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 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文摘 2024-06-12 18:08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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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春林，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力图重新恢复对陕甘的统治，而杨虎城则要求蒋兑现抗日等承诺，事实上延续了与国民政府对抗的局面。但囿于1937年1月初国民政府对杨“撤职留任”的命令以及陕甘善后的需要，又不便再加处置。但在1—6月间，蒋介石、杨虎城之间又有过多番博弈，最终杨虎城在蒋的压迫下辞职出洋。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军事善后阶段，并强调杨虎城领导“三位一体”与国民政府对抗以及留在国内监督政府抗日的一面，史料上则较依赖杨虎城亲友或部属的回忆，因而对国民政府方面以及双方的博弈探讨有限。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藏相关档案以及当事人蒋介石、陈布雷日记等资料，尝试梳理西安事变善后期间国民政府对杨虎城的态度演变，考察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博弈，探析双方的处境以及心思，进而展现这期间国民政府与杨虎城部关系的演变态势。

一、军事善后时期国民政府对杨虎城恶感的增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部分国民政府官员对杨虎城的态度仍感怀疑。1936年12月27日，从潼关归来的周孝伯谈到“杨虎城仍不可靠”。28日，杨的老上司于右任也“主去杨”。而在军事善后中，杨虎城又大力宣扬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的事实：“委员长大彻大悟，表示完全容纳。”其后杨虎城还在公开电文中反复陈说此点。这与蒋介石返京后的论调完全相悖，自然令蒋十分难堪。

12月30日，杨虎城去电表示愿与张共担责任：“城与诸将领均有应得之咎”。此点蒋介石当会较为认同，但蒋为迅速解决陕甘问题，仅对杨处以“撤职留任”。《大公报》称颂国民政府“实属宽大逾恒”，“陕省主席畀之孙蔚如”，“孙为杨部师长，不啻由杨自兼”。

此时杨虎城是陕甘方面的领袖，也是国府方面所瞩目者。1937年1月5日，杨虎城通电抗议南京审判张学良等做法。南京方面颇为担心善后前途，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杨。6日，陈布雷认为杨“抗命之意渐露”。7日，蒋鼎文认为杨“对中央善后处置表示不服，为此仍不免武力解决也”。

因为西安事变，蒋介石以下大员对杨多有恶感。蒋原本对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已有些失望。同日黄绍竑也提到“委座又谓杨虎城□为中央予以拔擢者，故深以为杨氏可靠，讵知不然”。而被扣大员对杨印象更坏。1月10日，钱大钧与陈继承、蒋鼎文、陈调元晤谈，“彼此均以为张汉卿虽可恶，犹有感情可言，而杨虎城则可恶已极，此被避各人可谓众口一辞者也。” 晏道刚也攻击杨“貌忠厚而性毒辣，脑筋简单而野心甚大”，并建议“设法将杨诱出陕西而处置之”。甚至陈布雷整理蒋日记时也深感“杨之阴狠”。

军事善后期间，杨虎城与中共和东北军坚持“三位一体”，以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同国民政府抗衡，并积极联络各地方势力。但地方势力大多仅限于声援，陕甘方面仍需独自面对中央军。其间杨虎城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要处心积虑应对的，也积累了不少怨恨。1月10日，陈布雷“承命拟致杨虎城函稿”，“深恐谆谆之劝，不易动其心也”。当日蒋也认为陕甘“所成问题者，只杨虎城而已”。可见此时杨已成为蒋解决西北问题的主要障碍。13日,《大公报》也将矛头直指杨虎城：“杨虎城被左右包围，决意向死路走。”“中央为赶快解除陕民痛苦及恢复地方秩序计，当然要负起戡乱的责任。”而国民政府对地方势力也有所顾忌。16日，王子壮写道：“对中央素怀不满者至此亦有表示，如刘湘、李宗仁、白崇禧最近之公然电请中央对陕西务取政治解决，不应再起内战。是直认陕西与中央之对等，韩宋之间亦有若干之默契，均足为中央解决陕甘事变之阻力，中央之郑重迟回非无故也。”

而蒋对杨也有些失去耐心。1月16日，杨虎城等人通电就职，但“傍晚接杨、孙各一电，仍以张回陕为要求条件，即呈委员长阅之，不胜叹息”。 17日，蒋叮嘱李志刚：“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甚至张学良也认为西安“所提问题，多不合乎实际，余对陕局，殊抱悲观”。为此，蒋进一步向陕方施压并劝说。1月底，蒋得意道：“对杨虎城数函警告，恩威并济，甚有效益也。”而戴笠则对部下直言：“陕局和平，谅可告成，惟杨逆阴险，必须徐图设法铲除。”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后撤，中央军逼近西安。杨虎城部杜锡勋等旅欲脱离杨，中央军将领对此颇有分歧：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只拟与该旅表面敷衍”。而刘峙认为“不如乘时分化”。这时杨虎城已有出洋之意。部下邓宝珊建议杨“申请政府给以出国考察机会，借故离开故土，将来一旦抗日战争需要，再行回国。杨觉得这是一个万全之策。”2月7日，杨虎城赴三原，“李志刚代表西安各界来潼欢迎顾（祝同）主任入西安”。这时又有部分杨部军队宣布脱离杨。闻讯后，蒋欣慰道：“杨逆崩溃之势已成。”

二、从借重到迫杨辞职

中央军进入西安后，如何处置杨虎城是国民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蒋对此有周密的部署：“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办法，并探测其对赤匪与张部之方针、态度，与其轻重之程度，最后探询其李志刚谓其自有进一步办法者，如何进行与实施。”为此，顾祝同起初对杨较为尊重。2月14日，杨虎城返回西安，“下车后当与顾祝同主任晤面，相谈甚欢”。顾当晚“回拜杨虎城”。杨虎城15日又“至行营谒顾，对陕甘善后问题有所谈商”。李志刚也证实：“二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同时，蒋也在考虑处置杨及该部问题。2月10日蒋仍向邓宝珊示以宽大：“杨虎城可以考虑出国，名义用军事专使或其它，将来再定。十七路军番号暂时不变，由孙蔚如领衔，陕西省主席亦由孙蔚如暂兼，西安绥靖主任等研究确定后再发表。” 事实上这只是烟幕。11日，蒋即指示何应钦“对杨部分化工作可继续进行”。中央军将领中也有根除杨部的意见。陈诚认为，“为中央计，亦当以西北全局及几十万之人民为先，而以杨之面子为次。”刘峙去函称赞陈诚“主张甚是”。卫立煌也主张对杨部“似不宜过于宽大”。其间中央军对杨部密切监视。而杨虎城则仍希望保持“三位一体”。

最初杨虎城似有辞职之意，但国民政府尚需借助杨推动善后。2月12日，杨向蒋介石表白称：“此后一切当惟以钧座意旨为依归。”但在公开场合，杨宣称：“委座不准其辞。顾主任派黄杰敦请。”顾则回应称：“本人与杨主任连日晤谈，表示甚佳。”20日，杨又公开谈到西安事变“违反国家纪纲，不敬领袖之处，私衷颇悔”。这就与国民政府的论调相契合了。在杨虎城的协助下，顾祝同又与高桂滋接洽了陕北治安问题。十七路军改编问题，《大公报》认为较为简单：“数额本少”，“杨主任虎城最近决心遵令”，“一切更无问题”。事实上相去不远。在顾祝同呈报的方案中，杨部多被整编，仅少量为缩编。至3月9日，杨虎城谈“所属三十八军业经编为两师，同时撤销十七路总指挥部”。

在2月底，蒋的“去杨”想法已有所流露。此时蒋在策划东北军东调豫、皖、苏三省，杨虎城部将处于孤立境地。2月25日，蒋询孙蔚如“虎城近时感想，彼谓深知对不起委座，又谓自顾主任到后一切已恢复旧状云云。委座谓对余毫无关系，不过对地方实在对不起也。”这暗示了蒋的“去杨”之意。在2月反省录里，蒋对杨母为东北军绑胁感慨道：“天网恢恢，害人者自害，何其报之速也。”这更明显地反映了他对杨的怨恨。杨虎城也逐渐意识到蒋的分化意图：他“起先还在犹豫，后来发现蒋介石对十七路军耍了不少阴谋，收买分化他的部下”。孙蔚如也有了抛开杨的想法：“孙蔚如愿杨辞职，将杨部编两师，保持第十七军，以主席兼军长。”

进入3月后，伴随东北军的东调，蒋“去杨”的念头日益强烈。3月1日，蒋与陈诚谈到张学良“有情可原，而杨虎城真是禽兽不如”。蒋身边这种声音也不少。4日，马占山对钱大钧谈到杨“封建思想浓厚，此人不去，终为后患”。10日，贺衷寒也主张“使杨去职或使其无法维系而自行离职”。为敦促杨出国，蒋又辗转示意杨来见他。“这话起先由宋子文告诉我”，“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

3月9日，杨虎城公开谈到“拟日内赴京”。《大公报》随即称赞“杨氏此时亲到首都看看中央的一切，当能更明了中央意旨，秉此意旨，处理陕省善后，西北军政当可望更迅速的步入常轨。”但杨虎城迟迟不见行动。3月25日，蒋向顾祝同询问道：“闻孝侯兄已到陕，何日来京。虎城兄如有暇，望其亦来一叙。”

3月28日，杨虎城才前往，且提及“此来系奉蒋委员长电召赴杭晋谒”。《大公报》有意营造宽松的氛围：“现在西北政治上军事上，可说已无问题。但是还有如救济灾荒，整理财政，都不失为目前重大问题，而交通建设，关系更大。这些工作，必须地方当局秉承中央意旨加紧推进。”这主要是为了安抚杨虎城及其所部，但绝非蒋所乐见。这期间，蒋仍在处心积虑地筹划将杨及其所部调离陕西。3月29日，钱大钧也建议“利用此机会，或由西北民众呈请政府羁留南京，或由政府明令免职，不使返陕，或用秘密方法处置。”

3月29日，杨虎城、于学忠来杭州谒蒋。蒋记道：“对杨仍宜宽宥，不加遣（谴）责，惟劝其离陕辞职。”但在李志刚笔下，蒋“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踏张汉卿先生”，私下里，“杨以为蒋的这次谈话不过是表示宽大，不记旧怨，目的在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杨对自己的人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31日，蒋又“详告其个人之利害与以后之出处，调（讽）其自辞离陕，以诚待彼，谅彼亦无可奈何也。”但暗示杨辞职，恐怕不能称为“诚”。蒋的言辞称为“威逼”更合适。此次会见决定“杨虎城回西安处理善后问题后，立即出国”。其间杨虎城与国府官员间的往来如昔。这是蒋难以忍受的。

4月3日，杨致电蒋表示：“今后决本钧座指示各点，切实奉行。”其后蒋就满心考虑对杨的下一步处理：“电顾，催杨速辞”，“催杨虎城离陕”。《大公报》“社评”也适时地指出了十七路军国军化的方向。但杨虎城仍然意图控制陕西。据脱离杨的王劲哉报告：“杨孙实力，除正式军队与警卫各旅外，现仍竭力培养地方民团，及其他民间武力，引为己用。”

杨虎城确实并未立即照办，而是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事实上杨虎城对辞职出洋以及陕省人事仍有所要求。据顾祝同报告：“一、彼决心辞职出国”，但希望“于辞准绥靖主任后，同时发表一国府委员名义；二、望钧座给渠出洋费三十万元；三、孙蔚如对渠离职后，将发生不安状态”，并转询蒋真意；“四、绥靖公署如不取消，拟保孙蔚如继任，若决取消，可否恢复第十七路名义，以孙蔚如充任，或绥署总指挥均不存在，可否扩充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之军部。”但蒋只满足了杨的部分要求：“待其出洋时可设法予其军事委员护照”，但“不能于辞职照准时发表”；“虎城辞职出洋，则政府当给其十万元”；“绥署与十七路名义皆应撤消，卅八军军部亦不宜扩充”。稍后，杨仍要求增加出国费十万，蒋批示杨到沪后可酌加“五万”。4月24日，杨去电表示：“现在绥署正在办结束，月内即可竣事，职拟下月来沪晋谒钧座”。蒋批示“望早日来沪”。

关于辞职出洋，4月23日，“杨召所部官佐训话时已宣布”。当日孙蔚如、赵寿山等即联名电蒋，请“宽其既往”。24日，邵力子分析杨虎城“派李志刚赴沪，筹备手续，惟是否完全真诚，尚难断定”。可见，此事备受关注。4月27日，杨虎城终于电蒋辞西安绥靖主任。他一方面仍申明兵谏之良善意图，一方面则遵从蒋的意思，“顾念纪纲，惩前毖后”。有趣的是，同日蒋还在叮嘱顾祝同继续劝杨并安抚孙蔚如等。顾祝同也报告了其安抚工作并分析孙蔚如等人的心理。其间蒋很慎重。他指示顾祝同：“虎城未离西安期间，在西安城内外各部队应严密防范布置，以备万一，夜间尤为紧要，并备巷战，但切勿声张。”周恩来对此事反应强烈。4月26、27日，周“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文章对南京政府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正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似乎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即便去电，恐怕也于事无补。

三、杨虎城的延宕与出洋

在杨虎城辞职后，蒋介石等人的关注点立即转到促其出洋上来。蒋执意促杨早行。顾祝同报告道：“虎城预定五月二日，至迟鱼日飞沪，在此期间当谨慎戒备。职现每日均与之见面，尚未发现有何异动模样。”蒋30日复电准杨辞职，但他当日曾为此回复两电，其一云“所请照准，并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其二除前电内容外，“尚希即日摒挡，早赴事功为盼”。从电文之频繁与内容，可见蒋“去杨”心理之急切。

十七路军也有一部分人希望杨“早日离开，以便于他们行使职权”。《大公报》放出杨出洋的消息：杨“现定二十九日由陕飞沪”，“并准备下月中即放洋”。该报还着力宣扬杨出国的好处：“杨氏乘此机会外游，于公于私，可谓都有裨益。”“归国以后，必能对国家有切实的贡献。”

杨虎城开始向各方辞行。4月29日，杨“宴请陕籍在野名流”。5月1日，杨又“设宴招待西安各界首领话别”。其间杨不再提蒋在事变中的许诺等事，仅称“去岁西安之事，虽以蒋委员长精诚感召及各方努力，终得和平解决”。数日后，顾祝同又转报了樊崧甫的报告：杨部“强迫壮丁入伍，遇有商客行旅任意搜检，攫夺财帛”，并与红军“往还甚密”。这种消息只会更坚定蒋的“去杨”之心。

杨虎城原定5月6日“离陕南行”。但行前杨虎城等突然退票，因杨“患流行性感冒”。据称“杨虎城因前数日酬酢过忙，四日起患感冒，五日六日两日热度均甚高，闻已至三十九度余，近由省立医院外科主任于明江、内科主任迟仲阳诊治。”外界对此不免有些怀疑，其中尤以蒋最为焦躁。5月7日，刘峙对外澄清道：“杨虎城延期离陕，闻确属有病，并无他种原因。”

杨虎城的生病颇为蹊跷，其感冒发烧或者属实，但其后的一些操作却似有意布置。杨虎城6日电沪友，“望着李志刚延陆仲安乘欧亚七日班机往诊治，因电到过晚”，旋“请陆李乘车往”。8日，秘书周梵伯又电沪称，杨“有渐愈之望”。医师迟仲阳也称杨体温“已恢复常态，惟喉病尚待治疗，约再休养数日，精神体力当可完全复元”。10日，杨电沪友，“定十三日乘欧亚机飞沪”。但稍后又“改定十六日乘欧亚班飞机启行”。邓宝珊13日也称杨“再有数日之休养，即可恢复健康”。恰在此时，杨第三子“病故，杨甚悲痛”。15日，陕西省党部的韩光琦又电沪称，“杨遭此人间惨变，赴沪期展缓”。其后又有20日赴沪之说，但医生“劝其静养，杨太夫人亦嘱以医言为重，遂决定展缓行期”。这些说辞本身就有些牵强，而又出自邓宝珊、孙蔚如等杨的部属，加之接连改期，自然令人生疑。

但蒋介石即便看破杨的心思，也未便说破，还要假意安慰。5月8日，蒋电顾祝同转杨虎城：“望悉心调治”，“此间可派专医来陕，倘无大碍，则请兄乘车来沪诊治亦可”。9日，顾祝同报告道：“体温已如常人，只喉痛未复原，再静养数日，即可全愈，渠现定元日仍乘飞机赴沪。”同日，李维城见冯玉祥时却触及了杨接连推迟的原因：李“谈杨虎城进退为难之情形，并言见介石所得之印象，介石要其走开也。”宋子文认为，“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即便向蒋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可见，杨公开拖延不成，只能借故拖延。但蒋已经很不耐烦了：“杨逆犹未离陕也”，拟“促杨虎城出洋”。

事实上，杨虎城的病有实有虚。5月14日，戴笠报告称：“杨虎城鱼日经医生检查，患肾脏炎，现已愈十分之八九。”“其左右有劝其勿离陕者，并制造谣言，谓恐杨到沪后，中央不令出国，甚或将其监视等语，以耸听闻。”杨拯民也回忆称：“父亲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杨拯人病逝，对杨妻是个巨大的打击。“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可见，杨虎城的生病与丧子都属实，但杨的真意却是等待抗战的早日爆发：“他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

其间杨虎城仍在与蒋探讨出国名义问题。徐永昌写道：“前日李志刚来谈，似亦希中央予以出国名义等情，查该员是否给以中央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军事，抑另予名义之处。”蒋批示：“待杨到沪，皆可面商即定也。”而根据情报，杨虎城与孙蔚如都有意拖延出洋：“一、杨虎城因传闻中央俟其出洋后，有将其所部两师调豫整训，恐实力削减，又希望西南有异动，故暂留陕以待时局变化。二、孙蔚如原欲杨离陕，乘机掌握杨部，嗣因中央对其印象不佳，恐杨离后势孤，遂从中怂恿，打消出洋计议。”

5月22日，李志刚抵京，“代表杨虎城有所陈述，在京稍事接洽，即代杨办理出国手续。”李还宣称杨“离陕期将展至下月”。但25日杨即电蒋，“兹决定于本礼拜四乘欧亚机，力疾飞沪”。此数日间，杨当受到南京方面很大的压力，因而改变决定。杨虎城27日飞沪。获悉消息后，蒋终于放心：“杨虎城已离陕到沪矣。”到沪后，“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杨本人也“时现恐慌，此次所以先赴美者，盖图避经香港，免遭意外”。

本来杨“出国期须俟谒蒋委员长后确定”。28日，蒋致电宋子文并转杨虎城称：“虎兄既决心出国考察，似应早日成行，未知何日有船，若船期急促，则不必来庐，以免跋涉误期。”“如船期尚有余暇，则月初再约会期”。显然，蒋仍希望杨尽早出国。5月29日，蒋还写道：“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为安抚杨，蒋还建议宋子文“如有暇，请与其同来”。6月4日，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往庐山，“除报告绥署结束经过外，并对出国考察事有所请示”。6月5日，蒋“下午约虎城等吃饭”。席间蒋还问及“出国后对事变的经过，准备将怎样发言？”杨答以“必定依照委员长那本小册子的记载”。“小册子”指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这一问一答仍别有深意。蒋在提醒杨不要乱说，杨的回答中规中矩。杨7日“飞沪，准备行装”。

杨虎城到沪后，“因酬应繁忙，心脏病复发，正延医诊治”，但行期“不致变更”。李志刚17日至外交部谒王宠惠，“并领杨之出国护照”。其间蒋还曾收到关于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一些负面消息。但杨出国在即，蒋自然不会轻举妄动。20日，赵寿山、孔从洲等飞沪为杨虎城送行。杨虎城谈到“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可见，杨尽管有些官样文章的表态，但对发动事变并不后悔。

6月29日，杨虎城一行6人出洋，杨向记者谈到“为期当在一年以上”。但私下里杨的设想是“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如时间稍长，“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

结语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力图迫使蒋践行诺言，因而继续扮演了“恶人”的角色。中央军进入西安后，杨一方面协助善后，服从改编；另一方面则希望留在陕西任上或国内，推动或参与抗战工作。但这是蒋决不能容忍的。杨与蒋的明争暗斗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西安事变期间的性质，在蒋及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掌控下，杨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尤其在东北军东调与国共谈判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与杨部的实力对比更为悬殊，而各地方势力与杨部更多地只是遥相呼应。这期间，蒋、杨两人的关系态势恰如陈诚所指出的：“现在杨虎城的政治生命完全操在中央的手中，如果中央要他继续负责，他也许能够渐渐恢复他在陕西的地位；如果中央不要他，他的政治生命就告中结，所以他只有出于服从中央之一途。”

西安事变善后中，国民政府对杨虎城的处置包含了较浓的“惩罚”色彩，但又要保持对杨宽大的假象，所以蒋介石只能劝说、压迫其辞职、出洋。其间蒋、杨矛盾越积越深，个别国民党高层、中共以及杨部的建言都无济于事。对杨虎城的处置事实上主要出自蒋，这满足了蒋以及被扣大员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西北的需要。顾祝同就提到杨出国后“西北军从此亦完全纳入国军体系”。可见，杨虎城留在国内对西安行营乃至国民政府确实有很大压力。杨虎城的应对办法主要是“拖”，“名义”“经费”“十七路军”“生病”“丧子”等问题不过是借口。这些问题有实有虚，对杨的意味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名义”“经费”等更多的只是杨延宕出国的手段而已。通过商讨这些细节，为其出洋以及所部争取到较好的条件，延宕的目的也达到了，倒未必是杨在乎这些名利。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终还是被迫出洋了。

（责任编辑：汪谦干）

END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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