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 ‖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文摘 2024-10-14 08:30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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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皓，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1949年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转折之际，中国各阶层、各政治人士各以其态度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颜惠庆即是其中之一。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外交总长，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国际裁军会议首席代表，中国驻德国公使、美国公使和驻苏联大使。他的一生同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主权利益恢复联系在一起。他1949年2月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协商国共和平谈判，返回后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随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探讨为什么由他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他如何“敲门”，“敲门”后如何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这一切，折射出一位民国元老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政治道路选择和转型。

一、颜惠庆是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最合适人选

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决战后，颜惠庆关注中国政局走向和美国对华政策变化。1948年11月26日，他发现“美国的政策似乎已见明朗：有限地帮助中国，采取观望等待的政策”；国民党政局也在变化，国民党军大败退，其标志是孙科“准备组织政府”和华北沿海重镇“秦皇岛放弃了”。他注视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蒋介石和孙科1949年元旦发出“暂时停战的声明”，中共的反应“是否定的”。于是，他关心能否举行国共和平谈判，他同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名流杜月笙等“谈论用什么方法才能带来和平：派代表团去华北；国际斡旋；还是参议们发通电”。于是，颜惠庆就提出了派代表团北上“敲门”的问题，甚至“还谈到双方会谈的地点”。

李宗仁1月21日就任代总统后“策动京沪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社会贤达，组成一‘人民代表团’专机飞平”，试探和谈。他首先希望由银行家陈光甫率领“人民代表团”。1月24日、30日，他两度派人持其信函对陈光甫称“现决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促成和平之实现”，要求陈光甫“鼎力支助，俾速其成”。由谁率团，关系重大。李宗仁之所以要求陈光甫率团，是因为中共看重陈光甫。但陈光甫拒绝说：“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业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即是说，陈光甫强调他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而且“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如果他率团，就会留下中共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因此改变对美关系的印象。

颜惠庆在陈光甫拒绝后成为李宗仁最希望的人选，这不仅仅是他的地位，还因为他也很得中共看重，周恩来当面对颜惠庆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颜惠庆是南开大学理事会主席。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信函邀请“前赴北平”。颜惠庆担心中共的态度，他的一位“老朋友”1月31日恰从香港来沪告诉他，“中共会热情接待我们”。于是，颜惠庆回答愿意北上：“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必须与对方安排妥当，以保证我们将受到接待（而不是在到达后，才发现被拒之门外）；二是我们能见到中共的最高领导（而不是仅被他们的秘书所搪塞）。” 李宗仁允诺一定尽力满足。当日，他到沪同各界名流20余人商定：“推请此间无党无派之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冷御秋、陈光甫、江庸等五人，以私人资格，即飞北平，与中共方面代表接触，征询中共是否愿意谈判和平，如属愿意，即请指派代表，指定地点、时间，早日进行和谈。”

这样，北上斡旋谈判的人选初步确定。这份名单具有两个特点：其一，同颜惠庆具有关系。颜惠庆指出，除他之外“其他4名成员有：章士钊、江庸（他们都在旧北京时代任过司法总长等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和江苏省临时参议院议长冷遹。”其中，章士钊、江庸是颜惠庆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同事，陈光甫、冷遹是颜惠庆的朋友。其二，不仅陈光甫得到中共的看重，其他人选同中共也有一定关系。章士钊资助过中共；冷遹曾与黄炎培等人访问过延安；江庸为著名法学家，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是其内弟。因此，颜惠庆指出：五名成员另外加上邵力子，事实上“已经被指定了”。国民党元老居正询问江庸“赴北平敲门之动机”，江庸告以临时由章士钊“拉去，故而忝加”。对颜惠庆来说，他是为了解决上海问题而接受李宗仁的邀请，蒋介石则批评李宗仁派颜惠庆等人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赴平求和”。

中共愿意接待颜惠庆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2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平津前线总前委：据说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遹五人“是得李宗仁同意从事沪宁局部和平试探工作的”。“他们到平后，你们应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对于局部和平问题，表示一般的欢迎态度”；“对于全国和平问题，只说中央正在准备谈判工作，并和各民主党派商量此事，具体问题你们无权答复，但可将他们意见转告中央。”可见，中共已经考虑上海问题，也在准备讨论全国性和平。2月5日，中共中央指示北平市委、市政府：“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法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美国驻沪总领事卡博特（Cabot）认为：“中共同意李宗仁安排的由无党派另行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真正目的是讨论上海一地的和平问题”，要求上海各界领袖“共同促进上海和平”。

五人名单确定后，颜惠庆打算及早启程北上，但是未能如愿。2月1日，他“邀请同行者至家饮茶，交换看法，并安排旅程”。陈光甫、冷遹决定不北上，前者提出如果中共改变对美政策他就赴平，后者称自己“因参议会业务繁重，不克北上”。他们推荐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永利化学公司经理侯德榜“分别代表教育及实业两界”参加。颜惠庆指出：2月3日“在我家第二次聚会时，提出了新的人选，以代替无法接受总统提名的陈光甫和冷遹先生。很遗憾，两位新人选中，有一位工业巨头，当时并不在上海；另一位是教育家，由于个人原因，也拒绝了邀请。于是，又提出了另外的两个人。”教育家即张志让，他“由于个人原因，也拒绝了邀请”。工业巨头即侯德榜。另两人为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他们“均以健康或事务上之理由，临时取消赴平计划”。这样，“最后商定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推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却以私人资格随同前往。”上海市长吴国桢指出：通过李宗仁和颜惠庆的努力，终于组成了“一个由中国著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和平代表团”。

总之，颜惠庆率团北上并非偶然。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国家统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阶段。颜惠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希望能举行国共和平谈判解决国内问题，同时也解决上海问题。李宗仁迫不及待“敲门”，希望陈光甫率团北上，但是陈光甫认识到自己与中国历史发展方向来说并不合适。颜惠庆不仅具有民国元老的地位，也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因此最为合适。他“以七十三岁高龄，素有心脏病，且生平从未乘过飞机”，“以最大决心与勇气应邀前往，值得钦佩”。

二、北上“敲门”：颜惠庆协商举行国共和平谈判与维护上海和平

2月14日下午，颜惠庆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李宗仁强调，颜惠庆代表团“此行的首要也是惟一的使命”是“力劝中共领导马上开始和平谈判”。颜惠庆发表谈话称：此行“不敢说有权代表那一方面，或有权请中共指派代表、地点和时间，进行全面和谈。但至少此行数人，都是社会上稍有地位的人士，说出去的话，也许多少有人要听一些，所以决定以私人的资格，向中共说明人民对和平的希望，同时将尽量诉说目前人民所受的痛苦。”他强调：中共同意接待代表团表明“目前和谈之门已开”，“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2月15日至21日，代表团主要同北平市长叶剑英商谈，也同林彪、聂荣臻、彭真、董必武等人交谈。2月22日至24日，代表团到西柏坡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一步交谈。

其一，国家需要立刻和平。颜惠庆提出：“如果中共准备进行和平谈判，就要尽快地讨论并采取一定的步骤、程序和方案。”他强调：“如果国内和约得以缔结，全国人民都会欢欣鼓舞，并拥戴领导者；同时，这也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国际声望。尽管一些所谓的世界领袖在兜售‘冷战’和‘热战’，可是人民厌倦、厌恶战争。中国国内和约的缔结，将加快世界和平的到来。”他引用1799年美国议员亨利·李（Henry Lee）纪念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话送给毛泽东：“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希望毛泽东做“和平中的第一人”。毛泽东“表示中共愿意商谈和平”，“再次强调了对人民愿望的尊重，同时提出和谈的要求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

其二，和平谈判谈什么。颜惠庆等人“恳请中共领导同意开始谈判”。毛泽东指出李宗仁代表不了国民党，中共只能同以他代表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中共谈判代表人选及时间、地点可在3月15日左右决定，“有关谈判的基础，中共已经提出了一个纲要”。颜惠庆等人转达李宗仁的要求，“战犯问题暂时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毛泽东回答：“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与民主党派决定。”颜惠庆提出：“你们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毛泽东回答：“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这样，毛泽东表明可以同南京政府谈判；在战犯问题上，只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就能免除战犯之责。

中共指出：和平，必须是真正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李宗仁能代表南京政府，代表不了国民党，中共可以同他进行谈判；谈判不能回避战犯问题，联合政府不能避开民主党派。中共同代表团“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这八点明确了同谁进行和平谈判，谈判地点、方式和原则，联合政府成立程序及人选产生，对江南的政策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样，颜惠庆完成了“敲门”的任务，英国指出他作为“资深政治家”率领“代表李宗仁”的“非党派和平代表团”，“达到了准备正式和平谈判的目的”。

但是，颜惠庆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他提出革命要适可而止：“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次革命百分之百地达到了目的”，“一般人民无法承受这样残酷、激烈的战争，因而，完全的革命无异于损坏整个的国家。作为大众和国家遭受苦难的见证人，我们这些长者不同意这样强硬的立场和为完美的和平付出的代价。”中共送给颜惠庆“很厚的书”，其中有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所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颜惠庆认为，文章“一开始就谴责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并说他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董必武等人指出，和平“必须是真正的和平”，革命是“彻底的、百分之百的革命”，“国民政府有两个和平解决的选择，一是天津式，一是北平式，即以战斗方式或以投降方式获得和平”。颜惠庆认识到中共“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不成熟的和平，会使革命失败，断送理想和革命宗旨”。

除全国性和平外，颜惠庆还关心上海和平。虽然代表团主要是“敲门”，但是如果“看到全面解决的障碍太多，那么他们大概会提出上海单独和平的问题”，颜惠庆要看看“北平和平解决的方式，是否也适用于南京、上海”。他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到“上海的中外居民对一旦战争爆发、城市面临的命运颇感担忧”。毛泽东、周恩来感到意外，指出：“如果交战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上海就不会发生战事。如果解放军未能渡过长江，上海也不会有战事。”颜惠庆予以肯定：“如果解放军渡过了大江，上海的命运早在他们来到郊区前就已被决定了”，中共“从诸多方面充分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表示希望地方政权要维护法律和秩序，直到它的命运得到最终决定。”舆论指出：“上海为全国工商业精华之所在，破坏上海，必致损及全国元气，此点大概为双方共有之认识；且中共领袖似亦未有想到用武力袭攻上海。”

颜惠庆等人还同中共讨论了恢复通邮、通航问题。代表团提出“恢复华北中共区域与华南国民党区域之间的一切交通”的计划：“（一）双方保证保护邮务职工、火车、飞机及来往于两地的航运；（二）起草各项原则，根据此项原则两地互相交通；（三）委派代表在指定地点举行技术会议，由专家拟具恢复全国交通的详细办法。”依此，颜惠庆等人同毛泽东、周恩来交换意见，颜惠庆指出：“南北通航通邮经与中共领袖磋商结果，原则已无问题，惟具体办法尚在详细研究。”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中共采取什么政策，颜惠庆非常关注。他同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下列各点。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颜惠庆询问“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毛泽东、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肯定无疑是中国人民的，但是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互同情，正像西方民主国家相互有较密切的关系一样。” 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政党。

其二，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问题。颜惠庆回答叶剑英的询问说：“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问题。以前，他们主要是与农村问题打交道”，但是“现在中共必须面对城市问题，与完全不同的阶级、阶层打交道；对于这部分人，他们的经验很少。城市居民的大多数是小商人，其中一些人是合股公司的股东，这种经营方式在我国尚属革新之举。这样的股东绝大多数只是小资本家，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新兴工业甚至不可能存在，将他们视为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因此，需要保护这些处在发育阶段的工业。”

其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颜惠庆询问叶剑英“有关宗教自由的问题”。叶剑英坦率地回答：中共“赞成宗教自由，党的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曾提到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自由必须是相互的。即是说，信教者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不信教者也同样如此，不得对不信教者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压力，迫使他们信教。” 颜惠庆于此体会到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其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天津塘沽永利碱厂经理告诉颜惠庆，该厂在平津战役中“损失极小，惟一严重的损失是，有大约1万条麻袋被国民党军队拿走做了沙袋。在中共的管理下，工厂重新运行。”他“建议商人和实业家，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见共产党的官员”，指出“中共官员非常通情达理”。毛泽东、周恩来对颜惠庆说明：“银行家将受到保护，只要他们获取的是合理的利润，而不是通过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盘剥人民。至于工业企业，政府鼓励它们支持重新建设的规划。”颜惠庆由此体会到：“中共领导人承认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必须受到保护，特别要发展合作企业。另一方面，中共将取缔官僚资本。”

其五，接管城市的政策。颜惠庆“不能确信中共具有很多富有经验、能够管理好大城市事务的专家”，向叶剑英“介绍了我所了解的目前供职于上海市政当局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经验的人士”。叶剑英表示颜惠庆所说是对的，并以接管北平为例指出：“迄今为止，只有他及其助手两人作为重要官员参加了市政府，其他任何重要职位几乎都没有变动。”一些“银行联合会的官员在是否与新政府结识的问题上，态度迟疑”，颜惠庆认为“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迟早他们要与新政府建立关系”，因而“竭力劝说他们要争取主动，否则会产生误解，对双方都不利”。

总之，颜惠庆等人就所关心的和平谈判和中共各方面政策同中共领导人深入交谈，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明确回答。按照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的报告，颜惠庆、邵力子在对美关系上“未能减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美国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的愤怒”。在民族工商业发展上，中共确信“并不干涉上海的私人企业和‘小资本’”。在宗教政策上，中共表明宗教信仰自由。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是俄国的还是中国的问题”上，中共指出“当然是中国的，但是由于共同信仰和目的，苏联和中共之间自然存在亲密的同情”。颜惠庆总结说，“我们非正式地起草了许多条文，都是关于可能进行的和平谈判的，诸如双方代表的相等人数，时间和地点（北平或石家庄），第一次非正式、秘密的意见交换，达成协议和立即付诸实施的一些问题，稍后处理的其他事项。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新政府的组织、贸易、工业、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宣布等。还谈到了分配土地给耕种者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双方似乎取得了一定的相互理解。”他高兴地指出：“就这样，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冒险旅程，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我们对这一经历非常满意。”

三、是否离沪：颜惠庆的思想变化和迎接上海解放

西柏坡之行和与中共领袖的交谈，使颜惠庆对中共拥有直观认识，他的思想发生变化。司徒雷登批评：颜惠庆、邵力子“要见毛泽东，须乘吉普车走三十英里的路程，这趟旅行可真苦透了，结果经过整夜不舒服之后，跟往便是四肢酸痛”。颜惠庆则说：2月22日到石家庄，“中共市长和其他官员来机场迎接”，准备好了丰富的午餐，“建议我们在这里住一夜，第二天再前往目的地。然而，我们宁愿立刻出发。有6辆吉普车准备载我们继续前行。”“旅程很艰难，特别是要连续行驶几个小时之久”，“我们一行的安全抵达，都应归功于司机们非凡的驾驶技术和充沛的精力。周恩来先生出来迎接我们，随即招待我们用晚餐。” 可见，中共的安排十分周到，颜惠庆非常满意。

同毛泽东见面，给颜惠庆留下深刻印象。司徒雷登注意到颜惠庆倍加称赞毛泽东：“颜博士惊奇地发现这位著名的共产党统治者原是位友善的、有时甚至是快活的、和蔼可亲的主人，而不是他早先想象的一个严厉的苦行者。”总之，他的认识发生极大变化，他北上时“不过怀抱着一种‘不妨试一试’的心情”，北上后从中共领袖的风貌和谈话中感到“新中国是有前途的”。

在这一思想变化下，颜惠庆希望和平谈判顺利举行。3月2日，他指出：“现在和平之门已开，虽然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和平代表团此行任务已了，今后和谈进行，当由政府与共产党双方开会商讨。”他要求李宗仁主动一些，强调：“我已经顺利地把和平的球踢了出去，现在应该由南京政府带向前去。”总之，颜惠庆要求尽快举行谈判，实现和平。

国共和平谈判要举行时，颜惠庆是否入阁或作为代表参加谈判？李宗仁要求他“出任外交工作”，他只“表示愿意当顾问”。李宗仁要求他参加南京政府代表团，颜表示他已经完成了“敲门任务”，就不再参与具体谈判，但“如和谈发生波折，仍愿从中疏通”。这样，上海人民代表团中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参与和平谈判。

国共和平谈判4月1日开始后，颜惠庆密切关注进展：4月3日“北平几乎没有传来什么消息”；4月5日“共产党赞成傅作义式的合作——以此作为南京的榜样”；4月6日“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谈判破裂了？要求投降吗？”4月7日“谈判发生危机”，“共产党要傅作义式的和平”；4月11日“和谈有些希望了：现在先非正式地休战”；4月14日“停战以长江为界”；4月17日“局势又紧张起来了：共产党坚持要渡江——答复要在20日左右发出”；4月19日“把共产党的24个要求译成英文”；4月20日“传来共产党的条件被拒绝的消息”。可见，颜惠庆发现谈判跌宕起伏，中共要求北平式和平，这是中共对他表明了的。但是，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这使他“敲门”成果付诸东流。

颜惠庆顶住离沪的压力。4月27日，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原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名流“都离开上海走了！”4月28日，蒋介石要杜月笙转告颜惠庆离沪。4月29日，方治奉蒋介石之命要他离沪。5月1日，蒋介石面见他“速即离沪，以免为‘共匪’利用作宣传”。他解释了难离沪之原因：“有外国方面的问题；还有健康欠佳、家庭问题等。”5月3日，蒋经国致电台湾省主席陈诚：颜惠庆“即将移居台湾，请代准备较佳之住宅一所，俟其来台拨付，妥为招待。”5月6日，陈诚电复：“请转知即日来台，当妥为招待。”于是，谣传颜惠庆已离沪。

颜惠庆以健康为由拒绝离沪。5月3日，他同妻子和医学家颜福庆去中山医院“开始全身检查，包括X光透视”。5月4日“常规检查：验了血。血压仍旧低，125—130”。蒋介石要蒋经国5月6日“访颜惠庆先生于中山医院”，颜惠庆“把全身体格检查结果告诉他们，并说我需要休息”，医生还“送来体格检查的书面报告”。蒋介石写道：蒋经国要求颜惠庆“迁台湾，并为其预备飞机与住屋，不料彼反为‘共匪’宣传，其意似劝经国不必惧共、反共，殊所不解。”

颜惠庆是当时三类民主人士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之一类代表。最著名的是宋庆龄，她顶住了蒋介石的压力。第二类是民主党派人士张澜、罗隆基等。第三类以颜惠庆为代表。由于颜惠庆“是最可能的上海临时政权人选”，蒋介石施压让他离沪，表明蒋“决心防止上海完整地和平地移交给共产党”。颜惠庆和另外两位民主人士张元济、徐寄庼的“态度很明朗：不走”。

颜惠庆坚持留沪，以其特有的民国元老地位，为上海的稳定和接管作出了贡献。

颜惠庆反对在上海作战，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4月23日，他在上海市政府召集的“会上对和谈失败表示遗憾，希望重开谈判”，同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激烈争执。4月25日，他反对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的军人乱闯。4月27日，为“叶家花园被侵占”而“再次致函警备司令部”。陈大庆召集上海各方面人物宣称“要守卫大上海”，颜惠庆提出“局面有所改变，能够恢复和平”。4月28日，颜惠庆被英、美侨商推荐“为主和代表，运动上海中立与国军撤退”，蒋介石要杜月笙警告颜惠庆“不得再提此议”。5月中旬，颜惠庆反对汤恩伯在上海市区作战。5月25日，他发现“国军在河滨大楼那边引起麻烦，他们不肯撤离” ，乃电话赵祖康设法与解放军联系解决苏州河北岸战事，用和平方式接管苏州河北岸。顾维钧就此认为：颜惠庆认为继续抵抗，“只能给这个城市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害”。

设法利用联合国、美国的关系保全上海。4月27、28两日，颜惠庆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博特“就本市总的局势谈了很长时间，估计了联合国能做些什么，以及联合国经济合作总署的帮助。领事团与政府并未进行接触。要求得到经济合作总署的帮助。”5月2日，颜惠庆疑问“联合国会不会要求保全上海？”5月5日，他写道：“前线很平静。据传联合国将要求保全上海。”5月7日下午，颜惠庆设法同美国人士埃格尔（Egle）、比厄里（Bieri）见面，得悉保全上海的步骤，提出“联合国是采取政治措施较好的机构”。5月16日，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要求颜惠庆“与各外交团联系以保全上海市”，颜惠庆“同意去探明外国方面的意见”。

注视上海战役的发起和进展，组织机构维持上海秩序。5月3日，中共华东局电示上海市委一方面“集中力量保卫城市，防止破坏”，一方面争取颜惠庆等人“组织地方维持会，维持社会秩序”。上海战役发起前，他就注意到5月9日“嘉兴邻近地区发生战斗”。战役发起后，他注意到5月14日“防线更接近上海了（黄渡和嘉定）”。5月19日，有人告诉颜惠庆“从外滩1号南面能看到浦东的战斗”。他也注意到5月20日“浦东的战斗激烈”。这样，他看到战役进展顺利，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接管上海。战役发起前，传言颜惠庆“毫无疑问是上海过渡政权的领袖”，将“领导一个委员会维持秩序”，他“已经同中共联系”。战役发起后，颜惠庆一度同陈良讨论“准备组织另一个机构——中外机构” ，但决定还是以救济会的名义维持秩序。蒋介石压制颜惠庆“创立维持组织”，迫使他住进医院。5月22日，刘长胜报告周恩来：“上层份子如颜惠庆等亦以救济会名义出面活动，但敌方对渠等压力仍大，故尚不能发挥大作用。”5月25日，成立以颜惠庆为主席的上海安全委员会，由上海市议会和贸易、工业、慈善团体各方面名流组成。上海安全委员会发布公告：“1.所有行政机构同寻常一样行使职能；2.公共设施继续运行；3.所有公共交通设施不能破坏；4.所有抢劫、破坏或纵火，予以严厉惩处；5.工厂、市场立即恢复生产、运行；6.难民受到保护。”这个组织在中共接管上海时撤销。

在解放军接管上海之际，颜惠庆支持著名市政规划专家、副市长赵祖康代理市长主持移交。陈良询问颜惠庆“如何取得中外居民的支持”，颜惠庆建议“首先让一些权威的公民团体要求他留下来，然后取得外国的合作”。依此，颜惠庆希望陈良能移交上海。但是，陈良逃到台湾，要赵祖康代理市长。赵祖康要求颜惠庆代理，颜惠庆说：“你是陈良下令派的，由你来代理市长，一切好办。我当然尽力支持你。”5月24日，赵祖康代理市长，但只有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5月28日，陈毅接管旧市政府，对赵祖康在颜惠庆的支持下主持移交给予肯定：“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

从上可见，颜惠庆南返后要求国共和平谈判尽快举行，并表示愿意协调。和平谈判开始后，他注视进展，希望“敲门”成果得到实现。但是，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颜惠庆北上“敲门”成果付诸东流。人民解放军进军上海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要求其离沪的压力。蒋介石之所以未对颜惠庆下手，一方面大概是因为颜惠庆的地位高、影响大，一方面从特务头子毛人凤关于是否杀害张澜、罗隆基的话中可以得到说明：“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再则杀了他们之后，反给人以口实。人家将说总裁杀害民主人士，影响其他的民主党派。”为了上海不被战争破坏，颜惠庆要求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随着解放军接管上海，他一方面支持赵祖康为代理市长负责移交，一方面成立安全委员会维持上海秩序，为上海解放和接管作出了贡献。

总而言之，在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之际，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适应历史发展的道路抉择。为推动国共和平谈判和解决上海问题，颜惠庆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他就是否举行国共和平谈判、上海和平问题和中共各方面政策同中共领导人交谈。从交谈中他认识到中共的性质，从而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完成“敲门”任务后，他要求早日举行国共和平谈判，关注谈判的举行，希望国家和平统一。他作为民国元老转变为民主人士，是坚决留沪迎接上海解放并为之作出特有贡献的典型代表之一。上海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而且“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个特殊意义，恰好反映了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的思想变化和政治道路抉择。

（责任编辑：汪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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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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