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涵 ‖ 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

文摘 2024-10-31 15:37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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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廖涵，重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百余年来，宗族研究已经出现了五种研究范式，包括进化论范式、结构—功能论范式、系谱体系论范式、历史过程论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等。在近年的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研究（历史过程论范式）中，结构—功能论范式和系谱体系论范式实现了融合，具体体现为将宗族作为礼仪的实践展开研究。前辈学者已注意到，依据不同的标准，宗族可分成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宗族之间内在关联亦不相同。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以宗族成员生活的村落单位为据，将宗族分为村落宗族（localized lineage）、分散性宗族（dispersed lineage）和高阶宗族（higher order lineage，亦作上位宗族），村落宗族是后两类宗族形成的前提，村落宗族的发展和分化会演变成高阶宗族。业师郑振满以宗族成员在族产经营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据，将宗族分为继承式宗族、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三种宗族组织可以相互转化，较低级的宗族依次向较高级的宗族演进，较高级的宗族又会分解成多个较低级的宗族。钱杭认为，实体性的宗族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演变成虚体性的同姓联宗，但同姓联宗不是新的宗族组织，而是若干实体性宗族的联合。依据参与联宗行为主体的世系关系，可将同姓联宗分为世系关系明确、世系关系不明确和基本没有世系关系的三类联宗形态。近年来，关于宗族与同姓联宗的关系聚讼纷纭，黄志繁试图打通宗族与联宗间的联系，认为从同姓不同宗的群体，到同宗的实体化宗族，再到虚拟化的联宗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发展过程，不宜过于强调联宗的非宗族性质。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宗族可以定性为政治性组织、文化性组织或社会性组织，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地缘性组织。费孝通曾提出，对于南方宗族，“我宁愿认为在农民中间的这种组织是一种地方组织，而不是一种亲属组织”。郑振满考察的合同式宗族是基于特定目的而形成的地缘性联盟，有强烈的目的性，承担着复杂的社会功能，既有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也是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还承担了部分文化教育的功能。同姓联宗亦然，参与联宗的宗族往往通过恢复或重建同姓之间的历史联系，来解决一定地域范围内生存环境中的具体事务，如水利、商业、科举等等。那么，以村落为单位的聚居宗族、跨村落的散居宗族与地域性的同姓联宗之间内在关联如何，同姓联宗又如何成为地缘性的村落联盟？本文试以明清以降闽西石壁张氏宗族演变的历史实践论述之。

一、聚居宗族：国家形塑的自治组织

明清以来，福建的宗族组织堪称发达，闽西宁化县石壁地区亦是如此。宁化地处武夷山脉东南，明至民国时隶属汀州府或长汀专区（今属三明市），与长汀、清流、建宁等县相连，毗邻江西省之瑞金、石城二县。石壁地区，是指宁化县西部地区，亦称宁化西乡，相当于今石壁镇、济村乡、方田乡、淮土乡所辖区域。石壁乡民以张姓为主，聚族而居，虽均以清河为郡望，但属于不同的宗族，各有宗祠，各修族谱，且已经四次联宗修谱，出现了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宗族形态。总体上说，石壁张氏宗族的发展历程具有闽西北山区宗族组织的基本特征：肇兴于明中后期，清康熙后继续发展，至清中叶宗族建设日臻完善，聚居的继承式宗族则是主要形式。

从现有文献看，石壁地区最早形成的宗族是陂下张氏。陂下村位于石壁镇治禾口墟东约5里，如今是一个由四五个角落村组成的行政村，村民均为张姓。据民国《清河郡张氏族谱》记载，陂下张氏的始祖是唐代的张睦（一名世福郎），由河南固始县迁闽侯官县，辗转六传至念五公（一名五三郎）定居陂下村，五三郎生胜卿，胜卿生寿隆，寿隆生三子，长显宗（1363—1408），次显惠（1365—1418），三显应（生卒不详）。寿隆公早逝，年幼的显宗、显惠兄弟在母亲黄氏的培养下各有所成。张显宗于明洪武二十四年殿试高中榜眼，历任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尚书等职。永乐靖难，张显宗反对新皇，至江西募兵，不久“与二三同事，并为军士执至京”，“以罪谪戍兴州”。此间，张显惠携母潜逃至宁化县西的山岭中避难，后定居于小长坊、大窝里等处。永乐四年，张显宗“从征安南”，获军功，升交趾布政，永乐六年病卒于任上，“寿四十有六”。两年后，张显宗灵柩运回故里，葬于宁化县城东郊的硖石山，并建祠祭祀，“是时，未敢名额为祠，托以庵名，兼设佛像”。张显宗之子克举、克宽仍居陂下村，但后世疏于举业，其孙张彦洪（1438—1501），欲弃儒务贾，又恐玷辱先人，“惟研究经史，貌肃辞严，恪守祖父遗训，隐居自乐”。同时，陂下张氏人口渐增，至正德嘉靖间显宗公五世孙时，有男丁23人，是一个小规模的家族。

明中叶，儒家文化对闽西地区的影响日渐明显。嘉靖四年，汀州知府唐淳来宁化硖石拜谒张显宗祠，“助俸金八两买田三亩，永为祭祀”；不久，“汀州府同知陈公讳衮、宁化县主何公讳鉴，同为镌石，盖不忘其德也”；嘉靖十七年，汀州知府焉坤至峡石寺拜谒，“见祀佛像，檄废庵名”，改显宗祠为乡贤祠，又“拨官田八亩三分”，“悉归张公子侄召佃办祭”，由知县主持每年春秋二祭。万历四十七年，按察副使王建中至宁化拜谒显宗公祠，“叹庙祀不严”，命知县梁元祯，“改祀吾祖于邑治西门佑圣堂，前额曰‘表忠’”。至此，祭祀张显宗的佑圣堂俨然是官府表彰忠义的象征。此间，陂下张氏于嘉靖二十年撰成族谱，明确了以张显宗为始祖的族人世系，又于万历九年、天启二年、顺治十八年分别完成了第二、三、四次族谱重修，族众的世系关系则被不断强调，“有族无谱，犹饮芳泉而源流不知；有谱弗修，犹对古鉴而妍媸不见，胡以序其昭穆、辨其疏戚也”。据此可知，陂下张氏的宗族建设是在嘉靖间数任地方官推动下实现的，实乃官府宣扬儒家思想而促成的文化形式，尚不具备多样的社会功能。

历经明清鼎革和三藩之乱，闽西社会日趋安定。随着康熙间“粮户归宗”和雍正间“宗族乡约化”政策的推进，石壁地区兴起了宗族建设的风潮，尤其是康熙五十年以后，各族相继修族谱、设族产，聚居宗族逐渐形成，并出现了向更高级形态发展的趋势。陂下张氏于康熙四十八年率先完成五修族谱，20余年后又集资于张显宗老宅处修建宗祠，引领了当地敬宗收族之风。此间，陂下张氏族人一直在参加宁化知县祭祀乡贤的活动。据张道琳记载：“余犹记雍正间，随先叔采仪公谒表忠祠，拜名远公像时，邑大夫循例来祭，吾族人趋跄其间，彬彬有礼。邑大夫顾之色喜，叹为望族。”他十分清楚，知县看重其族，无非是先祖有德。因此，该族实践和传播祭祖礼仪的活动理应是响应国家政策和加强宗族建设的直接体现。乾隆末年，陂下张氏撰成七修族谱，该谱登载了新制定的各种宗族规范，包括27条修谱则例，20条族规族禁，提出了善事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勤业俭用等符合儒教规范的要求，补充了实践儒家礼仪的具体方式，如绘制坟图、乡图、服制图，设立祀产、祀堂，确定祭法，以期“按图思义，因文会意，读谱者谅不忽而略之”。在族规中，陂下张氏明确提出“要广积尝产”，“设尝田以供祭祀”，具体的经营方式则是“轮房值祭”，并规定“董理尝租，当择本房公正才干三人以奉众祖之祭，兼掌本年出入数目，及应行之事，岁终清数，交与接管之人，周而复始”。据此，乾隆年间陂下张氏族产的管理方式为按房轮值，宗族形态则是继承式宗族。嘉庆以后，陂下张氏的族产不断扩大，但管理方式仍旧，宗族形态未能发展为依附式宗族。

石壁地区其他的聚居宗族规模较小，多不如陂下张氏。康熙末年至雍正间，各族虽然努力添设族产，却少有发育成依附式宗族者，陂下村西约10里处的下市张氏宗族是当地进阶为依附式的少数宗族之一。石壁村村民亦以张姓为主，分为上市张氏和下市张氏。下市张氏族众较多，宗族建设较早，明末已建有主祀茂甫公的祖祠。据载：“有嗣孙一策字仲谋者倡议，于凉伞树之傍粗建一祠。虽制度草创，而春秋二祭得所凭依焉。”张一策（1605—1646）于顺治三年为护祖祠被杀，其祠亦毁于兵燹。康熙中叶后，族中富商日渐增多，并积极投资家族事业。张一仲（1611—1683），字敬吾，早年“挟资走江湖，贸迁有无，既数年，获利不资”；晚年热衷于家族公益，得到了宁化知县袁格的赞许，称其“不以财自封，遇奇人则厚赠，见困瘁则相恤”。此后，其族富商不断涌现，于康熙四十四年倡修族谱，又于康熙四十九年重建宗祠。据《茂甫祖太祠堂记》载：

康熙庚寅，嗣孙正立、正邦、正蛟、正富、正华、正铠、忠铭、忠元、忠早、忠任等建议，定址于今所，鸠工而鼎建之。或输财以供木植，或捐资以给匠工，不半岁而告成。枕高山，环大河，其规模颇称壮丽。卜吉洁祭，迎主入祠。

引文中的倡首多为富商。如张正立（1678—1728），字位一，“常客江右，获利多资，恢扩先人遗产，富甲一乡”；先后于康熙丙子、戊申两次饥荒时出粜义米，“自公作始二次，自后遇歉，殷户皆放［仿］公之意以行之”，俨然是乡党楷模。张正邦（1664—1721），字明所，“生平轻财重义，木商江右，克振家声，尤笃宗谊”。据此，康熙后期下市张氏内部已出现了贫富分化，以商人为主的精英人士则是族中的领导阶层。

在商人阶层的推动下，下市张氏的宗族形态实现了继承式宗族向依附式宗族的过渡。乾隆七年，下市张氏重修族谱，制定了族训八条，包括笃孝行、和兄弟、睦宗族、正名分、重婚配、培斯文、扬善类、惩恶行等，言及尊重族长和族法的权威。乾隆五十五年，成立衣冠会，“伯叔兄弟谊兼师友，岁时聚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善相劝、过相规，务使道德文章各无愧于君子焉”。适时，族谱中登载的具有邑庠生、国学生等头衔的绅士数量大增，族产规模亦不断扩大，士大夫逐步取代商人成为下市张氏的领导阶层，依附式宗族建设趋于完善。嘉庆三年再次重修族谱时，新订族训十一条，内容与旧族训相近，但宗族管理和控制社会的职权得到极大的扩张，包括“戒争讼滋事”“戒拖欠钱粮”等，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惩处措施，实践性更强。宗族已然具有了社会治理的功能，是士大夫阶层控制基层社会的工具，实质则是官府职能的下放。

综上所述，闽西石壁地区的聚居宗族发端于明嘉靖年间，与官府倡导的祭祀乡贤、宣扬忠义活动密切相关；入清以后，又因王朝国家推行的乡里制度而普及，聚居宗族逐渐形成。从实践的角度看，明中后期石壁张氏的宗族建设以世系关系建构和儒家礼仪推广为主，是古代宗法文化的实践；清初以后闽西宗族向社会组织转变，承担了应对赋役、经营族产等职能，实是富商、士大夫等精英阶层巩固自身地位和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场域。

二、散居宗族：地域竞争的乡族势力

聚居宗族是闽西地区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但随着地域社会内部关系的复杂化，聚居宗族不断谋求发展，转而联合他处的聚居宗族组成规模较大的散居宗族，其成员分布范围往往由一县扩大至数县、数府乃至数省。当然，因不具备较为丰厚的公共资产和较为兴盛的绅士阶层，散居宗族仅有联宗修谱、草创宗祠等活动，以维系族人间的世系关联，并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功能。

清雍正至乾隆间，石壁地区的聚居宗族之间多曾谋求联宗，但发展成高级形态者并不多见。杨边村位于禾口墟和石壁村之间，村内有两个自然村（杨边和税下），居住着两个独立发展的宗族——桂林张氏和杨边杨氏。杨边在村落西南，村中杨氏为石壁地区的小姓，长期维持聚居宗族的形态。桂林是税下村的旧称，位于村落东北。桂林张氏追认唐代由河南固始县南迁的张真（明睦）为始祖，传至五世孙藏兴定居桂林，于康熙五十年首撰族谱，乾隆间与散居于镇内刘村、济村乡笙竹村的两个小宗族联合，相约以十世祖英发公为开基祖，由此建构了世系关联，共建宗祠，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虚体性组织。不过，三房族人联系稀疏，致宗祠年久倾圮，嘉庆重修后，三房才合修族谱，“爰自嘉庆庚午，易分修而为合修”。桂林张氏合修族谱后，并没有大规模置买族产，只维持了简单的共同祭祖活动，是为三个小规模聚居宗族联合而成的散居宗族。已是依附式宗族的下市张氏，也曾努力扩大宗族规模。康熙间下市张氏约定，茂甫公位下分为子禧、子初、子忠、子昌、子兴五房，“外此者无以入斯”。至道光五年，茂甫公位下出现了第六房，远在江西瑞金县日东村的子盛公裔孙认祖归宗，此时下市张氏已具备了上位宗族的基本特征。

石壁村的另一支宗族——上市张氏则是由若干个聚居宗族基于平等互利关系联合形成的散居宗族。该族追认两宋之际的张宣诚为始祖，康熙间已是一个虚体性宗族组织。据《石壁上市清河郡张氏族谱》记载，康熙五十三年上市张氏在石壁村始建宗祠，并记曰：“始祖宣诚公，二世元郎公，三世九秀公，生四子而逸其二，长圣郎居宁都大洲塘，次叔檀郎居上杭，三泰郎居湖头，四四郎居石壁。泰、四二公之裔，地近而乡殊。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岁，乃建祖祠庙于上市，以为和宗睦族，亲亲笃慎之谊，用展秋霜春露之思，聊伸禴祀蒸尝之典。”据此，此时上市张氏是由湖头泰郎公嗣孙和上市四郎公嗣孙两个聚居宗族联合而成。不过，上市张氏的宗族组织尚处于初创阶段，族内未见社会分化，但已具备了散居宗族的某些特征。

清中期闽西承平日久，乡族之间对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促进了虚体性宗族的实体化。据上市族谱记载：“夫玉屏（石壁村别称）无二乡，亦无二姓，而分上下市……炊烟不断，诚族中有邻，邻中亦无非族矣。讵雍正年间，衅起于千家围，上下市构讼，成隙结讼，其势似相鹬蚌。”又据《张世令传》载：“雍正癸丑间，因合族与本村人争竞千家围山界，雀角构讼，皆公仗义维持，不避艰险，历至府省，沐雨栉风，经霜傲雪，以至命终于斯焉。”千家围山场的官司，上市、下市二族打到了府衙和省衙，张世令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消耗不可谓不大。约莫同时，二者还在争夺石壁地区的乡村市场禾口墟。在张世振（1689—1753，字公麟）的世系表中附有行传一篇，其文言及，“雍正间，石壁上下狠争禾口市界，几为仇家所摧，尝与二三族姓百计御之”。据此推测，清初上市、下市张氏毗邻相处，关系颇为融洽。雍正间，二族先后争夺千家围山场与禾口墟，引发了长时间的诉讼，两次争讼的结果可能均以上市张氏的失败而告终。自此之后，石壁村上、下市张氏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玉屏之地，市分上下……争相结构，甚至侵凌万状，罄竹难书”，已然势如水火，势弱的上市一方则亟待变强。

为了加强地方权势，上市张氏再次与他处张氏联修族谱，组建成新的散居宗族。据雍正十二年《重修族谱序》记载：

吾族自始祖宣诚公发祥以来，生齿日繁，世数凡二十有奇。其流徙他里者，近或数十里，远或数百里，难以统记。虽然易陈萃涣，萃者聚也，涣者散也，今吾族可谓涣矣，可谓散矣。涣者萃之，散者聚之，协人神，摄众志，谱之修诚不可已也。

引文中所言流徙“近或数十里，远或数百里”者，便是与上市张氏相距远近不一的聚居宗族。因世系源流随族谱重修而更新，现已难以复原雍正间上市张氏合修族谱的各个支派。不过，从1990年新撰的《族谱源流考正》看，仅上市张氏宗族的主体支派——四郎公位下友庆、友明、有诚三房的后嗣已遍及闽赣毗邻地区，近者在石壁、大路背、中刘村、堑排下、扣子岭、陈塘湾、禾口、拱桥、刘村、炉坑、仕边、庄坊、岭背排、棚婆崠、塘下、沙罗排、石桥下、翠子塅等地，远者居于县内泉上、安远、枫溪、寺岭背，省内邵武、长汀、顺昌县华源，以及省外的江西永丰县佛坑、石城县小松乡，台湾，苏州各地。随着上市张氏族众的增多，务贾发迹者屡见，如张华焕，字文明，“君为人诚，立志常期远大，贸易果获万金，好善行便，慕义笃亲”。族产不断累积，一部分作为学田以支持族中子侄读书业举。如廷贱公名下祀田有五处，共载谷八十石，“经族编定，抽与子孙入文武庠者平分，收为养廉，以图上进之资，捐生不得与分”。石壁上市张氏逐步变成一个规模庞大、权势突出的散居宗族。

上市张氏虽然士大夫鲜少，但宗族势力加强后，在乡族竞争中渐有起色。嘉庆八年十月，江西石城县发生地方叛乱，波及汀州一带。石壁村民听闻，相约谋求应对措施，“下市志厚公嗣孙敬亭等，四郎公嗣孙显昭等，相与而言曰，人连乡保，御何于我？连族之更为得也……十一月初一日，同具酒合欢，咸称一乃心力”。于是，下市张氏“旋愿以千家围逊归四郎公三房为业”，二者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为购买和管理千家围山场，上市张氏合族共同筹集资金并签订了详实的经营合同。

立编议合同字。四郎公长子友庆公、次子友明公、三子有诚公，三房嗣孙等今买得下市志厚公嗣孙卖出千家围、水坑里、菜园坑里、楮龙里山场数处，用去价银二百两正，又中笔、酒席、书号、印契杂用钱八万文正。其山价并杂用，三房平派，每出铜钱八万文正，契价俱已两明。今当众议定，将每山作三股，高低、远近、阔狭，彼合品搭，栽蓄松杉、桐树。其山虽照划定界至，三股均分，其所蓄山毛树木则三房公蓄公卖。卖出之资，或三房公存以为公项，或三房平分，总不许私砍私卖，以杜强弱、众寡相欺，争端百出。今欲有凭，编立合同议字，一样三纸，各执一纸为照。

据上文可知，从下市张氏购买千家围等处山场共花费白银约280两，由上市张氏三房平分承担，山场产权和所得收益亦是分作三股，并制定了管理山场的具体方式。所有山场“只许众管蓄，不得私自与人另管，违者公罚”；具体而言，三房各选出12名管山人，共36人，“管山人须凭众公举”。对管山人的职责和收益，亦有详细规定：“管山人辛力，众议开山之日，或分柴、或分卖树之价，均以四六均分，后日不得争竞。但管人需同心协力，倘若有入山盗砍者，不得徇情私放。” 据此可知，以友庆、友明、友诚三个房支为架构的上市张氏宗族，已按约定的合同管理族产，宗族形态发展为合同式宗族。

由此可见，闽西石壁的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与他处的宗族谋求联合，形成更具规模的散居宗族。不过，由于族产规模有限、士大夫人数不足，多数散居宗族仅能维持文化上的世系关联和共同祭祖。上市张氏因与同村下市张氏长期激烈竞争，不断联合他处的小宗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散居宗族，并通过签订合同，公平分配族人的权利和义务，演变为合同式宗族，实现了虚体性宗族向实体性宗族的转型。

三、同姓联宗：基层社会的村落联盟

一般而言，同姓联宗多将总祠（或合族祠）修建于交通便利、辐射范围更广的城市，进而形成跨地域的地缘性组织。乾隆初年，石壁张氏邻近各族开始联宗修谱，形成了以君政公为始祖的虚体性宗族组织，经同治、民国时期的两次强化，获捐德馨堂为总祠。加之，“自邑以上，抵站岭八十余里，张姓聚族而居，无少间隔”，石壁地区的村落多由张氏乡民聚居而成，以故石壁张氏的同姓联宗也具备村落联盟的特征。

石壁张氏最近一次联宗修谱是在2002年，撰成《张公君政总谱》二册，保存了历次联宗修谱的谱序和源流录，可借此了解前三次联宗的大致情形。据《第一修序》记载：“乾隆六年冬，阖族贤达，有合涣为萃、联疏为亲之思。商诸同宗，俾各持谱至一堂，参考其所载自来之祖，或以表同，或以讳共，或以世符，或以地合，无非出自君正［政］公者。始议合修总谱，以笃宗族，乃倡者方出诸口，而应者已感于心，欢欣踊跃，以成此盛举。” 各族将族谱拿来一并对照，选定唐初曲江人张君政为共祖。君政八传至龙云，龙云生二子，曰笃实、昆鸣，为张氏入闽的始祖。以笃实、昆鸣二人为世系起点，链接各族始祖，形成石壁张氏各族共享的先祖世系网。乾隆七年的《大宗源流总录》载：

龙云讳谮，生笃实、昆鸣。昆鸣历五代孙南郎，为宁化兴贤坊始祖。笃实讳悫，任河北都漕，居河南固始县。子从心，讳恂，号纯逸，生子二，曰忠、曰良。忠字日葵，号靖山，任袁州同知，生子明翁、明哲。明翁即睦翁（陂下张氏始祖），名真，号吟川，因王绪入闽，徙居福建侯官县。……明翁生子以充，讳膺，字扩吾。（以充）生公奭（下市张氏始祖），讳鲁，一名志，字德隆，号鉴铭，登宋皇祐进士，任宁都知县。（公奭）生子惟渥，讳安，字文定，徙居白茅塘，复迁宁邑。（惟渥）九子丘，生子五：长敬生、次二八、三三八、四五八。二八即宣诚公（上市张氏始祖）也……五八讳藏兴，字均茂（桂林张氏始祖），徙居宁化龙上下里樟树下，迁三寨。

引文括号中内容为笔者所加。引文寥寥数语便将陂下张氏、桂林张氏、上市张氏、下市张氏等四族追认的始祖建立了世系关联，把原本毫无关系的几个人编排成父子兄弟，为后世增进尊尊亲亲之宗谊奠定了文化基础。“自时厥后，昭穆明，尊卑定，喜相庆，忧相恤，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或为盛世之良民，或为朝廷之俊彦，雍睦昭而风俗美，风俗美而朝廷之势自尊，然则是谱之修也。”实际上，上述引文仅是《大宗源流总录》的极小部分，其全部内容能将宁化多数张氏宗族的始祖整合成一个世系群。在此基础上，联宗总谱还简要地摘录了各宗早期先祖的世系情况，由此链接上各族的世系，再通过各族的族谱，把参与联宗的张氏族众悉数纳入了关系明确的世系网络。不过，此次石壁张氏联宗修谱仅厘清了世系关联，尚未形成超宗族的权力机构，实质是一场以联宗为名的文化活动。

石壁张氏的第二次联宗修谱完成于同治四年，是时宁化境内的太平军刚被肃清。宁化西乡历经兵燹，百业待兴。据《第二修总谱序》记载：“吾总谱之作，始于乾隆七年壬午，今阅五朝，历年百有二十四，不甚相远，辅而行之……但时至于今，旷修已极，如再迁延，嗣响难矣。各父老曰然。遂饬材鸠工，经始续修，于是闻风响应。”撰者还提出，“若夫继志述事，扩而充之，或合邻省邻县之同宗为一谱否，则同邑之同宗必收为一大族，是所望于后起者。” 既表达了扩大同姓联宗地域范围的期望，也希望加强联宗的组织建设。不过，具体事宜仅延展了各族的世系和制定了60个字的统一行辈字号。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张氏族谱登载有大江头村（石壁村西3里）张兆飞（属江头张氏）撰写的一则传记，文中提及万邦、如椿、舜丰三位先生，素有声望，“乙丑夏，议修总谱，三老召予等而言曰：‘尔其亟勷乃事，毋至废弛。’众赴之，三老往来谱局，跋涉维艰”。可见，第二次联修总谱时，上市张氏族人已在声索主导权，极有可能在撰修总谱时发挥了领导作用。

民国“新县制”时期，南方各地的联宗活动十分活跃，实质是地方精英用于争夺基层政治权力的手段，宁化石壁地区亦然。1947年，西乡的张树庭准备竞选宁化县仅有一个名额的“国大代表”，以期来年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的“行宪国大”，促发了石壁张氏的第三次联宗。据时人谌响才回忆，宁化县报名参选“国大代表”者有四人，东北乡的国民党元老马贻谦和西乡的张树庭为主要角力者。张树庭是济村乡人，曾任职宁化第五区（西区）区长、宁化县参议院议长、福建省咨议院议员等职。1941年，张树庭在禾口创办道南初级中学，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素有“宁化西霸天”之称。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马张二人用尽了浑身解数，马氏还组建了以政治精英为主体的拉票机构，然而选举结果却是张树庭以两千余票的微弱优势胜出。在罗列了张树庭的种种不法手段后，谌氏进一步指出，他能胜出的关键是通过联宗修谱获得了约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张姓宗亲的鼎力支持。

民国间的联宗修谱，石壁张氏多参与其中，年近八旬的西乡名士张守先任总修。除了强化先祖世系、梳理分支源流、撰修联宗总谱、添加后嗣字辈等内容，还制定了14条族规，包括“子道宜尽”“悌道宜敦”“宗族宜睦”“讼端宜息”等条，较之各个宗族的族训，内容相似，语气上相对缓和，无非是强调尊尊亲亲的儒教伦理、扬善惩恶的社会规范。不过，有两条值得注意。“宗族宜睦”条提出，“相友、相助、相扶持，同井之人尚然，况谊同本支而忍秦越视乎？悯鳏寡、恤孤独，化猜嫌、解纷难，抑强暴、扶良弱，皆族之大要，非煦煦为仁而已也”；“宗盟宜笃”条提出，“外辱之来，一本之亲可籍［藉］以相援，岂可亲者不亲，而疏者反亲之理？……葛蕌犹能庇其根本，况人乎？召穆公思周德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作为棠棣之诗，可以鉴矣”。二者均强调，同姓宗亲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联宗的目的昭然若揭。联宗总谱的撰修虽完成于“国大代表”竞选之后，但同姓联宗的精神已在选票中得到体现。

与往届不同的是，此次张氏联宗获捐了总祠，用以祭祀君政公及各族的始祖，虚体的张氏联宗具有了族产，走向了实体化。据张守先所撰《张氏统宗祠记》载：

民国戊子，吾族有修总谱之举，各展旧谱，沿流溯源，推而至于公（君政）……幸族有哲人展敬宗深情，扩收族雅量，肯以其禾口私祠原祀其支祖宣诚公者，升祀君政公，以为统宗枢机……其允各祠朝宗联宗胪名，祀其分祠一世于此，示不外也。……此次各祠联宗，以宣诚公禾口私祠为宗祠，只于总红丁款内付修整祠堂银洋三百余元，新造窝金退光楹联二对、金漆联一对、油料联五对，支洋银一百七十余元，各祠晋横牌神主共二十二行，每行坐牌礼银洋八元归宣诚公。

以上引文显示，张氏联宗的统宗祠是上市张氏捐献的私祠。该祠位于禾口墟，名为德馨堂，约始建于光绪初年。作为张氏联宗的总祠，祠内的主祀神主换成了君政公，并添设了对联、神主牌等，名义上已是张氏联宗的共有财产。参加联宗的宗族将各自始祖的神主牌放入总祠，需按每座牌位八元的标准，交纳费用，作为对上市张氏的补贴，“嗣后总祠倘须修正，各祠应斟酌相助，或君政公别立新祠，无向宣诚公祠索取前列各款之问题”。总谱撰修完成后，张守先感慨万千：一是总谱撰修事务繁杂，难免有不足之处，“今忽有多房，如河溢为荥，殊出意外”，如滑石水东一族，“本文凤公系，其先人出自君政公否，无从稽考”，撰修者唯有尽力构造世系关联。二是年事已高，难以事事亲躬，并注意到联修总谱时不同宗族的态度差异，“惟下市各祠，皆君政公苗裔，其族要人亦有百川汇海之思，因初举纲领，手续颇繁，未克猝辩；上市则驾轻就熟，刻日兴事，迫不及待”。石壁村的上市和下市张氏虽早已参加联宗，但下市张氏族众不甚积极，而上市张氏则有“迫不及待”之感，不仅捐献了私祠，实际运作上也是“驾轻就熟”，在联宗内具有特殊地位。可见，参加联宗的宗族之间并不是平等的，财力雄厚、实力强盛的上市张氏宗族实际上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下市张氏以及其他一些宗族则是普通成员，还有如滑石水东张氏等新加入者则是边缘宗族。也就是说，石壁地区的村落以张氏乡民聚居为主，通过同姓联宗形成了以上市张氏为领导、多数宗族为成员的地缘性村落联盟，地域社会由此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

清至民国时期石壁地区的张氏联宗，经历了确定君政公为始祖、建构参与各族始祖与君政公的世系关联，再不断扩大族众、添置总祠和族产等发展历程。此间，同姓联宗的功能性目的越发明确，组织形态逐步从实践文化制度的虚体性组织过渡到承担现实功能的实体性组织，并形成了以上市张氏为主导的权力结构，实现了对区域内多数村落的整合。可见，民国间石壁张氏的同姓联宗已然是闽西山区少有的地缘性村落联盟。

结论

在明清以降华南基层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出现过乡约、保甲、宗族、庙会等形态各异的村落组织，能发展成村落联盟的多为包容性极强的庙会。闽西地区因其较为破碎的地理环境和不稳定的社会秩序，地缘性组织多与村落结合在一起，而缺乏较大规模的村落联盟。从地缘组织的角度看，石壁地区的宗族能够超越村落组织，发展成同姓联宗，形成规模较大的村落联盟，是当地社会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倡导以及明中叶以来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作用，为儒家观念传播和各族祖先的世系联结奠定了文化基础；也得益于石壁乡民以张姓为主体，多数村落由张氏乡民聚居而成，同姓联宗实质是利用世系关联链接大部分村落的联盟，形成了地缘性的村落联盟；更是因为石壁地区的宗族所具有的多种形态和丰富的社会功能，满足了人们不同层面的实际需求。

清至民国时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组织形态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不论是明中叶汀州地方官用以宣扬忠义的乡贤祠，还是清前期福建省推行的“粮户归宗”和族正制度，均是儒家文化制度的实际体现，受此影响而形成的聚居宗族，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应对国家政策的要求，如宣传宗法、完纳赋税、维护社会秩序。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初级阶段多是文化性的虚体组织，随着基层社会的资源竞争日趋激烈，散居宗族的内部关系不断强化，进而添置族产并按照合同进行管理，发展为合同式宗族。同姓联宗的世系建构，与散居宗族相近，即由各地的宗族通过链接世系，组成文化性虚体组织，为了应对超血缘、跨地域的区域性事务而逐步走向实体化，民国间尤为注重县域范围内的政治权力争夺。

由此可见，在宗族发展和宗族形态的演变过程中，王朝国家的文化制度为不同形态的宗族生成提供了正统性依据，基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则是宗族形态多样并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不同形态的宗族组织均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与基层社会实际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以在文化性的虚体组织和功能性的实体组织间灵活地切换，不同形态的宗族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责任编辑：郝红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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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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