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初期，陈伯达曾显赫一时，权倾朝野，其地位之尊崇，一度被党内人士称之为“四号首长”，仅次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及林彪元帅。然而，世事无常，1970年的一场政治风暴，使他瞬间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从此在政界销声匿迹。
陈伯达最初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职官员，在党内并无显著地位。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毛主席的青睐，担任了主席的机要秘书，从此平步青云。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中南海工作，从事政治宣传和理论研究，与毛主席交往甚密，主席时常找他探讨文学、历史以及哲学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细心观察主席的言行，竭力揣摩主席的政治偏好。在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反复强调“支持左，反对右派”，陈伯达便投其所好，连篇累牍地撰写文章，攻击右派，支持左派，毛主席阅读后颇为满意，遂写信鼓励他加大力度推动左派势力。
到了60年代，左倾思潮愈演愈烈，陈伯达迅速捕捉到了这一趋势，更加积极地推动左派议程。到了196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紧张局势已经一触即发，王稼祥同志深感忧虑，上书党中央，呼吁及时纠正错误倾向，以防止灾难的发生。
遗憾的是，王稼祥的忠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左倾错误继续在党内蔓延。直至1966年，各种矛盾终于爆发，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在动荡初期，陈伯达尚未完全认清形势，因此保持了观望的态度。
然而，一旦认清了局势，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行动，与江青等人勾结，大肆进行政治迫害， 目标便是党内资深领导人，如刘少奇同志等人，攫取政治资本。到了1969年，他已凭借不正当手段跻身中央高层，官至正国级，享有极高的威望。
然而，好景不长，仅在一年后，陈伯达便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在庐山会议上，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竟然在毛主席面前玩弄阴谋，导致主席对他极为失望，并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他，要求他向党中央做出检讨。
此时，陈伯达才意识到自己触犯了禁忌，他急忙向主席认错，并向党中央提交了深刻的检讨。但为时已晚，会议结束后，他准备返回北京时，却被中央警卫团的人员当场拘捕，随即失去了所有职务，被送往秦城监狱。
在狱中初期，陈伯达情绪波动极大，时而要求见毛主席，时而吵着要和周总理通电话，狱警对他的狂躁置之不理。后来，他逐渐平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忏悔曾经的罪行。半年后，他仿佛大梦初醒，从狂热中解脱出来，写下了一份长达五万字的悔过书，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错误，并向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诚恳道歉。
1980年，陈伯达站在特别法庭上，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他未作任何辩解，主动认罪伏法。法官见他态度诚恳，依法对他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次年，他获得党中央的批准保外就医。1982年，胡耀邦同志特邀他参与政策研究，他欣然接受，开始研究日本和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报告，供党中央参考。
1988年，陈伯达刑满释放，重获自由。然而，不久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不得不入院治疗。他的妻子和儿子轮流守护在他的床边，希望他能够挺过难关。但最终，他还是未能逃脱死神的魔爪，于9月下旬去世。鉴于他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党中央默许了他在八宝山举行葬礼，众多故友纷纷前来悼念，送他最后一程。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一处革命陵园中。
