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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裕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就明清徽商而言，资本组织分为独资和合伙两种，但两种资本组织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独资可以转为合伙，合伙同样可以转为独资，甚至旧合伙也可以转为新合伙。资本组织转化原因虽多种多样，但摆脱经营不善为其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学界关于徽商独资和合伙两种资本组织形式多有论述，而对于普遍存在于经营之中、应对经营危机方式之一的资本组织转化问题迄无专论，不能不说是徽商研究的一大缺失。本文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通过对徽商资本组织转化类型的考察，揭示其转化的特点和目的，进而阐述明清商业资本组织转化的普遍性和历史意义。
一、独资转为合伙
独资转化为合伙的方式主要有分家、入伙、转卖和联合四种。其中，分家、入伙和转卖方式较为常见，联合方式则不多见。
（一）分家
分家时，将家产均分给诸子，但家庭商业组织保持不变，由诸子共同经营，从而使资本组织由原父辈独资转为诸子合伙。该分家方式可称为分产不分业。
明清时期，徽商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相当普遍。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通过对２３４份徽州分家书研究后认为，商人家庭中，“店屋、资本在家产分割中被分割与不被分割的几乎是各占一半。”蒋璐通过对８０份清代徽商分家书的研究认为，“有关具体记载店业析产的共２６份，分家分店的有９份，不分店为１７份”。即资本组织通过分家由独资转为合伙现象，在明清时期的徽商中广泛存在。
具体而言，明代万历年间，休宁钟泽程有敬在上海唐行镇独资开设店铺一座。万历五年分家，店铺分给三子合伙经营，则该店铺资本组织由程有敬独资转为三子合伙。又清代康熙年间休宁陈士策分家，规定“万孚、京祥、裕、万森、广孚五号皆殚尽心血操成，一店只可合做，分劳任事得俸，坐正利，分余利，万不可同号分开。”由此，陈士策各商铺资本组织由独资转为诸子合伙。又康熙年间休宁隆阜戴嘉俊独资开设东升典，五十三年诸子分家，东升典资本分与诸子名下，却由诸子共同经营，则东升典资本组织由独资转变为合伙。乾隆四十一年，歙县溪南吴人兆兄弟三人分家，由于第三子人东早逝且无子，遂将父致蕃独资开设茂兴店分与长次两子合伙经营。另同治年间歙县祁万植兄弟和戴永捷兄弟两家也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商业组织由独资转为合伙。其中祁万植兄弟分家将“油榨店屋伙皆系存公”，戴永捷兄弟将“程村碣及江村店业、租田概行存众，以为永远”。
（二）入伙
独资商业因缺乏资本或经营不善，遂邀请他人入伙经营，从而使资本组织由独资转化为合伙。该方式在徽商中也较为常见。如明代天启年间，婺源詹介石在江西广信经营纸业，七年介石病故，因“所遗孙方选，未谙世故”，崇祯三年方选遂邀詹正吾、孙于彩等人入伙，“各出赀本，仍复旧业”。该纸业资本组织随着正吾、于彩等人入伙由独资而转为多人合伙。又清乾隆十二年，徽商叶廷佐购得某朱姓典业，因“力薄难撑”，于乾隆十四年邀请“房东吕宪周”合伙。则该典业资本组织随着吕宪周入伙，由叶廷佐独资转为两人合伙。又同治十年，徽商吴业成在浙江杭州独资开设吴豫隆茶行，因资本不足，遂与章辅堂合股共营。吴豫隆茶行资本组织随着章辅堂入伙由独资转为合伙。
入伙将独资转为合伙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经营不善或缺乏资本，独资者主动招揽他人加入，从而形成合伙；二是独资者经营良好，其他商人主动要求加入，从而形成合伙。
对于第二种情形，明清时期徽商中尚未见；而第一种情形，徽商中多有存在。如明代休宁双溪李宗建姻亲在丹阳独资开设店铺，委托宗建经营，宗建“谨慎使店有起色”，其后姻亲主动邀请宗建“合伙”，该店铺则由独资转变为合伙。又清代康熙年间，休宁程奂若父亲在江西饶州独资开设程鼎新布店。其父去世后，奂若缺乏资本，无法独力经营，遂邀请金绍武和许文誉两人入伙合开。又乾隆年间，徽州王咸一独资开张益和店业，由于不善于经营，以致连年亏本，难以维持；后亲友程景明和项奉天两人念及亲情，合伙经营益和店业。又光绪年间，祁门郑志亮在凌村港口开张船厂，后因“人力不足，自愿邀同本族侄扶新、金汉同伙”。上述程鼎新布店、益和店和双溪亭船厂等因经营不善或缺乏资本或人员不足，主动招揽他人加入，使得资本组织由独资转为合伙。
（三）转卖
独资商业，由于种种原因，转卖给两个或两个以上商事主体而形成的合伙。该方式在徽商中时有所见。如明代天启年间，休宁程尚瀛在湖北新堤开设大有店，曾典与本地乡宦，后因无力赎取，由亲友张光裕、光宗、之遵、之试等代赎伙开。又清雍正年间，杭州武家公义号茶铺，由于经营艰难，被徽商某姓书升、允忠兄弟“合伙顶开”，商号“公义”改为“诚睦”。又同治年间，休宁五城胡德茂号店，由于经营不善，出卖给胡美魁、洪慎怀、黄子云等三人，商号亦改为恒泰。又光绪年间，休宁城西坤利店原由汪绶青父独资开设，其父去世后，绶青转卖给潘济生和汪丕显等５人合伙开设。可见公义号、胡德茂号和坤利店资本组织通过转卖由独资转化为合伙。
（四）联合
即由两个或多个独资结合在一起而形成合伙，合伙后原有独资商业不复存在。该方式在徽商中极为少见。如咸丰八年，绩溪胡恒和、周允大、程广泰和程际泰等典号，由于“时势艰难，生意亏折，以致各典渐次闭歇”，后因“县主屡次谆谕，务令设法开张”，于是四家合伙开设典铺一座。胡恒和、周允大、程广泰、程际泰等原属于独立商号，合伙开设典铺后，原四家商号不复存在，则其资本组织通过联合由独资转化为合伙。
独资转为合伙方式主要有分家、入伙、转卖和联合四种。原因多为经营不善，或资本不敷，或人手不足，主要目的在于扩充资本、摆脱经营危机。独资转化为合伙后，需要重立合伙合同，明确资本构成、经营方式和分配制度，甚至更改字号。
二、合伙转为独资
合伙转为独资方式主要有分家、退伙、拆伙和转卖四种方式。其中，退伙和拆伙方式较为常见，分家和买卖方式则不多见。
（一）分家
在分产不分业而形成的兄弟合伙中，再次分家时，大多将原有商业分析，有的将其归并一人，不再合伙经营。如前述康熙年间陈士策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而乾隆年间陈士策诸子却采取分产分业的分家方式，将兄弟合伙经营的店铺归并于某一人独自经营。阄书载：“自先大人开创字号一业，经今六十余载，上赖慈亲之提命，下承兄弟同心，兢兢业业者亦三十余年矣。近因人多用广，货贵利薄，更兼江空甚多⋯⋯是以禀请母命，兄弟子侄公同酌议，恪遵先命，将全业暂并长房，计价作本生息。”陈士策诸子通过分家将合伙转化为独资。又前述乾隆年间歙县二十五都溪南吴致蕃开张茂兴店业，至乾隆四十八年再次分家时，将茂兴店业让与二房独立经营，合伙又转为独资。
另，一些家庭在分产不分业后，诸子会临时抽资独立经营。如明代崇祯年间，休宁渭桥朱世荣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将个人商业财产分给诸子，但整个商业组织没有分析，由诸子共同经营。不过，第二子朱国泰由于负债过多，对于所分银两，“自愿支出，另行生意，一并俱已收足，自今收领之后，各无生情异说”。显然，朱国泰从兄弟合伙抽资独立经商，则国泰资本组织由合伙转变为独资。又康熙年间，陈士策兄弟三人分家时，共同分得京祥生记钢坊，“因内亲不合，予恐日久资本渐削，且同事一业，或生疑忌，不若乘年少之精力另创基业，禀请父命，分析开创石塘纸业。”此次分家后，陈士策从兄弟合伙京祥生记钢坊中抽资，独立经营石塘纸业，由此士策资本组织由合伙转为独资。
（二）退伙
合伙商业由于经营不善或合伙人发生变故，导致部分合伙人抽出资本而退出合伙，使原合伙逐渐归为一人所有而转为独资。该方式在徽商中较为常见。如康熙年间歙县金某，曾“与汪姓共开中和店业。未几，以同事不能自由⋯⋯以成业让汪。”可见，金某和汪姓伙开中和店资本组织，因金某退伙，而转化为汪姓独资。又同治年间，徽商谢松廷、谢义清、谢宪章三人在祁门塔坊开设福生药材杂货店。其中，谢松廷、谢义清两人因“生意欠顺”，自愿“将身二人相共一半，货物伙一切等项，立议出顶与族宪章名下，任凭更名开张生理。”
根据合伙人数的多寡，合伙转化为独资的退伙方式分为两种，一是两人合伙，一人退伙，归于另一人独资经营；一是多人合伙，多人退伙，归于单一合伙人独资经营。
第一种方式在徽商中多有存在。如雍正年间，泰兴新镇依仁典，由休宁茗洲吴嘉贞和程姓合伙开设。吴嘉贞因为管理不便，遂将自己的一半转卖与程姓，此后依仁典便为程姓独自所有。可见，依仁典的资本组织因吴嘉贞退伙，由两人合伙转化为独资。又如雍正年间，休宁黄楫和祁门张期大两人在浙江湖州南浔伙开启元油车，由于经营亏损，黄楫退伙，启元油车便由张期大一人独开。又如嘉庆年间，休宁胡允执同侄胡廷垣在屯溪大桥头伙开万和馆店业，十五年由允执承包。因“生意淡薄”，二十一年允执“将万和馆店业并招牌俱合”自己一半，立契“尽行便与廷垣为业”。道光年间，洪律符和胡洪资两人在汉口镇合开恒生油行。后洪律符因“年老收手回里，照应不便”，将恒生油行“并与胡洪资翁名下，听凭开张”。可见，启元油车、万和馆店业和恒生油行资本组织由两人合伙而转为一人独资。
第二种方式在徽商中有所存在。如乾隆年间，徽州某姓万仓同守旃、赞可合伙开张万元店，“不期生意微细”，难以转运，以致不能获利，守旃、赞可两人不愿加本复开而退伙。守旃、赞可退伙后， 万元店由三人合伙转为万仓一人独资。又嘉庆十五年，黟县程以嘉、汪子周、余英培和吕集堂四人合开检记布店。嘉庆二十五年，吕集堂“因利息微薄，实不愿做”，将存本及酬劳“尽行拨出”；道光二年，汪子周、程以嘉两人也不愿做，将检记布店并给“余英培名下独开”。至此，检记布店由多人合伙转为独资经营。
（三）拆伙
合伙商业由于经营不善或部分合伙人发生变故，导致合伙解散，原各合伙人独立经营，从而使资本组织由合伙转为独资。该方式在徽商中多有存在。如乾隆十二年，祁门陈国昶、陈永浩兄弟在桃源桥头合伙贸易。次年永浩不幸去世，国昶仍同侄宗岱合伙。十五年，两人分伙，将“店中货物与各位所欠店账并店内所借外人银两，经中逐一算明”，各自经营。又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四年，黟县汪子周、程廷辉、余风皋三人合伙在浙江兰溪县开张恒茂碗店，在金华府梅花门开张永茂酱坊。道光二年正月，廷辉孙程以嘉资不抵债，遂将恒茂股分抵与风皋子英培，将永茂股分抵与汪子周。两店便由汪子周与余英培合伙开设。至该年二月，“因各归各业”，汪子周将恒茂碗店股分并与余英培，余英培将永茂酱坊股分并与汪子周，汪子周与余英培由两人合伙转为各人独资。
（四）转卖
合伙商业，由于某种原因难以维持下去，便将该商业卖与他人独立经营。该方式在徽商中亦有存在。如同治年间，徽商洪辅廷、黄清合伙开复昌烟店，后因连年“亏本”，两人遂将“店内柜台、货架器用伙，凭中人出让给与方锦三名下开张生意”，复昌烟店由两人伙开转为方锦三独开。又嘉庆年间，祁门善和程昭鉴、程昭财伙开程隆顺店，咸丰十年“迭逢贼乱，所余无几，生意究属细微，其间众心不一，彼推此诿之误。因是同为酌议，均归执事一人”。又光绪十一年，徽商孙子平、杜春卿伙开恒升槽坊，因“年岁不好，生意亏本”，光绪十八年将恒升“店内所有银钱和货物尽由李春圃收执管业”。又光绪十八年正月，方宪安、叶履英、方守真等在祁门城外伙开仁和号，后因“各股内支用浩大，亏空资本，以致运筹维艰”，于光绪十八年正月出卖给张在廷“前去开张”。
以上可见，合伙转化为独资方式主要有分家、退伙、拆伙和转卖四种。其原因多为合伙人家庭变故，或经营不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全资本、摆脱经营危机。合伙转化为独资后，重新签订合同，同时缴还原合伙合同。
三、旧合伙转为新合伙
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的方式主要有退伙、入伙和重组三种。退伙和重组两种方式较为常见，入伙方式较为少见。
（一）退伙
合伙商业中，部分合伙人抽出资本退出合伙，但原有合伙仍然存在，没有新合伙人加入，而合伙人及其资本结构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合伙。该方式在徽商中多有存在。如明代万历年间程本修、吴元吉等程吴两族开设程氏染店就是典型一例。程氏染店在经营过程中发生两次退伙，一次是万历二十九年程邦显抽本退伙，一次是万历三十二年吴元吉抽本退伙。先是万历二十九年由于经营亏损，程邦显当众面算，将“原本银九百零九两五钱六分六厘，内该折本银并卖折青布及挂账银两，三面算明邦显名下该认派折一百两，仍该本银八百零九两五钱六分六厘，本年五月初一日尽行收去，另自生意，其前伙、物件、缸水一应账目及店中所存等项，邦显名下并无毛末存留，所有合同当即缴讫，批此为照。” 由此可知，邦显抽本退伙后，程氏染店合伙人数减少，资本数也相应发生变化，但程氏染店仍然存在， 原有合伙没有消亡。再是万历三十二年吴元吉身故，其弟吴露江及中人程客应、吴养心“将账目逐一查算明，自愿收去前项银两，另自生理。账内虚账目并折本银两俱各照分派认讫外，有实挂账及店内伙、缸水一应等件俱是程边收业开做，元吉分下不得干涉。”吴露江将元吉资本抽出退伙后，程氏染店仍由程吴两族合伙经营，从而形成新的合伙。总之，程氏染店两次退伙皆使其资本组织由旧合伙转为新合伙。
又如道光四年，祁门王、陈、叶、方等在祁城东关外伙开仁和杂货字号，道光二十四年陈姓一股将本拨出，自愿退伙；同治二年，王彰记之孙王有润将其股分转卖给有泽、有藻、有浩三人而退伙；同治六年王有灏、方景辉两人又先后退伙。陈姓、王有润、王有灏和方景辉等四次退伙后，仁和杂货店仍然由王、叶、方三姓合伙经营，但合伙人和资本数及结构发生变化，资本组织由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同样，光绪年间乾记南货磨房和义兴水碓资本组织因退伙由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其中，光绪年间黟县金善甫、郑宝庆、金云祥三人在孝丰县南门城外伙开乾记南货磨房。两年后，郑宝庆之子郑玉和“因正用，无从出取，情愿将该股银钱、货物往来账目、押租、装修、零星伙等物，以及银会、神会一概检明，凭中结算明白，毫不提留。自愿立据出顶与金善甫名下开设⋯⋯听凭改号换记。”乾记南货店本为金善甫、郑宝庆、金云祥三人合开，属于合伙。郑宝庆之子郑玉和退伙后，仍由金善甫、金云祥两人合开，仍属于合伙，不过合伙人、资本数量发生变化，从而由旧的合伙转变为新的合伙。又光绪十一年，祁门郑丽光、义兴号、黄鲁泉、黄廷卿四股伙开义兴水碓，其中郑丽光一股与黟邑汪俊三相共，由黄廷卿经理。光绪十五年，郑丽光与汪俊三所共一股转卖“与黄鲁泉先生名下，配成全业”。郑丽光与汪俊三退伙后，义兴水碓仍由义兴号、黄鲁泉、黄廷卿合伙经营，但合伙人数由４人变为３人，各人股分发生变化，黄鲁泉由１股变为２股，故而资本组织由旧合伙转为新合伙。又同治十二年，祁门汪朝嵩、汪廷采、陈谦吉、汪廷荐、陈履和、陈履谦、陈作田、汪朝{等陈、汪两姓伙开吉春盐业酱园。光绪三年，陈、汪两姓原合伙人续在祁门城东关外仁济街伙开吉春永记盐业酱园；光绪七年，原合伙人之一陈履和将吉春永记十二股之一出让与亲戚汪藉田兄弟。⑤可以看出陈履和出让吉春永记股分后，吉春永记仍由其他合伙人继续经营，资本组织由旧合伙转为新合伙。
（二）入伙
合伙商业中，由于种种原因，在经营过程中招入其他人入伙，从而将旧合伙转变为新合伙。如道光二十七年，黟县王道南、王懋修、汪培基、邱集文、程鸣玉等５人伙开同和布号。咸丰三年，同和布号合伙人增加了王心原一人，合伙人由５人变为６人，资本也由洋６０００元增至８０００元。又咸丰五年， 黟县程志记、胡蔚记、程鸣玉、邱集文在休宁屯溪伙开兆成布号。同治五年，合伙人增加程星记、何棣记两人，合伙人增至６人；同治八年，又增加郭济川，合伙人增至７人。咸丰、光绪年间，兆成布号合伙人数发生数次变化，资本总数随之改变，资本组织也由旧合伙转为新合伙。
（三）重组
合伙商业中，部分合伙人将所占份额转卖给非合伙人，原有合伙继续存在，但合伙人及其资本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将旧合伙转变为新合伙。前述兆成布号，光绪二十八年程星记退伙的同时，程德记入伙，原兆成号人数不变，但资本数量发生变化。再如嘉靖三十九年，歙县朱信、有嵩、有洪等三人合伙经商。万历三十七年，有洪不幸染病，遂清算退伙。同时，有洪侄朱嵩因曾代有洪经营，遂顶替有洪，朱信、有嵩与朱嵩重新订立合同，形成新的合伙。又乾隆三十六年，歙县余德宽、余德威两人在江村合伙开张大成商号。三十九年，余德宽将所占大成号股份的四股之三出让与马辉若、林端如、萃远三人，大成号由两人合伙转为５人合伙，号名也随之改为协成号。又嘉庆年间，黟县舒礼谦、舒济柔、胡星如、余谷、程修存等在饶州府东关外伙开集贤宾面馆，共４股，舒礼谦和弟济柔合为１股，其他人各１股。道光二十五年，程修存因无力合伙，自愿抽本退伙。其时，胡星如、余谷、舒济柔先后身故，舒礼谦亦已衰老，四家“公邀汪焕亭、舒佐唐二人合伙，照数加入一股”，至此重立合同，重定规矩，集贤宾面馆“仍旧四股合伙”。但人员及其结构发生变化，其资本组织通过重组由旧合伙转为新合伙。又道光十七年，安徽休宁汪益修、汪正修以及黟县王、余两姓在江西吴城合开益隆杂货店。道光三十年，王、余两姓股份转卖给余瑞文，同时邀请汪灿如入股，益隆杂货店股份数没有变化，但合伙人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合伙。又同治年间，徽商卢亦昌、曹作恭、黄贵荣、罗映兰等四人伙开天盛号， 后罗映兰认为获利不多，将自己的一股顶替与卢亦昌、曹作恭、黄松廷三人，退出合伙。又光绪年间，黟县汪焕记等在江西九江伙开同顺布号。光绪十三年，合伙人为汪焕记、汪树记、卢会记、卢献记、吴鳌记、许润记、胡旭记、胡葆记等８人；二十七年，汪树记、卢会记、吴鳌记、徐润记、胡旭记退伙，同时胡福记、洪森吉斋、濂荫堂、世厚堂、汪廷记、成大仁记、许怡记等入伙，合伙人共１１人；三十年，濂荫堂、成大仁记、许怡记退伙，许润记重新入伙，合伙人共９人。可见同顺布号在经营过程中，合伙人和资本数不断变化，其资本组织同样由旧合伙转为新合伙。
一些合伙经过某一危机后，在原有商业基础上重立合同、重新开张，形成新合伙，使旧合伙转为新合伙。该方式在徽商中较为少见。如顺治年间，休宁藤溪王元儒在江苏宜兴创立王大有店，并于店对河购得住宅一所。康熙十九年，住宅改作油车。元儒去世后，油车由我新、永贞和锡蕃三子共同经营。由于连年亏本，康熙四十四年春间，我新和锡蕃两房将油车卖与歙县人吴履安。交业之前，王氏听闻“生意转头，稍有车钱”，便将油车赎回，同时将油车前仓屋装修店面，并将店号改名为元有，议定仍旧三房合开。开张之时，三大房王永贞、王锡蕃、王尚玉和王丽章等人议立合同，规定“兄弟叔侄公议七股均做，每股出本银二百两，每年一分八厘生息。”又同治二年，黟县江施泉避兵遂安章村，与章绍丰、章冠英三人合伙开设亦盛升记布店，次年两遭兵变，“资本尽丧，难以复创，荷蒙吴复泰、金同发二号厚情，假货重开”。王元有号和亦盛升记布店都是经过短暂危机后重新开张，资本组织也由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
以上可见，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的方式更为复杂，主要有退伙、入伙和重组三种。其原因多为合伙人家庭变故，或经营不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经营危机。旧合伙转为新合伙，需重新签订合同，甚至更改商号。
结 语
据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是明清徽商资本组织转化的主要特点。明清时期，徽商资本组织在经营过程中一直处于不断转化之中。转化类型分为独资转为合伙、合伙转为独资、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三种。分家、退伙、入伙、拆伙、联合、转卖和重组是资本组织转化的主要途径。不同类型的转化方式略有差别，独资转为合伙方式有分家、入伙、转卖和联合四种，合伙转为独资方式有分家、退伙、拆伙和转卖四种，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方式有退伙、入伙和重组三种。尤其在同一商业中，资本组织转化不是单一单向的，而是反复出现，既可以由独资转为合伙，再由合伙转为独资；也可以由独资转为合伙，也可以由合伙转为独资，再由独资转为合伙；甚至还可以由独资转为合伙，再由旧的合伙转为新的合伙。如振旭典则是由独资转化为合伙、再由合伙又转化为独资的典型一例。雍正年间，婺源宋振旭在遂安十二都龙山街独资开设振旭典。由于生意艰难，雍正五年，宋振旭邀请亲友宋丽午、洪赤玉两人入股，由此振旭典资本组织由独资转化为合伙。乾隆十四年，宋姓姻亲王于蓝顶受振旭典业，换帖为王有兴，振旭典再由合伙转化为独资。而惠和典则是独资、合伙、旧合伙、新合伙反复转化的典型一例。道光年间，歙县余氏四房在浙江龙游县城内伙开惠和典。十五年，清房将所占股分转卖给任房，该典仍由余氏三房伙开，资本组织由旧合伙转化新合伙；二十五年，和房、时房将所占股分并给任房，由任房独资开设，资本组织由合伙转化为独资；二十六年，余氏邀请程氏合开惠和典，又变为余、程两氏合开，资本组织又由独资转化为合伙；三十年，余程两姓因资本不敷将惠和典顶替与许氏，改名大典，资本组织则由合伙转化为独资。
二是明清徽商资本组织转化的原因和目的。明清徽商资本组织转化的原因，主要是人员变故、资本不足和经营不善等方面。其中，明代李宗建姻亲丹阳店、万历二十九年程本修程氏染店、康熙年间休宁藤溪王元儒元有油车、雍正年间黄楫启元油车、雍正年间武家公义号茶铺、乾隆年间万仓万元店、乾隆年间王咸一益和店、乾隆年间歙县余德宽协成号、乾隆十二年叶廷佐典业、嘉庆年间程昭鉴程隆顺店、嘉庆四年汪子周永茂酱坊、嘉庆十五年吕集堂检记布店、咸丰八年胡恒和典铺、同治年间休宁五城胡德茂号、同治年间谢松廷福生药材杂货店、同治年间洪辅廷复昌烟店、同治年间卢亦昌天盛号、光绪十八年孙子平恒升槽坊、光绪十八年祁门方宪安仁和号等１９家商号，皆因“生意细微”或“亏本”等使资本组织发生转化。嘉靖三十九年歙县朱信和有洪等合伙、万历三十二年程氏染店吴元吉退伙、崇祯年间婺源詹介石石塘纸业、道光年间洪律符等伙开恒生油行、光绪年间祁门郑志亮船厂和汪绶青父亲所开坤利店等６家商号，皆因部分合伙人年老或病故等发生资本组织转化。康熙年间程奂若父亲开设程鼎新布店、道光年间余氏等伙开惠和典，均是由于资本不足而发生资本组织转化。另，康熙年间歙县金某与汪姓共开中和店因内部人事矛盾，雍正年间泰兴新镇依仁典因管理不便，嘉庆年间黟县舒礼谦等伙开集贤宾面馆因“无力”，光绪年间金善甫等伙开乾记南货磨房因缺少费用等而发生资本组织转化。由此可见，经营不善是资本转化的主要因素，人员变故是资本组织转化的重要因素，资本不足等是资本组织转化的次要因素。经营不善是经营危机的具体表现，资本组织转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摆脱经营危机、增加经营效益。资本组织转化的同时，资本所有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调整资本所有权结构，可以改善企业经营困境。明清徽商的资本组织转化和当今股权调整、所有制改革具有相通之处。
三是明清商业资本组织转化的普遍性。明清商业资本组织转化并非为徽商所特有，这种情形在其他地域商人中同样存在。康熙年间，山西介休郭来旺在德平县经营的义合号铁铺就是由独资转为合伙的一例。义合号铁铺本由郭来旺独资开设，后子孙不断抽本，以致铺内资本日益缺乏，于是来旺亲友郭维辅、郭维德、郭维政、郭岐生、崔临山等人相继投资，从而使该铁铺由独资转为合伙。同样，道光年间韩敬和堂在山西平谷县西关开设裕顺号、咸丰年间山西商人赵某在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岔河镇所开商铺等资本组织则亦由独资转化为合伙。合伙转为独资可见于明代广东冯顺宇和胡圣健两人合开店铺、乾隆年间四川胡兼两和范A两人合开盐井、道光年间台湾台中纪绿水等合开新永和字号染坊、同治年间镇江大港赵其祥与王姓的合伙、光绪年间天津人聂理和孙香洲两人合开锦丰号等。其中，冯顺宇与胡圣健两人“合本开铺有年，各怀市井之心，不能相调，而圣健遂欲借宦势以独踞其铺，则太横矣。今断两人算清子母分铺生理，以安其业。”由于拆伙，其资本组织由合伙转变为独资。而道光年间陕西凤翔县白子肇、白映玉与李映梅共开恒顺合号，则是旧合伙转化为新合伙的一例。恒顺合号于道光十三年开设，十五年因亏欠，白映玉抽本退伙，便由白子肇与李映梅两人合开，合伙人数由原来三人变为两人，店名也由恒顺合号改为恒升丰号。
（责任编辑：郝红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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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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