据医官朱儒、徐春甫等诊臣之脉，佥谓臣病由郁生，必须屏事忘情，方可望愈。”此外，官员请致仕，也需要有太医支持。已有的研究揭示，官员在奏疏中加入医生的治疗与康复意见会使得病患叙事呈现医学化、专业化的一面，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来自制度的规训和皇权的压力。为《古今医统大全》作序的许国，万历十一年在《乞休致疏》里特意提到，“询医生徐春甫、江应宿等，皆言病在腹心，非旦夕可效”，故请致仕。医会成员中太医院医官占很大比例。明确标明太医院职务的有9人，其中太医院院使2人、院判1人、御医1人、吏目3人、医官1人、冠带医士1人。此外，徐伟曾任太医院院使，因异途转迁升至右通政，故未标明太医院医官身份，因此有太医院医官身份者实际达到10人，说明宅仁医会有近1/4的会友供职或曾供职于太医院。自明代始，官员品阶据官职而定，大部分医官的仕途便止于正五品的太医院使。如院使进一步升迁，只能授予更高的官职，方能进一步提升其品秩。医官身份在官僚系统中较为固化，其迁转之路大多遵循如下模式：医士—御医—院判—院使—右通政—左通政—通政使。医官转升的实际目的是为了提高其品级而非迁转至文官系统。这些任职医官在医者中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成为医会的核心领导力量。徐春甫编纂《古今医统大全》的目的，在于其对医学知识庞杂而缺乏系统化的判断，“舍非取是，类聚条分”，“统集异同，井然区别，汇成编帙”。卷首即列《历世圣贤名医姓氏》，开明宗旨，试图通过溯流穷源，追溯医学谱系，以明医学之统，“撰取历代医源，肇自羲皇，流于斯世，翰洐相承，其来尚矣。凡圣贤立法制方，足为天下后世准绳者，今悉考其事迹，列于卷首，俾后学得以溯流穷源云。”王祖嫡《师竹堂集》中收有《古今医统序（代）》，称“天下无一事一物而无统，其最大者曰：治统也、道统也”，“禅继之正，克君天下，则治统归之”，“授受之正，克师天下，则道统归之”，“是故医统不明而著书，是犹不知治统而作史，不知道统而立训者也。予故曰：即命名之义，而知徐君之达于医也”。王祖嫡为隆庆五年进士，此序不清楚代谁而作。此序明确将医统与道统、治统相提并论，认为医统与道统、治统同等重要。可能正是因为这一观点在那个时代过于振聋发聩，此序未被收录于《古今医统大全》中。为了匡正轩岐之统，建立医家赖以遵行的正统知识，《古今医统大全》对于医学知识的采摭，上溯到以《内经》为依归的文本传统，羽翼经典、方法醇正者收录，涉于幻诞、理法之外，不适合收入正统医学知识的文本则排除在外。庞大的编纂计划要付诸实施，需要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知识的整理，二是组织的整合。自宋代始，大型医书多由政府组织编纂。官方主持编修可以充分组织编修队伍，保证充裕的经费。如明代官修《永乐大典》也专设医经方，担任编纂副总裁的太医院判蒋用文，“以技艺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谥恭靖，则尤为异典矣”，以六品官身份，获得三品以上才能赐谥的“异典”。就个体医者而言，编纂大型类书非常不易。据《宋元明清医籍年表》载，明代医籍成书在40卷以上的仅数十种，而成书百卷以上者，除《古今医统大全》外，一是由藩王朱橚主持领衔的《普济方》（168卷），二是进士王肯堂编纂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204卷）。即使有少量私纂的大部头医著，因卷帙浩繁，非医官身份也难以胜任。《医学纲目》（40卷）、《玉机微义》（50卷）、《奇效良方》（70卷）、《本草品汇精要》（42卷），均由太医院医官领衔编纂。徐春甫虽担任医官，但衔阶较低，其私人组织编纂百卷本的《古今医统大全》，在明代医书中是非常罕见的。项长生推断，一体堂宅仁医会可能先于《古今医统大全》问世。但《古今医统大全》徐春甫自序在嘉靖三十五年，而《一体堂宅仁医会录》唯一留存的序为隆庆二年所撰。徐春甫可能于嘉靖年间就有编纂《古今医统大全》的规划，而百卷本医籍应该不是一蹴而就，在编书的过程中，得到同道之人的认同，然后汇集文献的同时，登堂请教，同时门人、友人参与，助梓作序活动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在编纂这本大部头的著作过程中，集结了各种学术和社会资源，进而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如承担搜集校正工作的太仓支秉中、四明朱法，以及门人金陵顾胤祥、新都黄凤至，都被列入医会会友中。由此可知，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创设应该是在《古今医统大全》编纂的过程中，并对医书的最终付梓起到组织作用。《古今医统大全》的编纂，得到了诸位缙绅公卿的支持。仅助梓人员就达38位，其中有一公二侯一伯：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太子太保恭顺侯吴继爵、中军都督府管府事临淮侯李言恭、太子太保漕运总兵平江伯陈王谟。徐春甫以吏目身份而能动员医官、公卿，除自身学识医术过人外，还颇善于借力聚众。徐春甫行医至京，受成国公朱希忠知遇，与公卿交往，见识愈广，医名渐播，“太师成国朱公客之，公卿皆名其术”，“又遍历坊肆间，访文献大家求之矣，是以博精诸方伎，为人已病奇验，行游京师，诸贵人饬舆马迎君者踵相属也”，“活人已莫可计，户外屦常满”。成国公朱希忠的支持，可能是徐春甫能够促进医、官联系的关键之一。此外，还有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四位尚书：王国光、陆树声、葛守礼、朱衡。据《明史·七卿年表》，王国光于隆庆六年任户部尚书，万历四年二月请告；陆树声于隆庆六年七月担任礼部尚书，万历元年十二月致仕；葛守礼曾于隆庆四年二月担任刑部尚书，十一月改左都御史，至万历三年六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朱衡于隆庆二年任工部尚书，万历二年五月晋太子太保，致仕。以四位尚书助梓时担任的相应职务来推知，助梓的时间主要集中在隆庆六年至万历三年期间。由此可见，《古今医统大全》虽然在嘉靖年间已经酝酿，但应该是在万历初年才全部付梓。此外，为《古今医统大全》作序者有6位：汤世隆、许国、赵志皋、王家屏、沈一贯、余孟麟，书中不惜罗列长长的官爵，以表明这些序者显赫的身份。除钦差提督漕运、镇守淮安、地方总兵官、太子太保、灵璧侯汤世隆外，另外五篇序的作者均与翰林院有关，其中赵志皋、王家屏、沈一贯，均为隆庆二年进士。翰林院主要职责为掌修国史，记注起居，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大政典礼的文稿。隆庆元年命纂修《世宗实录》，以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陈以勤、张居正为总裁。这几篇序中，明确标注时间的为王家屏序，作于隆庆四年。正是在此年五月，翰林院编修王家屏与检讨沈一贯等参与纂修《世宗实录》，与总纂朱希忠应该有往来，极有可能因此而为之作序。余孟麟则参与到稍晚的《万历会典》修纂，其序附有印章“甲戌榜眼”，也可见此书付梓至少在万历二年之后。余孟麟虽为应天府江宁籍，但祖籍为祁门，应当与徐春甫有乡谊之情。这些参与实录、会典修纂的翰林官员，对徐春甫修纂医书加以肯定，序中特别强调其书籍收集之功，“少时学儒去学医”，“喜攻医术，即古今方书裒辑甚备”，“会国家有大编摩，公卿得观秘书，故聚方滋富”。如《古今医统大全》就曾直接征引《明会典》中关于医政制度的说明。从诸篇序言的创作时间，也可进一步说明宅仁医会与医书编纂的关系。从高岩于隆庆二年为《一体堂宅仁医会录》作序，王家屏于隆庆四年为《古今医统大全》作序，至余孟麟万历二年中榜眼后为医书作序，温纯则在万历年间对医会条款作批阅，说明医会成立及运作与《古今医统大全》最后的付梓是相伴而行的。无论是医籍的收集整理，还是知识的分类辨析、医书的出版刊刻，都借助了宅仁医会所建立的医者社会网络，保持着组织和学术上的开放性。立会讲学在明代中晚期的知识界极为流行，医者以会讲方式论学也不鲜见。吴震曾说，“在16世纪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本身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或时代风气”，“所谓讲学，从狭义上说，无非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从广义上说，讲学无非是一种教育、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明代讲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讲会，一般有特定的课题，或者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明代讲会，以胡居仁倡办较早，至明中叶后，渐及南北，如惜阴会、青原会、紫阳会、东林会等。徐春甫的老师汪宦，在新安老家也曾参与论医讲学活动。如嘉靖二十二年，以余傅山为首，邀请新安医者汪宦、吴篁池、汪双泉、黄刚等人汇聚于歙县城内乌聊山馆进行讲学，内容涉及脉学、伤寒，以及内、妇、儿科等。此次讲学的内容后汇编成书，取名《乌聊山馆论医汇粹》。学界历来把《论医汇粹》归为余傅山编著，实际上汪宦医名甚高，应该为讲学的核心人物。南阳也有类似的医林会馆。当时还有医社的成立，《浙江通志》即载,诸余龄与徐镗等名医曾建天医社。恰好是各地讲会流行之时，医会、医社相继成立，当是受此风气影响。徐春甫也对医学会讲极其重视。在宅仁医会会录的开篇，即引用阳明后学罗汝芳的言论，“学问始于诚意，天德王道终可备”。罗汝芳在徽州府旁边的宁国府做过官，不遗余力倡导讲学活动，据墓志铭载，其在宁国府“乃联合乡村各兴讲会、清逋欠、修堂廨，建志学书院”。为《古今医统大全》写序的赵志皋，与罗汝芳关系密切。医学会讲，意在读经典，明医理，解不惑，故宅仁医会制订会规条款22条，即：诚意、力学、明理、讲习、格致、辨脉、审证、处方、规鉴、存心、恒德、体仁、忘利、恤贫、自重、自得、法天、知人、医学之大、医箴、戒贪鄙、避晦疾。会款从医家的治学到诊病，以及对待患者态度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尤其强调要与各会友会同讲习释疑，“隆师亲友，讲习讨论，以广博识，则临事不眩，视危犹安”；注重辩难相析，与医理相证，“医莫要于明理，明理则见定，见定则不惑，不惑则审证处方，自无疑似讹谬之误，然后能致奇伟万全之功，实由明理以致之”。医会特别重视医德养成。其讲会的重点在于同志切磋共学、规过迁善，以期进德修业、移风易俗，“或见出奇之病，曾因某药而愈；或有疑难之候，则今药之已愈，皆要虚心质问难疑，有成案即出以示。会中务以多集名医，博学审问。务以谦虚受益，虚心下问，着实商量，不可便自认是。”在《医学指南捷径六书》中也提倡讲学。徐春甫在自序中强调，医为仁术，“精则活人，弗精则毙人，故贵专贵讲”。“贵专贵讲”，体现了徐春甫对医学专业性的认识，以讲释疑，则是学习得法、提升医术的重要途径。万历十四年初刻本《医学指南捷径六书》是否为一体堂宅仁医会所编，学界历来有争议。从隆庆二年高岩所作会录序，至温纯万历二十年任南京吏部尚书之后的批阅记录，可推论《医学指南捷径六书》应该是医会进行编纂活动的成果。参与此书修订与编纂者有徐春甫的门人谢举元、李应节、顾胤祥、黄凤至、全以节、刘尔科、汪腾胶，还有其子徐良、侄徐良佐、孙徐本诚，均名列宅仁医会会员名录。徐春甫在序言中即言，“不佞业医五十余年，未敢欺罔。恒思学之不工，误人性命之托。且于先时裒集《医统》百卷，梓行海内，稍为全书。又集《捷径六书》，便于初学。”此书汇集徐春甫数十年习医行医之经验，名为“捷径”，实为导人入医学正途。从会录所见，医会对如何成为明医良医、医学知识之正典等问题都有讨论。针对当时流行的“明医不如时医”之说，会录专门作“名实”之辨，并归纳道：精于医学，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徐春甫指出，时医不读书，不明理，即使偶尔能奏效，只是侥效。医者的最高境界是明医，理想中的明医，通达“天人合一之妙，视富贵浑若浮云。系马千驷，无足动念。活人法天，生生不已。大哉明医之道，真同天地万物一体者矣。”如何才能做到明医呢？徐春甫特别引用孙思邈的说法：“凡为太医，先通儒书，然后熟解《内经》《灵枢》《本草》，仲景、东垣诸书，方可以为明医。”可见，徐春甫特别重视读书，明医理，致明医，是有所指的。医会集合众多名医，会友之间虚心下问，商讨难疑，并试图通过培养提携“后学”，以造就“明医”。医会还专门制定了拜师格式的投词式，以引导年轻的医者：“立投词弟子某……积诚斋沐，敬拜。……幸示先圣之良谟。凡有所疑，赖我师指授而面命，一有所得，在弟子刻骨而铭心。惟冀由至教以造其阃矣，罔敢得鱼兔而忘筌蹄。敬具投词，切祈鉴纳。”归纳而言，宅仁医会会友对于讲学论学有着强烈共识。在徐春甫的组织下，讲学之中，既立学之正统，避免年轻医者误入歧途；又重视辩难问疑，促进会友提高医术。关于问学态度、拜师格式的教诲，正彰显医会在导引培养年轻医者、延续传承脉络方面的努力。医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有乡籍之系，但事实上构建起一个有限范围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既有助于辨析学术，也有助于连接医者、官员，汇聚编纂医著所需的知识与社会资源。从发起人徐春甫的初衷来看，宅仁医会秉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目的成立。至发起原因，有其个人学医行医交游的体悟，有对医界弊端的剖析，也与明中后期儒者讲经立会风气有关。徐春甫初学医时，“志友天下”，“道高即拜”，深得以文会友的奥妙。其医术大成，与他好学好友的禀性相关。他显然已不满足于“纵有自得，亦不自售”的状态，对于其时医学门户分立、藏私不公的状况很是不满，希望“同胞一气，德业相劝”。宅仁医会主要是以乡缘、业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和学术交流，其与文人之诗会雅集，讲经传道大体相似。但与清初侣山堂等以师承相传为主的医者讲学又有所不同。徐春甫所倡导的医会，希望突破门户之见，在有限范围内促进了知识的公共化。同道研讨论学，也可补师徒私授或家传秘授之不足，是明清医学走向繁荣的重要知识建构路径。《古今医统大全》的编纂过程，实际上是会友论学、强化私谊的进程。其编纂虽着手于嘉靖三十五年以前，但编纂付梓活动一直延续至万历三年以后。医会应当始于隆庆二年正月上旬之前，持续至万历二十年之后。万历十四年刊刻的《医学指南捷径六书》是对百卷本《古今医统大全》的归纳，强调医学“贵专贵讲”，可视为一体堂宅仁医会的重要活动。医书的编纂付梓与医会的运行，至少在隆庆至万历初年仍是并行的。医书的编纂，是在医理、病机、药方的基础上，对历代医家、医籍中的临症施药之法进行比较归纳，既具系统性，亦重实用性，对后世的医书编纂产生重要影响。此后，从王肯堂编纂的《古今医统正脉大全》，李中梓撰写的《医宗必读》，再到吴谦主持的《御制医宗金鉴》，基本上都是遵循这样的路径。18世纪，日本编纂的《痘诊医统》，所引书目中也有《古今医统大全》一书。“医统大全”之“医统”，实际上含有医学知识系统性、正统性的意义，“是故医统不明而著书，是犹不知治统而作史，不知道统而立训者也”，特别将医统上升到与治统、道统相提并论的高度，对医学知识的系统化整理产生重要影响，“明《内经》之旨，正炎黄之统”，“会百家之异同，接轩岐之正脉”，“仲尼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若徐君亦可谓集医家之大成矣”。阳明讲会，始于明代中期，是由乡绅士子们结集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创设目的也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要求会友“明理”，才能见定不惑，审证处方才无讹谬之误。王阳明所倡导的“四民异业而同道”，多用于讨论明代士商关系，对于医者与儒者关系也同样适用。徐春甫力倡“医学之大”，在其活动形式上也有同构性，即运用社会网络及政治文化资源，以彰明学术与道德。卢明铨于万历四十五年在湖州所立一万社，也旨在“议立讲书之会，阐明医理”。以往研究简单地把一体堂宅仁医会视为一个专业性的社团，包含有将现代医学社团往明清延伸的判断，但以现代社团的职业及法律标准来衡量，宅仁医会显然并不具备这一理念。宅仁医会以江南医者为主体，以业缘、乡缘为纽带，其组建与太医院的特殊从业环境及徐春甫的个人人际网络紧密相关。医会的成立显示了医者组织化对知识整理及生产的支持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医者结社标准的建立与延续。宅仁医会在本质上仍属医者讲会的性质，其是以探究学术为中心，而非职业化的团体。放眼其时医者的组织状况，世医及师承仍是医者养成及结群的重要方式，医者讲会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破门户之见的会通角色。可以说，各地为数不多的讲会，推动了所在区域医学共同体的构建。不过，因缺少法律、市场及社会制度的支持，竞争关系、门户之私等依然制约着医者的业界联合程度，医会或讲会仍需依赖于乡缘、师缘、业缘等来联谊立会。宅仁医会在展现其对知识整理与生产支持作用的同时，也反映着传统医者跨越门户畛域的窒碍。（责任编辑：郝红暖）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